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文选》 陇东地区的反摩擦斗争和党政工作*(一九四三年一月)

《马文瑞文选》编委会

一九三八年的时候，国民党态度总的方面对我们还好，同时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让步的，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摩擦。 　　一九三八年底，由于我们过于的让步，国民党觉得我们可欺，于是就得寸进尺地向我们进攻。它不仅不许我们开展工作，而且还要取消民众团体。那时，国民党西峰的钟专员①亲自到庆阳、合水一带巡查，向我们强硬地提出，抗敌后援会、自卫队皆要直接受政府②领导。到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对我们的态度更是坏了，反共、防共及溶共的所谓限制异党办法也提出了。当然，陇东的国民党毫无问题的是执行这一政策的，所以造谣诬蔑说我们要夺取政权，八路军强占民田、阻挠政令推行等。因之向我们提出，要约束军队的行动，并且派来大批西北训练团毕业的特务人员，到统战区来，进行“争取人民”的捣乱破坏活动；另外还组织国民自卫队，干部们称他们是“黄衣队”，因为他们都身着黄色的衣服。 　　当时我们的政策也转变了。特委③提出在统战区积极地、主动地开展民众运动。我们的方针是：在庆阳、合水一带巩固与活跃群众团体的工作，因为在那一带有群众工作的基础。并且派了一批干部到镇原一带，进行发展与建立群众团体的工作，一直普及到镇原的区乡，这是在一九三九年春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就同国民党发生了摩擦，直到武装冲突。 　　一九三九年三月，国民党为了寻衅镇压民众运动，就将一六五师鲁大昌部队的两个团调来镇原④，分驻于太平及屯子两镇。而国民党的保安队则驻在城内。四月八日，国民党在屯子镇将我民运工作干部惠云武等七人无故逮捕。同时，还企图以里应外合的手段消灭我城内驻军三八五旅一部。幸亏这个阴谋被我们发觉。四月十六日，国民党的保安队出城与一六五师商量如何来消灭我城内驻军。保安队返城途中，我们即将城门关闭。该队便伙同一六五师两个团将城之四周包围，并不断向我鸣枪射击。四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暗杀我宁县⑤守城哨兵一名；同日，也将宁县县城包围。还有我驻陕属长武县驻军一班人回镇原，路经屯子镇时遭国民党保安队袭击，打伤一人，抢去毛驴及其他一些物件。 　　被包围的宁县我军进行反击，结果将国民党保安队消灭一部，另一部逃走。 　　以后双方派代表进行了谈判，我方由延安派来的王观澜⑥同志和兰州朱绍良⑦处派来的高级参议谭继纯进行谈判。谈判是在西峰镇进行的，那时我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释放人员，并赔偿所损失的东西。第二，撤走移进我防区如赤城、太平镇等地的国民党部队。第三，允许我军在驻防地开展民运工作。 　　谈判结果，国民党的驻军撤走了一部分，但谈判是不成功的。主要的原因是谭参议和钟专员两人间有矛盾，因而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且钟专员向朱绍良告了谭参议的状，两人打官司，钟胜而谭败。因而，谈判宣告中止。以后双方又派代表谈判，达成协议，互相释放被扣的人员(因为他们把我们的人员捉起来，我们也捉了他们五个人，其中有一个区长)。 　　因谈判的关系，一九三九年的下半年摩擦是暂时的缓和了一些。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摩擦又开始厉害了。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军队向我宁县驻军进攻，我军寡不敌众，即退出该城。十二月十二日驻合水的保安队也向我军进攻了，结果该队被我军消灭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逃走，并俘其县长瞿大勋。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军向我镇原进攻，同样因敌众我寡，支持两日后即退出该城。但镇、宁两县我军仍坚持在打游击。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赵老五土匪袭击环县县政府，旋即被我军击溃。不久，环县自卫军有七八百人被顽固分子煽动叛变了。 　　要补充一点的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我们一方面主要开展民众运动，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上层继续进行争取谈判，我们曾和西峰镇的钟专员谈判过，并且派孙君一⑧同志到兰州和朱绍良谈判过一次。 　　当时，我们的反摩擦原则是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⑨。斗争的结果是一九四〇年春我们就将庆阳、合水及镇原、宁县的一部分边区化了。在庆阳、合水二月份成立县政府，在镇原三月间也成立了县政府。当时将庆、合、镇边区化，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一九四〇年，边区化的主要工作是： 　　第一，改选保甲长，以民主的方式，洗刷坏的保甲长。 　　第二，扩大与成立各县的保安队。 　　第三，继续开展民运工作，一九四〇年春中央提出“三三制”⑩政权的政策，新边区一开始就执行了这个政策。表现为乡政府里面吸收部分非党人士参加。各县政府按“三三制”的原则组成了临时政府委员会，聘请了当地不少开明的地主和士绅参加。一九四〇年七月，两个专员公署合并为一(11)，共辖六个县，并且按“三三制”的原则，于九月成立了分区临时参议会。 　　那时老区的工作： 　　第一，继续发展生产与国民教育。 　　第二，在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曾进行了一次扩大新战士运动，结果扩大新战士数百人。 　　第三，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进行了征粮工作。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春，党的工作曾发生过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其表现如下： 　　第一，环县自卫军叛变。其原因除反革命活动外，主要的是在扩兵和征粮中存在着强迫命令及硬性摊派等很坏的工作方式，结果激起群众对我们的不满和反感。这就是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造成的恶果。 　　第二，在新区捉人、罚款等过“左”的倾向，亦不时地发生。 　　第三，少数干部发生贪污腐化及逃跑的现象。计逃跑的有镇原的赖辉煌、陈桂祺、苗子刚及刘梓青四人，庆阳的刘景贵和吴仁章二人。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特委在一九四〇年四月间提出了由下而上地来一个大检查。这个检查计划，原来规定三个月完成，结果在检查过程中花费了五六个月的时间。主要是检查分委、县委、区委以及支部的各级领导机关。检查的问题是：领导作风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次检查是比较深入的，检查的方法是：谈话、考察、收集材料，并开县委、区委、乡委以及支部的会议。 　　经过此次检查后，发现了许多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同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即与这些现象作斗争，并派干部到下面去，帮助县区级党委检讨工作。 　　检查中发现，上面的领导机关有官僚主义作风存在，没有深入基层，因而对下面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区乡级的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也很严重。 　　第一，工作的方式是强迫命令及硬性摊派的。 　　第二，有互相包庇及搞私情的现象。 　　第三，个别的干部有贪污腐化及敲诈群众的现象。 　　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主要的方式是采取说服和教育。同时对有较严重错误的干部实行了纪律处分。分区和县级干部这次受撤职处分的有二三十个，区级干部受撤职处分的有数个。还有个别更严重的，不仅党内给予处分，并且受到政府的法律制裁。例如合水区委书记梁东魁，贪污了二三十两鸦片土和数百元，由政府将其逮捕并给予判刑处分。经过那一次大检查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大大的减少了。党政与群众的联系有了改善，干部反官僚主义的自觉性提高了，力求一发现问题，就给予纠正。 　　这里还要对一九三九年的党的工作简况作一介绍： 　　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提出巩固党的组织，一般不发展党员(12)。特别是边区党代表大会(13)后，对巩固党的工作是更加着重提出了。不过在新区党的工作，因为基础还较弱，所以提出进行适当的发展工作。 　　巩固党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从分委(14)到各个县委，开办训练班，训练区乡干部。 　　第二，在区乡支部里办流动训练班，教育党员。 　　第三，继续进行审查干部党员的工作。 　　第四，在友区(15)，党继续进行加强党的秘密的组织。 　　那时庆、合、镇(16)党的组织划成两套，一套是把“红”了的干部组织在一起，一套是把没有“红”的党员按当时 　　党中央提出的“精干隐蔽”(17)的政策，讲究运用秘密的技术和长期埋伏。为了执行党中央“精干隐蔽”政策，我们在 　　友区党的支部和小组中，清查掉一部分不好的和靠不住的党员和干部，“红”了的党员和干部也进行了安插。新区党的巩固工作大致如此。一九三九年底，友区和新区党员数量发展到一千多名，分区的党员共发展到七千余人。 　　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制造摩擦，我党在友区的组织遭受到很大的破坏。例如在镇原的南三镇我们撤出后，一部分“红”了的干部，随我军退出了；部分未退出的干部，即被捕，其中一些不坚定的自首了，党的组织绝大部分被破坏，七百多党员剩下的不多了。同样在宁县，我军撤走后，党组织也遭受到破坏，许多党员失掉组织关系。因而到一九四〇年底，党员数量缩减了一千多人。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两年中，国民党顽固分子和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军事摩擦。可是反共、破坏活动仍然是相当严重的。这主要是： 　　第一，在边境一带不时派遣武装，对边区进行骚扰和掳掠。除抢走财物外，还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将我镇原的黑渠口占去。 　　第二，派遣特务，利用内奸，进行破坏活动。 　　第三，以经济封锁的方式，给我们的财政经济造成相当的困难。我们在反顽固分子进攻的政策上是有毛病的。例如在边境的问题上，顽固分子派武装向我骚扰，而我们只是单纯的防御，没有采取毛主席所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给予顽固分子以有力的打击，致使遭受了一些损失。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审查干部，在一九四二年春大体完成了审查各县、区、乡的干部。在一九四一年时，财政经济工作是最繁重的一年，比如运盐、征粮、送粮以及推销公债等等。 　　政权工作方面进行了县、乡两级的民主选举。在新区成立了县参议会并且改选了政府。同样在老区也改选了县参议会与县政府，并在这次普选中进一步实行了“三三制”。当然这一工作还不够彻底，个别的县、乡参议员与县、乡的政府委员，共产党员还是占绝对的多数。 　　* 这是马文瑞同志关于陇东党的历史问题谈话记录的节选。 　　注释 　　①钟专员，即钟竟成，时任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专员。 　　②“政府”，指国民党政府。 　　③特委，指中共陇东特委。 　　④镇原，县名，在甘肃省东部，当时属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 　　⑤宁县在甘肃省东部，当时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⑥王观澜(1909～1982)，浙江临海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1939年5月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代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身份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⑦朱绍良(1891～1963)，福建福州人。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率部防守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地区。 　　⑧孙君一，时任中共庆阳县委书记，后兼任庆阳县第一届参议会议长。 　　⑨见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49页。 　　⑩“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1/3。 　　(11)1940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庆环分区与陇东分区合并，名称为陇东分区。 　　(12)中共中央政治局1939年8月25日发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估计到党的组织的现状与目前环境，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8页。 　　(13)指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在安塞举行的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14)分委，指党的分区委员会。 　　(15)友区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泛称。 　　(16)庆、合、镇指庆阳、合水、镇原。 　　(17)“精干隐蔽”政策，是毛泽东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中提出的，原文是“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对这一政策作了更完整的概括，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6页)。同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中，要求陕西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页)。 马文瑞文选/《马文瑞文选》编委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