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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次行军宿营

张邦英

1934年初春，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冒着刺骨的严寒，从甘肃的合水、庆阳等地转战到陕西渭北三原一带。一天，部队在三原武字区歼灭了一部分反动民团之后，即向北转移，黄昏时来到耀县西塬的南、北移村。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很疲劳了，因此，决定就在这里宿营。   　　南、北移村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两个村庄。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农民群众住的多是土窑洞，耕种的都是旱地，吃的主要是麦子、谷子及其他杂粮，人、畜饮水全靠村边各家收打庄稼的场面雨天收存的窖水维持(空闲时也是各家积肥之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加之许多群众深受地主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对我工农红军怀有深厚的情谊。当他们听说是红军的部队来了，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纷纷热情地帮助部队腾房、打水、做饭和搞草搞料……使干部，战士得以及时休息；大家都非常高兴。 　　据侦察，当时部队宿营地周围的敌情是：距南、北移村西北约五里的小坵镇，驻扎着柴发子民团一百余人，东南六个里的耀县城内驻敌杨虎城部一个正规营和雷天一的民团。为了保证部队安全宿营，刘志丹等同志对敌情作了详细的了解和分析，判断小坵民团不敢轻举妄动；耀县县城的敌军很可能在第二天拂晓，前来袭击我们。遂命令各团、连队加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严加防范，并决定部队半夜吃饭，鸡叫时集合，待命出发。 　　那时我任红三团二连的政治指导员，与共同进行英勇战斗，一心一意为革命的战友陈学鼎连长及连部勤杂人员一起住在北移村偏北的东沟畔一家农民的窑洞。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部的人员于半夜后即吃了饭。去时我觉得时间还早，打算在出发前先去解个大手，然后再看看各排的情况，故未向连部的其他同志打个招乎，独自一人向村边走去。 　　这天夜晚，乌云密布，没有一点星光，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我明知道连部有个手电筒，为避免暴露目标，就没有带它，只好小心翼翼地绕过小巷，走进村边靠路旁的一个场里。漆黑夜间，辨不清那个是粪堆，那个是水窖，模模糊糊，望见前面有个黑点，心想可能是粪堆，但心中有点不踏实，又怕搞错了对部队影响不好，于是迈步向上试踩，猛觉得身子向下一坠，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我慢慢地清醒过来，但迷迷糊糊地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自己身在何处?伸手去摸，觉得地上湿糊糊的，上边有许多的稽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再一摸身上，还穿着从豪坤地主家里没收来的宁夏二毛子皮袄改制的皮大衣，系的皮带上还有手枪。心想这可能是我们部队夜晚去打那个城镇，因不到预定时间，而在野外待命中睡着了吧?!然后又向上一望，看见像个烟筒口那么大的一点微明，怀疑自己是不是躺在那个破窑洞中?这是怎么了?心里感到奇怪，不由得“噫”了一声，从中发出嗡嗡的回音，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掉进老乡的一个两三丈多深的枯水窖里了。身体一般还好，微觉得腰间有点疼痛，自然要爬上去那是根本不可能。随用手支撑着坐起来，连忙向上大声呼唤，喊了好多声，无人答应。不一会儿，自己又被窖内污浊的空气闷昏了过去。当我再一次醒来时，心里就比较清楚了，遂又大声呼喊了一阵子，外面仍无人应声。此时此刻，我便心急如焚，思绪万千：先想到的是部队是否已经出发了，他们走时找不到我，一定会认为我开了小差，叛变了革命?再想到的是部队真的已出发了，掉下自己在这里，若被敌人发现，势必当场打死，或带到县城，经审讯后枪杀示众?或许会遇上某个同情革命的农民群众，设法暗里将我放走，使我得以回到队伍中去。总之，想的是很多的。 　　我正在万分焦急之际，忽然听见上边有人说话，这时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急促地喊了几声，适逢是我连的通讯员陈学长去撤回最后一个哨兵从这里经过，他问我是谁?我说是谁，在什么地方。他听说是我大吃一惊，连忙跑回去，带了两个战士，拿着工具，把我从枯窖里吊上来，这才松了一口气，就象一块石头着了地。陈学长接着说，我们的部队都集合起来了，东边来的敌人快要与我们接触了，就是找不见你，大家很着急，赶快走吧! 　　我只好振作精神，忍着腰部的疼痛尽快去到师部。这时，天色开始有点发亮，刚一进师部的门，就看到志丹和王世泰(我红三团团长)伫立在那里等我，有点很着急的样子，他俩一见到我，志丹劈头就问：“你到哪儿去了?派了许多人去找，就是找不到!”我三言两语将自己发生的事报告了一下。他听后饶有风趣地说：“你道解手解的深，跑到井里解去了。摔不要紧吧?”我说：“没事。”世泰接着说：“快去招手你们连出发吧!”我回头就走。当到本连队时，自然大家都特别高兴。而我红四十二师的先头部队骑兵团已开始行动，相继向淳化方里镇方向进发。途中，骑兵团与另外一部分敌人遭遇，打了一阵子。因情况不明，便撤出战斗，转入淳化以北，执行新的任务。 　　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回想走来，仍记忆犹新。令人难忘的是，那时我的年纪很轻，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具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虽然腰部当时受了点伤，好象若无其事，满不在乎，在战争环境下，骑了几天马就好了。那时，给我感受最深的则是部队中同志们的阶级友爱关系和团结奋战的革命精神，把大家紧紧的凝聚在一起，起了莫大作用。在我出事的那天夜晚，如果没有许多同志的友爱和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及耐心等待，早撤最后那个哨兵，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里也有自己值得记取的地方，那就是腰伤愈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从未加以考虑。于是随着年令增长和身体情况的变化，旧伤又慢慢复发了，成为现在的遗症，影响正常行走。特别是这多年来，病症逐渐加重，给行动上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我认为，这和自己过去以及其他同志身负其它枪伤一样，是长期革命战争中难以避免的，且也是迄今难忘怀的战争年代给留下的一个“印记”!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