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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安绥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

杨子实 石佩玖

邓宝珊，原名瑜，甘肃天水人，曾任国民二军师长，直隶省军务帮办。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后，为主张欢迎孙中山北上最力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与于右任在陕组织讨逆军，任副总司令。一九三○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战争中，邓任冯部南路军总指挥。冯阎失败后，蛰居沪上。“一二八”事变发生，在洛阳建立陪都，邓始出为陪都委员。时甘肃变乱频仍，国民党中央初想令邓以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名义负责甘肃军事，后以马家反对，遂改由杨虎城出面，另任邓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为杨虎城)驻甘行署主任。一九三四年行署结束，改任新一军军长。其间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蒋介石消灭杂牌部队和排斥异己最为强烈的时期，因而邓的这段经历是十分曲折而复杂的。当时我们担任他的随从副官，现就我们日常接触和亲身见闻回忆，写出这个材料，以供参考。 　　一、邓宝珊来甘肃前后的情况 　　早在陕西组织靖国军时，邓宝珊在第四路军胡景翼部任职，即以多谋善战出名。后靖国军改为陕西陆军第一师，开出潼关，在郑州战役及以后的直奉战争马厂之役，声名鹊起。邓出身陕军，与陕西渊源极深，在一九二六年豫军刘镇华围攻西安历八月之久，时守西安者为杨虎城与李虎臣二人。邓当时因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回三原整理留陕部队及收编入陕甘军之韩有禄与黄德贵两部，为救援西安，邓曾联系迎接六十六军孙良诚等部，又建议冯部绕道华县、华阴，断刘部归路，从而解了西安之围。因此在杨虎城入关任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于一九三一年夏，派续式甫到上海迎接邓去西安。时邓因参加冯、阎反蒋战争失败，在沪闲居，乃与续等同车离沪到陕。 　　杨虎城之所以要迎邓到陕，一则是同情邓之遭遇，而主要的还是为了完成他的大西北主义计划，想借邓之声望。治理甘肃。这是因为：甘肃当时局面很混乱，一因冯部在甘抽丁、征粮、要款，人民负担奇重；二因一九二九年甘肃大旱，饿殍遍野，有的地方真是庐舍为墟；三因马廷贤、马廷骧、马仲英等部队反冯，更因蒋介石阴谋捣冯后方，利用甘肃失意军人鲁大昌、黄德贵等回甘召集旧部和收编土匪，当时鲁、黄系用蒋所派的讨逆第一、第二路司令名义为号召。而回军马廷贤部七八千人，于一九三○年四月抢掠天水后，盘踞陇南十四县，一九三二年元月，始为川军邓锡侯部击溃，残部退往宁夏，为马鸿宾收编。陈珪璋部约万余人占据陇东；鲁大昌部亦七八千人，占据临洮、岷县、陇西等十余县。黄德贵原由陈珪璋邀请回甘，后来又分开了，黄走固原利用当地民团，占据了海、固等县。嗣黄又被侵入之陕军杨万青部袭击，黄被杨劫持，终为陈珪璋所派之参议祁鼎丞杀害。其部下李贵清旅与由宁夏入甘的石英秀旅，盘踞静宁、隆德、会宁等县。河西则为青海马骐势力所占。后马仲英潜往张掖，号召旧部，占据张掖及关外三县。原国民军留甘雷中田旅，已由蒋介石改编为第八师，驻扎兰州、定西等地。这些部队，都在防区征粮派款，各自为政，生灵涂炭。更有远因之一者：在冯阎讨蒋后期，冯玉祥起初不愿把留在甘肃后方的部队如孙连仲、张自忠等部调离。邓曾在一次会议上向冯建议：“今日的讨蒋战争，是一场争天下的决斗，胜了全国归你有，败了留下陕、甘也很难保，应该将西北部队全部调出，仅留雷中田部守备兰州。”嗣后军阀混战，攻城掠地，地方糜烂。邓以家乡罹此浩劫，自己出言有责，衷怀耿结，莫能自释，今既有此机会，正好回甘收拾，昭苏民困，以惬素愿。 　　邓到西安，与杨虎城计议入甘步骤，以争取地方现有武力，减少阻碍，且免发生战事，避免地方再度糜烂为主。适其时陈珪璋派人赴陕，邓即从中为力，促成陈珪璋亲赴西安，向杨、邓输诚之行。陈不反对陕军入甘，愿极力协助，而且向邓表示，愿竭诚拥护，为邓入甘前驱。 　　当陕军正计划入甘之时，吴佩孚在兰州利用调解雷、马事变释放马鸿宾一事，取得甘肃回族将领之同情，遂有由青海马麟领衔，川、甘、宁、新等省将领拥吴出山的通电。这一下震惊了坐在南京的蒋介石，即电令杨虎城派兵就近入甘驱吴。这样给陕军入甘以堂皇的借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杨虎城旅其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入甘。到平凉时，陈珪璋亲率一个旅和两个团，协同陕军向兰进军。在定西击溃了雷中田部，于同年十二月十一日长驱进入兰州。陕军进入甘肃后，李贵清和石英秀两部，也都归顺陕军，先后改编石部为新十一旅，李部为新十旅。 　　孙、陈进驻兰州不久，即发生陕军杀害陈珪璋的惨剧。陈于一九三二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夜为孙部在兰州杀害。原驻在兰州的孙远志旅及驻在平凉的新十三师师部与郭振海旅、李彦和旅全被孙部歼灭，谢绍安旅后在静宁屏峰镇亦被孙部解决。只有蒋云台一个旅与孙部转战陇东二年，后来归鲁大昌改编；刘宝堂的一个团归了石英秀。 　　陕军在兰杀害了陈珪璋之后，青海马麟闻讯极为愤慨。此时邓的代表王新令正在西宁，马曾与王研究，给迁移洛阳的国民政府打了一个电报。据王谈这个电报内容为：“陕军侵入甘肃，地方武装被解决，生民涂炭，民不聊生，如果中央不管，青海即出兵征讨，以安黎庶。”国民党中央接到这个电报，认为上海战事一时不能结束，势将延及全国，西北为抗日后方，如不及早派大员坐镇，则后果更不堪设想。当时杨、邓正为欢迎国民政府西迁住在洛阳，经杨虎城向中枢推荐，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遂召集临时中央会议，提出任命邵力子为甘肃主席，邓宝珊为甘肃绥靖主任的议案，会上何应钦首先表示同意，当即通过。惟马福祥表示反对邓任绥靖主任，他说这案应通过军事委员会。汪反驳说：“国难当头，中委们都在场，还一定要通过军事委员会吗?”马遂默然。但会后他到处奔走，反对邓到甘肃，企图给他儿子马鸿逵活动这一职位。陕西中委刘守中曾向马福祥说：“你和邓宝珊都是甘肃人，你为啥反对他呢?”马说：“我不是反对邓宝珊，因为他跟前有共产觉。”刘守中与杨、邓的关系密切，他主张杨、邓密切合作，曾对邓说：“你是个光杆，没力量，要拉住虎城。”邓说：“我和虎城还分什么彼此，刘先生看该咋办就咋办。”刘、杨经过磋商，又向中央提出，遂正式发表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杨随即联袂回到西安。邓至西安获悉兰州陈珪璋被杀情况，即向杨质问。杨诿之于孙蔚如；邓又向孙质问，孙诿之于杨子恒。邓因此极为痛心，坚决要离开西北，并即摒挡行装，计划去北平暂住。杨闻讯赶到邓的住所，时邓已将车票购妥，挽留已不可能。邓到北平后，经各方友好婉劝，同时杨又一再来电促返，情不能却，乃由北平到了太原，阎锡山给邓送了晋造手提式冲锋枪一百支，五十瓩电台一座，并介绍了卫虚若等几十个人。邓又约续范亭为参谋长，由太原同到西安。杨又介绍其参谋处长王鼐(鼎五)为行署参谋处长，参谋李春煊、副官雷天和等几十个人随行，并给德造手枪一百支、卧车两部。时邵力子已到西安等候了二十余日，遂一同启行。过平凉时，驻西峰镇之新十一旅旅长石英秀由防地驰赴平凉晋谒，并表示愿听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邵、邓到达兰州。 　　孙蔚如对邓宝珊的入甘极表不满。曾对人这样表示：“我们把饭做熟了，却来了个婆婆。”蒋云台因孙蔚如杀了陈珪璋，决与陕军对抗到底，闻邓来甘，即接洽投邓。孙蔚如听到这个消息，竟来找邓说：“你不能收蒋云台，等我将其打服后，再交给你。”蒋云台后来辗转投归了鲁大昌，其原因就在于此。 　　二、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的成立和结束 　　一九三二年三月，西安绥署驻甘行署虽然成立了，而甘肃的局面乃然处于割据状态，无法统一。陕军飞扬跋扈，驻陇东之孙部杨子恒旅，俨然以陇东王自居，陇南之马青苑师更自行其是；鲁大昌则以邓在北平时，曾请其援引被拒，对邓表示淡漠：马家则惟求自保，表面应付。在此种情况下，邓十分冷静，对行署成立问题，直延至同年秋季后，在各方催促之下，始开始办公。首先与省府会同召开了全省各军粮饷会议，核定了各军粮数、饷款，初步统一了全省财政与部队经费，虽一时还是由部队向各县自行提取，但数字则统一由省掌握，按月按部筹拨。当时甘肃遭天灾人祸之后，真是民生凋敝，达于极点，邓虽为行署主任，而主要则为协助邵力子安置流亡，恢复秩序，惟以军费浩繁，财政支绌，一切措施，不能不受限制。 　　驻甘行署虽然成立了，而蒋介石并不以此而放心。同时他为防止杨、邓合作，首先使用了“以回制汉”的手段，把马鸿逵任为宁夏主席，并把他的十五路军由豫南开到宁夏。在青海方面，任命马步芳为第一百师师长，马步青为骑五师师长，加强对甘肃的监视。与此先后，又调嫡系部队蒋鼎文、毛炳文两个军到陕西。接着还进行了分化阴谋，把驻天水的杨虎城警备师马青苑部策动叛变了。驻兰州的十七师孙蔚如部，因参加某次纪念周时，邵力子曾说该部纪律不好，士兵便在下面胡乱打哨。邵以后曾电蒋介石说孙部跋扈，妨碍政令推行，要求调离。杨虎城亦因大军压境，同意将孙部调陕，以防意外。一九三二年冬，孙蔚如十七师离开兰州，随又开到陕南。孙离兰时，把李贵清和石英秀两个旅交给了邓宝珊。陕军离开天水后，胡宗南的第一师即进驻天水。一九三四年春胡部第五团杨德亮部开驻兰州，组织了一个军警督察处，由杨德亮兼任处长。蒋方特务便利用这个机构，在兰州开始了罪恶活动。 　　在孙蔚如离兰之后，邵力子去南京述职，甘肃主席暂由邓宝珊代理。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听说国民党中央要任命刘镇华为甘肃主席，甘肃的士绅和青海主席马麟，都曾发电反对。邓亦派行署秘书长王新令去京，敦促邵力子仍回甘肃。王到南京后先见于右任，于谈邵已不能再去甘肃，他认为刘守中与邓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曾向蒋电保刘继任甘肃主席，惟没复电，叫王见见汪精卫，看看如何。当时王新令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阴谋尚不体会，便向于说：“最好由宝珊任主席。”于说：“最近政府提出了防止军人干政的提案，各省主席要任用文人。蒋对虎城和宝珊尚多疑忌，因此这个问题现不能谈。你先见汪，探探情况看。”王新令就给行政院写了一封信，要求进谒汪精卫，第三天即被召见。见面时，汪取出了蒋介石由南昌来的一个电报叫王看，这个电报上说：“于院长保举刘守中为甘肃主席，我意朱绍良虽系军人，但离职日久，为人稳练，请与于院长商酌发表。”看毕之后，汪说：“这事委员长已决定，就这样办了。”王新令回来向于右任陈述了情况，即与于商定，以邓派来欢迎的名义，见了朱绍良。一九三三年六月，朱绍良同他的秘书长李勉堂及王新令等同机到兰，当即就任了甘肃省主席。 　　朱绍良到甘肃，是蒋介石为了插手西北，分化、瓦解地方势力并监视邓宝珊的。起先他对邓还不能不存一些客气，但地方一些趋炎附势的官绅们，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田崑山为首，拿攻击邓宝珊的手法，钻朱绍良的门子。他们曾造谣说，邓在代理主席期间，将禁烟罚款四十万元吞入私囊。新十旅旅长李贵清也附和反邓。不久便在教导队内发生了一个共产党员被害的案件。即原来教导队兼队长杜汉三以口头命令，委派了一位叫梁干城的为政治教官。此人和蔼可亲，擅长文艺，来队不久，即与全队学生十分熟识，并得到大家的爱戴。在朱绍良到后不久的一个黎明，杨德亮率领部队，包围了教导队所住的东较场营房，捕去了梁干城(甘肃地下党负责人)，时间不久，梁以“共产党”罪名被杀害了。反邓的人们，便乘机大肆宣传，说教导队红了；说邓宝珊过去如何和冯阎讨蒋，如何和杨虎城连结一起，要控制西北；又说邓的行署也潜藏着不少嫌疑分子。果然不久，朱绍良给邓一个通知：“据报你署主任秘书岳跻山、秘书王教五有共产党嫌疑，请予免职。”邓接此之后，十分生气，和王新令研究，如果照办，则不仅断送了这两位同志，以后还不知要出什么名堂，干脆予以不理。适于此时，省府中山堂发现了中共传单一张，于是流言蜚语，满城风雨，疑神疑鬼，人心惶惶。邓以为任其发展下去，将影响社会秩序，遂在一个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以表示要离开兰州，用临别赠言的方式作如下讲话：“近来兰州发现了很多谣言，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共产党并不在脸上刻字，哪能肯定谁是谁不是呢?就是蒋委员长的左右，又有谁敢保险没有共产党呢?希望大家和衷共济，一切处以镇静，勿轻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当晚，朱的秘书长李勉堂来到邓处，对邓当日的讲话，认为很好，他说：“邓先生今天讲的太好了，太痛快了。我们希望和邓先生长久共事，这样的态度是最好的。”接着朱也来了，并带着几瓶白兰地酒，要与邓痛饮。并以试探性的口气问：“甘肃人反对你，连李贵清都反对你，这是什么原因呢?”邓的回答是：这个不奇怪，他搞那一点人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要极力叫它保存下来。朱先生是中央大员，委员长的左右手，李贵清跟上朱先生就可以生存。见机而作，弃暗投明，是理所当然的。”朱绍良听后笑说：“邓先生太豁达了。”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为消灭异己，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西北又布置了一着棋。年底由北平军分会发表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其率部由山西经绥西的五原地区开往青海。这个消息首先震动了宁夏的马鸿逵和青海的马步芳，朱绍良也感到不安。朱感到自己是一个光杆主席，假如孙殿英与马鸿逵合作，推进到甘肃，自己恐怕站不住；如果马与孙打起来，抵敌不住，退到甘肃，自己也没力量对付。这时，青海省主席马麟带了秘书长黎丹来兰，见了朱、邓，由黎丹与王新令等计议，通过李勉堂向朱建议：只要朱能负责联络青海、宁夏，挡住孙殿英不去青海，青海首先竭诚拥护朱绍良的领导。据说马麟还给朱绍良送了些金佛之类的珍贵礼品。这时王新令认为邓的绥靖行署主任已站不住脚了，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于是向邓建议，由邓和马瞵联名，向蒋介石电保朱绍良作了特派驻甘绥靖主任。朱遂联络宁、青，于一九三三年秋冬之间，在宁夏境内消灭了孙殿英。 　　邓宝珊的驻甘行署，于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奉命撤销，并分期裁遣完毕。关于邓的安置问题，于一九三五年春起先酝酿是西北边防督办，又说是甘肃警备司令，最后发表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原计划把鲁大昌的新十四师也拨归建制，由于鲁大昌反对而作罢，遂把李贵清的新十旅和石英秀的新十一旅隶属于新一军。据说朱绍良还把李贵清叫去说：“邓先生是西北一个人才，他的作为很大，你跟上他还可以多存在一个时期，否则你这部分队伍很难长存。”李才停止了反邓的活动，逐渐对邓表示亲近。 　　三、新一军的人事安排和内部矛盾 　　邓宝珊来甘时所带人员，一部分是过去跟他的老部下，一部分是杨虎城、阎锡山派来的军官和冯玉祥旧部的流散人员，一小部分是他的亲友们介绍来的。绥靖行署成立时，这些人除在行署各处科安置外，剩余军官一百多人，曾编了一个随营军官学校，校长由邓兼任，下设一个大队部，分辖两个队。一为军官补习队，纯系编余军官所编成；一为军士教育队，系到甘后各处投效的青年学生一百七十余人所编成。当时行署经费，由甘肃省政府规定为二万五千元，每月每个官佐不分等级，一律发维持费二十元，士兵一律十元。遇到逢年过节，则加发维持费一个月。在名义上当时驻甘的各部队，都归行署指挥，实际上仍是各据一方。行署成立不久，将补习队的部分人员调充特务营和军官队的连、排长。教育队的人员，除拨给特务一、二营当班长的一部分外，尚余八、九十人，加上新十一旅派来受训的十余人，编成了一个教导队，由特务一营营长杜汉三兼任队长。军官队剩余人员则陆续自散。行署改编为新一军时，一部分人被裁遣离去，绝大部分仍系旧人留用。特务营等并入新十旅编为一团，原新十旅一、二团并编为第二团，另成立军部特务连、骑兵连(后并入张英杰部，编为骑兵营)。全军经费三万余元(军部经费八千元)。军部规定饷项按级发给。上校一百元、中校八十元、少校六十元、上尉四十元、中尉三十元、少尉二十四元、准尉二十元、上士九元、下士八元、上等兵七元五角、一等兵七元、二等兵六元五角，均包括给养在内。各旅则仍按维持费发给，据定新十一旅每月实给经费一万二千元，每名军官月给三元，兵给一元。粮秣则由驻地无偿供应。全军当时共有官兵约六千余人，各种步枪四千五百余支，重机枪二十八挺，各种手枪四百余支。 　　新一军编成后，原行署参谋长续范亭已离去，遂由朱绍良保荐张性白任参谋长。各部队曾派人出去招兵，准备补充兵额，充实兵力。但邓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有意扩大实力，反会惹人注意，因而新一军自始至终，只有这两旅四团兵力。 　　从绥靖行署成立起直至新一军结束，邓所部有两种矛盾，一直没有停息。一是左右矛盾，即共产党嫌疑问题；一是黄埔系与杂牌的矛盾。后者以张性白继任参谋长后而更加显著。 　　绥靖行署成立以后，曾发出过两次兵变，一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杨虎城曾给邓步枪一千支，重机枪二十挺，派军官队及军士队学员去接运。讵行至六盘山东的蒿店，被军士队队长李华峰率领了武装学员五十余人哗变北去，中途一部逃回，实走二十七人，闻投归了红军刘志丹部。一九三三年春，又发生兰州水北门兵变案。水北门原为行署特务营一个连所防守，这个连里当时确有党的地下组织。谢子长、孙作宾同志于靖远地区搞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时候，该连有一个班在贺晋年、郝新亚等同志的策动下，哗变往靖远跑去。这也引起了人们对邓部的责难。此后不久，胡宗南骑兵团团长林树人以兼兰州市军警督察处处长的身份，向王新令象拜门一样，执弟子礼，每天拿着新诗词或字画，到王的寓所伪作请教，实际是另有企图。后来胡宗南的另一走卒胡抱一曾当面告诉邓说，林树人作王新令的工作很久，并没有发现什么。这样才戳穿了林树人的活动内幕。象这样时起时伏的左、右矛盾，在新一军后期也很尖锐。当邓决定前往榆林，参加抗日前线之后，曾派甄载明、聂青田到军部秘书室工作。因为甄、聂都是青年，当时正在搞抗日救亡运动，也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一九三八年二月的一个晚上，甄载明在回军部秘书处的途中，被特务捉去而宣告失踪了。继此案之后，即同年七月，又发生了武装撤换新十旅第一团团长杜汉三的事件，缘杜汉三的第一团系绥靖行署的军官队和教导队改编而成，为邓在甘肃亲手所组织的唯一嫡系部队。杜汉三思想进步，由于梁干城案引起了朱绍良的注意。西安事变后，杜对张、杨的八项主张极表同情，竟毫无顾忌地对路过定西的国民党中央人员也大肆谈论。一九三七年夏，中共中央派彭加*(上山下仑)同志到兰筹办八路军办事处，路过定西时，他留住了整整九天，彭加*(上山下仑)同志在杜的团部内，还每天召集该团连以上军官，作时事和抗日形势等讲话。彭离开定西到兰时，杜又亲身陪彭同来，并且帮助寻找地址。后来他又请办事处给他派去雷鸣同志任政治指导员，还调来以黄俊耀同志为首的四五位共产党员，组织宣传剧团。杜的长女杜国华原在陕北学习，此时亦调回参加该团工作。此外还大量吸收团内官兵参加民族先锋队。他完全忘记了定西是反动派的大后方，仍在朱绍良的管辖下。他把大幅抗日拥共标语，贴到定西各通衢；他的团部礼堂内，还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这如何不引起朱绍良的忌恨呢?所以朱绍良得到报告后，马上下令叫停止第一团的供给。杜各方催索，都无结果。将近三个月光景，朱才来电叫杜去商量。在杜汉三早上八时上车离定西以后，朱所派的新团长傅子赉，在事先勾结妥帖的团附王子瑛，营长李彦和的陪同下，于当日上午十时即到团部接事。次年春，邓因赴西安开会，顺便到了定西，曾召集该团官兵讲话略谓：“这仅是一个团的兵力，撤换团长本是一件不大的事。既然朱长官换了也就很好。今后总要上下团结，千万不要再犯你捣我、我捣你的毛病。” 　　至于黄埔系和杂牌的矛盾在新一军也是尖锐的。自从张性白任参谋长后，国民党军委即派来军校九期毕业的学生十余人来见习，同时又派政工人员三十余，在军部和两个旅部都成立了政治处，军部政治处长为黄正山(系宪兵某团团长因犯错误改名派来)。张来不久，即撤换了军部通讯队队长和骑兵排排长，因为这两人是杂牌，所以他都换成黄埔学生。这两个人的撤换，原是很小的事，但张性白却感到得意。因为这两人都是行署军官和军士队出来的，是邓的嫡系。要改造邓的部队，即以此为开端。后来张性白以新一军参谋长还兼任了兰州市军警督察处长，因而在西安事变中成为东北军扣留的对象，事变后被释放回了南京。 　　按照国民党军委会的规定，各部队排以上的军官的补充，必须是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提升时同样如此。新一军为了防止黄埔系的篡夺，对黄埔毕业生潘日忠、赵玉亭、康维铣、李耀祖等，见习期满或任以少校团副，或任以上尉营副，这些人也还表示满意，但一时却不能直接掌握兵权。另外极力选拔原有军官，保送国民党所办的各种短期军事训练班队，争取进修，前后在南京国民党军校高教班受过训者有参谋刘魁元，团附王子瑛、刘明耀，营长吴庆安、曹又参、史钫城；在洛阳军官训练班受过训者有范洁民、石佩玖、张子清、田紫云、李友竹等十余人；天水军训班者有周效武、张鼎丞等数人。同时，军部自己也举办了三期军官教育队，孙远志任教育长，把黄埔九期学生全部调为队长和教官。这一措施，不仅提高了部队质量，而且把黄埔系调离了部队，因而这批人后来自认没有前途，便各自寻出路了。 　　派到新一军的政工人员，以黄正山为首，实际并没有起到作用。黄正山任政治处长不久，即被调走，继任者为蒋介石的外甥俞镛，不久也自动请调离职。俞走后便由秘书吴文春代理处长。在新十旅当政治主任的是谢之方，新十一旅的政治主任是赖拂霆，这些人只能在总理纪念周时，作些时事报告和反共宣传。但永远是老一套，渐渐大家都听厌了，所以当时部队有“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工人员上台乱叫”的说法。虽然新一军最后没有免掉被蒋介石消灭掉的命运，但政工人员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却是事实。 　　四、红军长征时与新一军的接触 　　一九三五年春，蒋介石看到了红军长征将由川入甘，有去陕北会师的形势。驻在甘肃的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无不手忙脚乱，到处修筑碉堡，加强防御工事，企图阻击过境红军。当时新一军的防地为兰州、定西、靖远、会宁、静宁、隆德、庄浪等县，也都卷入修建碉堡的高潮。新一军的直属部队在兰州皋兰山、二营子和龙尾山一带，构筑了大土碉三座，高墩一座，每个大碉周围，根据地形情况，配筑几个小碉，以消灭死角，名叫“子母碉”。又在兰州西郊骚泥泉至黄河沿岸一带，构筑了砖碉五座。同时杨德亮的第五团，在东岗镇的黄河右岸及南面各山头，构筑了很大的土木砖石混合碉。同年秋，第八师周岩部到兰州，又在各地添筑了无数小碉，构成了连绵不断的碉堡和碉堡线。驻定西的新十旅第一团杜汉三部，修补了定西城垣，并在附近的要道口和各山头，修建了数十座碉堡。驻靖远的新十旅旅部及第二团王五田部，在靖远西门外修筑了一座外城，把西关的繁华地区全部包入。驻静(宁)、会(宁)、庄(浪)、隆(德)四县的新十一旅，除修补各县城池外，均在驻地要隘和路口、山头等处修筑了无数土碉。全省整整忙乱了将近一年，老百姓忍饥受饿、含辛茹苦地供应着驻兵们的无厌欲壑，完成了所谓“封锁线”，接着红军也就进入甘肃了。 　　一九三五年夏，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进军时，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给各部下了一道命令说：“在川陕甘边境被国军围剿漏网的‘残匪’徐海东部，有经过甘肃东部地区，向陕北逃窜模样，凡‘匪军’经过地区，由各该地区的驻守部队截击包剿，如有漏网，惟该部是问。”当时红二十五军是由天水、泰安、庄浪、隆德、静宁、西吉、海原、固原等县，沿六盘山两侧向北前进的。驻天水的胡宗南和驻平凉的毛炳文军等嫡系部队，没有听到他们的动静，只听见驻平凉以西三关口、蒿店的马鸿宾部出击，被红军反攻击溃，直追到平凉城郊。驻静、会、庄、隆的新十一旅，放弃了庄浪，集中防守了静宁、隆德、会宁三个县城。红军由静宁、隆德城外绕城而过，未曾攻城，城内守军亦未出击，仅驻隆德城外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触即回。凡是红军经过的村庄，对新十一旅都留下宣传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亲爱的新十一旅同志们：不要被蒋介石愚弄，作内战炮灰!日本鬼子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掉过头来，一致抗日”。红军过境后，朱绍良曾派新一军参谋主任李平之前往静宁、天水，督导从黑骨堆到静远一带的碉堡增修工作，以备再次堵击红军。 　　同年九月下旬，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由岷县经过漳县、陇西、武山、通渭、静宁、会宁等县，向陕北进军的时候，朱绍良派新一军军长邓宝珊进驻定西，督率所部堵击过境的中央红军。新一军的新十旅第一团防守定西，旅部及第二团防守靖远县城。新十一旅第一团(欠第一营)防守定西以西四十华里的*(左，山，右，馋的右半部)口，旅部和第二团(包括一团一营)，驻定西以东的清凉山、西巩驿、鸡儿咀和会宁县城一线。其接触经过如下： 　　(一)新十旅第一团住在马营镇、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就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几乎溃散，幸当时云雾弥漫，几十步内不能见人，才侥幸逃回，以后该团便全部撤驻定西。在会宁县城会师的红军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的东山一部分阵地，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李彦和自告奋勇出击，曾率该营及第一二营各一部向东山红军进行仰攻，因山路崎岖，被山顶红军痛击，立即败溃下来。第二天邓由兰州到达定西，团长杜汉三和几个营长互相埋怨，谁也不敢去见军长。邓把团长叫来，问明情况以后，即令固守原阵地，不准出击。所幸红军是侧翼掩护，不是攻击定西，双方便互不相犯。 　　(二)新十一旅驻会宁县城的两个连，被红军先头部队于一个清晨进入城内，在操场上将其包围缴械，把两个连长以军乐队欢送出城。朱绍良据报后，大为震怒，即电令该旅旅长刘宝堂说：“限立即率部收复会宁县城，否则即炸该旅。”刘旅长迫不得已，遂集结该旅驻定西以东的部队，反攻会宁县城。到达会宁县城下时，正值中午十二时，第一团中校团附张锡轩，站在一块高地上以望远镜观察城上红军动静，被城上红军击毙。遂将城包围，入夜进行攻城，战斗到夜十二时，突接邓军长由定西转来朱绍良的命令说：“匪军将会师会宁县城，大军正在云集，限该旅立即撤退，拂晓前退守定西清凉山。”该旅遂立即撤退。天明到达西巩驿时，又接飞机以沙袋投下字条说：“附近山头，已被匪军占领，希立即撤出。”该旅便在飞机掩护下撤上了清凉山，又退到定西东山，占领阵地，与占领该山东部地区的红军侧翼掩护部队对峙起来。该旅在上次红二十五军过境时，未曾出击，朱绍良因此怀恨在心，本想乘此机会牺牲这个旅。邓闻讯后，即向朱绍良婉劝说：“这样大的战事，牺牲一个旅有什么作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朱碍于情面，才下了撤退命令。 　　同年十月上旬，红军分向陕北、靖远出发，新十一旅又奉令分为两部，一部由团长陈国宾率领，把红军送到靖远过河为止；一部由旅长刘宝堂率领，把红军送到陕甘边境，旋仍返防静宁一带，又奉令由秦安的黑骨堆起，经庄浪西山至静宁西北山，再婉蜒而北，一直到海原的黑城镇，构筑了一条长达五、六百里的碉堡线。直到第二年九月，石佩玖带甘肃第一批壮丁去陕西，在定西以东至会中的乡村墙上，还看见有红军遗存的标语。 　　(三)驻靖远的新十旅旅部及第二团，起先是集结在县城内，九月上旬红军到岷县后，曾奉朱绍良的命令，由团长王五田率领第二营，进驻到城南七十华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十一旅互为策应。该地区恶霸地主王海珊和其侄王鹤龄的两座堡子，南北相峙，形如犄角，王五田便占了这两个堡子。王五田与王海珊素日不睦，便趁机纵容部下，把王海珊家中抢劫一空。十月十一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便立即撤退，行抵小路子，天已昏黑，与红军遭遇，红军放出信号弹，吓得官兵慌忙逃散。团长王五田和营长李万福只身脱逃，王在乡间隐藏了十余日，未敢回城。李万福逃回城后，李贵清旅长下令紧闭城门，红军亦未攻城。直至红军过河七日后，乡民进城购物，李方知红军过河，遂派兵四出侦察，向上级虚报战绩说，曾与过境渡河红军，作了殊死战斗云。 　　五、西安事变与新一军的结束 　　一九三五年，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根据日方的无理要求，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并撤去在在河北的东北军。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围剿北上抗日红军，便将东北军调至西北，任命于学忠为陕甘川边区总司令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当时未到职，适逢一九三五年秋，兰州下东关火药局发生大爆炸事件，促成了朱绍良被免职，于学忠率所部五十一军来甘就职。朱绍良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前朱与于均往西安开会，省政府事务由秘书长周从政代理。事变的当天下午五时，驻兰东北军在周从政的指挥下，包围绥署，解除了特务营武装，并扣留了绥署及国民党中央在兰州的一些高级人员。东北军对新一军及其他杂牌部队，仍和以往一样，并未采取敌对态度。当时新一军军部，便成了国民党中央在兰人员的避难所，衣食住宿，都予供应，有的还给符号护照，护送出城。邓军长还把驻静宁的新十一旅调往榆中，给东北军让开了西兰公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扣押了张学良，又调动大批坦克、飞机、装甲车、大炮等，配合庞大的武装部队，集结潼关。从一九三七年元月六日起，开始向华县、华阴攻击。杨虎城将军的陕军，在配备上和中央军相差甚远，在情绪上他们也没有准备再打内战；同时东北军方面以张学良被扣在京，以后王以哲又遭谋害，更无战斗准备。眼见先后派往南京去的代表有李志刚(陕军)和米春霖(东北军)都无消息，杨虎城正在进退维谷之中，想起了驻兰州的邓宝珊。于是派专机把邓接到西安，决定请邓出面赴京，打开目前难局。当邓下飞机到新城与杨会晤时，东北军少壮派部分军官在孙铭九的率领下，群至杨处晤邓。杨见孙等到来，即大声谓邓曰：“我们要和中央军大大干一下，请你来帮助我们指挥一下军事。”邓随即笑着说：“干别的我不会，搞军事我还可以胜任。”孙等听见了无话可说，立时大喊口号：“拥护邓宝珊将军领导我们，打垮中央军，打击内战派，消灭国贼，一致对外”。孙等表示十分满意之后离开，杨才提出请邓迅即到溪口一趟，面见蒋介石，一定要将目前僵局打开。邓听了之后，曾向杨说：“我去就去，你总得拿出一个办法。”杨说：“现在中央大军压境，东北军和我的队伍合不起来，冯钦哉、王劲哉和中央军有勾搭，西安是不行了，你去看着办，怎样我都接受。”于是邓宝珊就挺身而出，由西安飞往溪口，在蒋前为张学良被扣和杨虎城被革职留任而求情。当时蒋的腰背尚未痊愈，一见邓就很生气地说：“我有什么对不起杨虎城，他跟上张学良会比跟着我好吗?”愈说肝火愈大。邓看见蒋的那种冲动神气，态度镇静而从容地说道：“委员长不必发这样大的脾气。特殊的事件，要想出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我深信委员长一定会用特殊而适当的办法来处理。”蒋介石这才低头不语。停了一会，蒋才说：“好吧!你回去休息，等我考虑好再答复你。”第二天早上蒋介石又召见了邓宝珊，回答三点：一、张学良不能回去，东北军要调出来；二、杨虎城离开西安，陕军由孙蔚如暂时负责，杨虎城出国考察，费用由中央负责；三、中央军开进西安，陕军要进行整编。邓即日转回西安，向杨虎城谈了经过；随后又同孙蔚如到南京与国民党军委商谈陕军整编问题，再次飞返西安。一九三七年四月底，邓又同杨虎城、于学忠到杭州见了蒋介石，决定东北军调到徐州以东江苏境内，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回西安处理善后问题后，立即出国。杨、于、邓回到西安，就按蒋所决定办理移交调离手续。同年五月，邓陪杨到了上海，把杨送上轮船后，方才折回西安。在邓离京之前，蒋曾召见，并有以邓任甘肃主席之议。邓以地方人办地方事不易为辞，蒋亦首肯，并征求邓以何人去甘肃为宜，邓当时为迎合蒋意，推荐了胡宗南，蒋未表示态度，此后不久，发表了贺耀组为甘肃主席。邓在陕逗留经月，始回到兰州。在邓回到兰州后，蒋曾发表邓为兰州警备司令，邓未就职。 　　“七七”事变的炮声，震动了全国各阶层每一个爱国人民的心弦，新一军的官兵们和每一个爱国人民的心情一样，慷慨激昂，请缨抗战。一九三七年九月，太原和包头沦陷前夕，国民党把驻甘肃的新一军邓宝珊部，一六五师鲁大昌部连同驻榆林的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编为第二十一军团，以邓宝珊为军团长，并令进驻榆林，堵击西侵日军。甘肃各军闻讯之下，欢喜若狂，立即开拔。邓宝珊仅率随行人员四名离兰飞陕转往榆林。部队按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战斗序列，向陕北出发。当新十一旅到陕北三边的安边堡和宁条梁等地，一六五师蒋云台旅开到甘肃边境的环县和陕北三边的定边，一六五师其他部队开到陇东的西峰镇和泾川地区时，新十旅留在定西，靖远原地未动。此时包头、太原相继沦陷，日军再无西进模样，蒋介石便乘机给一六五师、新十旅来了一个原地停止待命的命令，这就使这些部队，逐渐被中央军解决。此时邓的二十一军团，只有二十二军和新十一旅，遂又将绥远张砺生部、马占山部及门炳岳的骑兵军，连同八路军后方部队，归邓指挥，成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他们先由一六五师下手，一面指使鲁部团长孙伯泉控告鲁贪污不法；一面令部队集结西峰镇整编。结果把鲁大昌调为一个没有部队的新二军军长，一六五师由胡宗南派黄埔一期学生王治岐为师长；原一六五师副师长兼四九四旅旅长蒋云台由国防部调军校高教班受训后，先派为第二十六补训处长，继又改派为陇右师管区司令。一六五师旋即由西峰镇开到陕西郃阳一带胡宗南军的包围圈内，进行了二次整训。排以上的军官一律换成国民党中央军校学生，原来的军官都纷纷遣散了。 　　继而下手的是新十旅。先是拟把新十旅和新十一旅编为一个师，连一六五师一起编成一军。以王治岐为甘肃人的关系，想利用他解决新一军的这两个旅，曾托邓的秘书岳跻山向邓当面去说，邓毫不迟疑地给岳碰了个钉子。他们这一着没有用上，便又用蚕食的办法。上文已经提到在一九三八年夏，正是军部发生了甄载明失踪案件之后，朱绍良把驻定西的新十旅第一团团长杜汉三电召来兰，暗派当时驻兰州的胡部九十七师师长杨德亮率所部步兵三团、炮兵一连，将定西包围，由新十旅参谋长傅子赉接了第一团团长职务。事后给杜汉三的罪名是“勾结陕北‘奸匪’，窝藏共党工作人员”。傅子赉原是黄埔四期掉了队的学生，为什么朱绍良却如此看重呢?这其间还有一段奇遇。一九三五年秋天。朱绍良的女儿由西安坐飞机到兰州，中途飞机发生故障，被迫降落在海原傅子赉家乡附近，适傅子赉在家，便把朱女接到自己家中护理，随即亲自陪送到兰，爬上了朱绍良的门子，从而又夤缘戴笠，成了甘肃特务头目之一。事后邓呈准将新十旅开赴陕北，即令驻兰州的新一军代参谋长李平之，督率该旅开往榆林。讵料李平之为人利用，跟上李贵清、傅子赉等，奔走于朱绍良和胡宗南之间，决定将新十旅开到陕西扩编成师，李贵清为师长，李平之为参谋长。当新十旅开抵泾川时，奉电令停止前进，由胡宗南派员整编。嗣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将整编后之新十旅开至陕西凤翔，改编为暂编第十五师，以陕西保安处处长刘志宏为师长，李贵清为副师长，傅子赉仍为团长，李平之根本没下文。其余官佐和一六五师的官佐一样，遭了被遗散的命运。李贵清、傅子赉二人不久也扫兴而归。傅因有军统关系，以后还当了平凉行政专员和省保安处长；李则回了老家固原，再无所闻。 　　新一军于一九三九年夏被明令撤销。只有开到三边的新十一旅，因环境特殊，蒋介石虽用尽心机，但一直存在到参加三边起义。新一军特务营约三百余人，于一九四六年才由兰州开到榆林。一九四九年秋季绥远起义时归向人民。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