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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 第九章 谋福桑梓 |
| 黄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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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啸的高空风，从破损的机舱窗口钻进来，冻得人直打寒噤。1950年元月3日上午，邓宝珊身系降落伞，盖着皮大衣，踡曲着身子似睡似醒，带领沈求我和王焕文，匆匆离开北京，飞赴兰州就任。
距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的日期，还有四天了。在此之前，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邓宝珊陪同傅作义去绥远参加成立典礼。接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和副书记王世泰的电报，才于元旦上午赶回北京。因战争破坏的陇海路灵宝大桥尚未修复，坐汽车时间已来不及。为了按时去主持省政府成立典礼，便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派出了这架刚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破旧客机。
开国大典后不久，邓宝珊就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国民党起义人员中，被任命为省主席的，全国只有他和湖南的程潜两人，朋友们纷纷来向邓宝珊祝贺。同邓宝珊曾一度在甘肃共事的邵力子，很有感慨地说：
“从前，我三次向蒋介石举荐你这个甘肃人担任甘肃省主席，都没有任命。共产党一建国就起用于你，可谓知人善任!现在看来，当初听从你和冯国瑞的劝告，将我在陕西任职期间收藏的图书，捐赠给你的家乡天水，这步棋是走对了。你回甘肃，以后有机会，我还想旧地重游呢……”
邵力子一番深情的谈吐，引起邓宝珊悠长的回忆——
出生于江南文化古城浙江绍兴，比邓宝珊年长12岁的邵力子，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1920年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与周恩来同事。历任国民革命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在谈判未成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挽留，与张治中、章士钊等一起留居北京，后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邓宝珊与邵力子的交情已有17年了。1932年3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4月，就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从西安相偕到达兰州。此后一年多时间，两人精诚合作，密切配合，整顿省政，核定军粮饷款，减轻百姓负担，努力维持社会治安，恢复秩序，在繁忙紧张的公务活动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33年4月，邵力子赴南京述职，不久，改任陕西省主席。此后数月，由邓宝珊代理甘肃省主席职务。期间，于右任、邵力子虽力荐邓宝珊担任甘肃省主席，但终未得到蒋介石同意。当年7月，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9月，于脆撤销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成立甘肃绥靖公署，任命朱绍良兼任绥署主任，将邓宝珊改任为新编第一军军长。
邓宝珊深知蒋介石对他的疑虑，也深知蒋介石此举的奥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曾提出一个“开发西北”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将他的亲信纷纷派往西北五省担任重要官职，力图将辽阔边远的西北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针对蒋介石的图谋，西北地方势力采取相应对策。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联络西北各派，提出“大西北主义”；甘肃地方人士，也喊出了“甘人治甘”的口号。蒋介石此举，一箭双雕：既打击杨虎城，也不让在家乡声望日隆的邓宝珊主政甘肃，羽翼丰满……
邓宝珊思前想后，两相对比，深感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不同，毛泽东与蒋介石之不同。政权刚刚建立，局势还不那么稳定，共产党就对他这个起义将领如此信任，放心地让他回到家乡去担任省政府主席，这得多么宽宏的气度，多么坦荡的胸怀啊!难怪中国的现代史，会由共产党人所改写!
不过，考虑到两次在榆林同彭德怀兵戎相见，而现在彭德怀又要主持西北的工作，邓宝珊对自己担任甘肃省主席的前景，还是有点儿忧心忡忡。因此曾请求毛泽东主席，让他在外地参观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去赴任。毛泽东将邓宝珊请到家里，循循善诱地劝道：
“这样吧，邓先生!为了将来工作的便利，是不是请你给彭德怀和习仲勋拟一个电报，我替你向他们发去?彭德怀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就是有点急躁，对人的态度过于严肃……将来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向我反映，或者找周恩来总理。”
电报发出后只隔了两天，就收到彭德怀和习仲勋热情洋溢的复电，欢迎邓宝珊去甘肃工作。邓宝珊的顾虑才有所消减。
今天，齐燕铭代表周总理到机场送行时还一再叮咛，要邓宝珊在甘肃和张德生、王世泰密切配合，大胆工作，有困难随时向中央反映。现在，飞机沐浴着高空冬日的阳光，一路不停，越过太行山、吕梁山这片熟悉的黄土地带向西飞行。邓宝珊的心态就像这架飞机，虽然饱经风霜有点困倦，却飞得那么自如而平稳。
元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邓宝珊一起就职的，还有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三位副主席。
元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邓宝珊和张德生去参加成立典礼，出席第一次委员会议，并代表甘肃省政府报告工作。会议期间，邓宝珊跟初次见面的彭德怀和久别重逢的习仲勋进行了多次交谈。邓宝珊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军政委员会机关新城大楼会议室东侧，由一个过道连接起来的两间休息室内。看见一个负责西北的领导人物，办公、会客、用餐、就寝，居然都在这个简陋的斗室之中，先自有几分敬重。待谈到当年的两次榆林之战，谈到今后的工作，听彭德怀掷地有声而肝胆照人的一番言语，更使邓宝珊不胜慨叹。
“……不打不相识嘛，邓先生!第一次打榆林的意图你自然明白，那是为了围城打援。为什么要活捉你?是为了请你去组建西北民主联军。没料你的部队那么顽强，结果给双方都造成了重大牺牲。”彭德怀诚挚地注视着邓宝珊说：“至于第二次打榆林嘛，那是我指挥上的一次错误。当时只是想到党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邓先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打，自然难免，现在可是血肉相连。我的脾气急躁，对部下严厉，有时还顶撞领导。打沙家店时，就因为不同意中央的作战方案，惹得毛主席很不高兴。今后我们要在西北一起共事，对我的缺点错误，请你多多批评!”
邓宝珊“哦”了一声，细细端详着这位名震中外的解放军副总司令，一股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默视片刻，才深有感触地说：
“彭总!今天能听到你这番话，我实在高兴。只恨，当初在榆林没有能够同你取得联系……”
彭德怀紧紧握住邓宝珊的双手，意味深长地劝慰道：
“邓先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要紧的是现在。现在我们在一起共事，也难免会有冲突发生，更需要相互谅解，相互宽容啊!”
自从跟彭德怀亲自接触后，邓宝珊对共产党的认识，似乎又深了一层。在西安期间，被特务杀害的杨虎城的灵柩运到西安，邓宝珊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追悼大会和遗体安葬仪式，并在《群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对老友的深切怀念。从西安回来后，他不仅对工作更加负责认真，对理论政策的学习也抓得更紧。
当时，兰州解放才半年多时间，满目疮痍，到处还是战争的痕迹。商品匮乏，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难重重。全省的情况，更比兰州严重，山区、草原时有土匪出没，历史遗留的复杂的民族关系，又呈现出紧张局面。
不过，毕竟是新中国的早晨，革命战争荡涤了污泥浊水，苍蝇蚊子还来不及繁衍滋生。阳光明朗，空气清新，年轻的公仆充满理想。党政还没有完全合一，省主席和省委书记彼此也很尊重。作为民主人士的邓宝珊，敢于负责，也有责可负，能够为家乡的革命和建设，掬其拳拳之忱。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他下乡视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一双布鞋，几乎踏遍了辽阔的陇原大地。
在此期间，给邓宝珊感受最深的是天兰铁路的建成通车。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就动议修筑由西安通往兰州的铁路，但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只能将这一计划束之高阁。民国前期，修修停停，只将铁路修到宝鸡。1939年后，日军侵占山西直逼潼关，民国政府才动工修建宝天铁路。采用包商承建形式，以工代赈，征召陇南各县农民修建，官商勾结贪污抽剥之后对民工的待遇极低。历时六年，于1945年底才勉强建成。1946年5月，天兰铁路虽已破土动工，但国民党忙于内战，资金无源，工程时续时断。拖到1949年8月天水解放，仅完成工程总量的百分之三点六。1950年劳动节刚过，天兰铁路开工修建，原计划用三年时间建成通车。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王世泰主动提出要提前通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献礼。1952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主席得到天兰线即将全线通车的喜讯，十分高兴，挥笔题词：
“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9月29日上午，通车典礼在天水火车站隆重举行。火车头前装有毛泽东巨幅头像的3622号列车从北道埠开出，于9月30日下午3时在一片欢呼声中抵达兰州。目睹这一盛况，邓宝珊十分兴奋，不仅为自己的家乡通了火车，更为共产党既会打仗又会建设而由衷地高兴。由此，邓宝珊倾心尽力投身工作为桑梓，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为增强民族团结，壮大统一战线，他多次召集民主人士、起义将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进行座谈。1953年9月，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时，他又冒着绵绵秋雨，经长途颠簸，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高寒的甘南草原，去参加自治州成立庆典。与19年前奉命去甘南办理“番案”时不同，一进入甘南草原，邓宝珊的心境就如同草原的蓝天明朗澄净。这次成立的藏族自治州，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平方公里，比欧洲的荷兰、比利时、丹麦诸国还大。它下辖七个县：夏河、碌曲、玛曲、卓尼、临潭、迭部、舟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甘肃、青海、四川三省的结合部，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举世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就在这里。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这里的民族矛盾一直十分紧张，不时发生流血冲突，甚至酿成震撼全省的重大事变。当年，邓宝珊奉命去办理过的那件“番案”，就是诸多案件之一。由于措施稳妥，处置得当，廉洁公正，那次事件平息后，邓宝珊在甘南藏族同胞的心目中，留下了十分崇高的印象。这次，作为省政府主席率团前来参加自治州成立庆典，格外受到欢迎。
十月初的甘南草原，秋高马肥，风甜草香。从各地赶来参加庆典的牧民，在草原上骤然飘来一座帐篷的城市。自治州成立庆祝大会之后，进行物资交流、赛马大会、藏戏演出，更有那场面宏大、热烈非凡的锅庄舞、热巴舞。年已花甲的邓宝珊，置身在这歌舞的海洋里，注视着一张张笑脸，仿佛年轻了十岁!他同秘书随便走进一家牧民的帐篷，接过一位老人敬献的哈达，问寒问暖，拉起了家常。端起老人递来的桦木碗，抓了一把青稞糌粑面，加入酥油茶，学习老人的动作，伸出三个指头捏和成团，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
参加庆典之后，邓宝珊不仅去拉卜楞寺会见了嘉木祥·洛桑久美·图丹却尼玛等上层人士，而且不顾路途泥泞难走，视察了临潭和卓尼等地。
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土地改革顺利进行，土改之前，邓宝珊就向各地一些田产较多的亲友捎书带信、宣传政策，帮助他们解除疑虑，谆谆劝告他们听从当地政府安排。土改之中，他的家庭成分虽被划为小土地出租，但他还是将自己花园旁边的15亩菜地和果园主动交公。
为了保持水土，兴修水利，抗御干旱，邓宝珊多次去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定西、会宁等县视察。在被流水切割得一道道深深的黄土沟壑间，他同随行人员一起推车爬坡。当他爬上会宁县北部最干旱的硝沟坪，目睹到那里群众生活的惊人贫困时，不禁发出了悲怆的慨叹：
“啊!不到这里，就不了解甘肃”!
但是，作为一省之长，作为共产党的诤友，邓宝珊不是只知道埋头苦干，对涉及人民利益和党的政策原则的事，他始终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
那还是1950年秋天，门卫报告，有个天水口音的白胡子道士，专程从华山前来求见。这是谁呢?邓宝珊一时还想不起来，既然是位乡亲，便吩咐请进客厅。
“宝珊!认不出来了呢?”那道士见邓宝珊目光迟疑的走进来，起身相迎。“那年在河南兵败被俘，丢了军饷，没脸见你，便上了华山……”
邓宝珊连忙双手扶住那老道士，惊喜交集地喊道：
“啊!崔哥——你还活着啊!驻马店失散后，我多次派人打探你的下落……为啥不给人送个信儿?走，上书房去说话。”
说着，挽起那银须齐胸的老道士的手，朝书房走去。
这道士就是邓宝珊小时候在当铺做学徒时的账房先生崔三哥。后投身邓宝珊部队，做了管理军饷的司务官。1926年在河南惨败后九死一生逃回，自觉无颜去见邓宝珊，就隐姓埋名上华山做了道士。道长羽化时将衣钵传授于他，十多年前升为镇岳宫住持。镇岳宫有庙产若干亩，一直租给乡民耕种。现在搞减租，累计历年所收租子，应退还的粮食数目竟有数百石!可因多年庙会挥霍，加之国民党军盘踞华山时吃用，没有粮食退还。但作为庙中住持，被当地政府按地主一般对待，限期逼索，不退还即以违抗论处。崔三哥无奈，只好星夜逃下华山，千里迢迢求告邓宝珊救助。
邓宝珊听完事情的原委，若无其事地笑道：
“崔哥!别慌，在我这里住几个月再说。凭你这一表仙风道骨，谁也不会将你怎样……”
崔道摇摇头：“宝珊!我明白你的心意。那年万达轩老师来游华山，说你做行署主任时，他在兰州你家里住了半年哩!可我如不及时回去，道徒们就要受累啊!”
邓宝珊笑而不答，在园中安排了一个清静的住室，每日素餐鲜果，让崔道观鱼看花，好好将息。崔道心神不宁，每隔三五天便找邓宝珊催问。邓宝珊一拖再拖，拖了半月多时间，才为崔道饯行。
“崔哥!你既然非走不可，我派人送你回去。这点钱，给你作盘费。这几斤宁夏出的枸杞子，送你做调补之用。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陕西省政府对下边干部过‘左’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容许信仰自由。回去后要教育道徒奉公守法，保护好华山的庙观古迹。以后有时间，我来华山看望你……”
邓宝珊不仅对共产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有深刻的理解，能够模范地贯彻运用，对土改政策也同样能够严格执行。
那是在河西走廊的土改之中，有一个沙漠边沿的贫困小县，如果严格按照中央政策规定，不少村庄划不出一个地主成分。工作组很担心，生怕上级批评他们斗争性不强；农会积极分子也很担心，生怕没有胜利果实可分。于是，便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地主成分的标准，把一些本该划为富农或小土地出租的人家，浮动为地主，搞得人心惶惶，吓得一些中农也偷偷杀猪砍树，坐卧不宁。
恰在此时，邓宝珊来这里视察。从跟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听到一些反映后，他去几个村庄认真作了一番调查，果然发现在划地主成分时存在着“左”的做法。怎么办呢?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好心地劝告他说：“算了吧，这么大的运动，哪能没点儿偏差!运动由省委负责，你一个省主席管那么多干啥?左一点，仅仅是方法问题，右一点，可是立场问题啊!”邓宝珊看看这位秘书，知道人家讲的也是实情。可是，晚上躺在床上，总是合不上眼睛。是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绝不相信，共产党让他当这个省主席，是当摆设，做民主的象征品。如果为了个人的荣辱而装聋作哑，那就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甘肃的父老乡亲。为什么要搞土改呢?不是为了什么历史恩怨，而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啊!政策不是感情的产物，而是对利害的审慎权衡……他半夜悄悄爬起来，点亮油灯，在窗外风沙的呼啸声中，戴起花镜，揉搓僵直的手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亲自执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对纠正这种违背中央土改政策的过“左”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明确意见。
报告送到省委，省委采纳了邓宝珊的意见，过“左”的做法迅速得到纠正，甘肃的土改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但是，对邓宝珊的这些举动，个别人在背地里也有些碎语闲言，说他一个党外民主人士的省长，有点儿管事太宽。这话传到邓宝珊耳朵里，他一笑了之，也只当没有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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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宝珊心目中，甘肃的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使用、文物古迹保护，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焦点。从40年代初开始，通过与张大千、于右任、郭沫若、常书鸿、范振绪、冯国瑞……诸多学者和艺术家的广泛交往接谈，邓宝珊就确知甘肃自远古至秦汉隋唐以来，有一部十分光辉的历史，是一个古文化遗存和石窟艺术星罗棋布的文物大省。因此，不管他人在不在甘肃，都尽其所能热心支持地方当局和有识之士，对文物古迹去进行保护与研究。
1941年3月，著名画家张大千不畏艰险，领着家人，毅然西行，去敦煌临摹壁画。10月，65岁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一路风尘，行程数千公里，到达敦煌视察了莫高窟。张大千面壁三年，临摹的200多幅敦煌壁画轰动了坚持抗战的中国，也震撼了正在杀敌卫国的邓宝珊。于右任回到重庆，奋笔所写的《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提案》交最高国防会议公决通过后，1943年，常书鸿一行历经艰辛，到达敦煌……
也是1941年，甘肃学者冯国瑞首次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并写成《麦积山石窟志》。当这册印数仅有300的石印本著作辗转送到邓宝珊手中后，戎马倥偬的将军秉烛夜读，兴奋不已。他既为家乡的文化艺术宝藏自豪，也深感保护研究的责任重大。
那时，他身在军旅，无权过问地方事务。
1950年，甘肃省政府刚成立，机构草创，百废待兴，邓宝珊就任命冯国瑞担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1952年，经邓宝珊提请，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组成麦积山石窟勘察小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率领，有美术、考古、测绘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段文杰、史苇湘、范文藻等参加。经过30天的勘察、考证、摄影、测绘，于12月1日结束。《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期对此进行了报道。
1953年7月，中央文化部又组织以吴作人为团长的麦积山勘察团，对麦积山石窟作了详细全面地勘察。15位团员中，包括了王朝闻、常任侠、冯国瑞、罗工柳、萧淑芳等一批精英学者和画家。
1954年，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辑出版了《麦积山石窟》图册。
从此，天水麦积山石窟引起世界关注，每年从五大洲来此的旅游参观者络绎不绝。
邓宝珊不仅作为领导者尽职尽责，为充实麦积山文物的收藏，还把他珍藏的画册《江上草堂图》于1954年3月赠送给了麦积山。这本画册范振绪的题序中称：“宝珊主席得以赠于麦积山馆”；封面有邓宝珊“赠麦积山馆”的署名题签。
同时，在北魏法生造像碑发现后，当邓宝珊看到该碑拓片周围，由敦沫若、吴作人、马衡、谢国祯、叶恭绰、丁希农、冯国瑞诸家的题跋时，也高兴地挥笔题写道：“拓片及诸家题跋文字，都是珍贵文物资料。”指示麦积山珍重收藏。
当时，与麦积山邻近的甘泉寺，由麦积山文物保管所代管。该寺的前身，即唐代的太平寺。大诗人杜甫流寓秦州时所写的《太平寺泉眼》诗中，称赞泉水“香美胜牛乳”。此泉名春晓泉，水质甘甜清洌。泉边有两株寿高千年的玉兰树，浓荫盖地，银杆参天，每到谷雨前后繁花满枝，花期达半月之久。广见博识的郭沫若说，这是全国最大的两株玉兰树。唐代的太平寺早已化为乌有，后人续建的甘泉寺也仅存数椽小厦，这两株历经风雨的玉兰，却奇迹般巍然屹立于寺前。
为振兴家乡文化胜迹之衰微，1955年，邓宝珊与天水地方人士曾设想筹建“双玉兰堂杜甫纪念馆”。为此，邓宝珊特请95岁高龄的大画家齐白石老人题写了堂名，由巧匠制成一块匾额，悬挂于甘泉寺双玉兰堂正门上方。据称，此匾为白石老人平生所写的最大的字。“双玉兰堂”四字古拙老辣，挥写自如，颇有画意，是齐书的精品。
后来，邓宝珊还请著名画家绘制了一副准备在堂上悬挂的杜甫画像，并亲自写了一首题画诗：
诗圣光芒笔有神，
少陵一老百酸辛。
幸逢此日非当日，
不薄今人厚古人。
东柯南郭记流寓，
麻鞋草笠资写真。
林泉绚丽新歌颂，
双玉兰开处处春!
——据曾任邓宝珊秘书的张举鹏记述，这首诗的初稿让他看过。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他觉得还是将诗写得“光明”一些为好，因此建议邓宝珊将“百酸辛”三字进行修改。邓宝珊采纳了建议，改成了“歌人民”，后又改为“歌万民”。
数十年后，排浊扬清，晚年的张鹏举先生深有感触说：“‘歌人民’也好，‘歌万民’也好，都不如原‘百酸辛’三字的概括力强了。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说是由我而破坏的，我希望今后有人再引用该诗时，仍以恢复原状为好。”
遗憾的是，此诗在传抄中错讹越来越多!在一本由天水作者编写《天水史话》里，在引述此诗时除去“百酸辛”三字不计，错讹竟有八处之多!
这首七律纵笔挥洒，概括古今，情感深厚，音韵铿锵，通过对诗圣杜甫的仰慕崇敬流露出作者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家乡的美好期盼。值得研究的是：此诗写于50年代末期，其时史学界已在奉命批判所谓的“厚古薄今”思潮，声势之猛烈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邓宝珊为什么还会不看风向，提笔犯忌，写出“不薄今人厚古人”的诗句呢?
到1962年，政策调整，经济好转，邓宝珊筹建“双玉兰堂杜甫纪念馆”的念头再度萌生。这年6月，他又为双玉兰堂自撰题写了一副对联：
万丈光芒传老杜
双柯磊落得芳兰
这副对联，寓意深远，对仗工稳，书体风格与早年墨迹大异其趣。邓宝珊早年书风，有人喻之如“少女簪花”，挺劲而秀润，所书天水纪信祠门联可作为代表。此联的字迹浑厚洒脱，苍劲奔放，却颇有米芾之神韵。
“双玉兰开处处春”!邓宝珊终其一生未能实现他筹建双玉兰堂杜甫纪念馆的夙愿。但愿日益开放的天水，能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作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冯国瑞的目光当然不会仅限于天水。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提到：“(黄)河峡崖旁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藏古书五笥。”但后人久已不知其所在。冯国瑞在《麦积山石窟志》中就写道：“河州之唐述、时亮二窟，今已不知其所在。”冯国瑞将探寻这两处石窟的愿望，告诉了邓宝珊。
1951年秋天，中共甘肃省委从省级机关派出一批干部去基层参加土地改革时，邓宝珊把冯国瑞的想法转告了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孙作宾十分支持，派冯国瑞去临夏参加土改，结合土改进行石窟勘察。经过这次勘察，才知道唐述、时亮两处石窟，就是现在的炳灵寺。从勘察中所发现的刻石文字，确定炳灵寺创建于西晋泰始(265—274)初年，在国内诸多石窟中年代最早。勘察归来，冯国瑞写成《炳灵寺石窟勘察记》。1952年，新华社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冯国瑞的这一重大贡献里，也有邓宝珊的关切。
甚至，连一个戏曲艺人的命运，也使邓宝珊忧系于心。京剧著名演员雪艳琴，解放前饱经坎坷，遭遇不幸，流落到甘肃临潭县。邓宝珊得知后上下疏通，多方帮助，终于使其得以冲破束缚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国京剧院，人尽其才，学有所用。
甚至，连一棵险遭砍伐的唐槐，也受到邓宝珊的呵护。有次邓宝珊去天水视察，听说一个单位为建办公楼准备砍掉院内的一棵唐槐，一面给市政当局打电话，一面亲去制止。在邓宝珊的感召下，天水至今十分重视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以南郭寺汉柏为代表的大批古树得到妥善保护，成为这一历史文化名城亮丽的景观。
甚至，连甘肃著名特产的白兰瓜，也与这位共和国的首任省长颇有缘分。
白兰瓜原产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本名蜜露瓜。1941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甘肃人张心一任建设厅长，在兰州徐家山搞水土保持试验。美国水土保持局局长前来考察，告诉张心一：“明年你的同学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要访华，你想请他带些什么东西来?”次年，应张心一的要求，华莱士带来了蜜露瓜的种子和一批牧草种子。经在兰州的砂田里试种，这瓜十分香甜可口，甚至比美国原产者要佳，人们都称它为“华莱士”。朝鲜战争开始，“华莱士”作为瓜名不大有人叫了。邓宝珊在兰州黄河中美丽的小岛——雁滩的瓜田视察时，根据瓜皮的颜色和产地，命名为“白兰瓜”，当即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
邓宝珊不仅为白兰瓜命名，还十分关注白兰瓜的种植和销路。有客来访，他必以此瓜待客，郭沫若、叶圣陶、梅兰芳、朱光潜、常任侠……诸多名流品尝之后，赞不绝口。为此，李红还写了首题名《兰州邓宝珊省长召宴，食瓜有怀》的诗：“谁言西北景荒凉?到处甜瓜作醉香。无限宝藏说不尽，征人那再望家乡。”进京开会，邓宝珊也要给中央领导同志捎几筐白兰瓜，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甘肃这一特产，使白兰瓜走上了国宴，走出了国门。解放后在国家农业部任职的张心一先生多次回家乡指导工作，看到兰州的白兰瓜种植已成为一项颇具规模的产业，十分欣慰。现在，白兰瓜已成为在世界叫得响的甘肃四大名产之一，张心一和邓宝珊两位前辈乡贤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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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得不错：“最深厚的修养要在最细微的趣味辨别上见出功夫。”一个人，尤其是一位官员，有无修养，修养是否深厚，往往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
那是50年代初期，工农兵方向贯彻得最彻底的时候，《甘肃日报》社从基层生产第一线聘请了一批工农出身的记者。他们大多仅有粗浅的文化知识，却不乏强烈的自豪感，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有一次，省政府召开一个重要会议，由省长邓宝珊主持。报社领导原定由裴经书去作会议采访，可临时有一篇紧急的重要稿件需裴经书处理。正在领导为难之际，一位聘请的工人记者毛遂自荐，愿代替裴经书前去采访。领导怕犯方向性错误，虽心存疑虑，只好点头。工人记者接过会议通知和与会者的名单，摸摸采访证，扬长而去。
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这位工人记者也没有见过邓宝珊，更不知邓宝珊是何许人也。他走进会场，大步往前一站，对着名单就老师点学生的名一般吆喝起来：
“邓宝珊!来了没有?”
“到——!”
随一声响亮的回答，邓宝珊从座位上站起，站得笔挺。举座先是惊骇莫名，继而哄堂大笑，笑得那记者面红耳赤，恨无地缝可钻!
邓宝珊走到记者面前，含笑说道：“不认识，没关系!连报社记者都不认识我这个一省之长，说明我还有点官僚主义……好在都是自家人，如果有外宾在场，那就闹国际笑话了。”
事后，邓宝珊还让秘书给报社领导打电话，千万不要给这位初出茅庐的工人记者为难。
还有件事，见诸报刊，是王静珊先生的口述材料，摘录于此：
1956年夏秋之交，由农业部主办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这是建国后在兰州举行的首次全国性大型会议，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会议接待单位是刚刚建成不久的兰州饭店。会前准备时间很紧迫，人手缺少，故由省级各单位临时选抽一批得力人员来搞接待任务……在会议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从外边办完事赶回饭店。到中楼大厅看见邓省长正在检查工作，向忙着搞卫生的同志们致意，鼓励大家把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些。以前我也曾在许多场合见过他，但无缘近瞻风采，于是迎了上去向他问好。当邓省长知道我的职责分工后，以平和的乡音说：“小王同志，我的园子里有些正在开的一盆盆花，摆在大厅、会议室各处，你看好吗?”我先是一怔，省长以商量的口气向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征求意见，使我备受感动。可又感到惭愧，这样一个重要环节被忽视了，确是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所致。顿而有悟，连忙称是。邓省长非但没有批评，反而和蔼地说：“那就明天过来搬，抓紧布置就是了。”然后在满天星斗的夜色中离去。送走了邓省长，我即向会务组领导汇报，领导们同声称好，当即研究部署分工办理，要我亲自开车去借，会后再还。
第二天一早我驾驶卡车到慈爱园时，见邓省长已经在花园散步，他对我说：“王师傅，你们挑好的装，把花盆外边的泥土再清理一下。布置好了再洒些水，这样更好些。”说完乘车走了。临近中午，当最后一车盆花送到饭店时，已见报到的代表很多了。
经过大家悉心布置后的大厅和会议室，花团锦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圆径一米左右、株高一米五左右、修剪得宜的桂花树，金黄初绽的花朵布满枝头，青翠欲滴的绿叶上水珠闪亮，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排列有序的花卉迎来了全国各地的代表们；无言的花朵洋溢着旺盛的生机，令人赏心悦目。当听到代表们赞许的言谈时，我们都很高兴……
会议结束后送还盆花时，又遇到外出回家的邓省长。他看见我笑吟吟地说：“小伙子，这一晌干得好!代表们表扬你们会务组工作到家，说兰州饭店刚建成就能接待这么大的会是下了功夫的，真不容易。”我代表会务组向他致谢和问候。他说：“谢啥呢，办好会是咱们甘肃人的光荣。回去告诉饭店，以后用花尽管来搬就是了。”他还叫家人取出一筒碧螺春茶叶和一条中华烟送给我，令我惶然不知所措。邓省长笑道：“你的辛苦大家都看得见，这是我送给你的慰劳品，你可拿去孝敬家里老人，再捎上我的问候。”长者所赐，不能不受，万千道谢，愧领了。最后从车上搬下一个竹编筐笼，里面装着精选的礼品：四个白兰瓜，四十个灯笼大辣子，都一用麻纸包好的。邓省长哈哈大笑：“这是给外省代表的乡土礼品嘛!”大会闭幕时邓省长曾讲：“这是兰州地方名优特产，品质很好，请代表们带回去，希望能在你们那里培育成功。”听省长说要把这些东西送给我，我急了，忙说：“省长一定留下，你也是参加会议的代表，每人一份，不然我无法向会务组交待。”看着我局促不安的样子，邓省长又笑了，他叫园工师傅收下带回家去，说：“你们也辛苦了，这些瓜菜该你们吃。”车卸完了，向邓省长道别离去。
又一件小事——邓宝珊择定康县城。
甘肃陇南康县，原系武都县的一部分，地域辽阔，大山隔阻，远离县城，诸多不便。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戊戌变法前夕与康、梁一起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当地有识之士黄居中主持召集建县谋划会议，派人呈报省政府申请建县。多次请求，几经周折，于民国十八年获准建县，县城设于白马关(今云台镇)。初名“永康县”，后因与浙江永康县同名，裁去“永”字，定名为康县。
白马关地扼甘陕川三省交通要道，历史悠久，筑有关城，城东五里的大山岔，即古“散关”，东汉时已是著名关隘，清代曾在此设阶州白马关分州。但此地位置偏处县境北部，与南部乡镇距离遥远，中间横亘着万家大梁和牛头山两道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致使县政府对县境南部的治理鞭长莫及，土匪群起，豪强争霸，民无宁日。为改变这一状况，民国三十三年五月(1944年)，经省政府批准将县城由白马关南迁至岸门口。其时，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字纪常，为讨好这位封疆大吏，将岸门口改名为纪常镇。
岸门口地理位置适中，但地如其名，南北两面由险峻的牛头山和苏家大梁夹峙，中间为狭长的燕子河谷，东西出口甚隘，山石崩落，洪水漫溢，极易阻塞。作为县治，给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带来严重制约。康县解放后，县委、县政府谋求选择新的城址，但以何处为佳，意见纷纭，久议不决，无法呈报。
1956年12月，康县至武都的公路正式通车，邓宝珊由省交通厅长杨子恒、中共武都地委副书记苗彪陪同，赴康县为通车典礼剪彩。听取县里关于计划搬迁县治的报告后，年过花甲的邓宝珊对岸门口和嘴台子的环境亲自进了实地考察，并就此事征询了当地父老和民主人士的意见。然后建议县委、县政府召集有关方面共同协商。听完大家的发言，邓宝珊微微笑道：
“作为县城，岸门口这个‘门’实在太小了!既不利于建设，从军事眼光来看也是个进退两难、易遭围困的地方……看来，对搬迁县城，大家没有分歧。搬到哪里呢?我赞成县委的意见：嘴台!你们看——”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缓缓站起，指着墙上的康县地图说：“嘴台距岸门口只有八公里，位置也在县境中部。这里三水汇流，五路相连，山体稳固，植被良好，水源充足。貌似狭窄，却是一块活地，发展的余地并不小，将来公路贯通，势必会成为全县的交通枢纽。沿河砌石，河上架桥，三岸联为一体。我算了算，修机关、学校、商店、车站、仓库、戏院……地盘足够了。白云山风光秀丽，可建公园；靠山脚修个标准的体育场，也保险没问题……”
大家聚精会神听着，不住点头。会后，康县县委、县政府很快向省上报文。1957年3月，经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省长集体办公会议决定：康县县城由岸门口迁往嘴台。40多年过去了，面对今日白云山下群楼拔地，公路畅通，设施齐全，日益繁荣昌盛的康县县城人们无不称赞老省长的远见卓识。白云山果然建起了公园，1985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路视察来到康县，还挥笔为园门题写了“白云山公园”五个大字，这在全国的县级公园恐怕绝无仅有……
另一件小事，是笔者的亲身经历——
那是1958年夏天，我在天水一中读高二。停课了，大部分师生上吕二沟开荒，小部分留校炼铁、把小操场深翻一丈搞试验田准备放小麦高产“卫星”。这天中午，我们刚搁下饭碗，带着满身污垢和疲惫，卷起铺盖，横七竖八躺在大通铺的光床板上歇缓，有人轻轻推开虚掩的宿舍门走了进来。我瞟了一眼，是位干部模样的老者，高个宽肩，胖乎乎的脸上漾起随和的笑纹，粗密的短发鬓角透出丝丝银白，身着灰布中山装，脚穿青布鞋。我以为是某位同学的家长，便闭起了困倦的眼睛。其他人也作如是观吧，嘈杂的大宿舍里一时竟鸦雀无声!
来人在我们身边坐了下来，同我们主动攀谈，问我们的学业、志趣、伙食、家境。听那一口乡音浓浓的体贴话语，我们都掏出了埋在心底的隐秘。但是，大家终于明白，他虽然是一位知疼知热的父辈，却并非任何一个同学的家长。因为，当听到我们从1957年秋天起就填不饱肚皮时，他浓重的剑眉下流露出满目忧虑，还发出一声吐自肺腑的深长叹息。这在当时，会被指控为“腹谤”，是相当危险的!自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吃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别说学生家长不敢吱声，就连几位最受学生崇敬的老师，也只因在吃饭问题上替我们吞吞吐吐地说了半句话，就给戴上右派帽子的……
这位敢于直面现实的人是谁呢?看衣着，如同窗外朴实无华的黄土山梁，儒雅的言谈，沉稳的举止，目光内敛的眼神，眉宇间隐现的那股不怒而威的雄风虎气，却对我们这群热血青年自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大家在各自的猜测中不约而同纷纷团聚到他周围。约莫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站起来同我们一一握手之后，语重心长地凝视着我们说：
“别错过成长季节啊!希望，希望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相跟着他，一连又走访了几个宿舍，滚雪球一般团聚成一个六七十人的群体，缓缓向校园走去。走过布满形形色色的“炼铁炉”，堆满矿石、煤炭、炉渣的大操场，走过搭着梯子上下背土搞深翻的“试验田”，他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是默默的观察着，思考着。那可是一个“热风吹雨”的年代啊，通过反复说教灌输和“向党交心”活动，中学生不但也已学会说谎，而且坚信在“三面红旗”指引下，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已指日可待了。说实话，对炼钢铁、搞深翻……之类的荒唐举动，在当时我们还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壮举呢……
烈日当空，中午的校园一派空寂，走到临近校门时碰到管灶的陈老师。
陈老师脱口而出喊道：
“邓省长!你?……”
邓先生莞尔一笑，摇摇手，坦然走出了校门。当时天水一中校门朝西，面对北关梁家巷口。等校长和别的老师闻讯赶来，邓先生已走进梁家巷。我们簇拥在巷口，目送那身穿灰布中山装的伟岸宽厚的背影，在参天古槐绿阴的掩映下一步步移向小巷深处，注视着这位功绩卓著的一省之长没有衣锦还乡的倨傲而行动如平民，屏息凝神，仿佛在欣赏名家高手的巨幅丹青。
——这是笔者同邓宝珊的惟一接触，也是迄今接触过的惟一一位平民化的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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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邓先生!年过花甲，还这么硬朗啊?”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贺龙，豪放不减当年，紧握着邓宝珊的手边摇边问：“毛主席派我来给你授勋，你拿什么招待我呢?”
邓宝珊笑答：“请元帅吃我们陇南的搅团啊!长征时你路过陇南，群众传说红军里有条‘活龙’，专爱吃搅团嘛。”
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好，一言为定!那时从草地出来，一进腊子口吃上包谷面搅团，就算是打了个牙祭……鲁大昌不听你的劝告，一定要跟我们作对，不然，我们还想在陇南多休整几天哩……”
1956年初，贺龙代表毛泽东主席到兰州授勋授衔。邓宝珊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后，招待贺龙在家里吃了一顿由张玉燕夫人亲手做的搅团。这搅团是用天水产的白包谷面在豆浆里做的，配以松鸡肉臊子和腌制的红辣椒，鲜美可口，另有风味。贺龙边吃边谈，谈演戏、谈相马、谈篮球、谈江湖上的种种趣事，像在家里一般随便。谈到甘肃的工作，邓宝珊将心中的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倾吐给了这位元帅。听得贺龙连连磕着烟斗，眉毛胡子都在飞动。
3月底，前往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中央代表团，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领下经过兰州。邓宝珊陪同陈毅一行，畅游了兰州附近的著名风景胜地兴隆山。
看到黄土高原上，竟有一块松柏参天、芳草盖地、四季常青的翡翠，风尘仆仆的陈毅，顿觉心旷神怡。他一边听邓宝珊对山中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般娓娓而谈，一边颇有兴趣地问道：
“邓先生!当年，你们将成吉思汗的灵柩迁移到兴隆山后，安放在什么地方呢?”
邓宝珊手扶联结东西二山的云龙桥栏杆，指着东山西坡的一座佛寺答道：
“就在那座大佛殿里。成吉思汗的银棺，安置在大殿中央；三妃子的一口小银棺，放在大殿右侧……后来，于右任先生来此参谒，写下了那首传诵一时的‘大王问我：几时恢复山河’的词……”
“哦，邓先生!你得到过于先生在台湾的消息吗?”陈毅忽然问道。
邓宝珊摇了摇头。
陈毅说：“于先生最近写了首诗——‘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明月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与万里，一叶渔艇冲烟波!’看来，老先生乡思殷深啊!”
邓宝珊默记着于右任的诗句，没有做声。
陈毅热切地注视着邓宝珊说：
“上月底，民革三大的《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很好。邓先生，你现在是民革中央副主席，能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向台湾的老朋友写封信呢?”
邓宝珊点头叹息道：“咳，当初于先生要能留下多好啊!他这诗，情见乎词，不只是个人感伤，也代表了台湾许多朋友的心情。我已写过好几篇广播稿，对于先生、对徐次辰等朋友，我还要写信……”
陈毅一行离开兰州不久，邓小平来甘肃视察工作。他一到兰州，就来看望邓宝珊。两位早在国民联军时期就合作共事过的老朋友一见面，立刻沉浸在对往事的亲切回忆之中。
“宝珊先生!”邓小平还用昔日的称呼，笑着说：“大革命失败后，我还是得到你资助的200块银元，才又出国去的……”
邓宝珊笑问：“我怎么记不得此事了呢?”
邓小平回答：“那时你住在上海法租界，我不便来找你。钱是通过葛霁云向你要的。”
“咳，葛霁云死得太可惜了!”提起葛霁云，邓宝珊不禁眼圈儿红了。“要是他还在我身边，也许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是啊!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邓小平接过话题，“宝珊先生过去同我们患难与共，现在还要请你继续发挥作用。”
邓宝珊摇摇头：“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知道，我的国民党党籍，早被蒋介石在1949年初开除掉了。参加民革，这是邵力子先生再三动员的结果……”
“不，宝珊先生!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机敏过人的邓小平立刻听出了邓宝珊的弦外之音，恳切地劝慰道：“从革命战争转入经济建设，共产党也有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对党外朋友确实不够尊重。现在我们要着手纠正这个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定方针。你才60多岁的人嘛，为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能够尽力尽心……”
邓宝珊聆听着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心里既感到兴奋，也感到不安。是啊，从革命战争转入经济建设，共产党也有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比较而言，革命容易执政难，革命是推翻，是破坏，执政却得恢复，得建设，得让全中国的老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习惯了的那一套，还能有效吗?还能坚持吗?可种种迹象表明，要克服历史的惯性，谈何容易……
此时的邓宝珊，不仅是甘肃省长和民革中央副主席，还身任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甘肃省委主任、甘肃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许多职务。工作越来越忙，社会活动日益频繁。
但是，不管多么繁忙，他总要抽出时间同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促膝恳谈。因为，自从进入1956年，邓宝珊明显地感触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中国，到处生机蓬勃，正在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从这年元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几十年内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讲话开始，接着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报告，到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到7月周恩来作《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所有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似乎不再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而从中国的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从实践到理论，都表现出勇敢地探索精神。虽然，这探索到底意味着什么?还使人捉摸不定。可是，邓宝珊凭直觉也能感受到，这似乎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同科学民主的精神一脉相承。它不是泡沫，而是大海深处的涌流，标志着中国社会深切的焦虑、躁动和觉醒。为了尽快捉摸到这时代的脉搏，邓宝珊认为，必须倾听先知先觉者的心声……
就在此时，日理万机，精力充沛的毛泽东主席，于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单独约请邓宝珊共进晚餐，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长谈。
“邓主席——哦，现在叫省长了……不过，还是称邓先生吧，私交之间最好不称官衔。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儿，当年在延安学习，后来怎么不见了呢?”
提起女儿友梅邓宝珊心情很不平静，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伤痛，只是淡淡地回答：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期间，她病逝在榆林。”
毛泽东流露出父辈慈祥的眼神，停下筷子，轻轻说：
“那是个多么活泼可爱的孩子啊!我记得她还曾对我说过：‘毛伯伯，我一定要动员爸爸也参加革命……’”
邓宝珊静坐无语，眼前又浮起了友梅临终前昏迷中低声呼唤延安，呼唤同志的瘦弱面影……
“吃吧，邓先生!家里人都不在，这几天我是孤家寡人。”毛泽东莞尔一笑，伸伸筷子，转换了一个话题，“最近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国际上就有人蠢蠢欲动，似乎马克思主义从此不时兴了。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怕人批评，它就是在不断地被批评中得到发展的——”
“对，真理愈辩愈明。”邓宝珊赞同地说。
毛泽东继续讲：“所以，我们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容许以势压人，压制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
邓宝珊说：“可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恐怕得有制度保证……”
毛泽东点点头，喟然慨叹道：
“是啊，邓先生!我还记得当年在延安你对镇压叶德辉的批评。可我们的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老喜欢用农民的眼光看待知识分子，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小农意识，对革命实在贻害不浅。没有知识分子，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就是个大知识分子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先接受的是谁?也是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首先说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接着才说服了工人和农民。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更得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邓先生，今后，看到我们的错误，要请你不客气的继续批评。这个意思，请邓先生向熟悉的朋友广为传达，就说是我毛泽东讲的：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光依靠大老粗，也建不成社会主义。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请朋友们帮共产党一把……”
这次谈话，给毕生追求民主的邓宝珊，以多么巨大的鼓舞啊!回到兰州，他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向省委作了汇报，并向甘肃的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传达。
这年秋天，与上届大会相距11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邓宝珊看到中共八大对当前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看到将党的今后主要任务确定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感到十分兴奋。八大结束后，他组织民革甘肃省委的领导成员和各阶层民主人士，认真学习八大的路线方针，发动大家为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作用。继张德生之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看到邓宝珊不顾自己因高血压而连香烟都已戒掉的病体，积极贯彻八大精神，在省级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还号召要向邓宝珊省长学习。
每逢节假日，他那花团锦簇、果香四溢的“慈爱园”，照例对外开放。附近水车园小学的红领巾们，打着星星火炬队旗，兴高采烈地来到园中进行队日活动；或者三五成群来游玩，捕蝴蝶、捉蟋蟀、跳舞唱歌，尽情戏嬉。工作之余，邓宝珊背几首诗词，练一阵大字，便到园中帮助花工施肥浇水，剪枝培土，料理花木，或者参加孩子们的活动。生活在天真的笑脸和甜嫩的歌声之中，邓宝珊忘记了鬓角的丝丝白发，也忘记了园外的扰攘纷争，一颗饱经忧患的心，竟变得那么恬静而纯真!有时，甚至和孩子们一起捉迷藏、击鼓传花……无忧无虑，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在园中，他接待过朱德、沈钧儒、张治中、叶圣陶、梅兰芳……这些名满华夏的人物，也接待过胡景翼的女儿胡希蕴，俞方皋的女儿俞珍君，张维的儿子张令瑄，刘保堂的女儿刘蕊青和丈夫王泽霖……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晚辈后生。这座具有田园风光的园邸，高朋满座，宾客盈门，群贤毕集，长幼向往，一时成为兰州各界人士聚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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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黄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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