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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怀念——回忆在林老身边工作的日子

王恩惠

林伯渠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前辈。四十多年前，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过几年，林老的音容笑貌至今犹在眼前，林老的亲切教诲铭刻在我的心中。在纪念林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从自己的回忆中摘取几个片断，以表达我对林老的深切怀念。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我还在中央党校工作。当时，西北局有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吴堡县当县长，在交完工作后，到边区政府去见林老。”当时在延安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象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这样的老人极少，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们为延安“五老”。林伯渠同志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称他林老，既亲切，又体现了大家对他的尊敬。那时，很少听到有人称他“林主席”。 　　在去林老住所的路上，我心想林老会问我些什么呢我虽在延安工作和学习了几年，但一直没有与林老接触过，只是在边区政府院里见过面，他满头银发，脸颊清瘦，面容慈祥，高高的身材，总是拄杖缓行，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到了林老住所，他很亲切地让我坐下，问我：“你认识字吗能不能看《解放日报》”我回答说：“念过几年书，能读报纸。”接着，林老又谈及吴堡县的情况，他说：“吴堡是个小县，是个比较艰苦的地方，不论县大县小，都有那么多工作要做，都要做好。”林老说得比较慢，他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透过眼镜亲切地望着我，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房，就象一个要出门的游子在聆听长者的嘱咐一样。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我被调到林老身边当机要秘书，和他老人家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我感到林老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从来都很迅速坚决，不打折扣，他总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大家。 　　在大生产运动中，林老响应号召，带头开荒种地。那时在延安的党政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比较多，人也多，大家都要搞生产，找块闲散地极其困难。林老带上警卫员和我四处找地，一连找了好几天，也未找到合适的。林老工作繁忙，身体又不好，地远了，无法种；近处的地又被占完了，怎么办呢看着林老拄着拐杖上山下山，四处奔走，我们都很心疼。大家劝他：“你工作很忙，年纪又大，近处找不到合适的地，就算了吧!只要我们每人多种一点，就够你那份了。”林老严肃地说：“我是边区政府主席，要求别人做的，我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生产任务，怎能去要求别人”实在拗不过他，我便出了个主意：“咱们在河滩上找块地吧。”林老担心地问：“河滩地行吗大水来了怎么办”我说：“行!咱们种糖萝卜，大水下来，糖萝卜早收了。”于是，林老带领我们几个人在河滩上开地、搬石头，种上糖萝卜。林老一有空就去除草、松土、施肥，精心培育。收获时，我们完成了上缴任务，还用剩下的萝卜熬了糖。虽然我们的熬糖技术不高，糖熬得不够好。因这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所以我们心里都觉得格外地甜。 　　一九四四年五月，党中央派林老去重庆，协助周副主席同蒋介石谈判，一去就是半年。大家说，林老是因公外出，应当免去今年的生产任务。林老却执意不肯。原来，林老在重庆工作期间，要出面接待各方面的人士，还要经常外出，组织上每月给他发一点生活补助。林老想到生活补助钱虽不多，但是边区军民用血汗换来的，自己不在延安，不能亲自参加生产，把钱节省着用，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抵交生产任务。他回延安时，把节余的钱上交了。当时，大家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每一分钱，都闪烁着老革命家崇高的思想光辉呀! 　　三五九旅是大生产运动的先锋，林老对他们的生产很关心，经常询问他们的生产情况，了解和帮助解决具体困难，还多次到南泥湾视察。记得南泥湾初开展生产运动时，生产工具十分缺乏，一些战士就砸了庙里的钟打镢头。对此，当地老百姓有意见，林老知道后，就亲自去做工作，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 　　林老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善于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那时，首先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副主席李鼎铭、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陕北著名的民主人士。林老遇事总先和他们商量，推心置腹，平等相处，以诚相见。林老提出：边区政府开会时，主席和副主席轮流主持会议；请示工作不要光找主席，要多向副主席请示。这样做，使得李鼎铭先生感到自己有职有权，不是虚设，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当时，林老住在边区政府后面的半山腰，下山很不方便。林老经常派我去和李副主席等商量工作，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时分歧较大，不能取得统一的意见，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每当遇到重大事情或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林老都拄杖下山，亲自同他们进行商谈，直至把他们的思想做通，然后再向下传达贯彻。记得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时，李鼎铭先生等对党的政策不够理解，曾发牢骚说：“你们说是‘二五’减租，实际现在农民就不交租、不交息。”李鼎铭先生是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开明绅士，他的言行对全边区的地主绅士们影响很大，为了做好他的工作，林老多次与他畅谈，耐心讲清减租减息的意义，指出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的有，但重租重息和逼租逼息的也不少。同时，林老还请毛主席专门和李鼎铭等党外民主人士谈了一次活，指出：减租减息是抗战的需要，也是老百姓的要求。我们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让老百姓生活过好了，边区才能建设好，抗战才有力量。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要多替老百姓着想嘛!毛主席的谈话和林老的耐心工作，终于使李鼎铭等党外民主人士心悦诚服。于是，举行边区政府会议，林老让李鼎铭副主席主持会议。会上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李鼎铭顺势开导说：“大家不要争吵了，我们边区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总不能站到老百姓的对立面去想问题、办事情吧!”他将毛主席对他谈的一番话向大家讲了一遍，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顺利通过了决议。由于林老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与党外人士关系融洽，合作共事很好，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边区政府处理日常工作，需要同各方联系。林老经常教育周围的工作人员，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一次，林老让我给贺龙同志写了一封信，写完后，我随手就去写信封，林老要我停下来，说：“信封用毛笔写，这样更能表示对人的尊重。”林老给别人写信时，总是用毛笔把收信人的姓名端端正正写在信封上，从不马虎了事。林老平时和蔼可亲，说话总是轻言细语，但有一次却发了火。当时，边区政府通知开生产会议，给联防司令部发了一分通知，信封是一位青年同志写的，上写“急送联防司令部贺谭徐萧收”。这个信封被对方退了回来，林老见了很生气，要我查明是谁写的。他说：“写贺司令员收、贺龙同志收都可以，为什么要写贺谭徐萧收?这对别人很不尊重。一定要查清楚，好好进行教育。” 　　尊重同志，尊重上级，林老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当时，林老是中央委员，还兼任西北局常委，又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当时西北局的负责人，无论从年龄到资历，都不能和林老相比。但林老很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边区政府的重大问题，林老总是及时向党中央、西北局请示。在贯彻党中央、西北局指示时，边区政府从不打折扣。西北局召开会议，林老总是按时到会，有几次因公和生病，也要我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负责人对林老也很尊重，他们经常对我说：“请转告林老，要他好好注意身体，有事我们去和他商量。” 　　在党内，林老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我和林老在一个党支部，林老和普通党员一样过组织生活，参加讨论。有一次，一个同志在支部会上说：“欢迎林主席作指示。”林老马上说：“党内一律平等，不要叫林主席，还是习惯叫法。你们就叫我林伯渠同志，叫我林老也可以，反正我比你们大几岁。也不要叫指示，我们是在过组织生活，大家一起讨论。”从那以后，过组织生活再也没有人“请林主席作指示”了。有一次改选支委会，大家选我当支部书记。我感到工作多、任务重，很为难，就向林老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林老支持我的意见，他在支部会上说：“大家选恩惠同志当支部书记，我赞成，他也有能力担任这个工作。但他工作太忙，为了不影响支部工作，是否考虑另选别人?”经过讨论，大家接受了林老的意见，支部改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林老一贯关心别人，待人谦和。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之间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林老和徐老、谢老、吴老、董老是延安著名的“五老”，他们经常拄杖互访，吟诗唱和。周恩来副主席只要一回到延安，林老就要马上去看望。周副主席听说林老来访，也便立即出迎，对林老说：“林老，你这么大年纪，应该我去看你。”林老马上回答：“你从‘前方’回来，很辛苦，应该我来看你。”两人放声大笑，携手进窑，每次总要兴致勃勃谈好久。刘伯承、陈毅同志从前方来，都要来看看林老。陈毅同志和林老还互赠诗篇，足见情深。林老和续范亭早年就有交往，在延安期间，关系更密切。续老养病期间，林老经常去探望，有了新作就派人送给续老，续老也常送自己的新作请林老指正。二老互相切磋，既是战友，又是诗友。 　　边区政府后面的山沟里，住着许多从前方回来的同志，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人士。林老常说：“前方的同志很辛苦，他们到后方来，我们要好好关心他们，这也是对前方的支持。”林老前去看望他们时，总要帮助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就是有个别人提出了一些当时难以解决的困难，林老总是耐心做工作，从内心里表示同情。这样，即便不能马上解决，人家也觉得很温暖。当时，董老长住重庆，董老夫人何连芝也住在这条山沟里，林老经常去看望她，询问她的生活，帮助她解决具体困难，使董老无后顾之忧。 　　林老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象慈母一样的爱护。我刚当他的秘书时，每办一件事，他都要作详细交待，甚至连如何写信封这样的具体小事也想得很周全。林老爱护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同志。在“抢救”运动中，林老身边的工作同志大都受到保护。在生活上，林老也很关心我们。一次，我女儿发高烧，林老派警卫员牵上他的马，护送我爱人和孩子去看病。当时，延安医院就只有一个姓侯的儿科大夫，那天侯大夫不在，其他大夫说不要紧，给开了点药带回来，孩子吃了药，高烧仍不见退。第二天，林老亲自给侯大夫挂了电话，经抢救，孩子才没有发生危险。我女儿已大学毕业，现在是国家的技术干部了。我常想：如果没有林老的关怀，这孩子当时可能埋到山沟里了，那能有今天! 　　毛主席为徐老祝寿时说徐老“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林老也是这样的突出典范。有谁能说清林老在漫长的一生中做过多少好事，帮助过多少同志?诗云：“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林老处处关心同志，帮助同志，同志们也很关心林老，爱戴林老。林老逝世后，董老把林老的小儿接到自己家里，象亲儿子一样看待。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的魔爪伸向了林老的遗孤，周总理、王震等同志都关怀和保护了林老的儿女。老一代革命者的纯真友谊，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林老生活艰苦朴素，从不麻烦别人。他住两孔窑洞，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办公室只有一张四脚不稳、经常摇晃的桌子和两把木椅。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在生活上一切从简，有人来访，常是开水一杯。当时，组织上给林老配有警卫员，照顾他的生活，但警卫员年轻无知，每天早晚打两次水、从食堂端三顿饭后，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林老也从不对别人讲述自己生活上的不便，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关心和过问林老的生活。我刚当林老秘书时，只管机要，不管生活。一天早晨，林老刚起床，我去请示一件急事，第一次进到内间，见什么摆设也没有，只有一床单薄的被子和褥子，枕头就是睡觉脱下来的棉衣，裤带竟是用的一根麻绳。见到这些，我心里一酸，几乎掉下了眼泪，心想：难道这就是边区政府主席的卧室?这就是党的中央委员的生活待遇?如果我对别人说起这些情况，又有谁相信呢?我感到我这个当秘书的没有尽到责任。于是，我没让林老知道，就去找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同志，对他说：“林老是用棉衣做枕头，连一条裤带也没有，能否给他一个枕头，一条裤带?”南汉宸同志听了感到有点内疚，他说：“以后有什么事，你只管来找我。”从此，我就兼管起林老的生活来了。平时，林老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不允许我们为他的事去麻烦别人。因此尽管有南厅长的交待，不到万不得已时我是不去找他的。在林老身边工作时间长了，熟悉了，他有时也把一些不愿告诉别人的话告诉我。一天，他悄悄对我说：“晚上工作时间长了，两腿冻得麻木，一时站不起来。”我去找南厅长，说：“林老只有一条薄棉裤，工作到深夜，两腿麻木站不起来，能不能给他做条皮裤?老羊皮太重，他走不动，咱陕北狐狸多，能否弄几张狐皮做条皮裤?”南厅长同意了。做好后送给林老，开始他不愿穿，认为只有他一人穿，不合适。我说：“边区政府只有一个主席，冻坏了怎么工作呢?你年纪这么大，就是不当边区主席，穿条皮裤又算什么特殊呢?你怎能和我们年轻人相比?”在大家的劝说下，林老才同意收下。 　　林老从不宣扬自己。那时，延安曾给几位老同志祝寿，边区政府的同志几次要求给林老祝寿，他总是不同意。他对自己的年龄也保密，几次问他都说是“五十九”，后来突然变成了六十九。生日是哪一天，林老也保密。同志们要我想想办法，把林老的生日弄清楚，我转弯抹角，套了几次也没弄清。后来我读到林老两句诗：“百花生时我亦生，萧萧一去五十春。”湖南有花朝日，是农历二月十五日，以诗推断，林老应是二月十五日诞辰。但这已是后话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离开林老去绥德专署工作。从此，我不能直接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了。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林老仍坚持在陕北战斗，我既为他的安全担心，也为林老的行动骄傲。在革命紧要关头舍生忘死，这正是林老的一贯作风。 　　一九五五年我调北京工作，心想离林老很近了，可以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但由于自己过多的犹豫，一次也没有成行。我只有经常在报纸上，在广播里，注视着林老的行踪。林老年逾古稀，仍四处奔波，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操劳，奋斗精神不减当年。这种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向上。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从电波里传来了林老不幸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着我的心。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刚刚迈出最初的几步，多么需要象林老这样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呀!林老的过早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极大损失。 　　林老逝世后，我听一个同志讲：林老在晚年，是多么想我们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去看他，他曾唠叨着：“他们怎么也不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头。”听了这些话，我心里难过极了，感到自己很对不起他老人家，如同欠了他一笔债似的。 　　林老离开我们近二十六年了，忆及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如在眼前。林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一生为革命而战斗，直至生命停止。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全心全意；对同志，特别是对下级关怀备至，慈祥可亲；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简朴，对敌人是横眉冷对，从不让步，对错误的东西，就是泰山压顶也敢奋力斗争。林老不愧为我党的楷模!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