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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与张治中交往二、三事 |
余湛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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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橱中存放着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九三八年联共(布)中央审定,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发行的。延安时期,林伯渠认真学习过这本书,建国初期,林老又把这本书送给张治中。书上有红铅笔点点划划,是这两位老人遗留下的手迹。每一接触这本书,我便回想起他们的亲密交往,不禁神往。 他们在国共合作上是志同道合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先生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林伯渠、张治中都表示坚决拥护。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组成,林任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又被推为军委秘书长;张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他们都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在私交上也是很亲密的。林在军中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团结军长程潜,使第六军成为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一支军队,北伐中,首先攻占南昌和攻进南京。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适逢中秋佳节,林往访张治中,讨论北伐工作。张在广州出发前,即向蒋介石建议任周恩来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军次武汉,张转任学兵团团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他延请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陈毅等为教官。不久,蒋介石率兵进驻南昌,国共两党裂痕渐露,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军事决策上,尤其在工农运动上,完全对立。张治中认为对北伐不利,多次与林伯渠一起从中斡旋。但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十年内战。 西安事变,林伯渠在延安执行党中央决策,寻求政治解决,以促成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张治中在南京坚决反对别有用心的“讨伐”,坚辞担任讨伐军的一路总指挥。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也是考虑到不要因此授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第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了。 一九四四年初,国共谈判开始,林、张的立场虽然不同,但为了维护合作的目标则是一致的。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于四月二十八日动身来西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于五月二日到达西安。他们会谈四次,然后同赴重庆续谈直到九月。在长达五个月左右的谈判中,虽然双方都认识到和平解决的重要性,但一接触具体问题,却又针锋相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解放后,张治中在所写《七十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一九四四年和林伯渠商谈时……我的态度是显得相当僵硬。当时我既脱不出本身所处政治立场的支配,当然也难免为国民党自大、片面与武断精神所左右。而在谈判中,我心里也未尝不同意顽固派的一个观点:中共要求条件越来越高越多,有点贪得无厌。” 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国共和谈开始,这一对谈判对手又相遇了。张治中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林伯渠是中共代表之一。当时情形不同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在谈判中张治中承认战败求和,就不能抬杠顶牛了。 他们在个人交往上是亲密的朋友。在桂园(张治中的重庆官邸),林伯渠算得是位常客了。不仅谈判时来,平常也常来看望张治中。那小小的庭院,那简单朴素的楼下会客室,留下了林老不少的足印。他那瘦长的身材,清癯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斑白的头发,极其朴素的衣服、布鞋,尤其是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温和的语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治中对林老很尊重,他很忙,一般客人得先登记,约定时间相见,但林老一来,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他都马上接待,亲迎亲送,十分殷勤。是老朋友了,谈话没什么拘束,一谈就二、三小时乃至半天,林老健谈,张治中胸襟坦荡,是个直性人,也爱谈,两人碰在一起,总是谈得很融洽的。 林老很关心张治中,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是如此。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四期《新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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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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