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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美）埃德加·斯诺

昔日培根先生有言：“旅游之道，少者赖以益教育，长者赖以增阅历。”“未习其语先入其国者，是入学门，而非旅游。” 　　同所有醒世良言一样，此言也属夸大其词，因为我们无法将各个词语加以如此精确的解析。不过，要是我们取其真谛，那我也许可以说，1936年(这本小集子主要就是谈这一年的事)，我在西安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所作的那次访问，则是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两者于我均相宜。我当时年值而立——列为“少者”嫌年长，称作“长者”又见稚；对于汉语，我虽已有所“习其语”，然而仍不足以独立进行我的专业工作。 　　蒙孙中山夫人相助，我同中国共产党人士进行了接触，他们安排我在1936年6月通过地下交通进入红军据有的西北领域。他们告诉我，我到苏区“首都”保安之后会给我配备译员，但最好由我自己带着。我请北平一位中国青年作家陪我同行，他在我离开西安之前赶来了，但临走前又改变主意，不走了。因此我只好独自不带译员动身，但我写了信给我的妻子，请她设法物色一两名燕京大学的学生朋友跟我走。王汝梅(此君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名黄华)便是应请而来的一位。我到达甘肃西部“前线”后他终于赶上了我。 　　我进入红色地区后碰到的第一位讲英语的中国人是周恩来。他当时指挥东部“前线”，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他作了描述，他在本书中再次露面，他给我派了一名武装警卫，然后我启程前往保安会见毛泽东，保安有几位能操英语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吴亮平(详见本书第七篇)，在我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然而他却无法陪同我作西部之行，因而直到王汝梅同我会合后我才有了译员。我又独自回到保安，而且在本书接近尾声时描绘的一周“归途”中又没有了译员。 　　吴亮平担任我同毛泽东和其他在保安的不会英语的重要官员全部正式访谈的翻译。毛要我把他所谈的全部用英文写出来，然后由吴回译成中文，再由毛加以订正、充实和编排，就这样我们三人坐在一起，最后由我写出定稿。本书刊出(初次发表)的关于同周恩来的采访谈话是另一种情况，我写出全部谈话，对周的英语(因多年不用而很荒疏了)作了改正，然后重新读给他听，再进—步加以编校。对其他的采访，我照例一概逐字逐句按人家对我说的记，除了在谈话过程中有时澄清和纠正译员的句法。 　　在我西北之行的四个月当中，大部分时间只有些零星的边界战斗，政治活动也处于休止状态，因为中共领导人都在等待四川的第二方面军到来之后共同商讨新的大政方针问题。因此，我的采访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我想见谁只要张口就行。他们都希望有机会同多年来第一次来自外部世界的人谈话。 　　当时每句话对我都是新鲜和有教益的——连生硬的宣传都是。我几乎是有闻必录，经常是手拿钢笔或铅笔从一大清早写到半夜。毛泽东一连几个礼拜几乎每天夜里都同我谈，通常是从晚饭后九、十点钟开始，直到深夜两三点我睡着了才罢。 　　白天，我常随身带一两本袖珍笔记簿，草草记下自己不时作出的一些评述。在进行正规的采访约会时，我使用大笔记簿，同时用作工作日记，有时在上面写出大段我当天的观感。我一共编号用了十六本笔记簿，每本少则五十页，多则一百多页，常常每页正反两面都写得整整齐齐，因为那里写字用纸是稀罕的商品。遇到重要的姓名或可疑字眼，我就请谈话人或译员替我用中文写下来(后来我真懊悔当时没有更经常地这样做)。 　　除我的采访簿之外，我还搜集到博古、吴亮平、李长林、陆定一等人应我书面要求为我提供的情况。回到北京后我将大部分材料译了出来，加以应用，或者归入档案。我着手编写的长征历史是一件副产品，红军为我收集了十几篇来稿。我从此不断增补这些故事。我的雄心壮志之一，便是有朝一日力争写出一本记叙这部史诗的书来。 　　现在这本专著中所有的人物传记材料，除表明提供人外，均系本人给我讲的。括号中的评论，除了注明属于例外情况外，均系我在采访过程中记录下来的当时随意启发所得的情况，不一定都和提问的直接内容有关，有那么几次，我一边采访，一边用加括号的办法，写下自己的看法。本书中打印成单行距，每行首空两格的，都是我在编写时增加的情况和评论(译文中概用仿宋体字排印——编注)。我将罗斯福总统同我的访谈追记稿送请罗斯福夫人一阅，请她对她认为一一据她所知或在她印象中——同她丈夫在这些问题上见解有矛盾之处，加以订正。多蒙她的美意，复称“无可订正”。至于旅途笔记，所记均系据我亲自观察和同战士、农民直接交谈，利用出发到下一站前候车的好多小时，相当完整地写成的。 　　共产党始终没有想要检查我的这些笔记或加以删改。我回想起来唯一的一次是周恩来请求不要印发他对蒋介石的看法，要求我不把有军事价值的情报泄露给“敌人”，当然，确也告诉了我一些机密事情，我也是保守了这些机密的。有一两次毛泽东要我在他们的区域内写出对他的采访文章来。我争论说要那样的话我的报社编辑们①和公众就不会相信寄给他们的东西，我说一切报道都得等我回北京后才能写出来。毛承认我的看法有理，才未重提此事。 　　无疑，由于自己的无知，许多可以搞到有价值情况的机会被我白白放过了。我在冒险跨进他们的领土前曾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共产党人的材料，但都是些零星片断，既不准确又不可靠。我知道的只不过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名字，以及从外界所看到的国共两党关系史和内战史，我花了些时间熟悉人物材料，点滴积累，在进行这一工作中毛泽东本人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因而在我离开保安去赶红军时，我相对来说是很“知情”了。 　　抱憾的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虽然至今已时过二十年，但看来还得继续使用“X”的匿名办法，因为，尽管我深信这位人士现在不会再反对我将这些事实公之于史学家，但我迄今未得到她的正式认可。顺便说一下，我发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材料，不是为了说明我认为苗(凤夏)先生对西安事变后果的看法一定就是正确的，或者共产党采取的方针一定不正确，而仅仅是因为它和其他情况有着有机联系。本书还不时收录了一些最足以揭示当时中共人士思想的言论。例如彭德怀的高论：“你得迂回前进，不能径情直遂。” 　　我在本书的正文中，没有去对这些西安事变的材料作系统的评价，而这里我却至少可以随便谈谈。这些材料对于关注这一在中国的命运上起过转折点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可能是有价值的。 　　现在看来情况也许是这样，中共曾经鼓励张学良扣押这位总司令，他们派驻西安少帅总部的首席代表(刘鼎)，同领导这次事变的少壮派军官过往甚密。(中共)政治局起先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想利用这次事变在西安成立一个抗日国民政府，即使不能把他们的主要国内敌人蒋介石彻底搞臭，也要把他孤立起来。莫斯科的干预完全打乱了原先的计划，使毛泽东一时提不出对张学良表示支持的明确路线来。《真理报》破口大骂张学良是汉奸和日本特务，极大地削弱了中共在同他拉关系时的地位，使他们不知所措。张学良本想从这方面获得援助和谅解，结果得到的是摇摆不定以至拆台。这就必然促使他在中共还没来得及“迂回前进”，把莫斯科的指示同他们的本来打算和解决燃眉之急——求得在政治上和肉体上生存的最低保证——这两者调和起来之前，就“过早地”(见博古评述)单独作出了释放总司令的决定。中共本来打算利用蒋的被捕消灭他，并分化想要重新下手摧毁他们的那些人。 　　蒋的获释，使共产党人随之重新回到任其摆布的境地，因为他们失去了同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机会，他们这时除了力图利用宣传手段打破孤立，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但到1937年6月左右，蒋介石就完全分化瓦解了一度强大的东北军，把他自己的军队调进陕西，再度封锁了共产党。这种局势不能不使中共想起在1932年福建反蒋运动中没有与第19路军全面联合这一早年的错误，看来现在他们再次面临三条道路而必须择其一：彻底投降、被围受歼以及向北部沙漠撤退，就在同一个月(6月)，我收到毛泽东的一封来信(答复我私人向他提出的问题，问他们有何摆脱这一厄运的良策)，他在信中含糊地谈到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对于国民党显然想在西北全面准备重启战端的政策，表示了“焦虑和不满”。 　　张学良曾经“救”过一次共产党。现在他们第二次时来运转，有人为他们提供了最广阔和最有利的大好机会。因为就在这之后的一个月，日本发动“圣战”大举侵华，迫使蒋除了把一切再度掀起剿共运动的计划搁置一边之外，别无选择，他们这才得以摆脱险境。看来毛泽东还是从这一痛苦经历中接受了教训，中国共产党还是如它后来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加强了在决定政策上的独立自主倾向。当它开始夺取政权的最后斗争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约翰·K·费尔班克(费正清)教授堪称魔术大师，他使这些长期冬眠的材料回生。在他的建议下，这本书才开始编集，而且要不是他的玉成，本书无疑不可能付印。我还要感谢中国经济政治研究专著编审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以及O·埃德蒙·克拉布，感谢他们帮助我阅读原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承K·C·赵(译音)博土费神校正所有的汉字，并译成准确的英文。T·T·邹(译音)博士用他娴热的书法为本书封面题写了书名。我同样感谢伊丽莎白·马西森夫人和梁年林(译音)夫人为本书的问世付出的大量艰巨劳动。 　　最后，我没有忘却，是“大河彼岸”的许多陌生人的盛情美意，使我有可能完成最初的事业。 　　1957年9月于纽约州帕利塞兹 　　①指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太阳报》未采用我此行的报道；《每日先驱报》采用了。——原注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