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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六章 从陕北省委到西分区区委 第四节 在抗大熔炉中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37年春，马文瑞从争取白军工作的前线，回到陕北省委。 　　这时马明方任陕北省委书记，两位亲密战友又战斗在一起了。从陕北特委到陕北省委不过三年时间，革命形势发展变化之快，出乎他们的想象。其间，马文瑞还经历了一场“肃反”的生死劫难，如今得以重逢相聚，两人心中热流涌动。既蕴含着庆幸，更包容着决不辜负大好时机，为党、为革命建树新功的无言相约。 　　西安事变之后，为了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早实现，中共中央主动取消两种政权对立的局面，决定把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国民政府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着手变苏区为特区，把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对原有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也加以转变。1937年2月，中央决定建立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为郭洪涛，领导陕北省委、陕甘宁省委、神府特委和关中特委。 　　自从中央到陕北后，马文瑞处处感到新鲜，渴望系统地学习。经向特区党委申请，批准他到中央党校去学习。这时中央已由保安迁到延安，中央党校设在延安桥儿沟。他便由安塞蟠龙赶到延安。听说中央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即后来名震全国的抗大，是由原来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改建，是中共的“黄埔军校”，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过问抗大的教学，并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常来讲课。于是马文瑞要求改上抗大，经组织同意，由中央党校转到抗大学习。 　　抗大、中央党校的主要任务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员。马文瑞参加了1937年1月开学的抗大第二期学习。这期学员除党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各级指挥员外，还有许多向往延安，追求光明，不避艰险，千里迢迢来到延安的抗日救国青年男女，和少数国民党区域的小职员等。他们是延安接纳的第一批来自国统区的进步知识青年，被编入第四大队。四大队队长聂鹤亭、政委董必武，下面分为九、十、十一三个队。九队学员文化程度较高，一批老同志也被编进去，马文瑞就在这个队里，并担任四大队党总支宣传委员。抗大校部设在延安城内，四大队驻地在原东北军飞机场旁边。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抗大的课程以政治课为主，同时学习军事。政治课主要讲解马克思主义知识，中国历史和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军事课主要学习抗日战略和游击战战术等。政治课具体分为哲学、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四门。这四门课，为九队主讲的依次是毛泽东、秦邦宪、张国焘和张如心。中央领导亲自给九队上课可以说是“吃偏饭”，尤其毛泽东每次讲课都吸引着很多人，其他一、二大队的许多红军将领和文化人如丁玲等都来“旁听”。毛泽东的哲学课讲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提纲》，这是一份简明而基本的哲学讲义，是毛泽东百忙中挤时间收集材料，专为抗大而写的。每周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讲两三个小时。从3月间讲到七七事变后，历时四个多月。毛泽东讲课把哲学原理的阐释和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批评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大家的头脑，对大家教育尤为深刻。毛泽东在抗大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的部分内容，后来形成了他的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论文。 　　马文瑞来到抗大，从长期流动的农村斗争来到集中学习革命理论的安定环境，得到耳聆面受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授课传导，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学习上自然攻读刻苦，倍加用心，连节假日休息的时间都用在笔记的整理、复习和有关著作的阅读上。几个月的学习，马文瑞恍若进入新的思想境界。毛泽东的哲学课对他是一场新启蒙。早年在学校他虽然阅读过不少革命书刊，但那多是讲社会进化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前所未闻。聆听了毛泽东深刻而生动的讲授，把他原来认为深奥难懂的哲学，一下变得可以亲近起来。虽然毛泽东讲课，满口湖南乡音，不大好懂，但音节铿锵，态度儒雅，他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人们熟悉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把抽象的哲学讲得通俗易懂，既有现实性，又有实践性，其中包含着很实用的革命理论、政策和方法。特别是毛泽东用哲学对革命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经验的分析总结，使马文瑞豁然领悟到辩证法唯物论还直接关系着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的正确与失误，因而也关系着革命的胜利与挫折。革命，仅靠自身的片断经验不行，靠搬用抽象的理论原则也不行；革命，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而这种理论必须合乎实际情况又便于回到实践中去。马文瑞回想在陕北、在陕甘边，大家对革命的忠诚，对敌人的斗志，都是无可置疑的，也积累了一些朴素的经验，但由于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去总结，对“左”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虽然觉得有悖于实情，也不合民意，但在理论上究竟错在哪里?就模糊了。马文瑞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更不懂得辩证法唯物论，所以在认识和行动上便难免存在某种盲目和幼稚。再联想中央到陕北后，许多重大决策，切中时局，大得人心，如果没有理论上高度的修养，没有客观上对时局的正确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就不可能出现。马文瑞似乎觉得自己的头脑真的清亮起来了。 　　毛泽东曾说，他在抗大的讲课，对于受训的青年来说，是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的①。经过抗大的学习，马文瑞在思想和政治上有了很大提高，进入新的境地。 　　① 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