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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五章 辽沈战役的一个侧面

赵荣声

一 　　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在蒋介石来电催促之下，启程回国。当时从欧洲没有直接飞到中国的班机，他先从法国飞到美国，然后由美国飞日本转回上海。因为在美国稍有耽搁，到上海已经接近年底了。 　　他一踏上国土，就清楚地看到国内新的形势。与他一年以前出国的时候相比，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时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都连打败仗，每况愈下。去年是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今天相反，是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战略反攻，歼灭了国民党军队一百多万，攻占了一大批中小城市，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鏖战。刘邓大军还强渡黄河，越过陇海铁路挺进大别山。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把解放军赶出“外壕”，现在解放军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旁边来了。去年蒋介石召开“国大”，进攻延安那一股气焰已荡然无存。经济濒于崩溃，各地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反映出民心彻底丧失。就是最顽固的国民党员，口里不说，心中也明白：“大势去矣。” 　　蒋介石听说卫立煌抵达上海，就派人打电话催他去南京。卫一到南京，蒋介石就亲自打电话表示欢迎，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他担负很大的职责——即封他很大的官，要他去东北接替陈诚继任国民党在东北方面的主帅。 　　这时的东北是怎么一种情形呢? 　　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害怕苏联在中国扩展势力，积极支援蒋介石去抢夺东北。在日本投降不久，美国就急急忙忙派出大批飞机、海船，把蒋介石保存在云南等地的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部队，从天上、海上迅速运往东北，接收日本关东军的防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即使国民党虚伪地和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和谈，订立《双十协定》的时候，在东北的战争也没有稍稍停歇过。 　　为什么国民党和美国投入这么大量的军事力量，却越打越败呢?因为自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共产党就按一个通盘的计划开始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深入偏远地区小城市和广大农村，领导人民群众消灭日军和伪满残余，剿灭土匪，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开展减租运动和生产运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一经发动，便如星火燎原，轰轰烈烈烧遍东北大地。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满、北满、东满根据地，人民政权极其坚强，群众武装也极其坚强，人民解放军迅速扩大，而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又大大激励了士气。蒋介石派到东北的第一任主帅——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干了一年多，便因损兵折将三十万人，将一度占领的一些城市大部丧失，只留下一个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而被撤职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也就是在卫立煌去年出国之前，蒋介石把他认为最有办法、准备立为自己接班人的参谋总长陈诚派到东北，充当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到达东北之后，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开军事会议，商拟作战计划，说了不少大话，可是打起仗来则惊慌失措，心惊胆战，打的败仗比他的前任更多更大，使得国民党的占领区缩小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最令蒋介石伤心的是，解放军一九四七年的冬季攻势所向无敌，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五军被消灭，公主屯之役，陈林达被俘，闹得陈诚、廖耀湘彼此推卸责任，乱成一团，给整个国民党在东北的形势带来更为恶劣的影响。陈诚见东北解放军的力量强大，攻势猛烈，自知抵挡不住，只有装病请求辞职。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视察，看到陈诚确实没有办法，而东北又是最重要的地方，只好同意陈诚下台，另觅一个能打硬仗的角色来挽回残局。 　　蒋介石记得很清楚，他嫡系的高级将领当中，还有一个能拚能打的卫立煌。论资历和声望，都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论人事关系，象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过去的老部下，他都能驾驭得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卫立煌率领远征军打了胜仗，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最近他又到美国，和美国军界酬酢频繁，获得美国佬的支持。和以前魏德迈公然提出要蒋介石撤换熊式辉、杜聿明的情形根本不同，派卫立煌去东北，再合适没有了。虽然抗日战争前期卫立煌和八路军来往密切，有亲共的嫌疑，但是经过这些年的考察，没发现卫和共产党有什么来往，也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何况这一年派卫立煌到美国参观原子弹试验，参观美国军事设备和军事工业，让美国将领影响他，使他看到在将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哪一方面实力雄厚，巩固了卫立煌亲美崇美的思想。因此，蒋介石把卫立煌当作一张王牌打了出来。 　　卫立煌去谒见蒋时，蒋介石一见面就讲派卫到东北去的事。卫当然推辞不去。蒋叫张群来劝驾，这位政学系首领的如簧之舌是最有名的，也没劝成功。接着，蒋又叫顾祝同来劝驾。顾祝同是卫立煌最熟的老朋友了，北伐之前就在一个师里，多年以来，同为蒋介石手下的重要支柱，关系密切，谈了半日，也没有劝成。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谭祥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先说之以理，后动之以情，谭祥又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说：“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韩权华在旁听了，感慨很大，心想：“救了你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当时卫家住在南京上海路，一时车水马龙，顿时成为“山阴道上”。 　　卫立煌在京的老部下们闻听此事，都感到惶惑，没有一个赞成他去东北。曾在第一战区任副官处长和远征军中将高级参谋的陶振武完全不了解卫立煌的心情，抓住卫立煌的空隙时间向卫进言：“这是陈诚的金蝉脱壳之计。你对东北的形势是怎么估计的?你有什么把握?你和总统的关系，比以前去东北的三个人怎么样?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搞出好结果，你去更不好办。”陶振武还提出具体的建议：“按照我的愚见，最好是婉言谢绝。” 　　卫立煌的回答大出陶振武们的意料。卫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陶振武默然而退，心想卫老总不甘寂寞，贪迷做官到了这个程度，一定没有好结果，等着瞧吧。 　　卫刚回南京之日，闻说蒋介石要派他去东北，即打电报给旧东北军的军官——现任第八兵团五十三军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叫他来南京谈谈。王理寰不能自由南行，借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名义，来到南京。卫闻王理寰来了，即命他外甥吴德海把王理寰接来，密谈竟日。卫立煌找他来谈的目的不外乎这样几个：第一，从一个跟他跟得很紧，能说实话的旧部下口中，听一听今天东北的情况；第二，特别是想了解一下被国民党改编消化以后的旧东北军，至今还有多少人，归哪些人带领，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和国民党的嫡系军队有些什么矛盾冲突；第三，东北地方上的士绅耆老和各界的情况及动静。 　　卫立煌首先说：“他叫我到东北去跳火坑，我不想去，他一再派人来跟我谈，你看我能去吗?” 　　“东北已经不行了，你去不得。”王理寰以为卫立煌和他商量，是以做官为出发点的，跟着发表意见说：“你最好去华北，不要去东北。” 　　卫说：“东北丢了，华北也保不住。华北军队我不熟悉，指挥不灵，不象在东北的军队，大多数都是远征军的人，比较熟悉，使用方便。” 　　王理寰说：“你真要去的话，一定要向总统要四十万人，不然这个仗没法打。”接着王理寰就把他所了解的东北情形讲了几个小时。最后卫立煌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好看，其实不经打，我在山西知道共产党的军队意志坚决，吃苦耐劳，上下一心。陈诚想到东北来露一手，真是太不自量。”王理寰诺诺连声而去。 　　蒋介石再度找卫立煌谈话，首先是给卫戴高帽子，蒋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①，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 　　蒋介石又说：“现在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负责。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优先解决。” 　　蒋介石见卫立煌听了这些话不吭声，怕他畏难，特别向卫立煌申明：“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听了此话，象是有些感动，又表现得很踌躇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部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说：“这个好办，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 　　卫立煌听见他的总统说的这么好，不好再说什么了，答应说：“那末，我先去看看再说吧。” 　　蒋介石看见卫立煌答应去东北，非常高兴。立即提出他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说：“北宁铁路联系华北和东北两个战区，极其重要。你到东北，最紧急的任务是打通北宁路，先从沈阳打到锦州。你只要把这条铁路打通，别的事情都好办了。” 　　一月十七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司令”。为了给陈诚一个面子，先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代主任，保留陈诚的职称，等陈诚离职以后再调整卫立煌的名义。 　　正在蒋管区报纸上刊登卫立煌担任“东北剿总司令”这条消息的时候，卫夫人韩权华恼怒万分，和卫立煌狠狠吵了一架。自从一九四五年他们结婚以来，一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起过争执。这一回韩权华非常不高兴，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东北快要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那知卫立煌却回答说：“要革命就不能怕死。干革命的人还能象你们教书的那样风平浪静?” 　　什么叫“革命”?韩权华听了更觉不顺耳。可是经过卫立煌一解释：“你忘记了巴黎的事情吗?……”她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卫立煌和共产党方面有默契，遇到机会就要合作。她想起了卫在巴黎派汪德昭通过某方向中国解放区发电报的事情。那一次起草代电稿子时，考虑把卫立煌的意见由中文翻成法文或者不是那么妥帖，曾让韩权华先把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再请汪德昭翻成法文的。这个电稿的内容她都历历在目。还有，在他们离开法国之前，他看见卫立煌和汪德昭各留一本密电码，派汪德昭继续设法与中国解放区通消息。想到这样一些事，韩权华对于卫立煌所谈的“干革命”，似乎有所理解了。但是，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之中，这个合作怎样去进行?那是多么神秘和危险的事情!韩权华将信将疑，但对于卫立煌去东北，则不再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了。 　　任命发表之后，蒋介石就叫准备专机，让卫立煌马上出发。卫说：“还不能马上走，这一回是赴汤蹈火，有进无退，我先得回合肥去看一看八十岁的老母亲。”过去蒋介石常以他自己的“杰作”《报国与思亲》来教育他的部下，叙述他自己怎样孝顺慈母，恪遵孝道。这一回卫立煌作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蒋也只求其立刻去为他个人卖命，不管你什么母亲不母亲了。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蒋给卫三天时间去作出发的准备，和参谋本部接接头，安排安排自己的家务。文武官员中有不少要设宴为卫洗尘并作欢送者，卫都一一辞谢，只到熊式辉家中盘桓了半日，听熊介绍了不少东北情况及其对于作战的意见。 　　在卫立煌去东北的前夕，蒋介石请卫立煌吃饭，给他饯行。席间，蒋忽然问起：“明天同一架飞机去的，还有些什么随员?听说你的秘书很能干，带来跟我见见面好不好?”还未等卫回答，蒋介石回顾其侍从，就命令立刻派人到卫家把明天同行的秘书请来传见。蒋介石这一突然袭击，是多年来听闻卫的秘书有问题，放心不下，特地要亲自审查一下。说话之间，秘书来到，姓王名振英，表字翰存，安徽合肥人氏，乃是卫立煌一九四〇年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省政府秘书处的秘书。此次发表卫为“东北剿总司令”，只给三天时间给他作出发的准备，过于匆促，骤然之间聚集不了几个旧部下，只好把这个赋闲已久，天天在秦淮河边坐茶馆下棋的王秀才找来。蒋介石一见此人眉发皤然，谈吐迂阔，一望而知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腐儒，放下心来，也叫他入席参加宴会。这一次宴会，摆的是长桌，蒋介石和宋美龄坐在长桌两头主人席上，卫立煌坐在蒋介石的旁边，韩权华坐在宋美龄的旁边。卫立煌在席上频频介绍他的美国见闻，有说有笑。蒋介石受到南北战败的告急电报的惊扰，魂不守舍，一句也听不进去。王翰存能够在总统和总统夫人的御筵上敬陪末座，诚惶诚恐，手脚不知所措，感到这是毕生最大的光荣。他又哪里知道，十个月之后就要当俘虏了。 　　卫立煌于一月二十一日飞北平，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进行一番商谈。二十二日飞沈阳，住在陈诚下榻的行辕招待所。次日即从东北行辕抽调人员成立“东北剿总司令部”。 　　二 　　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司令”之后，国民党军队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以破竹之势解放了沈阳外围几个据点，包括新立屯、沟帮子、鞍山等地，沈阳和锦州之间的交通完全截断。后来供应东北电力一半的小丰满水电站又告解放。到三月间为止，冬季攻势，解放军总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五万人。 　　卫立煌到沈阳不久，即收到巴黎汪德昭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来到颇不简单。这份电报是从巴黎打到南京卫公馆，由卫公馆转到沈阳来的。平时卫立煌的私人电报都由卫从南京带到“东北剿总”机要室的机要译电员刘性夫那里翻译，这回刘性夫试用各种密码都翻不出来。他猜想这封电报一定讲的是有关家务事情，便转给住在北平的卫夫人韩权华。韩权华收到此电也译不出来，仍然退回沈阳。刘性夫就送给卫立煌自己，卫立煌一翻就翻出来了。原来卫在离开法国回国之前，与汪德昭约定的密码，乃是借用某一种书籍，他们二人各执同样的一册，例如第二十四页第一行第五字，即为2416，其余按此类推，都从这本书中找到号码。当时卫立煌译出的电报内容大意为： 　　“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卫立煌看了之后，心中有了底，非常高兴。 　　卫立煌也用这个密电码打电报给汪德昭，请汪实践前约来东北，到他身边来工作，帮助他继续和“某方”联系。汪德昭对卫立煌的邀请有些为难。他是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现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做研究工作条件很好，名义很好，并且物质条件也很好，跑到被围困的危城去担任国民党的官职，以后怎样向友人解释呢?再说，东北特务遍地，搞不好要丢脑袋的。但是汪德昭爱国热情很高，只要是去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助于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什么都可以抛弃。毛主席为了和平解决中国问题，还亲自到重庆去谈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目前东北是全国军事斗争的重点，东北一胜，华北继之，此时到东北去进行极机密的活动，这个东北之行的意义就更大了。汪德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毅然向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辞职，以回国为八十岁老母祝寿为名，匆匆离开法国回到上海，然后只身飞往东北，就任“东北剿总”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剿总”里的各种电报，先由汪德昭看，再给卫立煌看。 　　副秘书长系军内的文职人员，按国民党的军队人事制度叫做“军属”，不必经过南京诠叙就上班。“剿总”内的官员们看见这个多年旅居外国的留学生来到，语言和生活习惯处处和他们军人不同，对汪德昭颇为歧视，后来闻说他是卫夫人韩权华的侄女婿，才没有人再说闲话。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在官僚们的心目中，官太太的裙带关系乃是合理合法的资历，他沾到这一层，就有了保护色。后来汪德昭又对总部人员演讲，介绍原子能知识，大家闻知他是一个研究原子能的人，更为佩服。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往来，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 　　卫立煌心中盘算，到东北要搞出一点名堂，必要的条件是手里一定要掌握一些完全听从自己命令的军队。他多年与蒋介石闹矛盾，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蒋介石只给他指挥军队之权，不让他成立军队，不让他象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人那么掌握军队。所以他虽然多次担任很高的官职，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到头来还是一个光杆司令。这一次他来到混乱的东北，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那是什么也办不成的，所以他的第一件心事，也就是他第一项真正的活动，就是设法在混乱中抓实力。 　　蒋介石历来是又要利用卫立煌，又把卫立煌看做是嫡系中的杂牌，对于卫立煌的愿望处处设置障碍，不要说不允许卫立煌成立自己的军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调动干部的问题，也只允许卫立煌在东北现有的军官中调动，不让卫立煌从别处调自己的老部下来东北，例如调来曾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军务处的黄新铭和曾任第一战区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的宋子英这两个合肥籍的中将，就费了好大事。又如卫立煌保荐和他关系最深、思想最接近的老部下陈铁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原来已有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等副总司令，都是对蒋非常忠实的；卫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必须有自己的副总司令)。卫又保荐彭杰如担任“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副司令(“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原是陈诚的副参谋长，卫用赵为参谋长乃是装扮他未改陈诚的用人路线，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真心要另立一个副参谋长，乃是抓实权，并预先为抓第一兵团设一伏线)。尽管陈铁和彭杰如这两人都是黄埔一期的金枝玉叶，蒋介石就是不批，不给调来，还是打了多次电报，一直拖到五月才调来东北。 　　陈铁来到沈阳，想摸一摸刚受过美国思想熏陶的卫立煌思想有无变化，首先说：“今天东北的形势象下围棋，长春已经是一片死棋；锦州有葫芦岛这个眼，但不可靠；沈阳是主力所在，为什么不在营口做个眼呢?” 　　卫立煌说：“等到沈阳周围的据点都搞光了就好办了。” 　　他们两人相对沉默了一阵，卫立煌又说：“现在最苦的就是没有自己可靠的军队，本来以为张学良的旧部周福成和南京来的那些人有些不同，把他调进沈阳，周福成现在已经被陈诚拉去了。你看能不能把十四军调来?” 　　陈铁说：“十四军已离开我几年了。自从改为整编师以后，早就被陈诚、胡宗南瓜分了。” 　　卫立煌说：“你赶快去找两三个人来当军长，由你另外新成立一个兵团，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连‘剿总’里的警卫团都控制不了，动一动都有危险。” 　　陈铁说：“为什么不把彭杰如找来?” 　　卫立煌说：“他过几天就要到，我准备让他担使‘剿总’副参谋长兼郑洞国那个兵团的副司令。” 　　尽管卫立煌费尽心力，想自己建立自己的兵力，想让陈铁掌握锦州的军权，想让彭杰如掌握长春的军权，他自己抓沈阳的军权，但是愿望始终不能实现。此时沈阳有的是枪也好招兵，蒋介石就是不给番号。卫立煌叫宋子英“不管那一套”硬给他招了几团人，受到种种阻碍，一个师也没搞成。卫立煌又把过去在他的十四军里边当师长的沈向奎找来，从驻锦州的部队里拨几个师给他带，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帮沈向奎争得了一个新八军军长名义。可是韶光易逝，岁月如流，时局变化太快，沈向奎实际上只当了十六天军长，锦州就解放了，这是后话。 　　卫立煌的第二项活动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去团结从前的地方耆老，希望从这些东北地方势力上找到他们和蒋介石的矛盾。两年前熊式辉到东北已聘请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苏炳文、邹作华等人为“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陈诚来东北之后把他们抛弃在一边，卫立煌又反陈诚之道而行，又把这些人尊为上宾，曾让汪德昭出席马占山的全羊席招待会。实际上这些上层人物没有群众基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王理寰听说卫立煌爱和东北地方上的人接触，四月间介绍一个王化一去和卫见面，这个王化一是倾向于共产党一边的民主人士，对卫立煌讲了许多民生凋敝，地方疾苦，反对内战，暗示国民党必败的大道理。卫立煌都听下去了，毫无倦容。后来，卫对王理寰说：“王化一这个人很行，很有见地。” 　　五月间，王理寰在铁岭，有四个从哈尔滨来的客人找他。一见才知，原来是四个被解放军俘虏去的同事——他们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副师长张绍贤、参谋长吴和声，三九〇团团长傅广恩，现在被释放回来了。王理寰和他们一谈，他们拿出吕正操写给五十三军老同事们的一封信。王理寰便报告第八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周福成一听大怒，嚷道：“不得了，这又是‘高福源’来了!他们被共产党洗了脑筋，太危险，赶紧把他们关起来，不许跟官兵见面。”高福源原是西安事变之前，由红军释放的东北军团长。经过高福源携带过来红军愿意和东北军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引起张学良亲自到陕北和红军见面，高福源实为当年沟通双方关系的媒介人之一。现在叛离了东北军立场，官迷心窍，紧跟国民党的周福成，对这一类人自然非常害怕。卫立煌闻说此事，把这四个人找去面谈。这四个人在远征军时代和卫立煌见过面，都认识。他们告诉卫立煌：吕正操原先为他们五十三军的六九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当时滹沱河涨水，他在大韩村没有来得及退过河，留在北岸打游击，后来遂参加了八路军。现在吕正操进步得很快，成为共产党方面的重要人物。解放军把国民党方面的军官俘虏过去，都加优待。现在吕正操放他们回来，托他们携带吕写给五十三军旧同事们一封信云云。卫立煌又问刘润川，吕正操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话，有没有讲到什么和他卫某有关的?刘润川说没有。卫立煌打发刘润川四人仍回五十三军，叫周福成不要关押他们，仍按原来职级发薪饷。 　　七月中旬，卫立煌收到蒋介石的密电，说北平的“七·五惨案”(即是国民党军警枪杀东北籍流亡在北平的学生惨案)是王化一在其中操纵闹起来的，命令卫立煌逮捕在沈阳的王化一归案。卫打电话叫王理寰来其家中看这份电报，嘱咐王化一从速躲避，同时卫打电报复蒋，谓王化一已到关内，不在沈阳。 　　七月中，王理寰家中来了一个从乡间进城买药的“冷太太”，告诉王理寰：哈尔滨有高崇民、吕正操、张学诗、阎宝航等人，捎“好”来了。王理寰看见卫立煌刚刚为王化一打掩护，让王逃跑，知道卫立煌这个人的态度，如果听闻此事也不会为难他，就把“冷太太”到他家等情报告了卫立煌。卫立煌对王理寰说：“不要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老百姓不怕共产党呢?这里边有许多可以研究的地方。” 　　卫立煌的第三项活动就是和蒋介石争夺指挥军队之权。不论哪一国的军队，都是一层一层地往下指挥，除掉极其特殊的情况，切忌越级指挥。蒋介石可不如此，他身为统帅，放了“东北剿总”这么大的一级不相信，处处要来一个直接指挥，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一个师一个军。因其如此，卫立煌很多事不好办，增加了卫立煌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到了后来，演变成为不论什么事，蒋介石要这么办，卫立煌偏偏要那么办，样样都闹拧，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关于辽沈战役作战主张的分歧，在下面一段中再详述，这里暂不谈。只提一件关于美国对于东北物资补助的事情：美国人希望国民党守住东北以免俄国势力扩张，在一九四八年，表示愿意再增加空远东北十个师的装备和补给。卫立煌经过远征军和访问美国这么两段来往，和美国人关系很好，向美国顾问团长巴大维请求，把这些物资直接运到东北，不经过南京。巴大维久已讨厌南京政府的后勤部门，因为运来什么东西部被他们贪污盗卖或移作它用。他特地到东北作过一些调查，看了机场仓库等等情形之后，决定直接用船运东北营口。这事被蒋介石闻悉之后，十分震怒。美、卫直接挂钩，把他撇开，那还了得?那不但会使东北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国，更会损害他总统统一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他任何时候也不肯放松的。争争吵吵，美国人对东北运送器械军火一事终于没有办成功。 　　三 　　从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司令”第一天起，一直到末后，原则是按兵不动。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多数工作是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其间于三月、五月、九月三次被召集到南京面聆蒋介石的训示。不管蒋介石怎么说，怎么发火，卫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纵然不敢公然顶撞，有时沉默不语，有时借词推诿，始终和蒋介石顶牛。 　　解放军在冬季攻势之末已把沈阳和锦州之间的铁路截断，火车只能从沈阳的南站通到北站。稍后，解放军又控制了锦州和山海关之间的铁路。这样一来，锦州完全陷于孤立。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无从联系，蒋介石想赖在东北的希望变成泡影，甚至想撤出他在东北的数十万军队也断绝了归路。 　　蒋介石最关心的是他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在整个形势不利，连南京都逐渐吃紧的情况下，把这些主要的赌本拉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事。蒋介石见卫立煌按兵不动，一再严令催卫出击，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卫立煌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并且帮助他恳求蒋介石，都被蒋介石训斥回来。蒋介石恨卫立煌不听话，一再想让廖耀湘、范汉杰和杜聿明来挂东北的帅印，撤换卫立煌，终于因为军情紧急没有换成。实际上蒋介石一直是自己直接指挥其在东北的部队，并不把卫立煌当一回事。 　　蒋、卫的争论一直延续到辽沈战役的开始还没有完结。到了锦州被围之后，范汉杰火急求援，蒋介石第三次找卫立煌去南京，迫令卫立煌出动沈阳的主力进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夹击解放军的主力，卫还是坚持他原先的意见，说这是共产党“围城打援”，如果从辽西出击，必定被消灭，只有关内出兵援救才是妥当的办法。蒋介石坚决不答应，因为蒋介石有说不出来的苦处：他在南北各个战场上都打败仗，每个战场都在向他紧急求援。自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内战全面展开以来，国民党军队已被消灭了整整二百多个旅，他实在调不出军队来。谈到最后，蒋介石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作为督战官，同卫一起到沈阳去监督执行命令，非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不可! 　　顾祝同到了沈阳，卫立煌把陈铁找到自己的内室，当着韩权华说：“这次他叫我到南京去，他要我派部队增援锦州，我坚决反对说：‘在中途就有全军被解决的危险，若去，肯定是百分之一百的失败!’因此他特派顾总长同来监督出兵。我们不能同共产党破脸，志坚②你快去召集军长以上开会，引导他们反对出兵。” 　　陈铁副总司令即去召集在沈阳的军长以上军官开会。陈铁说：“总司令由南京回来了。总统要他派部队沿铁路去增援锦州。总司令说，在中途就有被解决的危险，若要去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失败。总统非常坚决地要出兵援锦，并派顾总长来监督行动。现在我先征集大家的意见，你们以为怎么样好，就尽量说。” 　　卫立煌在沈阳为了将来要有所举动，平日很注意和各个重要将领的联络工作。由于汪德昭是法国留学生，让汪德昭凭着留法同学的关系，去联络廖耀湘。东北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兵力抓在廖耀湘手中，装甲车都在廖耀湘控制下，有举足轻重之势。这个廖耀湘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也就是军校由黄埔迁往南京以后这一期的学生，虽班次较低。廖耀湘除在黄埔学习过，还到法国圣西尔军官学校镀过金。在外国，法国的圣西尔军官学校与美国西点军官学校齐名，廖耀湘也学过一些使用新式武器的战略战术，因而他在远征军中就有了特殊的地位。经过远征军和接收东北这两个阶段，廖耀湘的地位更提高了，成为在沈阳的一个实权派人物。汪德昭奉卫立煌之命去联络，白费了不少力气，联络不拢来。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不但在大庭广众之间闻说“委员长”、“总统”就立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随便闲谈，一听到“委员长”或“总统”，也从沙发中猛然肃然起立，皮鞋跟卡嚓碰在一起，来一个立正。再谈到时再立正，一连立正若干次，累试不爽。汪德昭看见这样死心塌地紧跟蒋介石的人是无法联络他反蒋的，于是作罢。 　　廖耀湘却很接近陈铁，一来陈铁是黄埔同学老前辈，二来陈铁是卫总司令最接近的副总司令，自己的上司。廖耀湘常常请陈铁吃饭，并无什么特别好的菜肴，除了廖的夫人也没有什么其它的客人在座，无非是晚来天欲雪，杯酒谈谈心。这样谈过多次后，彼此混熟了，有了一些感情，廖耀湘便向陈铁透露自己的真心话。廖耀湘说：“我虽然指挥不少军队，但是自己的基本队伍第九兵团，只有两个军。至少要有三个军才好指挥。你同我向卫总司令说说，再给我一个军怎样?”陈铁把廖耀湘的话报告卫立煌，卫不答应。陈铁说：“将来和廖耀湘共事的地方很多，如果你不给他一点好处，将来许多事情不好办。‘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句古话你忘记了吗?”卫立煌平时相信陈铁，只好打报告到南京，给廖耀湘兵团增加一个军，蒋介石当然立刻批准。由此廖耀湘和陈铁的关系非常密切。陈铁常常在廖耀湘的耳边鼓吹一些不可沿铁路增援锦州的论调，廖耀湘完全接受。 　　到了顾祝同以督战官的身份来到沈阳，逼着卫立煌下令出兵的时候，卫立煌自己不好明抗，只好让陈铁召集军长以上的将领开会，搜集一些不赞成出兵辽西的意见，并让廖耀湘提一个折中方案，把沈阳主力撤退到营口，代替进兵辽西的计划。顾祝同听了打官腔说：“总统的命令不可违抗，我是来监督执行命令的。” 　　顾祝同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蒋不考虑廖耀湘的撤退营口的计划，仍然要卫立煌按照原计划和命令立即出辽西增援锦州。事到临头，卫立煌只好愤愤不平地对顾祝同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们两个打赌，我给你画个十字!”(“画十字”是民间土话，从前老百姓画押，不是签名，而是画一个十字。) 　　顾祝同回到南京，把他和卫立煌、廖耀湘争论的经过汇报老蒋。蒋介石火冒三丈，即“御驾亲征”，先到北平和傅作义商讨抽兵援助东北问题，十月二日蒋飞到沈阳，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大骂东北高级将领不想打仗，躲避战斗、消极被动。要求大家按照他的命令和部署去打，“不成功，便成仁”，为他送死。开会以后，蒋介石撇开卫立煌，直接授命廖耀湘组织出辽西的机动兵团，带着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等全部美械装备的十一个师和三个骑兵旅，离开沈阳，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在辽沈战役全面展开以前，国民党在广大的东北土地上，孤零零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危城和葫芦岛滩头阵地。此时长春约十万人，沈阳二十万人，锦州十万人。解放军主力在辽北，打弹尽粮绝的长春最容易，打锦州较麻烦，因为长途跋涉，离后方较远，有点冒险，而且沈阳之敌可能倾巢出来增援。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策略是“关门打狗”，只要掐断锦州这一咽喉，就能把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干干净净地消灭掉。国民党失了这一注赌本，就难以苟延残喘，整个解放战争就能提前结束，全国人民都能少受许多战争痛苦，所以争夺锦州成为当时的一个关键问题。解放军以六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营围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三个纵队配置于辽西走廊，阻击国民党军队来援。 　　锦州地区的战斗从九月十二日全面展开。正当解放军扫清锦州外围时，蒋介石急调“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下的五个师及山东的两个师来援，连同原来在锦西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蒋介石还亲自乘军舰来到锦州以东的桥头堡葫芦岛，督促葫芦岛的军队猛攻塔山解放军阵地，前去救援锦州。蒋介石一面对其部下狂呼：“你们再搞不好要杀你们的头!”一面齐集大量的空军、海军，以排山倒海的火力向塔山的解放军阵地猛攻。这塔山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山，为十多里宽的丘陵起伏地带，无险可守。它北距西山外围不到二十公里，南距锦西国民党前沿阵地只有两三公里。塔山南面高地国民党军队筑有坚固工事。塔山地势低下，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条件极为不利。解放军第四纵队三保本溪，四保临江，是一支非常勇猛的突击队，组成纵深的梯形防御体系，连续用反冲锋挫败了国民党陆、海、空军配合的进攻。自十月十日到十三日，四天当中国民党军队冲锋了无数次，十四日一昼夜突破解放军阵地九次，均被解放军一次次地击退，始终未能占领解放军阵地。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后来卫立煌到达葫芦岛，则劝其部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打不通就算了。” 　　守在锦州的国民党军队，第一是盼望北面有沈阳的主力来援救，但是音讯全无；第二是盼望东南方面葫芦岛的援军打过来，岂知由葫芦岛来的援兵被阻止在塔山，一步也进不来。自十月十四日起，解放军于扫清外围之后，对于锦州发动了猛攻，数百门大炮猛烈轰击，敌人阵地上顿时火光迸发，烟雾迷漫。在坦克掩护下，步兵爆破组使用大量火药包、爆破筒，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摧毁了敌人的重重堡垒，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了国民党十一个师，“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全部被俘，锦州解放。 　　锦州解放的消息传到久被围困的长春之后，守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精神顿时瓦解。长春是东北著名的大城市，被围年余，城内粮食和燃料早已没有了，长期依赖一点空投的物资无济于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在锦州战役开始时，长春守敌一度考虑突围，打算逃往沈阳，但是没有这个力量。到了锦州解放以后，长春守敌明白了自己毫无侥幸逃出去的希望，于是就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之举，其余的跟着投降。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缩在长春中央银行用耐火砖砌的大楼里面，蒋介石打算用直升飞机降落在中央银行的屋顶上去救郑洞国，郑洞国打电报回答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郑洞国也投降了。 　　国民党原来在东北只剩三个据点，锦州、长春两处失守，全军覆灭已成定局。蒋介石仍不甘心，象输红了眼睛的赌徒一样，还要用他在东北的最后一点赌本和解放军进行决战，梦想夺回锦州。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再飞沈阳，大骂卫立煌、廖耀湘只将西进兵团用于彰武无用之地，严令廖耀湘加速攻击，“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这样严厉督促，仍然不能推动辽西兵团前进。十月十八日，蒋介石第三次飞沈阳，以卫立煌指挥不力，要免卫立煌的职，改派杜聿明为东北主帅。杜未接受，只答应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蒋就撇开卫立煌，让杜聿明向廖耀湘所率的兵团下命令，继续向锦州方面前进，和解放军的主力硬拚，进行决战，夺回锦州。卫立煌根据形势险恶，装作对廖耀湘关心的样子，嘱咐廖耀湘要保存实力，稳扎稳打，不可轻率冒险。因此廖耀湘就没有象蒋介石要求那样轻率的猛冲直撞，而是徘徊踌躇，瞻前顾后，丧失了和塔山方面国民党军队同时在东西两路夹击解放军的时机，使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得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如果在塔山战斗开始之初，辽西走廊受到倾城而出的沈阳二十万人的猛攻，解放军受到的阻力就会大得多。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廖耀湘所率的机动兵团才向位于辽西走廊东端的黑山、大虎山解放军阵地进攻。 　　黑山、大虎山北临千余米高的医巫闾山，南接九十余公里的沼泽地带，北宁铁路和郑大铁路相遇于二十公里的狭长地带。此时仅有廖耀湘兵团兵力五分之一的解放军坚守这一咽喉地带，把敌人咬住不放。廖耀湘兵团依靠空军配合，进行了最猛烈的轰击。解放军全然不动，三天三夜顶住了几十次冲锋，守住了阵地。廖耀湘等连日进攻不下，原已士气不振，锦州解放、长春解放，消息频传，军心涣散，加上在锦州打胜仗的解放军，迅速把大部队向东北回师，飞将军从天而降，从黑山、大虎山两翼合围，使得廖兵团逃跑也来不及，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残敌，俘虏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十万余人。 　　杜聿明在他的回忆录《辽沈战役概述》中，对于以上这些战事及其前后经过记述得很详细。杜聿明记得卫立煌在廖耀湘全军覆没之后讲过： 　　“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 　　“蒋介石的用人是个个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没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四 　　在辽沈战役开始以前，沈阳的城防就由第八兵团五十三军、青年军二〇七师和暂五师担任。卫立煌最初以为五十三军过去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国民党有矛盾，在国民党统治力量快要崩溃的情形下，可以利用他们来进行反蒋的活动。事实上这种想法很难变成事实，因为五十三军已经被国民党驯服了十多年，积习已深，尤其是现任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依仗着和陈诚在保定军校八期同学的关系，官拜第八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嫩江省主席，挂了三颗大印，便死心塌地的效忠于蒋介石，和在远征军时代受到卫立煌的支持，呼卫立煌为“再生父母”的情形根本不同。 　　共产党的辽宁地方组织，还是注意到五十三军里面的军官是以辽宁省籍的人为班底的，撇开周福成，对他们做过许多交朋友的工作。前面说过，有一位“冷太太”到过王理寰的家中，直言不讳地说她和解放军有关系，愿意和王理寰常来往。还有，在沈阳第二中学当教员的地下党员王襄忱向王理寰作过思想开导工作，搭桥挂钩。王理寰看到国民党的失败不可避免，思想上有波动，总去告诉卫立煌。卫立煌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嘛，有什么可怕呢?将来能救中国的恐怕还是共产党。” 　　卫立煌又对王理寰说：“周福成对我不靠近，最靠近我的就是你了。以后你在外头遇到什么事情，不论什么性质，都可以跟我谈谈。这么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总该信得过我。”因此，王理寰常常到卫立煌家中，讲些办公室里所不能讲的话。 　　一九四八年十月，国民党在东北战败的形势已经分明，沈阳一些在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的老部下如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暂编三十师师长张儒彬等人在一起开会，商议应变之计。大家都认为时至今日，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和解放军进行联系，以免到时玉石俱焚，被当作顽抗到底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太不值得。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一个沈阳第一警备纵队(相当于一个师)少将队长秦相徵，会后偷偷地去向沈阳市长董文琦告密，把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讲些什么活，都和盘托出。董文琦立刻一五一十地报告卫立煌，卫在董文琦走后，即打电话叫王理寰来其家中，笑着告诉王说：“你们在干些什么事，我都知道了。你们不要把事情搞漏了，搞漏了就不好办了。” 　　从前蒋介石早已作了从沈阳败退出来的准备，制订了破坏沈阳工业的计划，连发电厂都要炸掉。到了廖耀湘兵团倾巢而出的时候，就派国民党联合后勤总司令郭忏到沈阳亲自督促破坏。卫立煌心中反对这一破坏计划，故意阻碍执行，说现在还不到破坏的时候，不签署破坏的命令，蒋介石几次催问，他都拖下去了。后来郭忏看见沈阳垂危，唯恐自己回不了南京，只好仓皇逃走，致使破坏计划落空，许多重要的重工业工厂得以安全保存下来。 　　在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全军覆没之后，国民党往东北的统治即将崩溃，守在沈阳的第八兵团将领们聚集在一起开会，研究对策。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和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都说这个仗是打不了啦，不能打。周福成勃然大怒，使劲把桌子一拍，把茶杯都震得跳起来打碎了。王理寰从会场中溜出，从此躲在他的师部不敢和周福成见面。这几天之中，哈尔滨的解放军电台上天天轮流有高崇民等人对五十三军将士的广播，号召他们赶快起义，赵国屏、王理寰和前沈阳警备司令赵毅等五十三军的将领们(除掉周福成)又在同泽街王化一家中开会，商议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沈阳城的各项具体问题，并派赵毅当代表去和解放军接洽。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被围歼以后，沈阳城已无防守之力，卫立煌留在这座危城，没有事情可做了。蒋介石一直没命令卫立煌退走，是让他起一个象征作用，表示在东北还有他的一个大将军留在那里，东北还没有解放呢。 　　九月二十八日，蒋从北平来了长途电话。这时卫立煌正从“剿总”的办公室里往家走，人还没有到家，电话已转到卫家了。韩权华拿起电话机说：“他还没有回来。”蒋介石一听见是女人的声音，就不说话，把电话机挂上了。 　　没一会儿，宋美龄来了电话，是打给韩权华的。宋美龄说：“你是Madam Wei?现在还在沈阳?现在沈阳太危险了，你不应在前线，我派飞机接你出来吧。”韩权华说：“好，回来就回来吧。” 　　当天傍晚，韩权华被接到北平，次日送回南京。到南京已是晚上十点半了，韩权华孤独一人，越想越不是滋味，给宋美龄打电话说：“我是韩权华，已经平安回来了，向你报告。我们有两个孩子在北平，孩子问我：‘为什么把爸爸一个人丢在东北，你自己回来了?’我回来一想，我们一家死也应当死在一块，请你和总统说说，干脆把我们都送去，死也死在一块才好。” 　　宋美龄说：“你不知道?有过规定：军人家属不许到前方去。” 　　韩权华说：“为什么我看见报纸上，总统到了哪里，夫人也跟到哪里呢?务必代我们求求总统吧。” 　　一直到了解放军快要进入沈阳市区，蒋介石还不命令卫立煌离开沈阳。他为了向美国老板表示他还有一个大将军在沈阳，国民党还没有失败，还占着东北的司令部呢。拖一个小时也好，拖十分钟也好。蒋介石对于卫立煌怀疑，卫立煌到东北九个半月，一直是派特务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报告的。此时蒋介石嫌特务的汇报不及时，更直接打电报询问“剿总”里的参谋长赵家骧：“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 　　赵家骧给蒋介石回电报说： 　　“总司令端坐总部，一言不发。” 　　蒋介石见卫立煌快要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了，卫立煌被俘他是不惋惜的，打死了更好，害怕的是他手下的大将军被俘投降，他自己的面子上也不光彩，所以最后命令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派飞机到沈阳把卫立煌接到葫芦岛。 　　十月三十日下午三时，最后一架离开沈阳的飞机几乎没有飞得出去。这时沈阳市内已经混乱，北陵飞机场被解放军占领，东陵飞机场也受解放军火力控制，只剩城内一个民用飞机场可以降落起飞。过去蒋介石曾经三令五申，要求其在东北的军官们与东北共存亡。大家见卫立煌没有跑，都绝望地等待着当俘虏，现在闻说有飞机来接卫，于是一变而为争着要上飞机。赵家骧到底是“足智多谋”的参谋长，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众高声宣布：“马上有四架飞机来到，你们不要着慌，我现在宣布名单，哪些人乘第一架，哪些人乘第二架，哪些人乘第三第四架，等一会都按排定的座位乘飞机，我担保都能走得了，不要乱抢!”这么一来，许多人被这一诡计迷惑住了，机场上才没有发生骚乱。尽管如此，秩序仍然还是很难维持，有的自称自己对于党国立过多少功劳，有的自称和总统的关系多么密切，都硬要乘坐这架飞机早离沈阳。白发如银的彭济群，粗壮高大的高惜冰被推来挤去，连箱子细软都挤掉了。卫立煌登上飞机之后，不许关机舱的门，一定要几个年轻力壮的卫士把汪德昭③从人群中找到，拥上飞机，才关上舱门。机场上有几个被解放军吓破了胆的国民党军官异想天开，还幻想坐在机翼上或死抱着机轮的架子不放，把他们带走呢。 　　卫立煌飞到葫芦岛后，沈阳于十一月二日解放。卫立煌又飞往北平。葫芦岛解放，整个东北都解放了。蒋介石眼看着他在东北的势力土崩瓦解，毫无办法，只好在卫立煌身上出气，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布命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辽沈战役的结果，一次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多人，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三个最大战役的第一个。加上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处于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优势，使整个解放战争整个战局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为解放平津和华北打下了基础；获得了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由于东北的解放，解放战争获得了战略上巩固的和具有一定基础的后方，共产党获得了转入经济恢复工作的有利条件，全国人民无限高兴。 　　五 　　从解放以前的报纸，到近年发表的各种有关的回忆录，对于当年辽沈战役的具体经过，有过很多详细的描述。都说蒋介石和卫立煌的战略思想不同，发生矛盾，加速了战争的失败和国民党的崩溃。一九六一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中，发表了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等人所写的长篇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辽沈战役的史料，也都持这样一个观点。 　　一九六一年，杜聿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以后，曾去访问过卫夫人韩权华。他们畅谈往事，杜聿明说：“当时我和卫先生都是一个想法，都是想把国民党的军队保存起来不打，等军队补充充足装备好了再反攻……”韩权华听了以为偶尔闲谈，没作什么反应。杜聿明走了以后，韩权华反复回忆往事，一夜没有睡好觉。她说：“外国有一句成语说：‘听了别人的话没有提出异议，就是默认。’杜聿明对于卫立煌完全不了解，如果按他所谈的写成文字，那就与事实谬以千里，完全抹杀卫立煌当日的苦心了。卫立煌去东北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这是杜聿明怎么也想不到的。”韩权华即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写成一篇《一九四八年卫赴东北前后的简介》，交给了她所在工作单位领导国务院参事室朱副主任审阅，又于五月六日交给参事室姜克夫同志，后来该稿被送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个有任务追随着卫立煌、过去经常和卫立煌谈论天下大势的人，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日子又不见了呢?这里还有一些曲折。那就要话分两头，先把我一九四六年深秋在上海和卫立煌分别以后的经历补写清楚： 　　卫立煌离开上海赴美、欧旅行前，嘱咐我，在上海等着他，不要远去，多搜集些资料，好好研究形势，不久——多则一年他就会回来。于是我托陈翰伯同志代我在上海找个职业，他说可以介绍我到某报去编副刊，但是没有宿舍。我遂利用这个空隙回安徽一趟，省视父母亲。一个月后，我由安徽再来上海时，经过南京，表兄张友鸾在办一个《南京人报》，叫我帮帮忙，我乃在这个报社暂时落脚。准备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观察观察一团糟的国民党首都动态。一共才上了十来天的班，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花牌楼《南京人报》社附近，迎面碰见了叛徒袁××。当时街上人很拥挤，当我猛然警觉的时候，他已随人群走远了。 　　过了几天以后，我去上夜班，再一次在《南京人报》社不远的地方看见袁××。他贼眼直溜，看样子他已经发现我，或者已经盯上了。(这几天我到美国大使馆参加司徒雷登的酒会，又到梅园新村中共和谈代表团去过，天黑才出来，可能已经被特务注意了。)这个警犬知道我是卫立煌身边一个从八路军来的危险分子，捉住我会使他得到不少奖金，他怎么会轻易放掉我呢? 　　因此这时我过《南京人报》之门而不入，绕了几条街，走到甘肃省银行的南京办事处。原来卫立煌的老伙计郭寄峤，在一九四二年卫立煌撤职之后，被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请去帮忙。由于郭寄峤在武功会议上被蒋介石称赞为“标准参谋长”，各战区争先延聘，刘峙保荐郭寄峤当上了重庆卫戍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到了重庆。郭到重庆后即与陈诚往来频繁，被吸收进陈诚的系统。数年之间，由陈诚推荐，先后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参谋次长。到了一九四七年卫立煌出洋的时候，郭寄峤已当上了西北行辕副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此时郭寄峤要建立自己的摊子，尽力收集卫立煌的老班底。当年洛阳那些合肥人，靠不上(卫)大老板，纷纷来依靠(郭)二老板，郭也曾经来信叫我去兰州。我深知郭的思想不及卫，拖着没去。现在我看见我已经被袁××发现，南京这个码头是待不住了，好在我在南京并无什么任务，不如暂且到兰州去躲避一下。甘肃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就设在甘肃省银行南京办事处的楼上。我找到了省府办事处主任兼省行办事处主任蒯世祉(吴忠信的侄女婿)，蒯世祉说：“四先生(郭寄峤行四)打电话来还提到你，催你到兰州去咧。”我说：“行啦，兰州我还没有去过，正想去逛一趟。”蒯世祉说：“要走就快走。后天上午有一架飞机送西北行辕某某军官到兰州去，你坐这一趟飞机好了。”第三天上午，我就跟着西北行辕里的军官们一道，被一架军用飞机从明故宫飞机场送往兰州去了。 　　我到兰州后，郭寄峤派我当甘肃省政府机关报《西北日报》社长。因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的随从参谋——张立钧④是我在南京安徽中学时的同学，凭这一点关系，我又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成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的座上客。我和张大讲民穷财尽，绝对不能再打，我拥护张治中搞和平活动，甚至暗中盼望能出现一个和平解放西北的局面。我随张到存放成吉思汗银棺的兴隆山小住。张治中自己到过《西北日报》社，参加过《西北日报》在雁滩举行的诗会，自己朗诵唐诗“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在张治中六十岁生日的寿筵上，我听见张治中说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完全不是国民党军官的口气。我还从张立钧处知道张治中看些什么报刊书籍，觉得张治中又是一个可以争取的朋友，应当支持他，鼓励他，但是因为我和张治中的关系不深，不知道这位蒋介石的亲信内心到底搞的是哪一套，我虽然和他常有来往，始终不让他更了解我。在这一点上和我跟卫立煌的关系不同。 　　到了一九四八年一月，我在兰州看见报纸上刊登卫立煌已回国，当上了“东北剿总司令”的新闻，很惊异。我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开头是道贺卫又当上了新官，继之报告他我在兰州干什么，末后表示在“待命”。不久以后接到沈阳一封卫立煌的极其简单的复信——真正是八行信，说什么“闻近况良佳，甚慰。”根本没有提到要不要我去东北的话。此时，我对于卫立煌的分析是：国民党军官都具有二重性，反动的阶级性是其主要的方面。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出国以前，明明和我作过国共两方力量变化对比的分析，看到国民党必败，他表示决不参加内战，言犹在耳，今天怎么又当上了剿共的总司令，到了反共的第一线上去了呢?是在美国听了美国人的宣传，惑于“美苏必战”的估计，参观了美国的军事工业设备，被原子弹吓倒了吗?还是做惯了官的人没有官便活不下去，连四面楚歌、兵临城下的危城中的印把子也是那么香吗?我感到又急又气，自己白白花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守株待兔、毫无收获，辜负了党对于我的嘱咐。 　　抗战初期，在十四集团军、第一战区当参谋处长的符昭骞，此时在甘肃任军管区中将副司令，此人是卫立煌、郭寄峤旧部中比较开明的人物。他看见报上卫立煌到东北的消息后对我说：“卫先生真糊涂，怎么能到东北去替陈诚背黑锅呢?他要是和我商量一下，我怎么也要劝他不要去。”从此，符昭骞和我都对卫立煌绝望了，不再谈东北的事，回过头来秘密搞一点促进西北和平运动的活动，一直到解放，符昭骞成为一个起义将领。 　　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我回到北京，非常惭愧。考虑到自己在国民党这方面多年，一事无成，卫立煌逃往海外，成为战犯，我空手回来，没带来一兵一卒，颇有不好交代的感觉，我向组织上写了自己“没有任何成绩”的检查材料。为了向工人阶级学习，我进入工会系统学习新的工作，不再去想卫立煌等等事情。 　　一九五五年，卫立煌从海外归来，我在报上看到这件新闻和他的《告台湾袍泽书》，是很高兴的。后来符昭骞代表他来邀请我去吃饭，我没有去。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期我在《工人日报》上办过一个《百花坛》文艺副刊，于整风补课时期受到批判，因其“毒草丛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被补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从此我便下放到山东一个地区从事商业工作，凡十八年。在“文革”中，由于我是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旧知识分子，经常有人内查外调，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问到哪年哪月在哪里见过什么人，干过什么事情。经过这么多次详细的调查，倒开启了我记忆的大门，联想起许多事情的细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许多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的“右派”帽子和我历史结论中不实之词都全被推翻。一九七九年十月，复查的同志走访卫夫人韩权华后，在复查报告中写道：“韩权华说：‘我是一九四五年才回国的。卫先生的客人很多，对赵荣声同志印象不深。后来我们到东北，卫先生为了和党取得联系，一拖再拖，不想打。他当时非常着急，时常说：‘要是赵荣声来就好了’，‘要是赵荣声来就好了，那就通了气啦!’我当时随卫先生在沈阳，对这一点印象特深。” 　　一九八一年我写这个史料时，为了补充卫立煌在东北这一段情形，走访韩权华。韩权华着重提出她和杜聿明的分歧，我又访问了汪德昭、陈铁、王理寰、卫道然、刘性夫等人，他们众口一词，坚持说卫立煌到东北并不是为帮蒋介石打仗，而是想促成蒋介石的失败。我除了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询问以外，并和他们一起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卫到东北如果不是帮蒋介石打仗，为什么不和解放军方面进行联系? 　　卫立煌在法国通过汪德昭传递代电，就是表示要联系。把汪德昭找到东北，就是想让他做这个工作，可惜汪德昭当时不认识中国的共产党人。卫立煌吃过袁××的亏，他听说王理寰和地方上的共产党来往，深怕地方上的党组织层层往上转，层次太多，容易泄密，只叫王理寰去起义，不敢讲自己想搞什么。自己没有兵，想搞也无能为力。那时他希望延安派我来，常说：“要是赵荣声来就好了，那就通了气啦。” 　　二、我在兰州给卫去过信，他还有回信，为什么不从兰州把我找去? 　　卫到东北之后，百务丛集，对于纷至沓来的贺电贺信，都授权让秘书处长王翰存批阅，只把武官将级以上、文官简任以上官员的道贺函电开个名单呈送给卫自己过目。至于什么校尉级的旧部下和同乡们的道贺信，都由科员处理，王翰存批发，连个名字也不用报告卫立煌。过去王翰存自己只在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在省府秘书处当过两年的秘书，中间隔了一个秘书长，不象第一战区长官部里面的秘书和卫直接接触，王翰存很怕长官部里的秘书们来沈阳夺去了他秘书处长的位子，所以王翰存更不会向卫报告赵秘书来过信，他自己代卫作个答复就完了。 　　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中郑洞国写的《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一文中写道：“解放后，据卫立煌说：‘我当时是企图保存实力，以待时局的变化。’”是不是说卫立煌当年想替国民党保存实力? 　　这是因为卫立煌没有把话讲完，郑洞国也不了解卫立煌的心思，那个时候卫立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只能以合法形式进行反蒋的斗争，卫立煌对于国共双方的全局形势和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都非常清楚，他所想的“保存实力”是把蒋介石的兵力拉到他自己的手中，不能让蒋介石把这些队伍调到关内去，不能把他们运到江南去，不能让蒋介石的死棋走活，所以卫一直站在他的部下们所能接受的、认为合情合理的立场上，提出一贯和蒋介石对立的战略，让他什么也干不成。对于许多文件不签署，不下达命令，让你蒋介石自己把军队送掉，不是我卫某的责任。卫立煌当着廖耀湘的面说：“总统要我们什么时候闭眼睛，我们就什么时候闭眼睛。”好象对蒋忠心耿耿的样子，到了最后辽西兵团离开沈阳以后，卫立煌假借种种理由，拖延不给廖耀湘兵团补给弹药，不补给汽油，让他快完蛋。卫立煌为此对韩权华说过：“看他盲人瞎马怎么走!” 　　…… 　　我觉得韩权华、汪德昭、陈铁、卫道然、刘性夫等人所叙述的事情经过和所持的理由都是合情合理的。根据我自己数年在卫立煌那里，讲话“百无禁忌”；一九三八年夏天他让我去询问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虞洽卿家中卫和我同声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加之他在远征军之后又搞了一场不愉快，我相信卫立煌的确和蒋介石的矛盾发展到快要爆发的程度了，卫立煌确实会在辽沈战役中做出对蒋不利的事情。我又听中央统战部顾问金城同志谈过，他一九四八年在平山县西柏坡开敌军工作会议，听见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讲到卫立煌从外国通过某种关系打电报给我们的事。因此我就根据韩权华、汪德昭、陈铁等人所提供的材料，写成本章文字以及前后的第十四章及十六章等，把许多片断的材料系统起来。 　　我的草稿写成，也有朋友看了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我一九四八年没有到东北去，没有亲自参与卫立煌这一段的活动，发言权是有限的。我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故把这种意见一并记录在这里，并且说明，我现在还不是给卫立煌写传记，只是辑录一点史料，记述一段历史的一个侧面，或者可以说只是一些参考资料，仅供历史学家的参考而已。 　　① 孙中山从前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副对联，曾取此句意，蒋介石终身为此而骄傲。这句原是杜甫的诗句。 　　② 陈铁号志坚。 　　③ 汪德昭离沈阳南旋后，又回到法国，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当高级研究员。一九五六华响应周总理号召，回国参加祖国经济建设。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电子研究所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声学研究所所长及联合国科教文总干事所组织的知名科学家顾问团顾问。 　　④ 张立钧现为民革中央委员会顾问。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