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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南昌起义中的林伯渠同志

彭渏兰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艰难岁月里，我曾有幸在林伯渠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林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踏实的工作作风，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二五年我考入广东中山大学学习，次年由徐彬如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从广东经上海到武汉，入中央军校工作，担任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委员。军校开学后，任女生大队指导员。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大约在十七日左右，党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小学里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邓中夏等同志都到了会，这个会我也参加了。大约在十八日，恽代英同志命我和彭文离开中央军校到部队工作。十九日晚，我随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乘船去九江。从这时候起，我一直跟林老在一起行动。林老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宽宏大度，平易近人。他穿一身士兵灰制服，身体比较瘦弱，脸上总带着笑容，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我们在他手下工作感到愉快。 　　在九江呆了两三天，我们便到了庐山。我和彭文跟林老都住在庐山胡景芳旅馆。和我们同来的十几个人的生活和行动，都由林老指挥。林老要经常去参加一些会议，还要忙于跟人接头、谈话，我们趁机向林老请假去游山。过了三四天，我们都下山返回了九江。当时天气很热，晚上我们坐上小船到甘棠湖游湖乘凉，林老、叶挺同志等也曾一起游湖，一边谈论事情。那时的会议不象现在这么复杂，有什么事情，大家碰碰头就行了；下达命令、分配工作也是由领导人一张便条或当面吩咐几句即可，手续很简单。当时游湖是起义前的间隙期间，大家都知道形势已十分严重，但林老的那种坦荡无畏和坚定自若的神情，给了我们以无声的教育。那时，我们虽在观赏湖中夜景，谈笑自若，但心中是很不宁静的。林老操着湖南口音说：“现在我们虽在待命，但思想上不能松懈，要做好迎接战斗的准备，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些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二十六日我们离开九江到达南昌，住在离江西大旅社不远的一所小学里。林老住在江西大旅社。那几天，我们白天都在江西大旅社集中待命，常被派出去搞宣传工作，并调查了解学生和妇女运动的情况。林老那时很忙，除指挥我们干这干那外，还忙着跟人接头。各方面的人来了要人、要钱、要军需用品都找他，他的工作相当于后勤部长，又象是联络总站，后来才知道他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他的工作很繁重，却进行得井井有条，令我们叹服!   　　原定在八月一日拂晓起义，因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出了一个叛徒，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我们连忙赶到江西大旅社。当时林老身边已围满了人。我们被派去组织担架队，马上出发抬伤员。天亮后，便上街进行大规模的反对蒋、汪叛变革命的宣传。我切盼的起义胜利已在眼前，心情十分激动，工作劲头很大。 　　我随林老三日离开南昌。离开南昌前，领导召开了一个会，主张联合张发奎一同反蒋。当时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够，通过一些工作，把张发奎的一个警卫连从九江拉到了南昌，并补充了三十多挺机枪。张发奎得知后，大发雷霆，说我们不讲信义，并说如不还他机枪，就要动武。后来，林老他们为了避免和他发生摩擦，将机枪还了他一部分，其余的给了叶挺部队。当时，我们大约有三万来人，力量是不小的，如果能在南浔线或山地坚持下来，也许不至于失败。 　　南征途中，可能是林老的推荐，由我负责管钱。当时从武汉带来了一些储备券，不能在市面上流通，因为人家不要。上海交通银行的几万元钞票，还有两千多块银圆，很顶用。我用一个大皮包和两只箱子装着，一路上都是找挑夫担运。由于群众基础不好，当地人都跑光了，一路上店铺关门，买东西都十分困难，找可靠的挑夫也很不容易。当时，这笔钱只有林老跟周恩来同志可以动用，我见到他俩的条子就付钱，作为活动经费，其他开支都不行。从南昌出发以后，同志们一直没有发过饷，生活十分艰苦，但都毫无怨言。 　　到杭州后，部队休整了几天，这时郭沫若、李一氓(李民治)、阳翰笙(欧阳继修)、梅龚彬也来了，我的工作跟总政治部、前委、革命委员会都发生关系。当时，我除了管钱，革命委员会有些文件、情报也一并管。有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来查账，掌握经费情况；林老也时常问起挑夫情况和沿途有何困难，对我十分关心和信任，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感到保管钱财和文件责任十分重大，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有时在夜晚也不能安眠。常常想，就是命丢了，这一挑东西也不能丢。 　　会昌战役后，我们赶到福建汀州过中秋节。当时，林老和我们一起参加了与贺龙二十军的联欢会，贺龙用香槟酒、月饼、点心招待大家一同赏月。汀州的群众基础较好，店铺都开门，群众写标语欢迎起义部队。 　　从福建往广东走，天气更热，有些人害赤痢，病倒不少，加上伤员，需要很多人护理。幸好在南昌起义时，武汉中央军校又来了一批女同志，因而大部分护理工作都由她们来做。 　　到流沙以后，我就和林老分手了，跟郭沫若同志等一道到了神泉港，从那里出海去香港。另有一批同志是从甲子港出海去香港的。林老从哪里出海，我不清楚。到了香港后，听说林老也来了，但没有见面。不久，我就从香港到上海去了。 　　八一南昌起义前后，我在林老领导下工作时间虽不长，但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长者的风度和富于哲理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深深地教育着我，并将永远激励我前进!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