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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逆流中前进——山西政局的逆转

穆欣

随着抗日战争一天天的延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和山西政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抗日战争初期，在日军大举进攻前面，山西许多旧军部队一触即溃，相当多的地方政权纷纷瓦解。阎锡山好象被一根大棒打昏了头，不晓得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他比较地依靠山西新派的力量，还能够听进新派的一些意见，对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决死队的建立和发展表示支持。他同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还比较密切，许多事情愿同共产党人协商合作。本来，他对新派是不放心的，对建立战动总会、决死队有过疑虑，对牺盟会的发展忧心忡忡，对它们的某些活动也是不满意的。可是由于他当时的困难处境，除了表示同意和支持以外，又别无他策。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同新派的斗争，往往是时隐时现、似隐还现，还不十分露骨。以后当他在晋西地区开始“站稳”脚跟，看到人民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便日益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原形，山西政局遂开始逐渐逆转。 　　追本溯源，阎锡山抗战时期的反动倒退，早在1938年2月就已见其端倪。那个时候，阎锡山集团已经退至临汾，2月16日，他在靠近临汾的襄陵县境温泉村，召开所谓检讨第二战区抗战工作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通称“临汾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就露出了他对日本妥协投降的马脚。有一次，他在会上拿出徐永昌(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从武汉给他的电报，内容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和议”时，向蒋介石转达的日本政府所拟六项停战条件①，要求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阎锡山忙说：“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与会的新派负责人薄一波等当场表示：日本侵华目的，是灭亡我们国家。我们起来抗战，是要求民族的生存。若要求得民族生存，国家独立，舍抗战外别无他途，和平妥协是死路一条，只有当亡国奴了。并说，山西的抗战名声已经全国皆知，新军、牺盟会一定要抗战到底，反对和平妥协到底。阎锡山听了这番话，沉默良久又说：“看蒋先生吧，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这次会议不欢而散，阎锡山已逐渐感觉到，借助新派的力量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山西的势力难以实现。但他这时还没有喘过气来，困难重重，只能权且依靠八路军、共产党和新派来支持山西的抗战局面，他还不敢有什么公开的反动行动。 　　2月27日临汾失守，阎锡山逃到山西西南隅的吉县，旧晋绥军全部退缩到吕梁山地区，由新军在外围掩护。阎锡山这时虽然仍不能不依靠新派，但已由其表现“进步”的“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他见旧派军政力量更形颓败，新军和新派掌据的政权日益壮大，新军实力已有四十多个团，而旧军许多部队尽是虚设番号，徒有其表。所谓四个集团军都是虚构的名义。阎锡山心中揣惴不安，惊呼“新能存在，旧必灭亡”，鼓励旧派掀起“变新运动”，阴谋消灭新派力量。阎锡山自感他的势力日益孤单，急于要吞并新军来支撑起四个集团军的局面。此后他极力限制新军的发展，例如不再供给新军枪支弹药；对于新成立的新军政卫旅不许设政治委员；并且加紧了对新派的监视。他把主要力量用来扶持发展自己的旧军进行整顿、解决兵员不足、军纪废驰、训练极差和见敌即溃的状况，妄想用这支旧军队与新军对抗。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的古贤村，相继召开了只有晋绥军高级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和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积极扶植山西旧军，极力限制打击山西新派力量的发展。在晋绥军高级军官会议上，他曾对与会的旧军将领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你们反对牺盟会、决死队，他们比你们能干得多，你们应当斗争求生。”还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现在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赶快振作起。”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他所炮制的“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方针，还拟制了巩固发展旧军、消灭新军的阴谋计划。会后不久，阎锡山以日军行将进犯吕梁山为托词，要求新军统一行动，配合旧军作战，即任命其副司令长官杨爱源为新军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大宁县，提升新军决死第三纵队纵队长陈光斗为指挥官，任命梁化之为政治委员。企图用“统一行动”的幌子控制新军，使其逐步脱离新派的领导。而在所谓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上，阎锡山为了限制和剥夺各行政区新派专员的权力，规定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必须由他的省政府训练和任免；还制定了所谓的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规定向各专区和县派遣视察员，监督专员、县长的工作，其目的是限制和打击进步力量。 　　阎锡山在政治上的倒退、山西政局的逆转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是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阎锡山这个代表人物及其统治集团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作为山西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阎锡山一生信奉“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唯我哲学，根据这套荒谬的哲学，他又常讲：“存在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他的情况，正象刘少奇所说的那样： 　　“山西的阎锡山在绥远事变后，看到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有的投敌，于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制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进攻。……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虑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② 　　阎锡山在抗战初期依靠新派，初步开放民运，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某些进步措施，只是根据他的“一切为了存在”的处世哲学，是为了保存自己对山西的统治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在他的灵魂深处，则始终都是“联共”不忘“反共”，“抗日”不忘“降日”，“拥蒋”不忘“拒蒋”的。对这一点,当时前往山西访问的一些外国观察家也都看出来了。1938年2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逊曾到临汾访问阎锡山。他在《中国的双星》这本书里写道：“阎主要的兴趣是恢复对他的省分的控制，过去他在那里积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很精明，承认由八路军发展的抵抗方式的优越性并且接受了它，因为除此之外的另一选择是完全失去他的省分。” 　　与此同时，1938年1月14日，在山西汾阳传教的美国人周以德(此人后来成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在一封信里写道：“许多人认为阎锡山跟日本人有秘密交易。”“阎锡山把八路军请进山西，是因为希望八路军替他拦住日军。他还觉得，八路军跟他一样，对南京关系极冷淡，等到日本被打败了，展开善后工作，便可以由他给多给少，来满足八路军的愿望。可是现在一看，日本人已经成了他的主子，他必须尽量利用这机会。八路军现在反而成了他的最头痛的事。”③ 　　①日本政府所拟的六顶停战条件是：一、承认满洲和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二六一——二六二页。 　　③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文版，第四一九——四二〇页。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