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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口述自传
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关于反“围剿”问题
刘树发,王小平
从常德、桃源回返大庸,是估计敌人的“围剿”要来了。在谿谷可以把三县①把起。把澧水封锁不了我们。那时,六军团只有郭鹏一个团行动,其余留在大庸、桑植一带。在大庸留些部队把守,主力在慈利打两仗也可以,那里有平地又有山地,有密林,富足,人多,扩兵也容易,又是个很好的战场。黄石、浯溪河、蟠龙桥、凉水井、观音寺都很不错。临澧、石门南乡多富、北乡多肥呀!这地方地主多,通津(市)、浦(市)有地主几十家。从慈利到大庸,走过沙木桥、九溪、三官寺,人口也很多,扩了许多兵。在新安,部队整训,可以不回来的。两军重新会合,看到这个地方(指大庸等地)很好。从前湘赣军区只有几十里路,现在看到这样大地区就满足了,想蹲下来,眼睛只看到大庸十八坪。红军扩大了(几千人),武器增加了,打敌人个把师是可以打的。这里有很广大的地区。从慈利出发带了一二百只船上水回到大庸。
我们回到大庸后再出去肯定是可以的,澧水、沅水挡不住我们。走南面可以出,东面也可以出,北面也可以出。张家湾、竹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澧水石门也可以。我们如一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主张伸出去,但六军团怕水。其实水不深,可以随便徒涉的,南边、北边都可以出去。把他的封锁打垮;里头一坨,外头一坨,比较灵活。总之,出去是比较有利的。出南岸(慈利、桃源)可能比较好些,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当时争论不休。我们是轻装,地形熟悉,敌情了解,论战斗力来说也可以,过去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和他们争常(德)、澧(州),现在这么多人还怕?湘、资、沅、澧四水,我们困难,敌人也困难,他们要多少兵才能摆满?
这边(西边)陈渠珍,那边三个保安团和川军郭汝栋部,敌情并不严重。伸出去打比在里头打好。里头打,把坛坛罐罐打烂了。中央苏区也是向外面打。从前打仗自己用框子把自己框起来了,邓中夏、夏曦,都是“寸土必争”,红军休息一天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南只能打长沙,向北,我们几次出去都打了胜仗。永顺城消灭了敌军张振华一个旅,也是出去打的。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那还是“寸土必争”,根据地舍不得放,有个包袱,有的人不主张出去,就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寸土必争的东西。
第一次出象耳桥,如果出去就好了。敌人跟上来了,我们再转回来打敌人。出象耳桥原想到石门。如果到石门就好了,四天的路程可以调动敌人。但有人不同意,怕回不来。到象耳桥又不走了。从桑植到那里两天的路程,两天路程不能调动敌人。山地,把部队伸到渔洋关也好嘛,完全可以的,伸出去,可以扩大几千人。那时多少有点“右”,胆小,还是根据中央苏区来的(离开苏区不能太远)那一套。
第二次出津市、澧州,有人不主张出去,怕一出去苏区就丢了。结果,一出去冬衣解决了,又有了钱、粮、人。后来是叫回来的,沿途边整训边回来的。等敌人靠拢了我们才走。怕出去,那是胆虚嘛,好像敌人来了我们就回不来了。
为什么当出去不出去?有(“左”倾)尾巴,军事路线问题未解决。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不走出去)硬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都吃了好,还是出去开大仓好?
谿口、后坪战斗,拼消耗,那个地方小,不能大踏步地前进后退嘛,自己被动。
围龙山,主要是想消灭陶广②、陈渠珍。那一仗未打好,围城也未围好。军部住兴龙街,四师冒一点就冲出去了,有点“右”倾。原来围城、打援、休整,后来改为围城、休整、打援,是个被动的打法,力量分散了。围城、打援、休整、扩兵是正确的,如果围城打援,我们两个军团的力量就集中起来了。打一路,打弱的,打了陈渠珍再打陶广,可以转得开的。这里有不同的意见,一个叫主动,一个叫被动。这是整个路线的问题。
两个军团会合是很好的,以后的行动也是很好的,出差错是个别的。两个军团团结得很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反“围剿”中某些战役没有打好,不是两个军团的问题,是整个路线问题。
①永顺、大庸、桑植三县是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②陶广(1888—1951):字思安,湖南醴陵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军长。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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