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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林伯渠传》编写组

一个早期的共产党员 　　林伯渠世界观的转变，也和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却也有一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潜在因素。他第一次留学东京，正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澎湃的年代。一九〇三年，林伯渠的湘西老乡赵必振把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译成中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一九〇四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宣传马克思主义、轰动一时的名著《社会主义神髓》一问世，很快就被翻成几种汉文译本，在中国留学生界广泛流传。其后两年，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登载了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林伯渠的湘西老乡，好友宋教仁，也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创立和发展的经过。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中国进行的还是以推翻封建王朝为主要目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林伯渠世界观的影响，虽然还不显著，但毕竟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十一月十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领先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作了简要的报道。长沙《大公报》于十二月六日的新闻栏中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广东中华日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新闻中还报道了《李宁(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这时，林伯渠正在战火纷飞的湘南参加护法战争。他风尘仆仆，奔走于衡阳、零陵、广州之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遭受挫折而伤透脑筋，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他大为兴奋，从俄国革命的成就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他后来回忆说：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① 　　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②。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伟大意义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报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绐林伯渠。林伯渠后来回忆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③。李大钊寄来的著作和书刊。使正在为革命屡遭挫折而苦思焦虑，寻求出路的林伯渠，如在苦旱的沙漠中得到一股甘泉，快读之后，顿觉耳目一新，郁结全消。在好友李大钊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的感染下，他仿佛自己也年青了许多。一九一八年春，他写的《郴衡道中》，就充分表现了这种重新充满青春活力的精神状态。诗云： 　　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④ 　　一九一九年的秋、冬间，李大钊的名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杨匏安的力作《马克思主义》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文相继发表。不久，李大钊又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神州学会另一个会员王右木也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杜国庠、邓初民、林砺儒以及田汉、李春涛等，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的还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些在日本的朋友也经常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给林伯渠，就是凭借这些零碎的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由日益增长的怀疑转到绝望，但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却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他认为孙中山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身家性命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已“用自己的心血给中国人民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充满着光和力的伟大历史。”⑤虽然在革命方略上，孙中山有过不少失误，因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在失败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时代的潮流而继续奋进。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林伯渠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在屡遭挫折后，毫不气馁，仍然忙于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撰写《孙文学说》，并亲自校对出版。“五四开始时他沉默”⑥，及后，全国学生、商民、工人的三罢斗争，把北京政府的三个卖国贼赶下台，使他极大地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认识，得出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的结论⑦。同年十月，孙中山向青年学生演讲时指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要“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⑧。正因此，林伯渠十分佩服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是世界上有数的伟人之一。这年十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 　　一九二〇年的春末，林伯渠年迈的母亲因病逝世。他接到家中的电报后，匆匆搭船赶回临澧老家。由于他终年为革命奔走，未能好好尽到奉养老母的责任，见老母病逝，不禁失声痛哭。他拒绝了乡亲们建议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的作法，为母亲举行了新式葬礼。 　　安葬母亲后不久，林伯渠又回到上海。这时，他除了负担母亲的丧事费用外，还得负担两个弟弟在外的读书费，靠国民党党部发给的一点点生活津贴，是不够开支的。他住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门面很小的糖果铺阁楼上，平日常常是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之类的便宜食物充饥，或者有时上小饭馆买碗雪里蕻咸菜泡饭。 　　就在这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山穷水尽和个人生活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都参加了。他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陈独秀。就在这年的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一九二一年一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便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而且是终生不懈。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⑨。 　　林伯渠十分感激他入党的引路人——李大钊。在日本时，他俩曾结为拜把兄弟。林伯渠素来极为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他一直无比怀念。一九五八年他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还缅怀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的丰功伟绩。诗中写道：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⑩ 　　一九二〇年底，林伯渠回到长沙，写信给在临澧老家教书的妻子伍复明，叫她把女儿林秉衡送来长沙跟他到上海去读书。当林秉衡跟着堂哥到达长沙那晚，正值长沙城发生流血事变，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为了巩固他在湖南的统治，杀害了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和政界名流李仲麟、易象等。赵恒惕是湖南的一条变色龙，他为了满足个人权利欲望，无所谓革命不革命，反正有奶便是娘，只要利之所在，随时可以反颜相向。一九一八年他支持程潜反对谭延闿；一九一九年他拥护谭延闿排挤程潜；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他又支持湖南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发动“兵变”，迫使谭延闿下台。但当他当上总司令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便又一次耍阴谋诡计，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捕杀了李仲麟和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等七人。因为赵恒惕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时林伯渠在长沙虽然刚见到女儿一面，但听到风声后，就只身出走武汉，到了林修梅处。 　　易象是林伯渠留学日本时的好友、神州学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也是著名戏剧家田汉的舅舅。他和林伯渠一起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一起在湖南省署工作，又一起参加湘南护法起义，可说是生死之交。田汉后来在追悼林伯渠的诗中写道：“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11)。“梅舅主沪报，振笔严伐讨。公时亦在沪，入党输公早。每访霞飞寓，启迪总深浩，偶同涉歌场，借以舒郁恼。梅园适长沙，倒于豺狼爪。公助孙中山，决策福亿兆。……”(12)这一段诗，就是记述林伯渠与易象的交情和对田汉本人的教导的。 　　易象被捕时，在屋里一张小圆桌的台布上写下一首绝命诗，诗云：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对于易象的惨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的。后来，当他得到易象这一绝命诗之后，不但自己反复吟咏，还教他的女儿秉衡背诵。“丹心一片付浮沉”包含着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和泪啊! 　　这年冬天，林伯渠和林修梅相继回到上海。他们和旅居上海的湖南革命党人为长沙事变的死难者易象、李仲麟等举行了追悼会，并对死者的家属作了安置。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任军政府顾问。次年五、六月间，即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也前往广州工作。 　　学习马列，参加工运 　　一九二一年的广州，使初到此地的人有气象一新之感。孙中山自去年秋命粤军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励精图治，力树新风。一九二一年五月，他出任非常大总统，随即命陈炯明率军平定广西，准备北伐，在内政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劳动立法，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对工人运动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外交方面，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收回关税偿还外债后的余款，并秘密进行中俄德联盟。关于孙中山的反帝态度，林伯渠后来回忆说：“曾亲见(孙)先生为海关问题而痛斥当时驻广州某领事，谓‘关税乃我国应得之收入，不得为外人所有’……其时声色俱厉，使该领事瞠目而退。由此可见(孙)先生恨不平等条约对民族之束缚”(13)。这时身兼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野心家陈炯明，也伪装进步，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间邀请正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南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全省教育兼办大学。陈独秀来广州后，把《新青年》编辑部和发行部也迁来广州，与他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改组了广东共产党的组织，把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先后吸收了杨匏安、杨章甫、冯菊坡、刘尔崧、阮啸仙等知识分子和一些工人入党，在全省教育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以《广东群报》作为广东党的机关报，并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 　　但是，在广州的开明气象下，却也隐伏着一股逆流，这就是野心家陈炯明当上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后，在暗地里组织反对孙中山的运动。他秘密唆使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通电反对孙中山当总统。他反对孙中山出师北伐，公然主张“联省自治”，“保境安民”，目的无非是与南北军阀沆瀣一气，力求分赃割据，坐地分肥。他虽曾勉强奉命出征广西，却抱怨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总之，一九二一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已日益加深，不过暂时未公开决裂罢了。 　　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时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负责孙中山的安全保卫和汇报军情、承宣命令、接待宾客等工作。兄弟俩人同住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寓所门前杨柳低垂，绿荫婆娑，是个环境清幽的所在。林修梅平素十分赞赏五柳先生陶潜的气节，由于自己寓所门前有杨柳六株，因此自号“六柳居士”。出入林氏兄弟寓所的，大都是湖南老乡，如程潜、廖湘芸、覃振等。林伯渠把女儿安置在附近小学念书，后来又转到执信女校寄读。 　　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阅读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这期间，《广东群报》长篇连载陈公博翻译的《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以及苏俄、匈牙利等国宪法、美国共产党党纲、列宁演说，还经常报道苏维埃俄国工农业文教设施等情况，也连载了不少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广州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有一定市场，尤以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为深广。林伯渠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和林修梅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高蹈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至于某些人提倡在不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条件下实行点滴改良的社会政策，其有利于资本家更十百倍于工人阶级。他们兄弟俩“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14)。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俄国一样，同是以农立国，同是产业落后，十年以前同是处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既然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成功?有志者，事竟成。他们兄弟俩深信，只要“抱定决心”，效法列宁干下去，“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也许在再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这样的机会(15)。 　　一九二一年初，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题为《欢迎广东新军人》的文章，号召广东新军人不可做军阀私人奴役的工具，要学习苏俄红军，做从事生产劳动的军人，做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军人。林修梅和林伯渠早就有感于中国训练新军多年的失败，想学习苏俄红军的办法改造中国军队。他们详细研究了各国军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军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不同作用，结合中国以农立国的现状，制订出改造军队成为“农工军”的计划，由林修梅写成《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两文。文章说：大凡军队里的士兵是从平民阶级募来的，他们因受军阀、官僚、资本家的压迫，生活困难，才去当兵。“资本家可以利用私有财产的魔力，诱惑军队，作他们的护符；我们就可以主张财产公有的办法，使军队反戈相向，去谋社会主义的发展”(16)。文中主张寓农于兵，寓工于兵，使军队变成既能生产又能打仗的农工军，并制订了十三条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具体规定了军队学农、学工、学武的训练方法(17)。 　　林修梅还打算资助林伯渠往游新俄，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以备日后参考。不幸的是，正当林伯渠兄弟二人思想蒸蒸日上、孙中山对林修梅倚重至殷、准备偕同赴桂出师北伐的时候，林修梅却因牙疾误于庸医，感染骨膜炎症，牵及全身，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在医院病逝，时年四十二岁。他们兄弟二人在一起研究理论，总结革命经验的工作，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 　　林伯渠和林修梅自幼至长，长期朝夕相处，虽然秉性不同，一个英气内敛，韬光自守；一个才华四溢，性格外向，两人却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伯渠视修梅不仅是兄长，而且是严师益友，对林修梅的不幸去世，自然十分悲痛。他曾写了好几首挽诗，表达自己的哀思。他的女儿秉衡至今还记得几句： 　　六柳依然未改颜，谁怜零涕湿栏杆? 　　流传勋业方朝日，新涨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为盐米累，一棺犹阻道途艰。 　　卅年兄弟兼师友，审抚遗篇墨未残! 　　林修梅一生简朴，不治家产。死前一小时犹问孙中山大总统出巡日期，准备力疾随行。死后治丧和一家十口的生活，靠林伯渠竭力维持。孙中山在出巡桂林途中，闻林修梅病逝，十分悲痛，命令追赠林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并在首义地区铸立铜像，建祠纪念。十二月十八日，在广州省议会礼堂举行林修梅追悼大会。孙中山派总统府陆军次长程潜代表宣读祭文。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逾万人。为了纪念死者和宣扬他生前崇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林伯渠和几个好友筹款刊印了《林修梅遗著》，在追悼会上散发，每人一册。遗著内容包括《精神讲话》、《社会主义与军队》、《社会主义的我见》、《战时财政计划草案》等篇。胡汉民、程潜等为该书写序，林伯渠作跋。跋文如下： 　　予与先兄浴凡，少同学，长共患难，朝夕相处之日多，常见其与友朋赠答，或抚时感事，亦间有叙述，若歌咏然，辄随手弃掷。及驻军拉萨，乃著《西藏游记》、《治藏策》。亡命日本时，作《中国交通政策管见》并其他译著数种，今俱存他友处，一时颇难收集。仅此数文，属其最近之作，故得都置行箧。二、三同志追悼先兄之死而悲其志，特为刊成此册，以为纪念。亦欲世之欲知兄者，得借此窥其梗概耳。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平生自奉俭约，衣履往往不甚完整，令卒遇者，略不意其在政治革命中负有盛誉之人。近欲资予往游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异日参考。盖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使不遽死，未必不能及身令其怀抱有所发抒成就。予质蹇劣，虽与兄志同道合，自揣恐终无以补成兄未竟之志事。抚此遗文，更不禁悲思之横集也。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二日距先兄死后四十九日识于广州市 　　林 祖 涵 　　办完林修梅的丧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广州。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过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中共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从事一些党团活动外，并开始同工人群众进行接触，参加了工运工作。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经济学会和互助社等团体，在长堤广西会馆集会纪念著名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林伯渠、谭平山、谭植棠等出席了纪念会并发表了演说。会后，他们还随工人们抬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遗像在市内冒雨游行示威，向群众散发传单。四月初，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选出团委书记谭平山，文书部负责人杨章甫、杨匏安、谭夏声等，财政部负责人谭植棠。林伯渠和刘尔崧当选为财政部审计股负责人。 　　同年四月十六日，广州四十四个工人团体联合举行大会，追悼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被害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和因参加香港海员罢工回广州被英国警察开枪杀害的四位工人。到会群众五千余人，黄爱七十多岁的老父、湖南劳工会代表和谭平山、林伯渠等出席了追悼会，林伯渠为黄、庞两烈士致送了挽联。挽联是： 　　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 　　唯二君能以颈血洗乾坤。(18) 　　黄爱、庞人铨均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五四”时，黄爱协助周恩来编辑《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及参加京津爱国运动，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曾两次被捕，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协助陈独秀做文书校对工作，不久回长沙与庞人铨组织湖南劳工会，有会员六千余人。黄、庞两人在毛泽东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年关索饷斗争，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京、津、沪和广州都举行了追悼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为黄庞被害事件发表《对无产阶级宣言书》，声讨湖南资本家勾结军阀赵恒惕枪杀工人领袖的血腥罪行。广州举行黄、庞等的追悼会引起帝国主义者很大震动。林伯渠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工人罢工，湖南省纺织工人罢工及军阀赵恒惕枪杀纺织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均以S·Y(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义做了热烈严肃的支援与抗议。因此，香港华文及外文报和上海申新报及《字林西报》均十分注意登载此事，惊惧地恶意地说：不得了啊!布尔什维克过激党在中国也搞起来了”(19)。 　　一九二二年夏天，广州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导致了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反革命事变。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孙中山出师桂林准备北伐起，陈炯明就停发饷械，多方阻挠；同时暗中勾结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和直系军阀吴佩孚，伙同湖南军阀赵恒惕等鼓吹“联省自治”。一九二二年三月。陈炯明竟然暗杀了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回师韶关，改道北伐，并下令兔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职务，但仍留其陆军部长职务，冀其改过自新。 　　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对待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争执，究竟谁是谁非，看法不一。大多数广东籍的党团员，如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都偏袒陈炯明，归责孙中山。这是由于两年前他们回广州创办《广东群报》时，陈炯明曾予经济支持，而且陈炯明以省长名义邀请陈独秀来粤主管教育，并曾从经济等方面积极支持香港海员罢工，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和陈炯明较为接近，对孙中山则日形疏远。而且，他们对军事北伐，缺乏信心，以为孙陈矛盾主要是孙中山身边的气量狭小的胡汉民挑拨而起的。他们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为陈炯明“联省自治”制造舆论的文章。这时，正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准备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和张国焘于四月底由上海赶到广州，先召集中共广东支部的党员开会，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和中共中央另一代表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会上陈独秀报告了这次举行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大会的方针和重大意义，还谈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广东支部的党员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的发言，大都对孙中山颇有微辞，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惟独林伯渠发言坚决主张支持孙中山。他认为孙中山过去组织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继之进行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和目前为打倒北洋军阀的专制而北伐，都是进步的，值得钦佩的。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关系，自应尊重历史，与孙中山合作。至于陈炯明所标榜的“联省自治”，无非是假借人民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于老百姓绝无利益可言。最后陈独秀提出，对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应观察清楚后再决定我们的态度，目前仍应与国民党所有分子合作，避免卷入他们内部的斗争(20)。驻在广州的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斯托诺扬维奇等，也把孙中山本人和他的政府描写得一团漆黑，而对陈炯明则表示好感(21)。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终于同意和孙中山合作。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22)。斯托诺扬维奇在达林的帮助下，也改变了他原来的观点，和达林一道，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合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不久，陈炯明即于六月十六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炮击观音山(即今越秀山)总统府。孙中山事前闻讯出走，在永丰舰上与叛军作战两个多月后，才前往上海。在陈炯明叛军炮击总统府那天，林伯渠因他和林修梅素来对陈炯明持反对态度，恐遭陈毒手，连夜接回在执信女校寄读的女儿，并带着林修梅的眷属一起乘船赴上海。 　　① 《林伯渠自传》。 　　②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104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林伯渠同志回忆录》打印稿。 　　④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页。 　　⑤ 林祖涵：《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西北周刊》第5期，1938年3月10日。 　　⑥ 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1956年10月23日。 　　⑦⑧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50页。 　　⑨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⑩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04页。 　　(11) 梅舅：指易象，字梅园。管、鲍：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是相知最深的朋友。 　　(12) 《田汉诗选·悼林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175页。 　　(13) 《林伯渠同志一九五六年谈入党二三事》，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14)(15) 《林修梅遗著》，1921年版。第6、100页。 　　(16)(17) 《林修梅遗著》第51、46—48页。 　　(18) 《五四期刊介绍》第2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4页。 　　(19) 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20) 参见《张国焘回忆录》第1册，第215—216页。《陈独秀评沦选编》(下)，第105页。 　　(21)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杜1976年版，第341页。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