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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八章 巩固边区“西大门”(下) 第二节 领导大生产运动

《马文瑞传》编写组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被打退，但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仍在继续，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更加严酷的考验。 　　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了长期包围封锁的政策，企图利用边区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自然灾害多、工业产品主要依靠输入等困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不战而胜。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战区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从1940年8月开始，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便自南向北，构筑了5道封锁线：北线两道，南线三道，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其中国民党对南线的封锁尤为严重，从镇原到宜川约千余里一线，在纵深60里到100里的范围内，碉堡星罗棋布，沟壕密如蛛网，其严密程度超过在江西时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①。除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全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在军队后面，蒋介石严令陕西、甘肃两省的国民党党部，省、县政府和特务机关，倾全力于反共。 　　国民党除加强对边区的军事警戒外，还切断边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断绝交通，盘查行人，阻挠和袭击边区工作人员出入，对一般商人、脚户也不放过。凡运往边区的各种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物品一律禁止流入，违者以“走私”论罪，东西没收，货主法办，甚至就地杀害。边区传统出境贸易的食盐、皮毛、甘草、毛制品也无法输出。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以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置边区于死地。 　　继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后，国民党中央1940年11月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这笔经费占边区财政收入的70％多②。同时国外华侨、国际友人、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对八路军的捐赠也大部断绝。与国民党制造的“人祸”接踵而至的是严重的“天灾”。抗战时期，边区几乎无年不灾，1940年更是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先后袭来，农田、家畜损失为30年所未见。另外，由于全国各地爱国人士、海外华侨、青年学生纷纷投奔延安，以及反磨擦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使边区脱产人员直线上升，财政入不敷出的矛盾更为突出。1941年虽然过高征收了救国公粮20万石(后减为16万石)，但衣食不继的情况并未转变。机关、部队、学校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边区军民面临着“饿死呢，还是解散”这样严酷的考验。 　　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共中央预见到外援之不可靠，2月间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开展了生产开荒运动，掀起一时的生产热潮，但此举未能坚持下去，更没有推广到广大农村中去。1940年12月3日，边区中央局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出席。会后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到每个普通干部、战士都参加了生产劳动。自1941年起，中央在抓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把重点移到群众生产上来，提出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口号，全边区规模空前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陇东是封锁线上的前哨。在陇东解放区周围，国民党修筑了大量封锁沟、堡垒和据点。从镇原屯字镇到陇东分区孟坝的70里之间，竟有5道封锁线；从西峰镇到驿马关的40里内，设下4个哨站碉堡④。1940年全区旱、风、水、雹、瘟疫为害；1941年又遭旱、水、雹、冻、风、霜等灾，环县灾民达二万八千多人。 1941年全区县以上工作人员3个月未发津贴，区、乡干部半年未发。由于马文瑞为书记的陇东特委及早抓了农业，部队和机关人员吃饭还不太困难，但穿衣成了大问题。冬季没有棉衣，许多人没有袜子，光脚穿破旧单军鞋。后来边区政府发来一批黑粗布，每人只能分到1尺；随后又分到一批新疆老羊皮袄，10个人才能分到1件。1941年陇东灾荒严重，边区政府在春季拨救济粮200石，救灾款5万元⑤，尚不够一县分配。边币也严重贬值。 　　冻死、饿死、困死的威胁，直逼陇东分区二十多万军民，也摆在特委书记马文瑞的面前。 　　马文瑞对中央、边区党委和政府关于发展生产，实现经济自足，战胜国民党封锁破坏的正确决策坚决拥护，在理解和贯彻上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把生产发展起来，是他心存已久的夙愿。当年他初到陇东就极为关注医治战争创伤，力争尽快解决群众吃饭、穿衣这个大问题。他在领导机关、部队的生产自给运动中，尤其注意组织农民开荒。到1939年底，全区开荒20万亩，等于每人增加了1亩耕地。经过反磨擦的斗争，马文瑞更能理解党中央、毛泽东号召生产自救、战胜封锁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在特委、专署、驻军召开的会议上，马文瑞要求全区党政军民，思想和行动都要统一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上来。他说反磨擦，陇东军民打了大胜仗；反封锁，陇东军民还要奏凯歌。 　　马文瑞从陇东的地情民情出发，始终坚持以“农业为主体”，即“农业第一”的方针。他告诉大家，在陇东农业带有根本性，农业直接关系着二十多万军民的吃饭、穿衣，农业不牢靠，大家都得饿饭。即使渡过了目前的难关，如果没有农业振兴的基础，发展的路走不远，长期抗战也难以支持。当然，商业也要发展，但陇东货源有限，商业代替不了农业，吃饭、穿衣仍是首位。对于陇东的农业现状，马文瑞认为几乎是一种破产的经济，在不少地方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都有困难。据他在农村的调查，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缺乏耕畜和农具，急需政府的组织和扶持。在政府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支持时，具体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更显重要。倘若放任自流，就是党和政府的失职。为此，马文瑞强调，哪里最艰苦、哪里是生产第一线，哪里的领导就要到哪里去。领导身先士卒，做出表率，才能把广大干部带动起来，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中央、边区党委到陇东分区的思想大动员，掀起了生产大运动。整个边区的土地在沸腾，整个陇东解放区的男男女女齐上阵。机关、部队、学校，农民群众、妇女儿童，所有人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大生产中：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赶牲口、放牛羊，整个陇东解放区仿佛变成了一个大农场。初春的陇东高原，一早一晚仍是寒风刺骨，但是每天天还未亮，人们就扛起镢头、铁锨，奔向山冈，钻进深沟，到处都有开荒的人群，不少人还在黑夜里烧着野火开荒。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憋着一肚子气：“想卡死我们，我们偏要活出个样子给你看!”压力反而激发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四面八方呈现出热浪滚滚的生产景象。 　　马文瑞在部署陇东分区大生产的同时，自己也带头开荒种地。他在山上开了一块荒地，种上庄稼。一次，在家乡务农的大哥马文采来看他，他正在山上收庄稼，大哥怕他干不惯，要替他干。马文瑞说：这是我分内的生产任务，必须自己完成，谁也不能代替。 　　陇东的华池、合水等县，荒地很多，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但这些地方地广人稀，劳动力异常缺乏。春寒料峭的时候，马文瑞来到合水，他和县委书记朱敏等提出大力发展变工互助，组织群众在劳动力、畜力和生产工具等方面互助合作，并逐步冲破本族亲友互助的狭小圈子，按村发展互助合作。他和朱敏带头组织起一支有二十多犋牛的犁地队伍，天刚亮就和大家一起下地了，不大一会儿他就热得脱去灰军服上衣，只穿件白粗布衬衣，裤腿高高挽起，打着光脚，一手扶犁，一手扬鞭，只见犁刃两边一道道泥浪翻滚。几十犋牛走过后，荒漠的原野便化作大片松软的黄褐色的沃土。当地农民看了连声叫好： 　　“没想到马书记、朱书记也是庄稼行家!” 　　“变工互助就是能干出活呀!” 　　“这下子可不用愁没人手、没畜力了!……” 　　1943年，陇东分区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自合水县盘马村创造集体开荒例子后，各县也都纷纷响应，进行了集体开荒(只曲子县没有)。如庆阳县三十里铺区五乡以行政村为单位开了两次荒，共动员牲口210头，镢头95把，两天开荒270亩。环县共组织集体小组17个，参加232人，牛110头，开荒462亩。合水组织了38个集体开荒队，共参加劳力480人，牛565头，开荒地1554亩。” 　　“一把镢头一杆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在陇东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留守部队更是一支显赫的劲旅。 　　1940年三八五旅先后办起了铁工厂、木工厂、制药厂、纺织厂、制革厂、造纸厂、商店、豆腐坊、饲养场等23家工厂、企业，并和当地军民联合办起了庆兴纺织厂。部队和群众需要什么，工厂就生产什么。1941年就解决了全旅每人两套单衣、需要量一半的棉衣、被褥及其他必需品，安置了上千名穷苦难民。尤其显著的是，他们在大凤川的屯垦，被誉为开创了陕甘宁边区的又一个南泥湾。 　　大凤川，位于庆阳东部的华池县境内。1942年4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的一千多名官兵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带领下，奉命开抵大凤川。他们艰苦奋战两年，全团开荒地三万四千多亩，生产粮食数千石，修建营房四百多间，修筑道路五十多里，架木桥一座，并且搞起编织、采蜜、割漆、打猎等副业数十种，仅蜂蜜一项收入万余元，还养了牛、羊、猪、鸡、兔、狗等。官兵的生活大为改善，顿顿有炒菜，节日有会餐，夏有单、冬有棉，人人都换上了新被褥。“战士们吃着自己亲手生产的粮食，穿着自己亲手织的布做成的衣服，住在自己亲手挖的窑洞里，分外高兴地说：‘封锁吧，再割锁三五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⑥ 　　与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媲美的，还有驻华池豹子川、平定川的抗大七分校，该校三千余师生在校长彭绍辉、政委张启龙带领下，一边屯垦，一边学习，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劳动，共挖窑洞850多孔，盖起了一座可容纳3000多人的大礼堂。1944年抗大七分校全年开荒近60000亩，生产细粮8600多石，足够自食半年，蔬菜全部自给，养猪、羊、牛2600多头。女学员纺线553斤，全体学员每人1件毛衣，2双毛袜，1双手套。可谓“丰衣足食”了。 　　陇东中学在大生产运动中也不甘落后。在边区经济困难时期，学校不但无钱，而且无粮，师生饿着肚子上课，披着被子出操，马文瑞和专员马锡五多次来到学校，领导开展生产自救，要求学校绝不能饿死一个人。 　　赵长远等学校领导积极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投入到生产中去。上山开荒，种粮种菜，纺线做鞋，办合作社搞运输，养猪、卷烟、擀毡等，把生产自救搞得热气腾腾。劳动结硕果，1941年夏开始好转，1942年吃粮获得根本解决，给教员还增加了伙食优待金。到1944年不但完全渡过难关，还达到粮油菜自给有余。边区教育厅两次发函赞扬陇东中学生产“成绩显著，至堪嘉许”。半个多世纪后的1997年，马文瑞在为《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一书写的序言中，回忆当年情景，还情不自禁地赞叹师生们的生产自救是“一个奇迹”。他写道：“艰苦环境对人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锻炼。学校条件这样差，生活这样苦，大家始终精神饱满，情绪乐观，没有悲观失望，叫苦叫累。凡是在陇东中学工作和学习过的人，没有人不对这种苦中有乐，虽苦犹荣的校园生活，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红红火火的大生产运动激发出红红火火的劳动歌声。人群中到处传唱着：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男女老少齐动员， 　　咱们的光景大变样。 　　打下粮食堆成山， 　　幸福的光景万万年。 　　这是陇东地委宣传部干事赵守一采撷整理的歌词，谱上当地民歌曲调的一首新民歌。它以悠扬、欢快、充满幸福憧憬的词曲，似涓涓细流而又热力勃发地描绘出大生产中人们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大生产也激发了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音乐家张寒晖和边区文联主席、诗人柯仲平，来到边区模范村陇东华池县城壕村同群众一起劳动，体验生活。他们被陇东军民的火热劳动场面深深感染，激动不已。写过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张寒晖觉得他所熟知的旋律已不能充分反映这炽热的场景，就在他反复寻思一种新的群众化的形式时，磨坊里传来村姑和农妇们唱的“推炒面”的劳动号子，给他带来灵感和激情。他把那歌声伴随着“踢踏、踢踏”的驴蹄声和“咣当、咣当”的箩儿声的节奏，加以巧妙地运用，填上新词，并将原来的独唱改成一唱众和的反映军民大生产的《军民合作歌》，一经传唱，便响彻四面八方： 　　四二年那么嗬咳! 　　大生产呀么嗬咳， 　　边区的男男女女、西里里里嚓拉拉拉索罗罗罗呔， 　　齐动员那么嗬咳! 　　变工队那么嗬咳， 　　唐将班子呀么嗬咳， 　　劳动组织、西里里里嚓拉拉拉索罗罗罗呔， 　　普遍来呀么嗬咳…… 　　这首歌，后经作者修改加工，由《军民合作歌》改名为《边区十唱》。解放后又经音乐工作者提炼为五段歌词，定名为《军民大生产》⑦，一直传唱至今，成为独具时代特色、永远催人奋进的著名革命民歌。 　　马文瑞爱好文艺。对这些源自陇东的革命歌曲，他更是情有独钟。因为唱着、听着这些歌曲，他就仿佛又回到那片熟悉的陇山泾水，和他永远难忘的大生产运动的火热年华之中。真是歌如岁月，岁月如歌啊!他后来常说，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这些歌曲一样，来自群众又走向群众；就应该像毛泽东说的“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⑧，只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永葆思想、艺术的青春和力量。 　　马文瑞在担任陇东党的书记的同时，还兼任陇东保安司令部政委。1942年后，又兼任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作为部队的主要政治领导者，他对部队的政治建设、军事训练、生活供应等十分关心。他和专员马锡五以及部队驻地庆阳、合水、华池等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挤时间到部队营房和屯垦基地看望指战员们，嘘寒问暖，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军政首长共同商讨部队建设问题。每次来到部队，马文瑞都特别叮嘱不要把自己当外人，不要做特殊饭，战士们吃粗面馍馍、洋芋、南瓜，他也毫无例外，蹲在地下，吃得很香。有时错过了开饭时间，他就随便吃点冷馍剩菜，将就一下，丝毫没有书记、政委的架子。 　　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经常连续骑马跑几个部队驻地，从团部到营部再到基层连队，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征求他们对上级或当地党政机关的意见，商讨肃匪反特、反磨擦斗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方面的问题，往往谈到夜深时分还顾不得休息，实在困了就睡在指战员的土窑洞里。 　　当年任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的张才千中将在《留守陇东》的回忆录中，在谈到当年马文瑞到团部后不顾疲劳，执意骑马去看望驻地很远的下属部队时，感慨地写道：“直到这时，我才弄清了马书记这么马不停蹄地来看二营部队，原来是抓紧一切机会促进军民团结、军政友谊啊!我十分感动，也对马文瑞同志深入实际、勤奋工作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⑨ 　　① 《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近况》，1941年。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333页。 　　② 黄静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建设》，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92页。 　　④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页。 　　⑤ 李仲立、郑子文：《陇东分区政权建设概论》，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⑥ 《李钧回忆陇东商业机构》，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96年8月内部出版，第395、396页。 　　⑦ 《庆阳文化春秋》，庆阳地委宣传部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⑨ 张才千：《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