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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七章 巩固边区“西大门”(上) 第一节 贯彻统战新政策

《马文瑞传》编写组

陇东，指甘肃陇山以东地区。这里西北靠宁夏，东北沿子午岭南下与陕北和关中接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境内多为梁、峁、沟、壑，泾河中游的董志原却原面平阔，土质肥沃，盛产小麦，是黄土高原著名的粮仓，有“八百里秦川，顶不上董志原边”之说。 　　陇东也是刘志丹、谢子长早期活动的红色区域之一。陇东高原，尤其庆阳以北与陕北交界的地方，方圆几百里的断梁残原，林草丛生，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群众时有反抗地方豪绅的自发斗争，具有开展游击战争和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曾在陇东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领导的游击武装出没陇东。1932年红二十六军前身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先后在陇东正宁县组建，沿着子午岭转战于陕甘边界。4月，陕甘游击队即在正宁县寺村原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甘肃第一块红色根据地。1934年11月在庆阳南梁成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权，是继陕西耀县照金失败之后，发展建立的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二个中心，土地革命的烈焰在陇东由北向南燃烧。1935年2月，国民党出动陕甘宁晋四省数万大军，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二十六军北上与陕北红军共同反“围剿”后，陇东苏区基本成为游击区，斗争仍在继续。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在原陕甘边的基础上，1935年11月成立陕甘省。次年5月，为配合红军西征又在陕甘省基础上成立陕甘宁省。半年间西征军先后解放和收复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12个县，统由陕甘宁省管辖。1937年9月，国共联合抗日后，为与国民党行政区划保持一致，中共撤销陕甘宁边区内省级建制，当年7月撤销陕北省后，又将陕甘宁省撤销，成立陕甘宁分区。 　　1937年10月，马文瑞由西分区区委书记调任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受陕甘宁边区党委委托，原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给马文瑞介绍了陕甘宁分区的情况，并叮咛马文瑞：“陕甘宁分区远离中央，完全依靠独立工作，许多问题不可能随时向上级请示汇报，要凭工作经验独立决断。你肩头的担子不轻。”马文瑞清楚，这次调任陇东是一场新的考验。他长期工作在陕北老区，在陇东虽有南梁军政干校的一段经历，但那里也是老区。现在要到一个大部分是新区，面对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比起老区情况要复杂得多。马文瑞深知重担在肩，但他深信，只要牢牢掌握好政策，紧紧团结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长期的陕北老区工作实践锻炼了他独立决断的能力，又有中央到陕北后所直接受到的教育和提高，对搞好陇东的工作，巩固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他是充满信心的。 　　1937年11月，马文瑞和妻子孙铭以及随行的警卫员，从延安启程西行径赴陇东。延安距陇东原陕甘宁省委所在地曲子镇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骑乘牲口，一走就得五六天。他们经保安，朝西南过洛河，进入陇东华池、环县，再向南始抵曲子镇。找到原陕甘宁省委机关，见到代理书记刘景范、组织部长李景膺、宣传部长李华生、秘书长王善德、苏维埃主席马锡五、副主席朱开铨、军事部长王世泰等，大多是老相识，感到十分亲切，顺利地交接了工作。在不久后召开的陕甘宁分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马文瑞当选为党委书记。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撤销陕甘宁分区，将原属这个分区的定边、安边、盐池等县划出成立三边分区，留下属甘肃的曲子、环县、固北、华池等县成立庆环分区，马文瑞改任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并兼保安司令部政委。马锡五任行政督察专员。1938年5月，中央和边区党委又把陇东特委并入庆环分区党委，同时将甘肃地下党——省工委(对外称地委统战部)及其所属的陇西兰州、陇东天水、河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划归庆环分区党委管辖，马文瑞仍任书记。1940年4月，庆环分委改为陇东特委，书记仍为马文瑞。 　　这样，马文瑞的工作范围由陇东的几个老区、半老区县，扩大到包括统战区和国统区以及兰州以东的其他一些地区。经过斗争变化，而形成属于边区固定区域的是华池、环县、曲子、庆阳、合水、镇原6县，共有38个区，25300多平方公里土地，20多万人口。陇东这3个地区的形成、划分和政治状况大体是： 　　华池、庆北、赤安三县是红军从国民党手中收复的原来的苏区和游击区，环县、曲子是红军西征时开辟的新区(半老区)。在这些县，中共设有县、区、乡政府和党的组织，是由中共统一领导的地区。统战区是原东北军进驻地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东撤成为国共合作地区，如庆阳、合水、镇原、驿马关、宁县等。这些地方，县、区、乡政府、保安队是国民党的，但驻军和群众团体是中共的。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驻庆阳，所辖七七〇团和警备二团、七团分驻各县；群众团体有抗日救国会(后为抗敌后援会)、农民协会、自卫军等。这些都是公开的，不公开的还有中共在这几个县建立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实际也是中共的政权。国统区是国民党统治管理的地区，如西峰、平凉等地。在此之前，1937年7月，中共中央为加强陇东工作，以红军大学三科(对外称教导师)为基础，在庆阳成立陇东特委，统一领导以教导师办事处和民运部名义分设的西峰、平凉工委，和属于统战区的庆阳、合水、镇原、驿马关、固原等县委，兼管长武、泾川等地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区域的划分并没有形成完全和平的环境。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对划分为八路军后方的23县仍设有国民党政权机构，对属于23县范围的庆阳、合水、镇原、环县等地，他们仍划入在西峰镇设的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而且要八路军退出这些地方，以致在这些县出现了中共和国民党的双重政权，连城门站岗也是两边各站一人，并且1939年国民党还要在环县抗日民主政府之外强行成立另一个环县政府的怪现象。毛泽东曾经不无激愤地指出：“23县之有双县长者，贻笑中外，妨碍行政，制造磨擦。”①这种情况，在陇东尤为突出，形成抗战时期陇东地区被蚕食、被颠覆、被进攻、被封锁的祸根。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广大军民高擎抗日救国大旗，挫败重重围攻和破坏，在反磨擦斗争中，巍然屹立在陇东大地。马文瑞就是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初到陇东，摆在马文瑞面前的形势和任务严峻而艰巨。从外部环境看，战争的灰烬未冷，国统区、统战区和解放区之间政治上的矛盾，时刻可能转化为军事上的磨擦和反磨擦、经济上的封锁和反封锁，和平、民主、抗战的新局面，必须在斗争中去巩固。从分区内部看，6个县中的3个是新区，党的组织和政权都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加之当地匪患未除，形势不稳，一些群众对于民主政权能否巩固持怀疑态度。农业生产虽有以“粮仓”著称的董志原，但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到处充斥文盲、迷信和封建陋习。 　　面对困难重重，马文瑞认为要干好工作，打开局面，首先要从加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入手。而当时陇东党组织的现状却不容他乐观。 　　陇东地方党的干部，一部分是由陕甘宁老区派来的，一部分是从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中抽调来的，县以上地方领导干部很少。外来干部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导致在地方党的基层组织中混进不少坏人和投机分子。有些干部受和平环境影响，发生贪污腐化、变质逃跑现象。赤安、固北两个县委书记都搞贪污，其中一个被分委撤职调回后就偷偷逃跑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干部政策观念的转变。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苏区政策和组织机构都发生了变化：打土豪分田地改成减租减息，不再扩大苏区，不向国统区宣传赤化，要争取国民党友军和中共一道抗日，苏维埃政府改成民主特区政府，游击队改成保安队，贫农团改成农民协会，青年团改成青年救国会，妇代会改成各界妇女联合会等。这一系列巨大转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感情一时难以适应。有的干部不愿意将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政府，不愿意把自己的红五星帽改为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一向称之为白军的帽子)。在固北老区、庆阳镇一些新区，仍在打土豪分田地，在富农中搞抗日募捐。在出现“左”的情绪同时，右的表现也在露头，属于解放区的庆阳土桥的两个乡和镇原的三岔区竟妥协退让到划归统战区。 　　面对现实，马文瑞认为，要使党组织更坚强、更有战斗力，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整顿，而政策思想上的转变和提高尤为关键。在1939年8月第二次分区党代会上，马文瑞专门主持讨论了巩固党、巩固边区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教育等重要问题。提出对新区的基层组织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对老区则提出发展与巩固并重的方针，以全面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在马文瑞要求下，分委和各县都举行了两期以上的区、乡干部训练班，在进行政策教育的同时，对区、乡干部进行了审查，召开区和乡支部党员大会，改选区委和各乡党支部，清理了新区一部分靠不住的党员和干部。到1939年底，新区党的基层组织的纯洁性和核心作用提高了，老区的党员由二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加上新区党员一千多，全分区党员达到七千多人。同时各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清理了自卫军组织。对于广大干部，采取编写教材，办训练班、办分区党校以及召开各种会议等方式，进行了普遍的政策教育和作风教育，惩处了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人员。除此之外，分委提出了干部地方化的口号，调区级外来干部做其他工作，提拔和培养当地干部担任区委书记职务。 　　经过以上工作，陇东地区党的战斗力提高了，影响扩大了，各项工作有了可靠的基础。 　　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使处在抗战后方的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进行各项建设事业。在中共中央休养生息的政策下，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改善群众生活，建设边区和充实抗战实力的经济建设热潮，在全边区空前兴起。陇东是边区的主要粮食基地之一，农业的发展更具重要意义。 　　发展农业的首要工作，是减租减息。为了减轻贫雇农的负担，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并有利于团结地主和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和法令，对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作了调整，把内战时期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马文瑞和专员马锡五等陇东党政领导人，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土地法令，规定在没有分配过土地的地方，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债主的债权，“租佃及债权债务双方，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在土地已分配过的区域，保证一切分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权，颁发土地所有证。欢迎地主回来抗日，凡返回的地主，政府从原区、乡分配给和农民同样多的土地和房屋，其合法权益受政府保护。同时，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公民权。 　　陇东土地高度集中，抗战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庆阳的土地大部分被冯翊清、李子良、韩少文等“八大家”地主所占有。仪李子良一家占地七万多亩，牛羊一千头，封建地租高达百分之七十，放账加五加八的利息，每年收租四五千石②。进入抗战时期，陇东新区土地仍很集中。镇原县地主人口占总数12.4％，土地却占37.98％；佃户人口占21.49％，自耕地仅占0.61％；地主平均占有土地250.65亩，佃户只有0.28亩，平均佃地38.89亩，平均每户地主要剥削5个佃户。③ 　　由于陇东是由老区、新区、统战区三个不同的政治区域组成，工作推进较之单纯的老区复杂困难得多。1937年陇东即提出在新区减租的口号，但因遭到统战区国民党政权的激烈反对未能实施。1940年中共在庆阳、合水、镇原建立独立的新政权后，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通过了三七减租的方案，政府贴出布告，却因受和平环境影响，思想麻痹，加上缺乏具体经验和办法，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地主则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只是进行了一些政策性的宣传和一些地方带有试行性的减租。1942年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彻底实行减租减息的指示，强调“要保证减租的彻底实行，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还必须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由群众组织的力量来保证之”。同时要求农民在地主按照“二五”减租的法令减租之后，也要按照定额交租。10月，西北局高干会后又确定新区的工作中心就是减租减息，马文瑞参加会议回来，切实加强了陇东的减租减息工作。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分别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即在新区各县培训干部，组织农会、减租会等群众组织，采取群众与地主算账、换约、退租等斗争方式，地租按边区统一的“二五”比率(即按原租额的25％)减交，规定1939年前所欠陈租一律豁免，债务利息以1分至1.5分计息，付息超过原本1倍以上者停利还本或本利停付，新的息额按当地借贷关系自行处理。到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114个乡中有73个乡彻底减了租，换了租约。在减租减息后，陇东又贯彻佃户交租交息政策，防止与克服“左”的偏向。一次庆阳有个姓任的地主哭丧着脸对马文瑞诉苦：“唉呀，好我的马书记哩，租子一颗也不给了，多少给一点吧!”原来有的地方说是“减”，干脆一点不给，个别地方还发生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现象。马文瑞及时注意到在彻底减租的地方团结地主的问题，指示各地在抓好减租减息的同时，还要坚持交租交息政策的规定。在马文瑞等的正确领导和组织实施下，1943年，是陇东分区自1937年开展减租以来，取得成绩最大的一年④。影响所及，陇东靠近镇原的一些国统区的佃户也跑来找镇原县政府要求为他们那里减租。 　　对于陇东的减租减息运动，马文瑞曾有这样的评述：陇东是最早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地区之一，1937年到1943年，虽然未能彻底实行，但这个时期政策的宣传和试行，对于纠正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增进各阶级团结抗日，以至对接着而来的休养民力、发展生产还是起着呼应和促进作用的。而它的彻底实行，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力量，群众的积极参与斗争，以及一套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它的胜利不仅是农民减轻了负担，而且是广大贫雇农政治地位和觉悟的提高以及发展生产的主动性的增强。这是在新区开始把农民和共产党密切联系起来的第一个重要纽带，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对以人力、物力上支持长期抗战，乃至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影响，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在调整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休养生息的政策，除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农民负担外，陇东对公粮和赋税的征收亦有调整，即公粮只征收少部分，而且是“富人多出，次者(不贫不富)少出，穷人不出”。一切税收除了一次统收外，不作任何附加或复征，这使群众负担比过去大为减轻。合水县1940年征粮是建立民主政权前的二分之一，1941年因灾减产，公粮全部免征。根据对庆阳部分农户调查，1941年农民负担为1935年国民党统治时的四分之一。 　　休养生息的目的是发展生产。陇东地广人稀，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在农业生产技术低下、经济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是当时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途径。自从1939年2月，党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后，陇东就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开荒生产。马文瑞亲自动员，具体部署，推动各县、区、乡干部领导组织群众开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曾针对当时陇东各级干部领导开荒著文说：环县陈县长(陈玉山)亲自到县区四乡领导开荒，合水县王县长(王仕俊)亲自到三区组织变工队开荒，庆阳苏县长(苏耀亮)亲自到新堡区领导督促春耕。又乡干部如镇原三岔何家岔乡文书，合水六区二乡文书陈第让，三十里铺五乡自卫军营长都亲自领导一个乡或一个行政村的集体开荒⑤。对于没有耕牛、农具、种子和口粮的农民，政府还发放了贷款和救济粮。为解决劳力不足，基层政府动员组织了扎工变工、发动妇女和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到1939年底，陇东地区开荒达20万亩，等于给分区每人增加耕地1亩。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去没有任何工业，手工业也很落后的庆环地区办起了自给性的公营纺织厂和造纸厂。1938年到1941年间分区和县办起7家纺织厂、1家纸厂。这些厂子规模虽然不大，但产品适销，群众欢迎。其他合作社工业和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 　　在发展生产、休养民力的同时，陇东地区一刻没有放松抗战动员工作，响亮地提出“支援抗战，保卫边区”的口号，积极征收公粮、组织自卫军、动员参军、做军鞋等，发挥了后方基地的应有作用。 　　① 《中共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 　　②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甘肃史稿》，第247页。 　　③ 《陇东分区1937年以来的减租工作总结》，见《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992年3月内部出版，第140页。 　　④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992年3月内部出版，第36页。 　　⑤ 谢觉哉：《边区人民生活日趋改善》，1941年。原件存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