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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贴心人

徐彬如

林老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我和林老认识很早，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当时，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监察院工作，我在广东中山大学做党的工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党员，除了林老，还有谭平山、李锡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没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是编在我们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的，他们三人编在一个党小组，组织生活过得很严格。林老每月交八十元党费。他个人的生活俭朴。对青年人很爱护，他对陈延年很尊重。当时我是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对我也很尊重。北伐开始时，林老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广州一别，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在西安重逢。七月，林老从延安到西安出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由博古同志将我介绍给林老，在陕西省委工作，当时我的身份一是中共陕西省委的对外代表，二是国民党委派的西北抗敌委员会设计委员兼民运组长。陕西省委原来是不公开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谈判，达成了陕西省委为半合法性组织的协议。当时在西安，我们有八路军办事处、陕西省委、社会部三个单位，各有自己的电台，分别同延安直接联系。办事处属中组部，中央军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张闻天同志管理，社会部对外叫中央农委，由吴德峰主持。在西安的事务、对相互关系的调整，由林老负总责。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主要由林老出面，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要由我对付。林老对统战工作既有很强的原则性，也注意了一定的灵活性。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和我们发生摩擦，我随林老一齐同他们办过多次的交涉，斗争很激烈。后来，连续发生过几起大的事件，几乎打了起来。为了避免大的冲突，一九三九年底决定把我调回延安。 　　一九四○年初我回延安，暂时未安排工作。这一年林老从西安回延安，头一次带我去见张闻天同志，介绍了我在西安的工作情况；后又和周恩来同志研究了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在此之前，考虑到我只做过群众工作，没有做政权工作的经验，所以安排我到边区参议会任秘书长。这时已做了一年政权工作，考虑到工作需要，又把我介绍给肖劲光同志，到留守兵团任政治部联络部长，做军队政治工作。 　　一九四一年林老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回延安后，我们都住在边区政府，几乎每天都有时间交谈。林老学识渊博，对近代史尤很熟悉。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说古论今，也讲了很多有关党内的问题，从大革命时期讲到长征。因我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向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情况。林老对我说：“我们党幸喜出了毛主席，是他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我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要拥护毛主席，搞好团结。”他一直向我宣传毛主席的优点。他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一贯尊重。 　　在延安开展整风前，林老多次给我讲党内是非问题。在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时，因我在上海反对过王明，王明就说我与罗章龙合伙分裂党，背着我开除了我的党籍。林老在政治上很关心我，说这个是非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他曾向毛主席汇报了我这个情况，并几次要带我去见毛主席。当时，林老也向中组部反映了我的情况，那时正酝酿开展整风，中组部说这是四中全会做的结论，要推翻原有结论，需要慎重研究。后来，林老正要带我去见毛主席说清情况时，陈云同志忽然打来电话说：“问题可以解决了，不必去找毛主席了。”后来撤销了开除我党籍的决议，恢复了我的全部党龄。可见林老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对这件事我永记不忘，对林老我永远怀念!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