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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宣传鼓动部

（美）埃德加·斯诺

一、吴亮平谈江西 　　我在保安最初同毛泽东会谈以及采访别人时，都是吴亮平担任译员。我到保安之后，经征得毛泽东同意，我要燕京大学派王汝梅(黄华)赶来给我当翻译。王汝梅及时赶到前线同我会合，以后一路上给我当了翻译。 　　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是位双颊红润、春风满面的青年，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可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如此。因为尼姆·威尔期已在《红色中国内幕》中给他写了传记，我除了在《红星照耀中国》那段关于他的简介外无需在这里多费笔墨。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但对他(显然)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当时他在红区和白区都做过党的工作，“业绩卓著”。下面是我向宣传鼓动部部长吴亮平采访时所作的笔记： 　　1936年7月28日于保安。吴在回答我关于他的“部”活动情况的提问时解释说： 　　“宣传全然是为了启发、教育和激励人们去行动；鼓动则旨在对通过宣传培植(激发)出来的情绪和革命思想加以组织实施。不宣传，人民就无法充分了解和理解苏维埃的各项政策。 　　“每个基层党委均设有三个部：宣传鼓动部、组织部和妇女部。在陕西这里，许多党委还有第四个部，即白区工作部。红军政治部中也有宣传鼓动部。我们在宣传鼓动工作中使用的书籍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①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论反对派》和《论第三国际》。我们正在使用(或曾经用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辑、1933年于瑞金出版的三卷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汇编(中文书名是《国际路线》)；‘拉皮多斯’(Lapidos)写的两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巴拉文(Palavin)的《经济地理》、苏联共产党编写的《俄国革命与联邦共产党简史》(瑞金1933年版)；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论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小册子。 　　“在江西出版的主要的军事著作有：《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瑞金1932年版)；《德国联合兵种》(瑞金1933年版)；《红军中的参谋工作》(瑞金1934年版)；《游击战争问题》(瑞金1934年版)等；有许多战术书籍，还有种种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的小册子。 　　“在江西瑞金付印的书籍还有：1934年洛甫的《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研究》；《共产国际纲领》(1933年)；《论殖民地革命》(1933年)；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1933年)；《苏联宪法浅释》(1934年)；《战时政治工作》(1934年)；一位俄国同志的《中国的军事》(1934年)；毛泽东的《二次大会文件》②；《革命诗集》；《革命画集》；《革命歌集》和《民歌集》，这些都是在瑞金印的。我们还出版了许多供红军部队和普通学校用的教科书。博古和洛甫写的文章也汇编成书。 　　“期刊有：《斗争》周刊，洛甫(王稼祥别名)③主编，从1933年至今(1936年)，发行量八千份，每期售价一个铜元；《红色中华》报，供大众看的报纸，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小报，1932年在江西创刊，发行量在五万份以上，现在仍在此地用油印出版，《青年实话》，共青团机关报，在江西的发行量为一万五千份，1932年—1935年出版，现已停刊；《青年知识》，现仍定期出版；《红星》，发行量两万份，1933—1934年；《苏区工人》，周刊，三千到四千份，1933—1934年，在长征途中停刊；《时刻准备着》，发行四千份，1933—1934年在江西出版，现已停刊。所有上述刊物均由三家印刷出版机构印制：中央出版局，军委印书局和青年实话印书所。 　　“除这些大出版局外还有许多小的石印所(手工印刷所)，军委有一所，省委还有几所。还有许多油印刊物。各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期刊，所属各军都有报纸，反映战士的生活、战绩、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等等。在军队报刊上被提名乃是莫大光荣。 　　“在江西授予指战员以下列奖章：一级红星勋章(金质)；二级红星勋章(金、银)；三级红星勋章(银质)。有十几(不到二十)位高级干部获得一级红星勋章。” 　　二、关于部里的工作 　　吴怀着南方人的思乡之情，眉飞色舞地谈起在南方的宣传鼓动工作。意思是要在陕西搞得那样出色，他感到无能为力，看来是因为开展这一工作的人才肯定更为难得。 　　“宣传鼓动是我们所掌握的动员(招募)人民参加红军的强大武器。我们四处张贴招兵口号，大获成功。在从1933年5月到1934年10月的扩红运动中，我们接收了大约十万新战士。单在5、6两个月就补充六万多人。1934年，我们“动员”到了七十万担捐献和借贷的稻米。征借之前先进行广泛宣传，各苏区工人、农民和党组织都召开了大会，延续两个多月之久。运动结束时，实现了预定指标，根本没有使用军事压力就完成了任务，城乡都未驻兵。 　　“每个村庄都有共产党的核心小组，有一人负责赤卫队和少先队工作。赤卫队员吸收的是23到45岁的男子，青年先锋队为16岁到23岁。他们大多数人不是党员，但青年先锋队由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赤卫队则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 　　“红军各师都有一个十几个人的宣传队，每个团或小单位都设有一名宣传员。他们负责演出组，通过演出戏剧、歌剧、‘歌咏’和舞蹈来进行宣传。各个军团均设有剧团。甚至在每个排里，政治指导员都负有宣传鼓动和组织战土开展文体活动和比赛的双重任务。” 　　三、关于对“白军”俘虏的政策 　　“对俘虏的军官和土兵，先加以教育，然后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要是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他们会把宣传品和新思想带到外界去。例如，东北军第109师参谋长刘德裕(?)就是经过这种思想灌输之后释放的(吴亮平说此事不要发表)。事实上，白军官兵被俘(并经过思想灌输——斯诺)后加以释放，就都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员。去年新年，我们在瓦窑堡为被俘的张学良部白军军官举行了一次大会餐。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席会餐时，这些白军军官们大吃一惊。这种对待白军军官的政策以前从来没有实行过，只是在江西时对普通士兵采用过。而在陕西(只是在我们来到之后)我们才对军官采用同样的政策。 　　“至于国际宣传，我们一直做得很少。我们无法使外部世界知道我们，有关我们活动的消息既不完整，数量也少。我们确实有一所新闻机构，叫做红色中华新闻社，在所有重要的地方(?)均派有记者。” 　　①原文如此。全书名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于1920年4—5月，1929年译成中文。——译者 　　②原书名为《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共(布)中央出版社 1935年出版。——译者 　　③此处有误，洛甫应为张闻天别名。——译者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