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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民主主义政治*

林伯渠

(1940年3月12——13日)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262)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中国的历史特点所作的明确解释，并进一步的充实了现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理论。根据这个对革命理论与实践有历史意义的发展，目前中国革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它的社会性质虽在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巨大变化，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了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最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中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这样就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政治的方向。它的鲜明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是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今天我们站在这个阶段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并不是要闹什么耸人听闻的新花样，而是要真正彻底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几千年来封建的压迫剥削能不能根本铲除，抗日战争能不能获得最后胜利，中国社会将来能不能顺利地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阶段，都依靠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程度。它进行得愈彻底，对于完成这个历史时期中的革命任务愈有保证。政权，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它同样是有力的武器。只有适当地进行政权工作，使政权真正适应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新民主主义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获得决定性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政权有什么作用与性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国民政府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权?现在有没有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地方?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与其他地方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一定要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前途?用什么方法才能够使得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些问题不仅是建国的问题，而且与目前抗战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健全的适合今天历史条件需要的政权，就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而不坚决积极地进行这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也不会建立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下面即对于这些问题加以说明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政权的作用与性质 　　国家政权，从有历史以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压迫的工具。它虽是日渐超出于社会之上，和社会疏远起来，但它是由社会产生出来的，有着强烈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惯于隐蔽国家政权的实质，说国家政权是属于一切国民的，是超阶级的，这全是骗人的话。事实上，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这个政权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成为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学者替国家下了一个颇玄妙的定义，说什么国家必须具备土地、人民、主权三个条件，在这里用主权的抽象名词来模糊一般人对国家的观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毫无保留地揭露国家政权的本质，指出在阶级社会消灭以前，政权是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的，而且必然是阶级的统治。我们有着列宁的关于国家学说的天才的著作，它辉煌地发挥了马、恩创造的国家产生与衰亡的理论，正确地阐明了政权是阶级统治与专政的工具。 　　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民主的或立宪的独裁的国家，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在苏联，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是由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大多数人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使国家自行衰亡，消灭阶级的压迫。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今天的历史条件不容许我们走向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也还没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我们的抗战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战争，它要推翻的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专政，保证一切抗日阶级、党派、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样就决定了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它有着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的作用与性质。 　　这个政权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应该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反对和粉碎敌伪殖民地化政权的武器，镇压汉奸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完成革命过程中的艰巨任务，才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谈军事，不问政治，不充实政权的内容，不要求行政机构的改善，胜利只是幻想，不会变成事实。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但要通过政权去实行，依靠政权来支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事业，打击投降、分裂、倒退的活动。只有政权掌握在大多数抗日人民的手里，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它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工具，不至于被少数人所把持，用来阻碍抗战，破坏团结，反对进步。 　　在敌人日益深入我国国土的今天，反对敌伪政权是一种严重的斗争。其斗争的武器就是抗日民主的政权。依靠它，在敌人未占领的地方保卫国土，免得被敌人占领来建立殖民地化的政权。在沦陷区域与敌人后方，抗日民主的政权又成为摧毁敌伪政权的武器。因此，必须在那里展开与敌人夺土地、人民、资源的斗争。以便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我们的政权。华北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就建立了这种政权，在反对敌伪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虽是包括各抗日阶级的，但并不包括一切的人，汉奸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容纳在政权里面的。这种政权，是镇压汉奸和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是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工具。说它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坚决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坚决反对违背民族利益的汉奸、妥协投降分子的；说它是阶级的，因为它反对不民主，反对压迫工农，反对磨擦反共。 　　由于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它必须依靠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去完成，因此就决定了现阶段革命政权的性质，不能不是进步的民主的。谁违背了这个方向，想把政权的性质弄成倒退的反动的，谁就不能够领导这个革命，就有覆灭的危险。 　　具体的说来，抗战建国中的政权是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的政权。帝国主义始终是反对中国的独立与强大的，因为中国的独立与强大是与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矛盾的，也正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我们为了革命的利益就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但是，目前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进入武装斗争的阶段，而且已经进行了快有三个年头了。对于其他帝国主义，我们虽然不放弃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争取它们对中国革命给予最大的援助与最小的危害，但是我们不能不时刻提高我们的警惕性，正确地认识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并不是真正可靠的同路人。在革命中的政权，如果不明显的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不采取反帝首先是抗日的立场，是不能有胜利的前途的，也不能避免陷国家于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在这个残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统一战线的政权，才能团结一切力量去进行这个斗争。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我们要以弱对抗强，以劣势对抗优势，就只有依靠广大的群众。这样就要承认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吸收一切反帝抗日的人民到政权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政权应该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有着高度的民主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反帝的，还要求我们反对经济的奴役剥削，保护人民的利益。只强调抗战，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固然不能增加抗战的力量，也没有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政权应该站在广大人民方面，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尽可能铲除封建的剥削。应该了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封建残余是人民身上的另一把枷锁，必须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同粉碎。 　　有了反帝的，统一战线的，保护人民利益的这些特点，政权也就不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革命的，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密切联系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的。这也就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政权应有的性质。 　　二、国民政府政权的形式与实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国民政府是怎样的一种政权，它在今天起了什么作用，这个政权是不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的。要了解这些，首先我们要研究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目前的中央政制、地方自治与新县制、保甲制度，因为这是政府重要的行政机构，它的内容与精神将会反映出整个政权的实质。只有从这些方面来观察，我们才能得出事实的真相。 　　先从中央政制说起，这是统治全国的机构，它的特点是党包办了政治，政权完全集中，机构与实际环境不相适应。这种特点，也成了中央政制的缺点，使得这个统治全国的机器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到底党包办政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知道，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就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附属机关，因为一切政策的决定与高级行政人员的委派，都要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政府只成了有名无实的国民政府。根据中山先生的学说，中央政制是建筑在权能区分的原则上的。就是说，人民有四种政权，政府有五种治权。现在中央政治会议在代管政权的借口下，取消人民的权利，又在指导监督政府的名义下总揽了政府的权利。这样实现了党政一体，把人民完全排斥出政权外面去。抗战以后，最高国防委员会集中了党政军的大权，比以前的包办形式更进了一步，完全是一党专政。至于国民参政会不过只能起一点建议的作用，实际上除了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人民是被摈于政权以外的。 　　有人以苏联为例，说在中国应该保持一党专政，我们应该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分别清楚，因为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苏联，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那里实行了劳动人民最高的真正的苏维埃的民主，共产党只起领导作用，并没有像一些替一党专政辩护的人们所说的那种专政。专政的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少数上层分子垄断了政权，取消了民主，加强了对其他党派的压迫，而且十年来在一党专政的过程中，招致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了优秀的革命力量，使得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遭受打击。今天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加强，共产党还要保持它的领导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过渡到自由幸福消灭了阶级与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中国则应该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纳各党派参加政权，共同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在将来才能够实现苏联现在那种专政。就是在苏联，党也并没有代替政权，党政并不是一体的东西。在苏联共产党外，有由全民选举的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另有执行政府职务的人民委员会，它们各有其系统与职权，政权握在全体劳动者的手中，并不是由一党代理或包办。 　　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最明显表现它的政权是完全集中的。在权能区分这个组织原则下，统治权被分割为政权与治权。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而且无形中剥削了人民直接参与政权的权力。因为统治权是整个的，如果不把它整个的交给人民，则操纵统治权的是隐藏在政府里的少数统治者，政权实际是集中在这些人手中的。 　　五院制看来是五权分立的，实际上政权仍是集中的，只不过形式上更巧妙的掩盖了集权的真相。无论是三权分立或是五权分立，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在政权理论上对人民的一种欺骗，想借着分立来表示民主，把阶级统治的事实轻轻的从人民的脑中涂抹掉。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五权制不是五院平权的，行政院事实上掌握了实权，其他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只是行政院的附庸。行政可以随意干涉立法、司法、监察院，而弹劾只能限于一些小官。考试亦可以营私舞弊，就是考取以后行政院也可以束之高阁。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单就五权本身而言，把立法权与监察权交给政府是不妥的，它应当是属于人民的，而考试权又限制与取消了人民的选举权。 　　集权又一种的表现，是个人专政的变态的存在。我们看到，就是在党政一体的集权机构下，政策的决定并不一定要经过会议手续，而时常是根据个人的意志。我们也看到，一个人可以身兼许多职务，他的权威远胜过古代的君王，这种现象存在，民国成了有名无实，只能把它叫做变态的。 　　中央政制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机构与实际环境不相适应。战时需要一个精悍灵活的中央机构，但是现在它是庞大笨重的，各院、部、委员会设立了许多不必要的机关，有的是无事可干的公务人员。战时需要一个富有战斗性的中央机构，但是现在它和战前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有些部门简直是与抗战无关。一般的行政效率又低得可怜。战时的政府比平时更需要依靠民众来进行一切工作，但是现在的中央机构依然是与下层脱节的，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的，而下情也不能上达，造成了孤立的形势。这种情形，在平时已经是不应有的，在战时更不容存在。 　　第二个要谈到的是地方自治与新县制的问题。地方自治是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主要内容。这个口号是首先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这些年来，国民党虽然忙于实行训政，但是并没有集中力量去完成地方自治。就是有些地方注意到这项要作，也没有获得什么成绩。最近，因为全国人民要求实行宪政，于是完成地方自治又重新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地方自治的文章。随着去年9月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出现了新县制。据说限定各省在三年内完成，并把推行新县制作为完成地方自治的基础。因此实行地方自治与新县制，遂成为全国人士注意的问题。 　　根据民国13年(1924年)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所发表的意见，地方自治的目的是为了准备实施宪政，而以县为自治单位，其完成地方自治的条件，则为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完成国民义务，誓行革命主义。在今天，对于地方自治的内容，已经有了些新的补充。县虽然仍旧是自治单位，但是先改行新县制，并容纳保甲制度于地方自治中，强调以保甲为地方自治的基础。地方自治工作也增加了，有人把它算起来，合共有编查户口，规定地价，健全机构，严整人事，整理财政，设立学校，训练民众，推行合作，办理警卫，推广农业，修治水利，发展工矿，开辟交通，推行卫生，实施救济，社会调查，厉行新生活等17项。很明显，地方自治完成的条件是更苛刻了，训政的结束也更遥遥无期。 　　无论从过去实行地方自治的历史或是从地方自治这个理论的本身来看，都不容许我们对地方自治抱有着过高的希望。我们知道，建国是艰巨的工作，不能仅依靠地方自治去完成，而且应该整个的筹划，向着重要的一环突破，而不应划分地方去自治，不分轻重的同时进行各种工作。至于地方自治所要完成的，虽然种数繁多，但不过是和平建设的工作，这种工作是长期的，没有止境的，绝不是地方自治所能包括的，也不是在几年的训政期间所能完成的。在实行上，如果要经过地方自治先把群众训练成功后，才允许民众参加建国的工作，那么所谓地方自治只能是由上而下的，不依靠民众也不能够真正的完成地方自治。 　　关于新县制，它的组织的缺点是没有估计到全国各地不同的情形，想把全国划一的分成许多行政单位。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县分成2等至6等，区划分为15至30乡为原则。乡镇以10保为原则，甲最少6户最多15户，保和甲也以这个数目为原则，这样的划分虽然是比较有伸缩性的，但要拿到西北这样地广人稀的区域来实行，仍然是行不通的。一个保长就要具备以下的条件之一： 　　(一)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二)曾任公务人员或在文化教育机关服务一年以上；(三)曾经训练及格；(四)曾办地方公益事务。县长区长乡长保长都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的，县参议会暂时不能选举县长，区长要经过甄选合格的才能委用，乡长选举实施的日期将来才公布，保长暂由乡公所推定，呈请县政府委任，只有甲长得由户长会议选举。县有参议会，县以下各级也有人民大会，但是选举是宝塔式的，也没有什么权限。在财政方面，县府与乡政府都有财政收入，但名目繁多，且无一定的限制。保甲没有指定的办公费与生活费，容易发生弊病。 　　尽管是这样一个残缺的新县制，实行起来也有许多困难，首先在人力财力上就受了很大的限制。按照新县制，县各级需要大批的行政人员，这种人员都有一定资格的限制，这数目在全国就很可观。根据内政部民国27年(1938年)的统计，仅在19省中，就有保长748745人，其他各级行政人员合计起来一定要比这数目多几倍。地方自治要办的事是那样的多，办起来就要经费，这笔款无论从地方或中央筹措，都没有把握。过去江苏全部地方自治费还不够办保甲，只是训练壮丁就用去了114万余元。试想一想，假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该是怎样一个惊人的数目!除人员与经费的困难外，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新县制是没有真正群众基础的，这样就失掉了依靠民众去完成的条件，勉强的实行了也不会有生动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对国民政府的基层组织——保甲制作一番检讨。保甲制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远在宋朝时王安石就创立了这种制度，后来各个朝代屡有兴废。国民政府为了进行对红军的内战，在民国20年(1931年)恢复了保甲制度，当时是由南昌行营主办编理保甲工作，以后由江西推行到全国。保甲制度产生了许多弊病，成了政治最黑暗的一幕。这是这些年来编制保甲所留给人民的印象。但是保甲制度并不是没有起一点作用的。像过去一样，政府利用保甲制度便于向民间征发，如征兵拉夫役，摊派捐税，因为可以依照保甲编定的户口进行，又有保长甲长去执行这命令。在镇压革命方面，也可能发生一些作用，因为保甲制度就是用严密户口互相监督的方法来束缚人民的行动的，政府恢复保甲制度，原先是为了要消灭红军、镇压革命运动。 　　很明显，保甲制度百弊丛生，并不全是因为执行方法不好，而是由于这个制度本身存在的严重缺点。这些缺点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上： 　　(一)它是自上而下的压迫剥削民众的工具。因为保甲制度是官办的，不是民众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事实上就变成了强迫命令的机关。政府对于保甲的制度只注意消极地利用它来向民众征发，或是限制民众的活动，要民众接受命令，而从来没有想到怎样去启发民众的积极性，让民众自动起来参加建设的事业。联保主任保长甲长更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民众对立起来，把民众看作剥削的对象。 　　(二)它是违反了民主主义的精神的。由于保甲制度是由上而下的，在各方面都表现了有不民主的地方。保甲规约是强迫遵守的，否则要受处罚；民众要具联保连坐切结(263)，互相监视防范；这不仅剥夺了人民自由行动的权利，而且把特务工作渗透进保甲制度里去。保甲人员也不是经过民选的，自然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志。保民大会与甲居民会议，也是形式的，没有一点民主的气息。 　　(三)它是建立在土豪劣绅的基础上的。事实告诉我们，保甲制度是脱离群众的。原因是，它是建立在群众的剥削者土豪劣绅上面的。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在内战时代，能担任联保主任保甲长职务的，只有土豪劣绅，今天在广大乡村中，土豪劣绅仍然盘踞着保甲长的地位。在资格限制这一点上，也是对土豪劣绅有利的。因为在乡村中文化程度较高能够出来办所谓公益的，还是土豪劣绅占多数，这些人是适合保甲长的条件的，事实上保甲长已经成了榨取民众的肥缺。因洁身自好的人不愿干这种勾当，所以把持保甲长地位的仍是一些土豪劣绅。有了这些原因，土豪劣绅和保甲制度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四)它是庞大无能的。这表现在级层的繁多，效率的低微和费用的浩大上。联保以下分保、甲、户等级，使得县区和民众的关系又多一层阻隔，也影响到工作的深入，增加了土豪劣绅剥削民众的机会。由于级层的繁多，自然需用较多的经费，互相推诿责任，不易收到什么成绩。 　　这就是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大概情形，也就是现阶段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国家政权的组织与精神。已经很明显了，现在整个的行政机构是脱离群众的，不要民主的，甚至是害怕群众和压迫群众的。它是不能适合实际需要的，不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今天战争与革命环境的迫切要求。它维持着专制的统治，不能跟着时代前进，反而倒退，妨碍着进步的新兴的力量。这样的政权，不是能够领导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迫的政权，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 　　它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这个政权不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是一党专政。国民党实行了十多年的党治，现在还是包揽了政权，不承认其他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不愿意还政于民。这个私有政权的欲望，顽固派是不愿放弃的，从最近限制包办宪政运动的种种言论行动上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国民党的统治是代表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反映到对内对外政策上的，是采取了动摇的，不彻底的抗战路线，依靠帝国主义与易于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愿意真正的实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顽固地阻挡着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进展。 　　它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还因为这个政权的组织形式不是民主集中制的，而是绝对的集权的。集权、专政、独裁这些名词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它不能容许民主，不需要群众，甚至连说也不许说。这样就造成了独裁的官僚的统治，取消了选举与民众运动，连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不要了，更说不到新民主主义了。 　　它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还因为这个政权不是坚决的反对封建势力的，反而助长了封建的剥削。保甲制是它的基层组织，公然豢养着土豪劣绅，成了封建剥削的根据地。在各级政府中，都容纳贪官污吏，这些人并不比土豪劣绅对民众的剥削减弱，只有更厉害些。我们也看到，就是缓和的改良的限制封建剥削、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如减租减息减税都没有实行，而且还打击阻止实行了的地方，更不用说要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了。这是和新民主主义没有相同之处的地方，因为新民主主义是要求铲除封建势力的。 　　虽然我们希望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但它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 　　除了全国一般的情形外，还有个别的地方如广西、山西、浙江等地，在施政上和全国有些不同，相当地保留了特殊的作风。这些地方的政权的性质是怎样的，是不是已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水平呢? 　　是的，广西有以民团为基础的村街组织，有大家所知道的三自政策与三寓政策(264)，山西也注意到村的组织，提倡过土地村有，还有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的学说(265)。在浙江及有些地方也以实行新政，引起人民的注意。但是无论它们的形式与口号是怎样的不同，这些地方的政权，在基本上并没有很大分别，和新民主主义还有较长的距离。如果说这些地方在政权上收到了什么效果，那么也只是对保持某种历史关系而言，在政治的意义之外是看不到什么的。抗战后敌人侵入山西与广西的迅速与毫无抵挡的情形，正是对于这些地方政权的严重考验。 　　这些地方政权没有获得什么成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政权也还坚决地支持着抗战，也在某些方面表现进步，但是就因为它只做到自上而下的，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依旧的保留着封建剥削，没有基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因而不能发挥伟大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不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原因。 　　什么才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具体内容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的。 　　三、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具体内容 　　首先，应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它决不是遥远的政治理想，而是现阶段实际的任务。这种政治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由事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并有了相当的基础。我们看到，抗战以来，在晋冀察边区及其他的抗日根据地上，已经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在这些地方，虽然刚开始向着这方向努力，一切还只具备雏型，然而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内容。我们陕甘宁边区在这方面，由于三年来艰苦的工作，也有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根据毛泽东同志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指示，根据各地区实际的经验，新民主主义政治内容的轮廓已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下面所说的，不过是具体地加以说明，并不是什么崭新的东西。 　　(一)政权的社会基础。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政权的作用既然是要团结一切力量去坚持抗战与进步，摧毁敌伪政权与镇压汉奸及反革命分子，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因而这个政权必然要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必然是统一战线的。这就是说，它是一切抗日人民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包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中产者、大资产阶级，只有汉奸与反革命分子不能参加政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争取最大多数人参加政权及站在这个政权方面来，因为这对于决定革命的胜利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不要忘记，由于政权的组成分子对于革命的要求与其彻底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像汪精卫(53)之流的人，会从抗日民主的政权中滚出来，然而这只是少数。我们需要依靠着占多数的最基本坚定的力量，支持着长期的战斗。历史发展的规律，要求我们循着这样一个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道路前进，只有这条道路才是我们现在唯一正确的道路。 　　应该毫不迟疑地真正做到，把现在的政府变成各革命阶级专政的政府，把各级民意机关变成代表全体抗日人民意志的民意机关，把所实行的政策变成保护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到使得过去没有参加政权机会的阶级获得直接参政的权利，使得那些向来被压迫的阶级的利益获得切实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政权真正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组织原则与形式。无论是人民最高的权力机关的民意机关，或是执行政权机关的政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所根据的组织原则，应是民主集中制。一方面要发扬高度的民主，要实行新的民主；同时又必须给与领导中心必要的集权，来保证组织的纪律性、团结性与斗争性。这表现在民主方面的，是领导机关产生要经过选举，领导工作者是要向群众负责，问题必须事先经过讨论。在集中方面，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阶级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关于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等权，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选举监察等权，政府总揽行政与司法，这样的划分是真正的民主，是真正的把权力统一于人民的手里。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仍然免不了集中，但它是把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手里，不是在民众手里。我们主张行政与立法的统一，不是拥护集中权力的独裁，而是要发扬更多的民主。 　　在组织形式上，民意机关是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的代表是民众直接选出的，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政府是总括行政与司法的，它的各级机构应该精悍灵活，有战斗性。这样的政府应是廉洁的，在工作效率上是特别高的，它所依靠的武装不是雇佣关系的，而是自愿的。政府和民众团体的关系，不是取而代之或是包而不办，而是要各自发挥本身应有的作用。政府要积极地帮助民众团体的发展，尊重其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民众团体要成为政府与群众间的桥梁，经常地帮助政府推动工作，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很明显，那些自上而下一手包办的民意机关，贪污浪费的官僚政府机关，及封闭民众团体与压迫群众运动的现象，是与新民主主义不相容的。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最下层的行政组织的问题。为了把政府建立在真正深厚的民众基础上，不仅仅是要在各方面发扬民主主义的作风，还要有最合理健全的下层组织，工作才真能深入。保甲制度各种的弊病才能够避免。所谓下层组织，是指乡以下的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陕甘宁边区已经注意到，我们规定了在县区乡级下面设立行政村，在行政村中设立经济建设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优待抗属委员会及锄奸工作委员会，另有自卫军和青年与妇女小组。行政村中的各种组织，事实上很难分开是行政组织抑是群众组织，因为工作人员都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这些组织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群众所要做的。在乡级以下做到政民一体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民众才感觉到个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民众的生活才能与政治生活打成一片，进而了解政府就是自己的机关，也就与政府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谁要想刷新政治真正建国而不从乡级着手，忽视乡级以下的组织，就不会获得什么成效，因为群众的基础在乡村中，一切工作都要到乡村中去推行。我们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必须深入到乡村中去，认真地去研究乡村组织最合适的形式。 　　(三)各项政策。新民主主义政权实行的是新三民主义的政策，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这是要求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主张联俄、联共、保护工农的政策，也就是符合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利益的政策。在目前，整个政策是抗战的，团结的，进步的。 　　在民族政策方面，我们是要坚决地抗战到底，来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但并不敌视敌国广大的人民。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要平等待遇，给与民族自决权，帮助其文化的发展。但我们要反对敌人对少数民族的欺骗利用，也反对麻醉压迫消灭少数民族的阴谋。我们要与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站在一起，联合世界上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清楚地认识敌人与友人，做到亲友疏敌。只有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我们才能解除强大的民族对于我们民族的压迫，增加我们民族的力量。 　　在民生政策方面，我们是根据民生主义的原则去执行的，因此它只能是资产阶级性的，强调在现在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为了消灭封建剥削，要尽可能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尤其是没收汉奸的土地分给农民。彻底地实行减息、减租、减税，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也是必要的。在统一战线的政权下，资本家是同样的受到保护的，但劳资间要有适当的调整，须保证八小时工作制及改善工作条件。此外对于某些地方人民由土地改革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给予保护。民众是重视个人的生活与利益的，如果要民众积极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不能不把改善民生看作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要有明确的原则与适当的解决。虽然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但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它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正确的财政政策与配合着当前环境的经济建设，是不能长期支持着战争的。财政收入除了征收统一累进税外，应从公营事业获得一部分的利润。国家经营大银行、工厂、铁路、矿山，一方面可以节制资本，调剂私人经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将来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那么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建设。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只能是根据自力更生和必要与可能的原则，做到客观与主观的一致，像社会主义建设那种大规模的长远的计划，目前是办不到的。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注意提高人民的觉悟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教育他们认识及发挥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的形式的民族的大众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提高群众，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形式才能接近群众。就是在文化战线上，我们也要进行剧烈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敌人的奴化的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又要反对顽固派复古的文化教育，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来实现正确的文化政策。 　　(四)工作制度与方式方法。正确的政策与优秀的干部固然是决定工作完成的重要条件，但适当的制度与工作作风对于完成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建立经常的制度，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这些制度与工作的方式方法是民主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部分。 　　首先要建立的是选举制度，无论是政权机关或是民众团体，都要实行选举制度，因为它是发扬民主最重要的一种形式。选举要按时举行。成为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除汉奸外，凡年在十八岁以上的抗日人民，不分性别、职业、财产、种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只有直接、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度，才能真正发挥选举的作用，选出群众中最积极能干的分子。 　　集中领导与个人负责制度，也是重要的。一切经过会议决定，这是为了让大家发表意见，然后执行。决定后分别去执行，个人就要有相当的权力，能够负责。这样的做法也就是民主集中制。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然是建筑在真正民众的基础上的，政权的一切工作是对群众负责的，因此有建立检查报告巡视制度的必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检讨工作的成绩与进度，研究优点与缺点，总结经验与教训。这要依靠深入的检查，经常的报告与及时到各处去巡视。否则，一般官僚机关的那种散漫敷衍了事，议而不决的现象，就会发生。 　　认真的执行预算、决算、会计、审计制度，是建立廉洁政府的基础，同时又能使各种要办的事业得到适当的调度，依着一定的计划去进行。这些制度虽然早在全国实行，但是缺点很多。如预算没有经过民意机关的通过，政府经费用途并不公布，有些公布的数目又不正确。民众如果是有力量，能监督政府的，就可以纠正这些缺点。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而又经常被忽视忽略的，这就是调查统计制度。许多国家在这些方面做了精确的工作，但在中国还没有什么成绩。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用数目字把详细具体的情况表现出来，帮助我们了解实际情形。有了这些科学的根据，我们才能更确实的决定任务，拟定工作计划。政府以后要经常的注意这工作。对于人口、土地、物价及其经济情况应有统计材料。 　　工作方式与方法能够影响工作，有不注意工作方式与方法而一意孤行的，也有不惜采取最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结果都不会有好的成绩。要把工作做好，有赖于好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什么才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呢?第一，它是政治工作与组织力量配合起来的，这就是说，不仅要通过组织去推行，要人民积极参加，还要深入动员，要人民心悦诚服自动的参加。在这种情形下，法令不是官样文章，而是能够实行，得到人民拥护的。第二，它是解释、说服、教育的。因为只有让民众了解真正的情形，认识一件事情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民众才会热烈的参加。这是需要耐心的艰苦的工作，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第三，它是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事情不会没有缺点，人也不会完全没有错误，因而要发扬批评，勇于承认错误与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有进步，避免将来再犯错误。更重要的，是要发动群众来批评，接受群众正确的意见，这不仅表示郑重地执行了应尽的义务，还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威信。第四，它是用革命竞赛的方法的，就是说在工作中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竞赛谁做得最好，要发挥更大的积极性，然而它决不是锦标主义。革命竞赛可以提高工作热忱，也能产生很多成绩，但只有当参加竞赛的人充分认识自己任务的时候，才有可能。第五，它是具体、切实、灵活的，这就是善于根据不同的环境运用不同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善于及时地转变工作方式与方法，善于具体地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善于抓住最中心的一环而又能和其他工作联系起来。第六，它是深入群众、接近群众，而为群众所熟识的，这就是说它是群众所能了解的，从群众的立场出发的，为群众所喜闻乐道的。依靠群众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革命不是几个人办的，要依靠多数人去完成，而在工作方式与方法上首先要不脱离群众，否则就不能深入群众与提高群众。 　　(五)干部问题。“干部决定一切”，新民主主义的一切好的办法，也靠干部去执行。今天要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需要大批的干部，这些干部不是旧官僚机关内那种贪污腐化的寄生虫，而是充满了新鲜血液的人物，真正能担负起伟大任务的干部。因此这些干部不是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 　　这些干部是怎样的人呢?他们是忠实于民族与人民的，始终为着民族与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懈，坚决地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是群众的一部分而不是特殊阶级，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深知群众的情感和需要。他们是有政治远见，能够克服困难的，不仅看到目前而且能照顾多数与全局，百折不挠地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负责肯干，廉洁奉公，吃苦耐劳，勇于牺牲。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积极学习，力求进步，不断地提高自己，永远站在群众的前面，这就是新的政治所需要的新的干部。 　　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就包括这些东西。 　　四、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来争取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关于第四个部分，大家都是同意的，而且我们有许多条件，也可能做到这点。关于方式方面，我来说说那些磨擦的事情。毛主席说过，它是不能妨害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今天我可以报告一件事：从前国民党们心里承认边区，口头不承认。我们说，我们边区23个县是有法律根据的，这在中共提出统一战线时，3年前，经国民党同意，首先停止了内战，然后具体商讨合作。民国26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派了一个中委张冲做代表，到西安办事处(半公开状态)和周恩来同志接谈，要我们派代表去和蒋介石谈话，我们派了周恩来，秦博古和我三人，乘蒋介石派来迎接之飞机抵庐山谈话。具体内容有三个条件： 　　(一)共产党发表一宣言，国民党发表一谈话； 　　(二)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 　　(三)苏维埃政府改为国民政府的一部分。 　　主要是这三个条件，其余还有几个附带条件，如释放政治犯，南方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等。我们谈了6天话，从6月廿几到7月初，隔了好几天谈一次，每次谈话很长(笑)。我们就是3个人，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人，主要是蒋介石，他的太太招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开头蒋介石还打算视为局部事件，后来看看事情弄大了，竟达平津，于是才下决心表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要求我们下山。我们于7月二十几日到南京。我们要求发表宣言，和国民党发表谈话，蒋介石说还是暂缓发表，说怕英、美恐怕中国会“赤化”了。叫我们先回来整顿改编军队，准备调赴前线。我们为了抗战，就多吃一点亏回来了。 　　是年10月间，行政院上也曾表示过承认边区，并准备派人前来。是顽固分子阻止了，说如承认了，则变为合法，那么以后就不能磨擦了。那时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我们一再催蒋介石明文发表边区为合法，但他一再拖延，又说划什么界线等事。 　　所以边区是合法的，是他们违背了条约，是他们不对，所以他们也不好讲。要在目前阶段上，他们来个大规模的剿共，那是不可能的，将来当然说不定。现在，大资产阶级汪精卫已经和他们搞起来了，英、美派一方面压迫共产党，反对进步，一方面又抗日。我们说时局是可以好转的，只要我们争取。方式：A、发展进步力量，B、争取中立的，C、打击顽固分子。这些磨擦是不要紧的，大家不必怕，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他们也不好怎样。他们以前骂我们是“伪边区”，现在不了。昨天我接程潜来电云：中央要解决边区的问题。以前他们是不说“边区”的，只说你们“陕北”。电报还说可以承认我们12县(没指定哪12个)，这12个县长由我们委派，他们好撤退。现在总算来了一个文件，正式承认了，但只是12个县。好，只要你们承认就好，这表现了他们对我们的一个退步，原来是他们要把边区划为各省地方内的。 　　这些是向前进的好转，增加了进步的力量。我们说23个县，我们不多要一个，所以我们要增加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如高双成)，在土地、政权、参议会中的人物配备上，更要注意，打击顽固分子(如何绍南)。 　　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怎样对陕甘宁边区进攻仇视，不管顽固派反共分子怎样对陕甘宁边区造谣破坏，不管陕甘宁边区这地区曾经是怎样的荒凉落后，我们在陕甘宁边区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边区。 　　我们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只要不是有意歪曲事实的，都能看到边区确实是实行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已经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坚实基础。这是多年来全边区民众艰苦奋斗的果实，是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正确领导所造成的局面。 　　在边区，我们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值得边区向全国自豪的，也给予边区向着新民主主义前进以顺利的条件。过去陕北一带的土地革命，曾经掀起了广大农民暴动，分配了土地，铲除了封建势力。今天边区农民的土地大部分是经过分配的，外来的移民可以请求政府分给土地，完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抗日民主的政权下，地主是受到保护的，但他们不再是大地主，也已经不是成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高利贷与各种封建的剥削方式，随着旧势力而消灭了。边区原没有大工业，因此也没有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大。现在虽然有了些工业，但大部分是公营的，有一部分是人民的合作经济。三年来边区的经济是突飞猛进的，我们眼看着商业繁荣了，几十万资本的商业资本家也出现了，然而商业资本家的数目并不多。实际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的不是私人经济，而是公营经济。边区没有苛捐杂税，只征收小额的农业税与商业税，做到了真正的合理负担。人民的生活是改善了，赤贫已经消灭，中农组成了人民的主要成分，过去许多的贫农已经变成了富农。工人的地位在边区提高了，增加了工资，他们的势力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在边区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这是边区能够成为全国模范地区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边区是有民族传统的，过去实行过工农苏维埃民主，抗战后它已转变成为抗日人民的广泛民主了。现在群众获得了民主的权利，他们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建立了自己的参议会，监督保护人民利益的法令的执行。群众不仅出来说话，开会，还做事情。他们懂得民主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关心政府号召的每一件事情，提出撤换一些漠视群众利益的政府工作人员，仇视破坏边区危害他们自己政权的坏分子，拥护真正爱护人民的军队。这里行政人员不是压迫人民的官吏，而是群众的公仆，他们与群众联系的程度是判断他们好坏的标准。边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武装建立起来的，它的构成形式是民主集中制。 　　这只是边区在新民主主义进展上的重要表现，还不是它的全部。自然我们还谈不到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过比全国其他地区向前迈进了一步，比别的地方在这方面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更要提高自己，要继续发展下去，在现有的基础上，争取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地区。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但要起模范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的工作得赶上目前的政治任务，也要求我们纠正过去的缺点与加强注意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课题呢?第一，要更加发扬民主作风，依靠民众，来巩固边区的政权。今天边区所处的环境是异常复杂的，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边区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巩固，而要巩固边区政权，只有真正做到把工作深入到民众中去，让群众自动起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应该认识到，依靠民众与发扬民主是任何工作成败的关键，民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是联共(布)党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举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来说明只要依靠民众，就将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个教训是我们应该时刻领悟的，我们过去也曾实行民主，在这方面也确实有许多的成绩，但现在需要更强调民主，更要具体提出这个问题，在工作中切实地表现出来。 　　乡是我们行政组织的基础，健全乡的工作也就成了深入群众不可分离的部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适当地调整乡级的组织，把机构变得简单灵活，认真地去充实已经存在的各种委员会，加强其中工作比较薄弱的某些委员会的领导。我们不需要许多有名无实的组织，只要在文化教育、经济建没、优待抗属、锄奸这几个重要的工作部门上做好了，就已经相当费力。乡级的行政人员，如各种委员会、行政村主任，现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以后仍当如此，这是把乡政权变成群众最接近的组织的一个保证。而把乡的工作变成群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做到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一致，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而且部分地做到了。譬如政府号召人民加紧开荒，增加生产，这对帮助军队抗战，改善人民生活都有密切关系。当乡政府执行这个任务时，群众不仅把它看做政府的事情，也应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对于乡级的干部，现在需要进行审查与教育工作，因为随着统一战线的开展，乡的组织中已混进了不少投机分子、腐化分子。许多基本上很好的干部也需要加强教育才能适应当前的要求。这样就必须依靠群众把坏分子从政府中清除出去，提拔群众中优秀积极分子，帮助大批经过革命锻炼的老干部继续前进。此外要注意经常工作，按着一定的计划把它建立起来，而不应只集中力量在动员工作上。要知道，经常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应该与动员工作配合起来，而只有把经常工作做好了，才能保证顺利地完成动员工作。加强乡的工作。我们已开始有了些成绩。这次扩军征粮工作中，志丹县八区一乡工作的转变，就是一个模范的例子。在那里，依靠群众的力量，不仅合理地解决了群众负担的问题，而且揭露了过去工作的缺点，撤换了平日漠视群众利益的乡级行政人员，更提高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发扬民主的另一个具体的办法，是健全各级的参议会。边区从乡级到边区一级的民意机关早就建立起来了，开过了大会，并起了相当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也存在着弱点。这表现在开会没有按时举行，闭会期间的经常工作还很薄弱，各级民意机关的代表的成份没有一定的比例。以后应纠正这些缺点，尤其是要吸收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民意机关，保障在最下层的民意机关中有着大量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为了深入群众，必须时刻注意民众所发生的问题，关心民众的利益。这要求我们谦逊地倾听群众的意见，深知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了解他们的情绪和困难，不倦地向他们学习，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同时，我们要继续改善群众的生活，注意到他们生活中最琐碎的问题。只有这样，群众才能够成为伟大的力量，我们才能真正依靠民众，巩固边区。 　　民众的武装力量——自卫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边区自卫军组织起来了，也有了好几年的历史，这些由广大农民组成的队伍曾协助军队打退了敌人五次的进攻，维持了边区境内的地方治安。但是他们是我们工作中比较薄弱的一环，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最近环县土匪赵老五勾结自卫军的事件就是沉痛的教训。这说明必须提高我们的警觉性。目前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审查自卫军的干部，保持自卫军成分的纯洁，加强自卫军的政治与军事教育。 　　摆在我们前面的第二个课题，是摆脱过去游击战争时代的工作作风，转进到积极建设的时期。从武装斗争中，我们开辟了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分配了土地给农民，做了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但今天不能仅靠着这些来满足民众了，群众需要比过去更多的东西。获得了土地与民主权利后的群众，希望他们的土地能生产大量的粮食，要求牲畜加速发展，急需卫生防疫的设备。他们的文化水平需要提高，娱乐生活需要改进，日常用品需要增多。妇女的意识转变了。她们要求婚姻自由。希望摆脱家庭的束缚。青年与儿童的求知欲加强了，他们要进学校，希望能从阻碍他们学习的农村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些全是政府的工作，而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建设与文化教育建设。 　　边区的经济建设在最近三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耕地面积从民国25年(1936年)的8431006亩增加到了28年(1939年)10040319亩。开荒面积在26年(1937年)是195291亩，27年(1938年)是358431亩。28年已达到1081927亩。粮食产量，在民国25年(1937年)只有1034301石，到民国26年已增加到1754258石了。牲畜方面，民国28年(1939年)比27年在数目上增加了约三分之一。例如，羊在民国27年(1938年)，有761464头，28年(1939年)便发展到1012786头；驴在27年(1938年)共52578头，28年(1939年)已有97407头了。假如民国25年(1936年)边区工业发展的指数是100，那么在28年(1939年)便上升到533.4%了。边区生产合作社在26年(1937年)只有1个，社员70人，股金623元，28年(1939年)社数已有146个，社员28531人。股金423384元。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边区农村生活情形。在安塞四区三乡的东营村，民国26年(1937年)的人口是41人，28年(1939年)增加到50人；26年(1937年)的耕地面积只有354亩，28年(1939年)其耕地已有726亩；全村在28年(1939年)共有羊166头，牛20头，驴8头，猪29只。这些数目字显示了边区经济的向前发展，农民生活的相当改善，也改变了边区的原来面目。但我们需要进步得更多些，没有更多的进步就不能挣脱边区经济原来的落后状态，增加抗战的物质力量，更加改善人民的生活。目前在经济建设上，由于边区经济是半自给自足小商品生产的小农经济，因此我们的主力应集中在农业上，从增加生产与改进生产技术方面努力，来改造边区的经济基础。此外要注意到发展手工业，繁荣商业，解决民众日常的迫切需要，和农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不用说，公营经济与合作经济在全部经济的比重上，还应当增加。 　　文化教育工作是长期的，不易见效的，但也是最基本的。虽然三年来全边区小学的校数与人数增加了，由民国26年(1937年)320个学校增加到现在的883个学校，学生人数由5600人增加到20414人，各县识字组的人数约有4万人，民众夜校已有学生8241人。半日学校已有55所，但边区的国民教育仍然没有赶上需要，文盲还占了全部人口的多数，许多学龄儿童没有收容在学校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与落后意识依然支配着一部分的民众。现在我们要耐心地消灭文盲，克服各种不好的习惯与意识，发展职业技术的教育，提倡科学与艺术，这样一步一步地提高群众，进而改造人的本身。在推行教育中，小学教师是伟大的动力，因此必须尊重这些忠实艰苦的教育工作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保证教育工作掌握在抗日进步分子的手里。 　　最后一个课题是提高干部，因为一切工作终究要靠人去进行，只有坚强的干部才足以担负起这些任务，领导群众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前进。陕甘宁边区从多年的斗争中培养出一批经过考验的干部，这些从群众中涌现出的领袖是民众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着民主的工作传统。今天局面开展了，从而对我们干部的要求也提高了，我们的干部不能停滞在过去的阶段上，而应具备新民主主义政治所需要的干部的各种条件。根据边区的具体情形，我们应当培养出有远大眼光与坚强气魄的干部，他们不仅看到目前还能看到将来，不仅看到边区还能和全国看齐，不仅执行上级指定的事情还能独立决定方向，不怕负责解决问题。我们的干部应该成为遵守纪律执行政府法令的模范，能够自动地在工作上真正遵守纪律，保证法令百分之百的执行。我们的干部不应因为目前的一些成就而冲昏头脑，要与骄傲自大与麻木不仁的现象作斗争，应该经常地检讨自己，谦虚地向群众学习，向工作学习。 　　以上这些就是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巩固边区政权所应做的工作，是争取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地区所不可少的工作。 　　我们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的抗日根据地要举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应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前进。因为历史的进程要求着，全国民众也迫切地要求着建立这样一个新中国。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怀抱，不仅将边区建成模范区，我们敌后的一切抗日根据地也都应该这样做，以推动和帮助全国向着新民主主义方向前进! 　　根据陕西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和《群众周刊》末刊残稿整理刊印。 　　*本文是作者1940年3月12—13日在陕甘宁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其中主要部分当时曾准备在重庆《群众周刊》上发表，后因被国民党当局没收而未能发表。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