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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玛丽·克拉克·戴蒙德

我被邀请在这非常特殊，但并不十分欢乐的场合讲话，感到很荣幸。我们在此聚集一堂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是他美国同胞的朋友，在他过早地离开我们之前，他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六七年，我父亲逝世一个月后，我常去拜访斯诺一家。我父亲是一位严峻的人，他和斯诺在共同为人类的利益乃至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结为知己。一天，斯诺对我说：“回去抓紧时间，必须现在就将你父亲的成就写下来，决不能使一个伟人的一生空然消逝。回去动手干吧!” 　　埃德加·斯诺逝世以后，我想起了这一忠告。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和他的亲友开始着手工作。我们搜集了一大批有关斯诺的事迹、照片、信件、书籍和手稿，在他出生地的大学图书馆中展出。当时洛伊斯·惠勒·斯诺出席了展览，她会记得这件事的。那天还向在场的中国客人赠送了斯诺的最后遗著《漫长的革命》。 　　一九七四年，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综合图书馆挂钩的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正式成立。此后，这一组织不断扩大，并且收藏了不少文物，以此来鼓舞人们继续他的事业。许多学者来这里研究斯诺的生平，此外，还设立了以斯诺命名的教授、研究员和讲师基金，邀请中国人到斯诺学习过的大学去讲学，并组织旅游团访华。 　　我是通过我的父亲格伦维尔·克拉克认识斯诺的。他们俩都曾为争取看到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而奋斗。两人中，斯诺较为年轻，并且卓有远见。在一次被称为都柏林会议的集会上，各种知名人士聚集一堂，斯诺直接从瑞士赶来参加这次会议。我向这个毫不娇揉造作、思想敏捷的人表示了欢迎。 　　在会议酝酿阶段即将结束时，斯诺拒绝在公开声明上签字。他说，与会者忘记了“第三世界”，他们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世界性机构的计划，过多地仿效西方的法律和政治观念，忽略了有关斗争中的广大穷苦人民的内容。 　　斯诺曾在我们家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一周，我们和斯诺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注意到，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如饥似渴地了解美国的情况，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时事直至后半夜。 　　他来我们家时，患着重感冒，但很快就好了，疲劳也减轻了。他富有幽默感，性格又那么热情，使我们依依不舍，难以和他分手。 　　两个月后，他又回美国，与都柏林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会议，并在修改过的声明上签了字。 　　在瑞士也有许多难忘的时刻。一天，我和斯诺一起到日内瓦一家电影制片厂去观看他拍摄的影片《四分之一的人类》。我父亲曾协助他制作这部影片。事后，我对影片作了热情的评价，但斯诺却并不满意，希望听到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斯诺不但关心人类的伟大事业，而且也很注意细节小事，甚至能娴熟地使用劳动工具。斯诺一家住在瑞士一所乡村旧宅时，他自己把起居室内部进行了整修。当年，我们坐在二楼那间摆满书籍的小书房里，墙上挂着他的朋友道格拉斯·戈斯兰为他画的十分出色的肖像，那张肖像从不同的角度俯视着我们。 　　那时我对中国还没有什么体会，不象现在这样由于得助于斯诺而获得了一些了解。但他却表现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十分热爱和关心。在一个天气阴冷的日子里，当我们驱车外出时，他向我谈了他对中国的忧虑，但同时他又很理解中国的需要和所承受的压力。他谈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发展情况，以及他所听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互相矛盾的传说。他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的新闻报道很少，而且又不准确。 　　又有一次，斯诺、我的丈夫和我三人在尼翁一家咖啡馆里谈论个人经济问题。斯诺说，他早已下定决心，不为赚钱卖力。他接着又说，一心不能二用，他的选择是写作，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奋斗。发家致富看来远不如这个目标重要。 　　还有许多关于戴蒙德一家和斯诺一家的事情，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栩栩如生。也许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第一次访华之前他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们要他提些建议，他毫无拘束地谈了。在我们相互告别之前，他要我们喝一小杯茅台酒，他感到如果我们没有尝过茅台酒的味道，那么我们受到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教育就算不上全面。这确实是一次教育! 　　那天晚上，他对美国的主要报纸拒绝刊登他写的关于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中国改变对美态度的文章，进行了严肃的评论。但过后他的情绪一直很好。 　　我们访华结束返美后，不时和斯诺通电话，内容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他日趋恶化的健康状况。我们感到很难过，但又无能为力。最后，中国人到他瑞士的乡村住宅去照顾他，这不仅对斯诺和他的全家是一份极好的礼物，而且对他的朋友们也是一份极好的礼物。中国人一直守候在他身旁，直至他逝世的那天，也就是十年前的今天。 　　那一天，全世界失去了一位真诚的世界公民，一个毫无偏见、热情聪明、饶有风趣、勇敢善良、不屈不挠的人。 　　这里我想引用我丈夫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在瑞士举行的追悼会上所说过的几句话。他说：“当美国总统飞越太平洋到中国北京进行为时一周的会晤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派人随同前往。唯有一位美国记者——他们中间最了解情况，而且是唯一对中国的情况和人民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却没有能前往。这样的时机很难说是公正的。” 　　谢谢各位。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