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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文章 怀念老领导——胡景铎副厅长 |
安进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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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进之 1955年初,胡景铎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顾问等职。1977年7月,积劳成疾病逝在办公室。在交通厅共任职22年零3个月。曾分管过交通科研、教育、公路运输、交通工业、汽车修理等业务。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说他是什么“右倾”、“彭、高、习的干将”等等,但他一身正气,毫不气馁,为发展陕西经济和交通运输付出了大量心血。 刚到交通厅时,为适应新的工作,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认真钻研交通业务知识,不耻下问,经常向工程技术人员请教。他到地方工作正值“一五”建设高潮,各项事业发展很快,陕西的交通运输业更是突飞猛进,尽管如此,交通运输仍显滞后。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交通专业人才奇缺,许多关键性的难题不能及时解决,影响生产。就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主张科技兴陕,发展交通。他建议厅党组成立交通学校和交通科研机构,培养人才,攻克难题。厅党组经过研究,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报省委同意,先后成立省交通学校和交通科研所。40多年来,交通学校培养了大批各类交通专业人员,并率先培训了第一批女汽车驾驶员,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有些项目在全国公路交通运输中居领先水平。老厅长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陕西公路交通科研事业和职工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老厅长长期主管公路交通运输,他善于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潜心研究,合理部署运力,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确保重点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他经常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和生产。在基层他总是和职工吃住在一起,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工作中共同研究,从不摆架子。1956年3月,他在省西安运输公司推行计划管理,和基层一起运用线性规划组织物资调运,安排汽车合理运行。他亲临现场听取汇报,号召职工服从调度听指挥,在他的支持下该公司建立了严格的生产调度指挥系统;他还支持经理何日华的工作,对成绩优异者实行重奖,职工生产情绪高涨,生产成绩逐年上升。1957年盈利188万元,占全省公路运输企业总利润的37%。1958年升到356万元,1959年达到616万元。在这个公司的带动下省属交通运输企业全年利润达到1860多万元,受到省委的多次表扬。 1958年,“大跃进”中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潮无处不见,主观主义、浮夸风泛滥一时,对此,他在实际工作中默默地进行着抵制。他主张实事求是,以科学态度对待工作和生产,并常以此教育职工。当年10月1日,省西安运输公司奉命组织“万吨列车”试运行,一时轰动全省,在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里,不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反而还有许多人为其叫好。而老厅长则不然,他支持何日华经理组织业务、技术干部挑选司机进行合理拖挂的运行试验。经过10挂、4挂、2挂、1挂等多次试验运行得出了“拖挂的重量不能超过主车的载重量”的结论。这个论点是从实践中来的,是科学的,与汽车原设计性能也是吻合的。当时,“百吨列车”在西安市区运行后各报社纷纷派记者到公司来采访,要我写经验、报导稿,我持否定态度,但又不敢公开表示,遂请示胡厅长谈了我的看法,他不但不批评我,反而支持我写一篇关于科学拖挂的文章。后来文章写好以经理何日华的名字连载于《陕西交通报》上,引起了好评和同行的关注。 “大跃进”中,公路运输上开展的“万吨公里”运动造成车辆严重失修,完好率大幅度下降,配件匮乏,运输企业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力主加强保修厂的力量,严格执行“计划修理,强制保安”,同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还主张建立一个轮胎修理厂。后经省委批准于1959年在西安建成轮胎翻修厂,年翻修各种型号轮胎数千条,1965年达到7340条,不仅缓解了全省运输企业轮胎不足的局面,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和橡胶。 1961年初,中央公布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8月,中央又颁布了《工业七十条》。他受厅党组委托,又深入省西安运输公司进行试点。先在第一车队,后在全公司试行。在他的主持下制订了公司的《贯彻工业七十条的实施方案》(简称“五定五保方案”),把工业七十条的全部内容落实到了车队、车间和班组以及科室。1961年,全省公路运输企业七大公司四个亏损,而省西安运输公司则实现利润92万元,1962年达到220多万元。《工业七十条》在西安运输公司试行取得经验后立即在全省公路运输企业推广开来。《工业七十条》的贯彻执行也是八字方针的具体落实。通过全面调整和《工业七十条》的贯彻,全省运输企业的生产和利润不断回升。1965年全省交通运输企业实现利润715万元。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全省公路运输企业、修理厂还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百万旧件”修复运动。1961年全年修复旧件115万余件,缓解了当时汽车配件不足的矛盾,大批车辆得以复活运行,使车况每况愈下的状况得到有效遏制。同年,交通部在出台“加强汽车维修保养保护运力”政策的同时,对汽车运输企业技术管理制度、技术标准、技术定额进行了修订(简称“红皮书"),1963年正式定稿,颁布施行,并号召全国汽车运输企业职工大兴学习之风,管好汽车运输企业。厅党组决定在省交通学校成立贯彻学习“红皮书”的企业领导、干部、工人三结合的培训班,胡厅长自告奋勇带领一名工程师亲任班主任,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前后约一年,每期一个月,对全省汽车运输企业经理、修理厂厂长、科长、车间主任、班组长、老工人进行了轮训,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工人的素质明显提高。学习期间,老厅长既是老师,也是学生,亲自备课,登台讲授。其他老师讲课,他就和学员同堂听课。他治学严谨、纪律严明。学员学习期间一律不准请假,每逢星期日晚他还亲自查铺,和学员一起遵守作息时间,以身作则,按时作息。坚持每早必出早操。早操灵活多样,依每人爱好、身体状况自由选择,有的喜欢太极拳,他就亲自示范教授,还请西安太极拳专家张桐老师亲临指导。同志们心情舒畅,学习用功,对他非常尊重,他对同志们也亲如兄弟。他非常关心学员生活,在食堂吃饭时经常征求大家意见,改善膳食。他还经常和学员个别交谈、聊天,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谈如何做人,无拘无束,谈笑风生,每逢学习结业时学员都是恋恋不舍,多数学员都是含泪和老厅长告别,并祝他保重。 1965年9月,他受厅党组委托在凤县主持召开全省交通工作现场会。会上他总结肯定了“依靠社队,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民办公助”修建地方公路的方针,同时明确提出“修路与农业生产互相促进的关系”,在会上首次提出“全省达到县县通公路”的要求,对后来全省县社公路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来势凶猛。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里,他是全省交通系统第一个受迫害的领导干部,也是蒙受严重摧残时间最长的领导。尽管如此,老厅长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对党对人民依然赤胆忠心。他那对人民事业执着追求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丝毫未减。1972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奉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安排他出来工作,老厅长得以自由。不久,经省委批准在商洛召开“陕西省交通运输企业(修理厂)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他主持了这次会议。当老厅长在开幕会上一出现,与会代表和参加大会的地区运输公司、大修厂等单位的职工3000多人掌声雷鸣,长达数分钟。此情此景足以说明老厅长在职工中的威望。会议采取“听、看、议、找、订”等办法,大小会相结合、会内会外结合,开得生动活泼,与会代表情绪高涨。总结会上老厅长精神饱满,情绪激昂,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以亲身经历生动、深刻、有力地批判了林彪一伙鼓吹的“精神可以代替物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倒行逆施的极“左”路线,深刻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等观点,并以生动的事例反复用政治与生产、政治与技术业务的辩证关系教育代表和职工。同时反复强调要加强企业管理,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下决心把全省交通运输搞上去,充分发挥先行官的作用,不辜负全省人民对我们的重托。老厅长的一席话语重心长,井井有条,生动实际,不时为与会代表和3000多名职工的掌声所打断。在职工的要求下讲话时间一延再延,连续讲了6个多小时才散会。 1973年初,咸阳地区计委批准咸阳运输公司准备投资50万元改建西安玉祥门汽车站,以改变旅客乘车难的局面。从事几十年交通运输的老经理何日华和老交通汪邦育同志听说后在一起研究,建议由咸阳、渭南、商洛、安康等运输公司共同投资在西安新建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汽车站,立刻得到老厅长的大力支持。同年2月,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副总理职务,老厅长更是信心百倍,干劲倍增,多次找省计委、经委、建委的领导同志汇报此事,先期投资140万元(后期增到503万元)、建筑面积13,000㎡、日发客车150个班次的“西安汽车站”于次年终于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他请求省交通局革命领导小组同意,代表省交通局亲自担任了筹建领导小组组长。他不顾年事已迈,四处奔波,调资金、借人员、选站址、组织设计。当时资金、材料非常困难,老厅长亲率干部上天津、北京等地找老首长请求支援。并向全体建站职工提出:“不建好这个汽车站誓不罢休,车站建不好,谁也不能当逃兵。”建站职工在老厅长的亲自领导下,团结一致,干劲很大。司机到四川南坪山区拉木料,往返一次约2000公里,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一次路上受阻,10多人一天一夜没有吃一点食物,但大家毫无怨言,有一位老司机还激动地说,在胡厅长的领导下,只要建成这个汽车站,那怕是掉几斤肉他也心甘情愿。1976年,车站施工进入紧张阶段,职工昼夜加班,老厅长经常在晚上亲临工地看望大家。听到施工机器的轰鸣声,他高兴而激动地说:“这声音就是生产的交响乐,有这声音不怕车站建不成!”他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为鼓励大家,他还自己掏腰包在西安北大街“鼎兴春”牛羊肉泡馍馆请大家吃了一顿。 1974年10月,省委对强加给老厅长的不实之词予以推翻,为他恢复了名誉,让他仍然主持全省交通运输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被“文革”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很快得到恢复。他重视基础建设,在厅党组的领导下,主持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汽车站,改善了公路运输面貌,成绩斐然。 老厅长胸怀开阔,正直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重视和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原则性很强,从不背后说长道短。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挥才能。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总是设法保护被批斗的老工程师、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并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老厅长虽出身旧的世家,但他的生活一贯朴实。对子女家人管教严格。他作风民主,爱护职工和下属,乐于助人。陕南、陕北等地职工特别是工人来西安求助于他的,他都热情接待,并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重视职工的文体生活,老工人说,胡厅长的作风很象贺(龙)老总,光明磊落,雷厉风行,重视文化娱乐和体育锻炼。1956年,他提出各运输企业、修理厂在搞好运输生产的同时,还要开展文体活动,要求各单位都要成立文艺队、体育队,活跃职工生活。1957年春,省上要在汉中运输公司召开全省运输企业、修理厂技术革新成果经验交流会,他要求各单位不但要拿出生产上的新成果,而且还必须带上一个文艺队或者篮球队,既比生产又比文体生活。他常说,职工文体生活搞好了,身体棒棒的,生产才能搞好。这次会议期间既交流了技术革新成果,又检阅了各单位的文体活动。老厅长兴致勃勃,一会出现在经验交流小组会上,一会儿又在文艺汇报厅里,有时还利用换节目的时间登台唱上一段秦腔小段子。在篮球场上,他有时当裁判,有时在场外助威叫好,使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开得紧张、活泼、愉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77年7月,老厅长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办公桌上。噩耗传来,陕南、陕北关中各地(市)、县交通局、运输公司、修理厂、公路段、汽车站的大批职工代表纷纷自发地赶到西安悼念老厅长,向老厅长挥泪告别。 老厅长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胸怀坦荡,大公无私,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德高望重,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给全省广大交通职工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1998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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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铎将军/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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