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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九章 全国政协副主席(下) 第四节 重视群众来信

《马文瑞传》编写组

马文瑞经常收到各地群众来信，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信更多，有时一天能收到一二十封。他十分重视群众来信，认为这是联系群众、了解社会特别是基层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因而尽可能抽时间亲自阅处。信多时让工作人员帮助拆阅，重要的交他阅批，其他的送政协信访处处理。 　　1991年初，马文瑞收到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一家具厂原厂长刘金会的告状信，举报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禹作敏贪污行贿，指使人将举报人父亲打死，至今逍遥法外的问题。马文瑞知道，禹作敏是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农民企业家”，是个“名人”。但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任何人也不能无视法律，肆意妄为。他在举报材料上批示，让信访处派人去天津调查，情况查清楚后向他报告。不久，他收到了调查报告，说经核实，来信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他们走访了天津市公安局，公安局一位负责同志说，这事情况很复杂，由于大邱庄所处的地位，要动他，得天津市政法委下决心。马文瑞要求信访处继续催办。信访处同志又走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纪庭。该庭负责同志说，要搞禹作敏的问题，得中央有个态度。至此马文瑞感到事情棘手，但仍予以高度关注。 　　他几次询问天津的同志：禹作敏这人到底怎么样?一位曾经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的同志说：大邱庄的事难办。市里曾给过大邱庄贷款发展经济，他们经济发展起来了，却不还贷款。还有的人干脆说，禹作敏就是恶霸。 　　1992年4月，马文瑞再次接到刘金会的“举报控告状”，里边列举了禹作敏偷税漏税、贪污集体财物、利用行贿手段拉拢腐蚀干部的大量事实，又提到禹指使人杀死其父的刑事犯罪情节，强烈要求“党政领导责成司法部门组成工作组，对禹作敏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进行查处”。 　　马文瑞对禹作敏的犯罪事实已有了一定的调查了解，当即在信上批了意见，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批语写道：“复之同志：此件转请你一阅。这位刘金会已多次告状，但一直没有结果。为了真正按廉政建设的要求办事，我认为此案应该彻底查清处理。因此建议最高检察院负责组织进行。你以为如何，望斟酌告我。”刘复之对此也颇重视，明确批示给一位副检察长办。以后副检察长给马文瑞回话说，禹作敏与外国人有联系，弄不好有国际影响，他们将妥善处理。此后一段时间又无消息。 　　1993年3月，马文瑞看到一份内部材料，引他注目的标题是“天津市公安检察机关查处大邱庄危福和死亡案，屡受禹作敏等人阻挠”，立即俯下身子，一口气读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禹作敏竟敢明目张胆地阻止公安人员办案，让他愤慨。他怀着激愤在材料上又给刘复之写了几句话：“复之同志：大邱庄过去发生的打死刘玉田案，至今还有人告状，看来未彻底处理；现又发生打死危福和的严重事件。禹作敏之态度极坏，简直类同恶霸。因此，建议最高检察院能彻查处理，以有利于廉政和端正党风。如何，请考虑。”他还在后边补注一句：“此件望阅后仍退我处。”很快，刘复之把原件退了回来，并在原件上也批了几句话：“此事的确严重。江泽民、李鹏同志都指示，由中政委①、公安部协同市委依法查处，工作正在进行中。”由于中央领导的明确指示，在违法道路上横行无忌、越走越远的禹作敏终于被捉拿归案，至此，马文瑞才感到松了一口气。 　　对禹作敏案件的查处过程，马文瑞深有感触。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话已经家喻户晓，但在实际工作中予以彻底贯彻，看来还需时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有任何无视法律的特殊公民。禹作敏最终被严肃处理，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要做到这一点，困难还很大，执法部门还相当被动。通过禹作敏事件，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加强法制教育，而执法部门敢于并坚决秉公执法，就是最好的法制教育。”他认为只有切实加强法制教育，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奉公守法，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对于严重干扰执法的人，坚决绳之以法，才能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当然，来信中反映像这样复杂难办的案件是很少的，他批示以后，一般都可得到较快的回复或处理。来信也是多种多样的，绝不仅仅是告状信。 　　1991年秋天，马文瑞收到北京大学硕士生张渭毅的来信，说国家教委新颁布了一个“储备人才”的规定，学生毕业，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他是陕西渭南人，按规定应分到渭南师专。他学的是古汉语训诂专业，这个专业面窄人少，在那里也用不上，而中国社科院又需要这方面人才，希望马文瑞给陕西教委有关领导说说话，能允许他去中国社科院。马文瑞从爱护人才出发，对此颇为重视，专约他来家谈了一次，感到教委这个规定不尽妥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基本的，是应该让人才学以致用，发挥专长。我国专门人才本来不很多，再让他学非所用，岂不浪费?于是亲自给陕西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打电话，又让秘书跟省教委负责人多次联系，终于谈妥，张渭毅进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由于张渭毅的变动，连带他的几个原来要回原籍、也将学非所用的同学，转到了适合自己专业的岗位，策二年，国家教委把这个规定取消了。 　　以后张渭毅又考上北大博士生，毕业后留校，成为该校的教学骨干。马文瑞爱才惜才，一时传为佳话。 　　坚持阅处各地来信，几乎成了马文瑞每天工作内容之一，甚至连节假日也不例外。1993年元旦，他在西山休息，仍像往常一样阅批文件和信函。这一天他处理了两封信。一封是陕北老区榆林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写来的，信里陈述了榆林当前发展经济的困难和问题，希望他能代为向中央有关部门交涉，给当地煤炭开发以特区的优惠政策，并修建煤炭外运的铁路。马文瑞经过慎重考虑，给朱镕基、邹家华两位副总理写了信，请求给予解决。另一封信是《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家乡李家沟村写来的，村团支部书记向马文瑞反映了村办小学年久失修、学生无法上课的问题，马文瑞将信批转团中央书记兼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宋德福，请他给予帮助。 　　这两件事以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榆林铁路建设被列入了部、省计划；李家沟小学得到了希望工程的捐款，建起了新校舍，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此外，诸如小学生给他写来慰问信，老干部请他向有关部门澄清自己的某段经历，党史部门询问他某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等等，他都一丝不苟，尽可能给予回复和满足。 　　这样，马文瑞通过亲自处理各地来信，不仅了解了下面的许多情况，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① 指中央政法委。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