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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愿将身躯易自由”——在民族危亡时刻

穆欣

续范亭1932年到兰州任职直到1935年。在此期间，日本侵略中国更加深入，日本军队的铁蹄，已从我国东北踏入华北地区。1933年，日军占领了热、察，直逼长城各关口。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极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 　　这个时刻，续范亭也和全国爱国人士一样，希望蒋介石改弦更张，停止“剿共”内战，联合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继续执行其“不抵抗主义”，对侵略者节节退让。针对全国人民停止内战的强烈要求，竟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举行宣誓就职时讲话：“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又对“剿共”军官讲话：“我们应当坚确认定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对其亲手断送东三省和热河的责任，蒋介石竟想完全赖帐。他在同年4月7日对其高级将领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蒋介石在这里掩盖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真象：东北的沦陷正是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他“不抵抗”的命令。当时有一些爱国军队，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意愿，违抗蒋介石“不抵抗”的乱命，在长城各口进行抗战。1933年3月9日，蒋介石党下令长城平津间的中央军，监视抗战部队，严禁将士请求抗战，谓“侈言抗日者杀勿赦”。 　　正是蒋介石集团这种媚敌卖国的反动政策，使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深入。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个狂妄声明，叫嚣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地位，维持“东亚和平秩序”为日本单独的责任，中国如要利用他国排斥日本，日本亦唯有加以排斥；各国和中国在经济贸易上有交涉，“以不碍及维持东亚和平为限”。这个声明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和独霸中国的野心。日军侵占通州后，蒋介石又和它签订了一个开门揖盗式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四省，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任凭日军自由出入。1935年以后，日本对华侵略的目标首先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5月，日军借口中国军队“侵入”滦东“非武装区”，一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六月，南京政府指令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北侵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军继又唆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什么“内蒙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日军加紧侵略与蒋介石继续实行卖国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危机，威胁全国人民的生存。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勃然在各地普遍展开。1935年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产出了新的希望。 　　续范亭在兰州曾听到过许多有关红军长征事迹的传闻。虽然当时他对中国共产党还不很了解，但他作为一个坚决主张抗日救国的爱国将领，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是完全赞同的。因为这个主张，正是他多年来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希望实现的救亡目标。他从国民军时期与一些共产党人的接触和了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的政党，工农红军是抗日最可靠的武装力量。有一次，他同藏族朋友贡觉才让谈话的时候，每当提到国难严重，就常表现极度痛切。他总是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将领都是草包，他们搞的‘攘外必先安内’，只能亡国。打日本救中国还要靠红军。”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迫近腊子口的时候，贡觉才让收到卓尼藏族“洪布”(酋长，即土司)杨积庆派人送来的一封密函。信中说，朱绍良令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驻防岷县，固守腊子口天险。鲁大昌要求藏族土司配合他从后面夹击红军，并要实行坚壁清野，妄图将少衣无食、极度疲劳的红军“困死”、“饿死”在窄狭山区。军令特严，难以违抗。但这位土司自知卓尼弹丸之地，兵弱弹缺，绝非红军对手，而鲁大昌在岷虎视眈眈。若和红军打仗，消耗了兵力，定亡于鲁大昌。若不打红军，又怕红军过来抵挡不住，失掉自己的地盘，就将无处容身。因此万分为难。卓尼交通不便，消息又不灵通，昼夜苦思无以为计。“想弟在省城，见闻较广，希有以教我。”贡觉才让读过了这封信，就找范亭请教。贡觉才让说，他准备回信杨土司，说明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不占地盘，要支援他们过境。我们藏民习俗，到自己家门的客人，一定要吃饱。我想土司一定支援粮食。……范亭听了，点头称是，又特别嘱咐说：“还要虚张声势，遮人耳目，保护土司。”随后，贡觉才让就连夜给杨土司回信，说明红军北上抗日，大义凛然，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卓尼民兵决非红军对手，千万不可轻动，为了保存自身，建议一要调兵虚张声势，假打真放，二要派心腹人员秘密迎接红军，支援过境，并指引路径，使红军集中力量打击鲁大昌，更可解除卓尼的危难。……杨积庆是一位有见识的土司，红军来到所辖地区时，他便在前山虚张声势，喊打红军，在后山也有部署，以防不测，同时派遣密使用洮泯路保安司令名义暗中迎接红军，并引路让红军从腊子口正面攻击，一举打败了鲁大昌。土司还给红军提供了粮食和一部分军鞋。红军回赠给杨积庆步枪数十支，手提机关枪三挺。红军过后，杨积庆把红军给他的好枪留下，把原来的坏枪上缴给朱绍良的绥靖公署，算作“打红军的胜利品”。…… 　　这个时候，蒋介石一面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红军，一面阴谋削弱和消灭西北军中的爱国进步力量。蒋介石为了插手西北，分化、瓦解地方势力而派到甘肃来的朱绍良，在兰州加紧阴谋活动，拉拢各种反动势力，监视续范亭、邓宝珊，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把一个好端端的兰州搞得乌烟瘴气，流言四起，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有一次，朱绍良和一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会聚兰州(其中有姓杨、姓罗、姓马的政客)；宴请迎送，大肆挥霍，并诡秘设谋，企图吞并杨虎城的西北军。续范亭听到此事，怒火中烧，便写了一首《黄河桥口占》的讽喻诗，揭露了他们的丑行。其云： 　　猪羊骡马会兰州，吃得山空水断流； 　　桥上行人频拍马，河边舟子善吹牛。 　　八年战乱民心丧，四省沦亡国势蹙； 　　山河破碎家安在，我问将军羞不羞? 　　续范亭在兰州看到蒋介石不顾亡国灭种的灾祸，仍然倒行逆施，排除异己，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异常愤慨。在此期间，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冯玉祥、吉鸿昌发难于察北，李济深、蔡廷锴发难于福建，都曾使续范亭激动不已，引起他的深思。他曾一再同邓宝珊商议，鼓励他效法那些抗日将领，高举抗日义旗，也曾为此到西安与杨虎城计议。邓、杨二人都是续范亭多年的知友，对于他的心情十分了解同情，但是他们的意见却又与他迥然不同。那时他们虽也身受其害，但对蒋介石还抱有一些幻想，认为蒋介石若能全面抗战，或有胜算；如果步调不齐，发难恐无济于事，反会招致内哄。所以对续范亭提出来的问题常持迟疑态度。他们这种谋划，虽极机密，终被国民党特务侦悉。蒋介石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于1935年初免去续范亭所任甘肃行署的职务，另行委任嫡系张性白取代他；调任续范亭为新一军总参议，授予中将军衔，实为空头衔。续范亭从此不再掌握军权，便着意研究国内外局势，以待时机。 　　1935年秋，“华北事变”已使国难愈加深重。红军一再发表宣言，愿与国民党所有军队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全国有志之士，群起响应。而南京政府依旧不肯改弦更张，继续实行消灭异己，媚敌投降的决策。续范亭这时再次谏劝邓宝珊、杨虎城，敦请他们认清是非利害，加以抉择。一再建议与红军停止内战，共赴国难，才有出路。他们与续范亭是莫逆之交，都是富有爱国之心的将领，深受中国共产党爱国精神感召，赞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认为续范亭所说的道理都对，只是在行动上踟蹰不前，模棱两可。正在这个时候，传闻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讨论抗日救国大计”。时局迷离，莫辨真伪。续范亭身处西北边陲，信息闭塞，亟想再出潼关一行，探明究竟。 　　续范亭有位好友刘定安，这时应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续式甫的邀约，到西安作客。续式甫是续范亭的族叔，也是刘定安的老朋友，刘定安忽然写信来，要续范亭前去西安会商。刘定安又名奠基，1898初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他是续范亭的同乡，虽然比续范亭小五岁，却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他少年时代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封建活动。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读书，适逢伟大的五四运动，深受新思潮的启发，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组织学社，出版刊物，传播革命思想。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曾随孙中山从事民主主义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目睹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意志，采取不抵抗政策，镇压爱国运动，他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不为阎锡山集团所用。他在山西看到阎锡山实施封建统治，十分不满。刘定安不忍坐视国家民族的危亡，愿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却又苦于找不到出路，这时也感到时局变幻莫测，便写信邀约续范亭聚会，共商献身救国之道，相偕出关观察时局真象。 　　续范亭早已不相信蒋介石的任何允诺，却又深知国民党内主张抗日者还是大有人在，这次国民党的五全大会也许会对抗日大计有所推动，内心还是寄予一点希望。他到西安见了刘定安。非常赞许他提出二人相偕东行的建议，他还想以一个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前往南京，向国民党各方人士和国民党中央呼吁抗日，以期早日实现抗日救国的夙愿。 　　续范亭和刘定安相偕离开西安，绕经太原前去北平。他们到达北平的时候，平津局势十分紧张，日本企图通过“华北自治运动”鲸吞我国华北，作为发动全面侵略的准备。在日军刺刀威逼下筹设的以“力谋邦交之亲睦”、“实行真正亲善”及“消弭共祸”为宗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行将成立，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正在北平，他是来这里专为阎锡山与日伪拉拢关系，进行妥协勾当的。徐永昌本是续范亭的老朋友，会面时竟以“只叙友情”相约，拒绝谈论时局，这使续范亭极为失望。 　　他们在北平逗留了几天，发现这座文化古城已经成为一座四面楚歌的危城，早被置于日本侵华派遣军的势力范围。日本飞机天天在北平的天空任意地盘旋示威，日本士兵的铁蹄随便践踏故都的街道，离北平大约四十里的通县地区国土已经变了颜色，前门火车站上飘扬着日军的太阳旗，大小汉奸公开在北平街头结队游行，国民党特务到处捉拿抗日青年，弄得人人自危，不知何时大难临头，教育界准备随时上“最后的一课”。而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奴颜婢膝，俯首贴耳，和侵略者进行着一笔又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从天上到地下，把国家主权分批全部出卖给日本侵略者。人民群众，首先是广大青年学生早已忍无可忍，平津知识界正在酝酿着抗日救亡的行动。11月1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北平燕京大学、私立天津汇文中学等十校学生自治会联名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主宣言》，揭露蒋介石集团媚敌卖国、残害人民的罪行：“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岐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籍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杜重远先生系爱国志士，竟以‘妨碍邦交’而受刑事审判。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所百思莫解者矣”。 　　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古城里，续范亭目击心伤，无限悲愤。他不愿在这里久留，很快便和刘定安离开北平，想能早点赶到南京，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际力挽狂澜，为抗日救国大业竭尽绵薄。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