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爱国人士及侨胞 > 卫立煌 > 其他资料

回忆卫立煌先生——第三章 周恩来副主席的启示

赵荣声

一 　　忻口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数次见到共产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受到很大的启发，可以说是卫立煌一生当中思想转变的一大关键。 　　第一次见面是十月初在太原城内府东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阎锡山的客厅里。卫立煌刚刚率领他的军队开进山西，他本人先到太原，和阎锡山商洽布置军队阻挡从雁门关南下的日军问题。当时阎锡山从晋北逃回太原没有几天，惊魂未定，看见卫立煌搬救兵来了，喜出望外，把指挥军队的全责交给卫立煌，让卫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立刻到忻口去指挥作战。阎锡山跟卫立煌谈过了一些军事情况，接着提到有关八路军的问题，阎说：“共产党方面还派了一个重要代表到了太原呢。” 　　卫立煌忙问：“是谁?” 　　阎锡山说：“周恩来。” 　　卫立煌说：“好极了。我能够和他见见面吗?” 　　阎锡山说：“怎么不能。本来他和我约定，下午四点钟到我这里来，一会儿就要到，请都不用再去请。” 　　到了四点钟，周副主席来到了阎锡山的客厅，卫立煌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室内军礼，仍然象他当团长的时候对于军政治部主任那么尊敬。周副主席热情地和他握手说：“十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 　　北伐以前，卫立煌在广州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演说，非常钦佩。一九二五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是卫立煌敬重的领导。当时陈炯明叛军，依赖英帝国主义供应武器，坚守惠州，东征军攻不下来，蒋介石打算撇下惠州不打，迳往潮梅，沿着第一次东征的路线前进。周恩来认为第一次东征不彻底，所以陈炯明仍然捣乱，此次必须首先攻下惠州，仗才好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各级党代表和黄埔学生——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付出了很大牺牲，才打下了惠州。先打惠州这一高见增加了卫立煌对周主任的信仰。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个团长。由于蒋介石别有用心，设置障碍，故意不让第三师里的军事干部和周恩来同志接触，所以第九团团长卫立煌虽然在公共场合中和周恩来同志多次见面，却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人们喜欢用诗人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两句话表现对于一个高人的仰慕，当时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的人很多都觉得一识周恩来比识韩荆州还要光荣，卫立煌也是如此，只是存在内心深处。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国民党军政人员私下谈起周恩来来，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西安事变化干戈为玉帛，周恩来在其中起了作用，卫立煌能够平安回来，在敬仰当中又增添了好感。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许多困难问题不免引起人们的忧虑，唯有共产党及时提出许多救国主张，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鼓舞。今天会见周恩来的机会终于来了，卫立煌感到非常高兴。 　　周恩来副主席对于卫立煌抱着决心去忻口迎敌，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于阎锡山，跟每次谈话一样，都对他愿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战，在山西省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以及成立新军热情地加以鼓励。 　　周副主席简要地向卫立煌谈了几句他七月间在庐山，八月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的经过，接着扼要地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中的主要精神。指出抗战有胜败两个前途，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要看我们往哪边走了。 　　周副主席对阎卫二人说：目前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各界朋友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最严重的情形，就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 　　周恩来副主席联系山西实际情形，分析华北战场上的敌我战争形势，指出中国军队虽然遭受了许多失败，只要接受教训，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就可以改变目前这种不利的状态。过去几个月许多人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武器不及日本，所以抵抗不住，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用的武器不比其他部分军队的好，为什么倒歼灭了比中国武器优良的日军呢? 　　末后周恩来副主席又针对阎锡山和卫立煌所提出的——也就是南京方面先已提出过的调第一二九师到忻口去参加阵地战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今天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够起决定作用，这就是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现在敌人向太原方面进攻来了，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摆在正面阻挡他们，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赞成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更不赞成把一二九师也放在正面打阵地战，使他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让他们迂回到敌人的后方去，寻找最有利的条件打击敌人，就需要给他们以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 　　从整个战略战术来说，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主动地打击敌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以用消极单纯防御的战法。在防御当中，也要好好采取积极的“反突击”。 　　阎锡山和卫立煌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只好同意不调一二九师到忻口打阵地战。对于整个战略战术以及周恩来副主席所讲的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至于改革政治机构等问题，卫立煌心想：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容易做到。许多事情出乎他个人的职责之外，他没有办法。到忻口去用主动积极的作战方法从侧面进行包围迂回作战，当然是好，但是他深知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和其他的军队的素质，担当不了这种任务。当前的要求只要这些军队能够服从命令顶住敌人，不溃不散，不象他在平汉线上所见到的那种一触即退就很不错了。平型关的打法只好慢慢地学。卫立煌遗憾的事情是他没有能够和周恩来副主席更多的倾谈，次日他就匆匆到忻口去了。 　　二 　　卫立煌第二次和周恩来副主席见面是在十一月初，从忻口退回太原之日，离第一次见面刚好一个月，又是匆匆的一晤。 　　这时由娘子关进来的日军已于占领榆次、太谷之后，往太原以南包抄过来了，掐断了中国人沿同蒲线的南撤之路。太原市内已听见隆隆的炮声，情况危急。刚刚经历过二十几个日夜鏖战的卫立煌，眼睛熬红了，声音嘶哑了，象生过一场大病一样，疲倦不堪，情绪低落，但是一看见周恩来副主席，他的精神立刻振作起来。他向周恩来报告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要不是娘子关方面的情况变化，我们真能够把板垣师团歼灭一个差不多。这件事情没有完成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又说，“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二十四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周副主席询问卫立煌对下一步的做法有什么看法?卫说他很发愁：“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黄绍竑副司令长官的意见，集合从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退下来的军队，在太原附近再组织一次野战。凭近郊的山势，再打一阵。这种想法不很现实，太原已经陷于三面包围之中，让这些疲劳的队伍——有些已经集结不起来了，再战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集结休整的时间是不行的。另外一种是阎司令长官的意见，让宜生(傅作义)兄守太原城，他的三十五军还是完整的，比较精悍。阎司令长官说宜生兄过去守涿州守了两个月，名闻全国，现在太原城中粮食弹药都够半年之用，要宜生兄再显一下身手。我看这个事情不好办，实在是犯愁。” 　　周恩来副主席告诉卫立煌：“我们要在失败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前途，认为没有办法，发愁，都没有必要。你不是知道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吗?胜败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就算太原保不住，只要我们继续抗战，不动摇，不妥协，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最后我们定能改变不利的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你不是知道八路军在敌后活动得很好么?因为我们紧紧依靠了人民。假如山西省早就给了人民以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权力，形势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呢?……” 　　在司令长官阎锡山首先逃跑，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继之溜走以后的太原，一切陷于混乱，周恩来副主席还有许多事情急待料理，只能这样匆匆忙忙和卫立煌谈了几句，相约转移到晋南以后再细细谈。 　　日军从三个方面向太原压缩，中国军民只剩下越过汾河向西南退走这一条路。当晚周副主席离开太原的时候，城内城外数处起火，日军的前锋已离城区的外围不远了。汾河桥已被军用汽车堵塞，只剩下一尺宽的空隙可通行人。难民们拖儿带女，哭爹叫娘，挤作一团。国民党的溃散残兵拼命抢道，殴打老百姓。周副主席见了非常难过。回看桥头还有数不清的难民想过河，要是天一亮，敌机飞来，那有多么危险!周恩来副主席走到桥上的汽车旁边一看，司机们都趴在方向盘上睡熟了，可见这些汽车堵塞在那里已有很长时间了。堵塞的原因是往西走的汽车和往东走的汽车在桥头当中顶了牛，谁也不退让，谁也动不了。周副主席就让警卫员找来城防部队的官佐，组织工兵抢修桥面，清除桥上被抛弃的物资，严禁军人与老百姓抢道，劝导放空回来替阎锡山抢运财物的汽车先行退回桥西。这么一来，要过河的车子和行人都立刻畅通无阻了。卫立煌在天明以前过河时，见堵塞的现象已经解除。他听城防部队的官员报告，桥上的交通堵塞现象是八路军的首长亲自指挥解除的。后来他又听代理独立第五旅旅长高增级报告，是周恩来代表亲自指挥整顿的。卫立煌心中感叹：共产党与众不同，周恩来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三 　　卫立煌第三次和周恩来副主席见面是在临汾，离太原告别刚好十日。他们都是循着文水、交城、汾阳的公路来到这个晋南最大的城市——临汾的。 　　太原保卫战只进行了四天，十一月八日太原城陷落。晋绥军经过三个月的作战和逃散，至此已丧失十分之七。阎锡山自从离开太原之后，逗留在石口镇、隰县一带，徘徊观望，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山西的新军——共产党员薄一波等所组织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其领导下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身上，希望借助这些爱国的进步青年建立新的军事力量，打开山西的新局面。阎锡山本人带着一部分刚刚组织不久的新军决死队、教导团坚持在吕梁山脉，胜则发展游击战争，败则退到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宜川县去，把领导第二战区作战的责任完全推给黄绍竑和卫立煌。 　　黄绍竑之所以被蒋介石委派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原因是很微妙的：黄绍竑本是新桂系中的第三把手，自从他被蒋介石收买叛离了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一直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不派嫡系军官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是怕引起阎锡山的猜忌，派了黄绍竑，是希望先插进一只不显眼的脚，以后还是能够换一个人来的。黄绍竑到了山西，自己没带一兵一卒，空头指挥官不好当。娘子关失守直接引起太原失守，他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对于华北抗战他已经失去信心，到了临汾没住几天就借口到南京去汇报，一去不复返。蒋介石还有一个在华北成立第七战区的方案，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调虎离山，把四川实力派领袖刘湘调到华北来。刘湘不愿来，阎锡山也怕他来，这个方案也就无形消灭。于是在临汾主持山西战局的责任就落在卫立煌身上。日军占领太原以后，需要有一个时间整顿，暂时不能继续南下。中日对峙的地界，中间是同蒲铁路线上的介休，西边是晋西南的大门汾阳，东边是晋东南的大门子洪口。卫立煌所指挥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到此时已伤亡溃散近半数。到了临汾以后，主要是收容集结这些队伍，补充人员和武器，抵抗日军的继续南侵。 　　卫立煌在临汾见到周恩来副主席，一开口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 　　周恩来副主席说：目前我们的确有很大危机，敌人一定要向着风陵渡打过来，仅只是个时间问题。日军希望在压迫我们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凑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府。现在上海方面的战事也失败了，中国军队退到嘉善苏州一线。日本盼望着在中国很困难的情形下和中国订一个停战协定，把他们在战场上获得的胜利用条约固定下来，作进一步侵略的准备。目前，国内外调停空气抬头，亲日派活跃，主张直接对日谈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国完全为日本说话，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些事情。因此，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华北抗战，恐怕还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事情。 　　卫立煌说：妥协求和是做不到的，我就不赞成妥协求和，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成妥协求和。不过今后的华北抗战更加困难，有些事情不好办。 　　周恩来副主席说：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如果要问今后华北抗战能继续么?能持久么?我们回答：绝对地能。 　　周恩来副主席用了较长时间列举了七、八项理由，详细地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如果中央能派得力的生力军，改变过去的防御战略，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的危机可以改变，我们还能转到胜利的反攻。 　　卫立煌仔细地听了这些分析，觉得这些道理都讲得对，符合实际，大大鼓舞起他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的信心。周恩来又对怎样坚持华北抗战，提出了四项任务①，第一是军队的改造，第二是开放政权，第三是开放民运，第四是肃清汉奸。特别着重讲述了第二、第三两条，周恩来说：“现在民众动员很差，政权没有开放，民运没有开放，政府包而不办是普遍的现象，前线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不要人民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叫做全面抗战，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卫立煌在临汾连续几次和周副主席促膝长谈，坚定了他在华北抗战的决心，扫除了战争中的许多顾虑，情绪很好。遗憾的是这种机会不多，周副主席因为还有许多别的工作要做，匆匆的离开了临汾。自此一别，卫立煌一直怀念着周恩来副主席，对于其他的共产党人员也改变了看法。一直过了十七、八年，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数年之后，党和政府发出了解放台湾和爱国一家的号召，卫立煌在香港动了回国的念头，周总理叫人写信给卫立煌，说是“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这一句话非常灵验，卫立煌见信之后立刻就毫无顾虑地回到了大陆。 　　① 周恩来同志对卫立煌的谈话，是后来卫立煌转告作者的。因为相隔年代太久，难于记得准确，作者在整理的时候，参考了《周恩来选集》上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和同月十六日在临汾群众大会上讲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恩来同志和卫立煌谈话的时间，正是十一月中旬。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