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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续范亭

十八周年感言 　　国难深重，病躯缠绵，总理逝世，十八周年，三十年幽思无限，借贵报发些感言。想到那里，写到那里，说话不知高低，全由个人负责。 　　总理逝世已经十八周年了，这十八年中，中国革命的进程，好象王宝钏守节，薛平贵还家，受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总算是团圆了。然而因为国共分裂，十年内战，绕了很大的圈子，使国家民族，受到无比的损失，招来了凶残的日寇，深入腹地，半壁河山，陷于异族，千万同胞，任人宰割，这真是千古的痛史，民族的大难。幸我国人，悔祸较早，抗战以来，日渐团结，总理遗教，共遵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原则。国是早定，全国庆幸，然而五年有半，尚未见三民主义之彻底实现，此其中必有阻碍革命的巨大力量，国人应毫不避忌，实事求是的加以研讨，才能求得真象，努力改进，以求达成抗战建国的伟大目的。 　　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酿成十年内战，我以为只要是努力团结抗战建国的人，都可以一笔勾消，不算旧账，以后应该另立新式簿记，考验各党各派将来对革命的成绩，至于无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等叛徒，我们和他们是新旧账一齐算，分厘毫丝，也不让他们的，不但开除他们党籍，并且要开除他们的国籍，开除他们的人籍，我们是毫不留情的。 　　孙总理不但创造了中国国民党，而且扶植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两党革命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兄弟之党，应该携手并进的。所以中共在民国十年初诞生的时候，总理就是最同情的，最关心的，因此他主张国共合作，纠合全国进步力量，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奠定了北伐的基础。并且他对于苏联的革命，也是非常同情的，当总理民国十三年北上的时候，在上海对日本长崎记者讲过一段话：“中国革命的目的与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和中国相同，中国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和俄国的国情彼此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这正是真理只有一个，智者所见皆同。 　　孙总理之所以伟大不朽，就是因为他能跟着世界的进步，随时发展他的主义。大公无私，卓识定见，虚怀若谷，毫无成见。不管是世界的，中国的，友党友国的，只要是真理所在，他是无止境的吸收取法。民国十三年三民主义发展到最好的阶段，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已经加入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进步精神，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所以总理遗嘱上特别指出，要实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不是普通平常的事，因为他是数十年的革命总结，最进步的东西，三民主义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所著的《新民主主义》一书，正是发扬了三民主义的精髓，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总方向。现在国共两党及全国各党各派，齐向三民主义之道路迈进，都应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为依归。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必须赶快的，迅速的，实行这一宣言，才能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才能把日寇驱逐出中国，才能奠定将来合作到底，共同建国的基础。 　　国民党内总理的真正信徒，识大休明大义的进步人士，实在不少。然而十余年来，因民主制度之未能实现，且加以一时期反共政策，形格势禁，使这些人不能发挥他们应有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有些人把国父二字，也叫得非常响亮，每个纪念周上，总讲一大片纪念国父的话，然而他们对于总理的主义，只怕向左，挨近了马列。又怕进步，接近了共产党，染上红色。所以老是拉向后退，更说不到发扬光大了。其实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非常显明，红的颜色，也是总理最喜欢的，他是光明的象征，并不是可怕的东西。现在这些人又把最高领袖，也叫得非常响亮，但是他们却不一定照着最高领袖所领导的党的党纲，党章，来做。而是投合个人一时的心理，以图达其私愿而已。总理逝世已经十八个整年了，他的遗教，大部分还未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被这一种投机的人误了党国，这种人这种思想与行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东西，旧思想，坏习惯。总理说：“这种思想阻碍革命，比帝国主义还要利害。”无以名之，把他叫做奴才传统。只要旧社会出来的人，或多或少都要带上几分，但革命党人必须先把这些东西去掉。这个坏传统，表现在各方面：就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风头主义，沽名钓誉。独占主义，都是我的。小圈主义，你争我夺。官僚主义，只讲形式。贪官污吏，政客党棍。加大特务，乱法乱政。对于主义，昏昏盹盹。蒙蔽领袖，脱离群众。囤积居奇，不顾民命。他们升官发财的捷径，就是不怕肉麻的捧领袖，盲目无礼的反共。时已过，境已迁，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总理的信徒，是总理的继承者，反共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必然跟着世界的前进而前进。专门吃摩擦饭的人，应该急图改行了，黄粱大梦，亦殊劳神，应该早点苏醒了吧。 　　领袖是应该拥护的，服从的，尊重的，然而他的基础是建筑在共同的革命主义上面，而不是单对个人的。苟以取容，投合一时意气，情不尽达，造成上下隔阂，古今政治之弊害，多在于此。至如忠贞不阿之士，犯颜直谏之臣，虽封建帝王时代，尤为可贵，而况今日已经到什么时代了。革命的人要想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大众服务，最小限度必须先把这一张奴才皮脱掉，才能成一个真正为大众服务的人。革命党人就应该是大众的公仆(眼光向下)。不然一步一步就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今天纪念总理逝世十八周年，无限感慨，涌上心头，就我个人意见简单追述一下： 　　总理是怎样死的?我以为一半是劳死的，一半是气死的。回想民国元年，总理让位于袁世凯，是一件最违心的，对革命也是一件最危险的事。然而当时国民党人，立场不糊，认识不清，只求苟安，利欲熏心，逼迫总理让位于袁。当时汪逆精卫，主张妥协最力。附和者亦复不少。辛亥革命成果，一举而让于敌人，而革命党人除甘心做了袁氏走狗者外，我们同志的头颅，不知被袁世凯杀了多少。不久都成了罪犯逋逃。总理痛心之余，知党人的堕落，由于学说不明，纪律不严，于是有知难行易之作。党员入党，要足踏手印，当场宣誓。这是总理第一件最生气的事。 　　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于革命根据之广州，勾结军阀，反对革命，袭击总理。以老党员、老同志，必欲置总理于死地，豺毒狼狠，毫无人性。总理乘轮赴沪，幸脱虎口，痛定思痛，深知内变之起，仍因党不健全，党军无力之所致。于是有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之彻底措施。这是总理第二件最生气的事。 　　民国十三年国民军起义于北京，打倒了曹、吴，驱逐了宣统，根本动摇了北洋系①的基础，扫除了北伐的道路，这是国民军的功劳。然而一方面敦请总理北上，主持大计，一方面又请出安福系的首领段祺瑞，临时执政。总理北上，段系羽翼已成，安福系②是最反革命的一个团体。内烂了国民军。段氏以军阀官僚之善后会议，对抗总理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当此时也，总理孤掌难鸣，一筹莫展，国民军负责人，未能坚决拥护总理的主张，使之实现，致使总理肝病加剧，饮恨而死。这是国民军之罪恶，这也是使总理最生气的一件事。同时也就结果了总理的性命。呜呼!中华民国丧慈父，革命中途失导师，追念往事能不下泪! 　　总理逝世于北平铁狮子胡同，回想当时情景，因为词以纪之：段氏执政，安福成群，总理北上，孤掌难鸣，党员散漫，将帅模稜，国民会议，竟未成功。肝病不治，饮恨以终，圣哲云亡，举国痛心!执绋多手，继志少人。最难忘者，铁狮子胡同! 　　为什么说，总理又是劳死的呢?国民党始终没有健全起来，辛亥革命以后，党员遍全国，然而党的力量，比同盟会时期更减弱了。因为只在数量上求多，不在质量上加强。所以总理所到之处，差不多都是单身奋斗，舌敝唇焦，能跟上总理澈底革命，随时进步的人，实在不多。所以总理是偏劳了，几乎无一时一刻的休养时期，这也是总理早死的一个原因。 　　总观以上种种，我们知道，对于革命，必须有一个目标明确，贯彻始终，巩固团结坚强不拔的党，而不是一个两个特殊人物所能济事的。今天我们总裁所领导的党，仍然是我们总理所领导的党。总裁个人好象也是单身奋斗，日理万机，太辛苦了，太偏劳了，负担过重了。所以今后的革命，仍然必须是健全组织，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力量，一点一滴，教育我们的党员，一点一滴，教育我们的群众，为当前急务，除此以外再无妙策。我在延安养病，看见一年来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发动民主的力量，提倡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注意个人反省，克服了多少偏向，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尤其是加强了精诚团结，抗战建国的教育，发动了各根据地的自我动手，努力生产，这是共产党在抗战建国过程中的最大事件。共产党内，也有多少不明大义，不识大体的人。也有多少违反政策，犯了错误的人，也有多少奴根未去，奴才皮一时脱不掉的人。但在整风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好多办法。拯救了多少党员，克服了多少毛病，实在是收效甚大。不过在延安叫做“割尾巴”，也就是脱奴皮的意思。这些名词，不是刻薄，而是为了清醒，使人容易警觉。国民党要想对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也必须发动民主，加强整风，认清过去的错误，纠正不正确的偏向，裁汰违反主义的党员，重质而不重量，使每一个党员，都能负起革命的任务来。不要把一切事情，都推在总裁一人身上。决心、虚心、耐心的去做，我想必然会发生很大的效果来。然而这其间有两个关键，必须十分注意： 　　第一个关键，是必须放弃独裁，发动民主，使每个人都自动的、自愿的，为革命服务。群策群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互相督促，党员向群众学习，群众向党员靠拢，利害一致，生死共同，生活各有保障，出力惟恐后人。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奴才传统，本非甘心!智愚各有良心在，善恶皆因制度生。在真正民主制度之下，训练出来都会有自动性的，不然，独裁培养奴才，奴才拥护独裁，辗转循环，始终在官僚政治里兜圈子。没有澈底的民主，不会有真正的集中。 　　第二个关键，就是破除情面，选用贤能。总理常常引《礼记》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个选字，就是民主的意思，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贤者是能通晓主义，把握原则的大干部。能者是有技能的人，选用贤能，就是政治上的一种安良工作。罢撤贪污，就是政治上的一种除暴工作。安良则所以除暴，除暴亦所以安良，他的作用是活用的，贪劣既多，不可以尽除，则先安良以劝之，教育他们，影响他们，其最不可救药的人，惩办他们。必需主要负党的责任的人，换成三民主义真正的信徒，识大体明大义的进步人士。然后才能影响教育党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自古消长进退之理，大都如此。如果主张精诚团结，而仍然用些反共的人来负责任，这还是南辕北辙，愈去愈远。所以共产党放弃了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几年前提出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宣言。这不是丢人的事，而是最光荣、最伟大的事。同时国民党十中全会，宣布放弃党禁，愿与各党派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也不是丢人的事，而是最光荣、最伟大的事。甜蜜的接吻，必须两方面甘心，两个嘴鼓劲。我提出这些意见来，也许有不少的人反对，说共产党做的事，我们就不能效法他。这都是成见太深的人，为了破除这些成见，我想起一段小故事来，写在后面，以为警惕： 　　一家人家，嫂嫂与妹妹共同生活。嫂嫂妹妹中间，有点成见。常常是妹妹说东，嫂嫂说西。妹妹说南，嫂嫂说北。妹妹说是，嫂嫂说否。有一天两人很辛苦的做起一锅面来，妹妹说：“嫂嫂你辛苦了吃面吧。”嫂嫂恨恨的说：“偏喝汤。”于是妹妹吃了一碗面，嫂嫂喝了一碗汤。第二碗了，妹妹又说：“嫂嫂，你吃面吧。”嫂嫂说：“偏喝汤。”又喝了一碗汤，妹妹又吃了一碗面。到第三碗了，妹妹说：“嫂嫂你喝的汤太多了，赶快吃面吧。”嫂嫂仍然固执成见说：“偏喝汤。”其实锅里的面还很多，嫂嫂的肚胀了，喝不下去了。同志们!同胞们!统统放下成见吧!四万万人一条心，迎头赶上去，不久的将来，残暴的日寇，一定得滚蛋出去了，崭新的中华民国，一定要建立起来。我们以放下成见团结抗战，共同建国，来纪念我们的总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刊于延安《解放日报》) 　　① 北洋系即北洋军阀。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清廷命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练新军。新军人数共七千。清朝从咸丰、同治年间起，军权都掌握在各省督抚的手里，直隶总督的军权尤大，袁世凯掌握了这么大的军权，声威就渐渐大起来。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做了大总统，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都是他的旧部，形成了军阀统治的局面。因为袁世凯曾任北洋大臣，所以称这一派的军人为北洋军阀。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和直系两系。皖系的领袖是段祺瑞，直系的领袖是冯国璋，冯国璋死后代替他的是曹锟、吴佩孚。孙传芳也是直系后起的巨头。北洋军阀的统治，到大革命时才被打倒。 　　② 安福系是一个依附北洋军阀的政客集团。民国七年，二次解散国会后，段祺瑞一派人物徐树铮、王揖唐、刘恩裕、曾毓隽等为了竞选国会议员，在北京宣武门外安福胡同内，组织安福俱乐部作为选举策动机关，这一派人就被称为安福系。安福二字是由安福胡同而得名的。 　　 续范亭文集/续磊，穆青编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