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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的游击战争(下)——建立黔东苏区

刘树发，王小平

七、九两师分开前，对一些方针政策问题争了三天。一是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点还是建立苏区的问题。夏曦强调建立面(苏区)，而我们主张由点到面。二是打土豪及对团防的方针问题。小关提出只打罪大恶极的，夏不同意。我们打个旧社会的比方，问他是要千家怨，还是一家怨，是得罪一千家好，还是一家好?最后他才同意了。那时候我们对什么是中农，什么是富农也不大懂，夏曦也说不清。从前潘家询夫妇说夏“穿了缝裆裤讲开裆裤，还应当再‘讲习’(学习)一下”，夏很伤心。还是万涛他们一些人在洪湖时常常下去摸，还懂得一些。 　　那时，不晓得“统一战线”这个词，我们叫“拉关系”、“挖墙角”。当时部队不大，打土豪不是普遍地打，只打罪大恶极的，打老百姓痛恨的。打了土豪，晚上悄悄地把粮食、衣服、铜元等送到贫雇农家里。对小地主、富农，没惊动他们，打击面窄。封建势力叫我们分化了一部分。黑洞的金侠公(即王锡九)就是叫我们分化过来的。敌人内部有矛盾就分化他，同我们有关系的就拉过来。对团防，我们写信，说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你打我，就消灭你!不少团防给我们送枪、送子弹，将我们掉队的人员送回来，宣恩莫子峪的一个大地主，他收七八千石租子，又是神兵头子，他就暗地里给我们送白洋、送东西。送来后，夏曦说不能收，我说收下他的，地主的嘛，为什么不收?我们就是采取打、拉、分去对付敌人，开展工作。 　　7月底，七、九两师分开，我带九师，夏曦带七师，主要是搞五峰、长阳、巴东这块地区。结果，他跑到磨盘州、西斋搞了一下。在西斋，卢冬生和他闹。为什么他带七师呢?是他要带的，卢冬生是湘潭人，他是益阳人。我说你们在一块不一定搞得好。他说可以，但结果还是没有搞好。 　　12月19日，湖北咸丰大村会议①还是谈“肃反”问题，也谈了发展方向问题。1934年6月在贵州沿河县枫香溪(今属德江县)行军时，我向小关提出：“你不搞②，那么就一定要靠一个方面军。”后来夏曦当面批评小关“右”倾机会主义，没批评我。其实是我先提出的。 　　银石坪会议没有斗，那时候他两个是悲观失望，特别是夏曦。我鼓励他，并说再“肃反”不行了，才放了谷志标。到银石坪我也提了要小关搞。 　　关于红三军入黔的原因，原来打算先把彭水打下来，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回头来再占领酉阳，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个地区是四川、湖南交界的地方，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封建主、地主比较集中，贫雇农多，物资也较丰富；我的老关系多；山大，有利条件很多。1934年5月8日打下四川彭水(今属重庆市)后，我们非常高兴，准备回头再打酉阳。但夏曦一个人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得了，决定过乌江入贵州。 　　1934年6月19日到了贵州沿河县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商量了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如何争取神兵的问题。在枫香溪会议上提出来后，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但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晚上召开了干部会议，我去请夏曦。小关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的内容是：登记党团员、恢复党的组织、派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小关主要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讲的。夏则一句未说。 　　夏曦在黔东时期，一直是消极的，行军到宿营地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做什么工作。 　　对黔东时期工作的估计：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很大的一个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组织，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很大的转变。 　　建立黔东根据地的意义：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伙都没有了，马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都配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 　　①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讨论湘鄂边失败的教训与当前的任务”，提出“创造湘鄂川黔边苏区”的任务，放弃了“恢复湘鄂边”的口号。 　　②“搞”是指要关向应同志来取代夏曦的职务。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