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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洪涛年谱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编委会

1909年 　　11月16日 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东区黑圪垯村一个农民家庭，取名郭鸿恩，曾用名郭惠卿、孙耀祖，1935年后改名郭洪涛。 　　童年 全家11口人，有一些自耕地和毛驴一头兼搞运输，生活尚可维持。后因祖父去世办丧事，搞运输的毛驴和货物又被军阀掠走，自有土地和毛驴全部抵债，生活陷于贫困。 　　1917年至1924年 　　先在绥德县吉镇读初小，后转学到李鼎铭先生在米脂县桃镇创办的学校读高小。 　　1925年 　　春 考入由著名的西北革命民主人士、党外的共产主义战士杜斌丞先生任校长的榆林中学读书。得到亲戚资助，节衣缩食，努力学习。期间，阅读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立志革命。 　　夏 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声援“五卅”反帝运动，驱除陕西军阀吴新田运动，抗议英、法海军陆战队制造沙基惨案。在“五卅”运动掀起的大革命高潮中，经刘景象、李含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1月 中共榆林中学党、团支部以学生会出面，提出参与校政管理。遭到代校长高宗山(杜校长在外地治病)否决，经煽动部分教师辞职，导致学生全面罢课。校方勾结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兵包围学校，开除进步学生代表，其中多数是党、团员。中共榆林中学党支部改为中共榆林地区特别支部，刘景象任书记。 　　冬 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 　　春 领导学生运动，参加反帝斗争，抵制英货、日货，反对天主教的文化侵略。 　　7月 国民党于4日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于9日誓师北伐，从此展开了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 　　7月28日 榆中学生苗从权遭井岳秀护兵毒打，中共榆林地区特别支部以学生会名义发出《告同学书》，要求严惩凶手、赔礼道歉，矛头直指军阀井岳秀，学生罢课，坚持斗争30多天，声势浩大。在校长杜斌丞多方斡旋下学生胜利复课。 　　9月 任中共榆林地区特支书记、榆林中学学生会会长。带领同学声讨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的罪行。 　　冬 中共榆林地区特别支部改为中共榆林地委，辖横山、神木、府谷、靖边县的县城高小党支部和榆林中学、女师、单级师范以及榆林兵工厂党支部，任地委组织部长。 　　年底 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发动和领导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军阀井岳秀出兵娘子关，响应北伐军北上。 　　年内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受中共榆林中学党组织指派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 　　春 组建国民党榆林县党部，当选为委员，中共榆中许多早期党、团员先后加入国民党。榆林县国民党组织掌握在中共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国民革命运动。 　　4月22日 支持惠记工厂工人为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行动自由，改善工人伙食等举行的全厂总罢工。这是榆林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在社会各界同情和舆论的压力下，当局基本接受了工人复工条件，罢工斗争坚持10多天后，最终取得了胜利。 　　上半年 在“党到农民中去”、“青年学生到民间去”的号召下，赴镇川堡、米脂县海会寺等地，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协会。 　　暑假 在米脂县组织群众集会，悼念李大钊，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开展反蒋活动。 　　7月 陕北军阀井岳秀开始在榆林“清党”，遭通缉，被迫转移到山西太原，更名郭惠卿。 　　8月至9月 考取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后期班。 　　冬 与国民师范中共党支部接上组织关系后，继续在学生中间进行革命活动，遭混入学生中的反动分子告密，旋即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逮捕。因只从皮箱中搜出《国民党左派宣传大纲》，在刑讯逼供中，只承认是国民党左派，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以“内乱案”被山西省高等法院判刑7年，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1928年至1930年 　　入狱后关押在政治犯的监牢内，为组织难友之间的互助和学习，成立了政治犯的群众组织“桃园支部”，书记王达成。先后在监狱第16、第14、第9工场做工。为争取改善难友生活条件，允许亲友探监，读书看报，作为代表之一出面向典狱长请愿，遭到戴脚镣关禁闭的处罚，激起第16工场政治犯宣布进行绝食斗争。在外界舆论压力下，监狱当局接受了提出的条件。 　　坐牢期间，阅读了《社会科学大纲》等马列主义书籍。为麻痹敌人，还读了《金刚经》、《太上感应篇》等佛教、道教的书籍。接受了“教诲生”的名义，取得“教诲生”可和普通犯交谈，行动比较自由。 　　1931年 　　春 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派省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高举(高克亭)以表弟身份探监，接上了党组织关系。遵照山西特委的指示，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担任书记，委员赵秉彝(马林)、侯丰利(侯富山)、杨高梧(何英才)。此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地下工作和革命活动。 　　对于政治犯中的共产党员，经过被捕、审讯、坐牢的考验，表现好的同志吸收进党支部；表现一般的暂不发生组织关系；表现动摇的则争取、教育和批评；表现不好甚至还在犯错误的则进行必要的斗争，以争取其好转。 　　利用“桃园支部”对绝大多数政治犯进行团结、教育和交朋友的工作，从中谨慎地发展党员。亲自介绍了两名“普通犯”入党，出狱后成为党的好干部。 　　以交朋友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做监狱看守人员工作，争取他们。使有的人为狱中难友购买书刊，有的掩护开会，有的通风报信，有的提供方便，有一位科员还参加了革命的互济会。 　　组织政治学习，以自学马克思著作为主，理论水平高的做辅导，并在“桃园支部”分组讨论，三者相结合，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9月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大赦，减刑为4年8个月，刊期到1932年秋。 　　1932年 　　秋 国民党规定，政治犯要经过反省院才能出狱。经中共党组织同意，去反省院。与王卓如、何英才共同组织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同时发动近千名普通犯参加，取得斗争胜利。 　　在反省院读了《资本论》第一卷、《辩证唯物论教程》、《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自学了英文，读过英文版的《国家与革命》、《三民主义》和小说《恋爱与义务》等。 　　1933年 　　春 遭国民党当局监禁5年零8个月后获释，出狱后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更名孙耀祖。 　　夏、秋 经中共山西特委批准，去河南濮阳王卓如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先后去彰德、新乡做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为寻找党组织关系，又辗转到了北平。 　　12月初 到北平后与谢子长、阎红彦见面，商定回陕北搞革命。 　　12月11日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在北平召开陕北工作座谈会，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要抓住有利形势，普遍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进一步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次座谈会中共中央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戴上了“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帽子。李华生还宣布了北方代表关于陕北党团特委组成人员调整名单。被指派到陕北特委工作，任组织部长。 　　1934年 　　1月 出席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召开的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会议着重研究了进一步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等问题后作出决定：党、团组织分开，分别自成系统；恢复和发展陕北游击队1、2、3支队；提出建立安定一带、绥清边、神府边三块根据地的各项具体措施；创建绥、米、佳、吴边和三边两支游击队与游击根据地；在根据地健全党团组织，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 　　1月至2月 按照陕北特委的分工和李铁轮、高长久负责绥、米、佳、吴边的工作，组建新的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在樊家圪坨成立了吴堡抗日义勇军，随后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4支队；与佳县县委组织部长兼木头峪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子义具体布置攻打木头峪民团的计划调来4支队，在马佩勋指挥下，于除夕之夜缴了民团的枪，后又围攻民团团总的家，打死了团总张东皎，老百姓拍手称快。四支队活动于绥、米、佳、吴一带，镇压反革命分子。 　　2月至3月 到清涧与白如冰、白雪山、王怀德部署了攻打游击区内敌人据点店子沟李承善民团的战斗，调来4支队与2支队会合，赤卫队配合，在马佩勋指挥下，一举击溃民团30余人，缴枪10余支，拔掉了敌人的这个据点，民团撤到清涧县城，解放了店子沟。 　　3月 在绥德王家沟组建陕北游击队第5支队，2、5支队活动于绥清边一带，并扩大了绥德、延川东区(后改为延水县)一带游击根据地。 　　4月4日 出席在佳县神堂沟召开的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为创建一师红军而奋斗的目标；扩大根据地，进一步将几小块苏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分配。 　　5月2日 出席在佳县南区王家畔召开的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集中几个游击队，有力地打击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传达了神堂沟会议精神，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新苏区的决议》。此后，各县党团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成立了中共绥德、清涧、神木、横山、吴堡县委。 　　6月 去安定向谢子长汇报了神堂沟和王家畔两次会议的情况和有关决定，谢表示完全同意。 　　7月8日 遵照谢子长的指示，率陕北红军清涧第2支队和绥德第5支队到安定与第1支队汇合。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杨道峁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总指挥部下辖1、2、5支队。接着，总指挥部率1、2、5支队和赤卫大队一举攻进安定城，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干部、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产生了震撼陕北的影响。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具有发展陕北革命战争、扩大和巩固陕北根据地的里程碑意义。 　　7月下旬 与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到陕甘边区的南梁，与红26军会师。 　　7月25日 参加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与陕甘边特委、红26军42师党委在阎家洼子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42师3团北上，配合陕北红军游击队作战。红42师党委书记龚逢春宣读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密封指示信，错误地批评、指责红26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会议批评了26军42师政委高岗品质恶劣的错误，决定撤销其红42师政委职务，调上海受训(未去)，由谢子长兼任42师政委。会后，龚逢春整理会议记录写成联合报告报送北方代表；郭洪涛写了一篇《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刊载于陕北特委主办的《西北斗争》上。 　　8月 谢子长统一指挥红26军42师第3团和陕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分区“围剿”，缴获枪支190支，敌军大部被歼或被俘。在战争中，进一步扩展红色村庄，扩大苏区。 　　8月28日 出席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的特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分配土地；扩大红军，将1、2、3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1、2、3团，并继续组建新的游击队。同时决定红26军42师3团经安定返回陕甘边。 　　9月 领导清涧袁家沟分配土地的试点工作。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确定袁家沟等村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做法是：(一)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二)中农土地不动；(三)红军、贫雇农分好地；(四)参加革命和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及其子弟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五)参加革命和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及其子弟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六)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当时，袁家沟试点的几个村庄的地主、富农都参加了革命工作，都一样分得了土地。其他陕北苏区的富农和地主，除了已镇压和逃跑的以外，大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和维护苏维埃政权，一样分得了土地。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编成教材，组织训练班培训各县分配土地的干部。经过了一个冬春，全部分配了土地。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更加巩固和发展了红色根据地。 　　年底 陕北苏区在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到1934年底，安定一带、绥清边、绥米佳吴边14个县(除神府、佳县边苏区外)连成了一片，纵横数百里，普遍建立起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组建了三个红军主力团和20多个游击队；1935年春，全部完成了分配土地工作。 　　1935年 　　2月5日 参加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决定集中红26军第42师一部，会同红27军第84师主力，在陕北地区作战，以打通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担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后任秘书长。 　　5月4日 代表中共西北工委在秀延县玉家湾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岗。同时，公布了谢子长已于2月21日逝世的消息。 　　7月3日 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移驻延川县永坪镇。 　　7月5日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朱理治到达永坪。 　　7月15日 出席朱理治在永坪主持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朱理治传达了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8月25日 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布置安排了各项任务。 　　8月27日 出席刘志丹在文安驿主持召开的西北红军前敌指挥部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朱理治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以及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精神，并号召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后，刘志丹把自己的配枪赠送给朱理治，以示欢迎。 　　9月1日 中共中央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驻西北代表聂洪钧到达永坪。 　　9月15日 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戴季英)长征抵达永坪。 　　9月16日 刘志丹率红26、27军到达永坪，与红25军胜利会师。 　　同日 成立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和中共中央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组成，朱理治任书记。随后朱理治建议增加程子华为代表团成员。中央代表团领导西北党、政、军工作。 　　9月17日 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干部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高岗、郭洪涛、马明方、张秀山、徐海东、戴季英等30余人出席。会议决定：(一)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刘志丹、郭洪涛、郭述申、戴季英、马明方、王达成、高长久、慕生忠、慕纯农、白茜任委员。朱理治兼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李景波任秘书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部长，郭述申任宣传部部长，慕生忠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崔田民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不久由戴季英代理)。(二)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参谋长戴季英，秘书长范子文，供给部长白如冰。(三)合编红25、26、27军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马明方、习仲勋仍分别任陕北和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9月底 参加中央代表团在永坪先后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会议。会议确定了肃反方针：肃清西安、太原等地来路不明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决定逮捕李西萍、姜旭。 　　会后，奉命去瓦窑堡做接管工作，安排陕甘晋省委以及其他机关迁驻事宜。 　　10月1日 政治保卫局在永坪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主席黄子文、被指为张幕陶与黄子文之间的交通员姜旭、反对查田的李西萍5人。 　　除李西萍、姜旭，事后得知又逮捕了其余3人。 　　10月2日 接朱理治通知，星夜从瓦窑堡赶回永坪。得知已将张秀山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被指责为反革命，当即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10月3日 朱理治对程子华说：“洪涛曾说，认刘、高、张秀山为反动，杀了我的头我也不信。”程子华当即说：“连郭也不同意，那么此问题必须慎重，须说服其同意才好办。”(见程子华1942年11月14日给中央的电报)。 　　同日 为安排各级机关迁驻事宜，又赶回瓦窑堡。 　　10月4日 朱理治给前方写信(《朱理治传》记述，信是戴季英以其名义所写，朱未看)：“已确定刘(志丹)为反动无疑，速调刘(志丹)高(岗)回来。”“还凭逼供所得的材料，开列了逮捕一批原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的名单，要求尽快把他们押送后方来。”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了毛泽东。(见程子华1942年11月14日给中央的电报)。 　　10月5日 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机关迁驻瓦窑堡。 　　同日 程子华到达红15军团司令部驻地下寺湾附近的王家坪，根据后方来信，以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名义，调刘志丹回瓦窑堡。 　　10月6日 前方根据来信提供的名单，分别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马文瑞等人，并押送后方瓦窑堡。 　　同日 赶到政治保卫局要见刘志丹，被戴季英拒绝。但获准保释了刘志丹的警卫员魏德。 　　10月7日 程子华点名要郭去前方，并要求迅速选派一名陕北老干部出任78师(由红26军改编)政委，以安定军心。朱理治决定派时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崔田民去当政委。 　　10月8日 受朱理治派遣赶到富县道左堡停止肃反。1942年11月14日，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证实了这件事：“不久，郭洪涛、崔田民即来，由他们才得知二十六、二十七军对肃反不满不安，……其对逮捕张达志意见的不同意。我同意郭的意见，并主张应立即停止逮捕。” 　　10月下旬 在15军团见到传单布告，得知党中央、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即与程子华从道左堡出发前往迎接。 　　10月底 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到贾拓夫和李维汉，贾拓夫率领红军先遣队正寻找西北红军。向李维汉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以及肃反的情况。 　　11月1日 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下寺湾。 　　11月2日 在下寺湾李维汉引领见到张闻天、毛泽东，向他们汇报了陕北苏区情况以及肃反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前后方都已停止了捕人，审讯人等。 　　11月3日 在下寺湾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向中央领导汇报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和陕北发生肃反的问题。张闻天、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事组织(称西北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主席)、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 　　11月5日 列席在下寺湾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任陕北省委书记。会后和贾拓夫先行到瓦窑堡，布置迎接党中央事宜。 　　11月上旬 组建陕北省委，成员有：军事部长钟赤兵，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贾拓夫，妇女部长史秀芸，秘书长马文瑞。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仍由马明方担任。省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高长久，团省委书记慕纯农。 　　陕北省直辖清涧、延川、宜川、吴堡、米脂、赤源、秀延、延水、延长、延安、绥德等县和望瑶市。 　　11月10日 组织数千名赤卫队员和群众结彩欢迎由张闻天率领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进驻瓦窑堡。同时到达的有博古、邓发、刘少奇、王稼祥、李维汉、董必武等。 　　同日 受中央委派参加了党务委员会(也叫五人领导小组)，中央纪律委员会负责人董必武为主任，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迅速释放了被冤屈的刘志丹等10余人。 　　11月13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在会上作了关于陕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肯定陕北的党过去在创造陕北苏区方面的成绩，并指出“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张闻天的指示为陕北省委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11月15日 陕北省委召开各县书记联席会议，提出号召明年“一·二八”以前再扩大3000新战士到前方去。这次动员是在结束了十月扩大红军的冲锋运动以后进行的，各县书记对这次动员的工作都觉得“比前次还更有把握”，保证：“不送一个妇女、娃娃和年老病弱的来充数!” 　　11月18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11月20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土地问题。王观澜作报告，会议关于富农问题没能取得一致意见。 　　11月2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陕北复刊(第241期)。该期刊载直罗镇战役红军胜利消息，以及中共陕北省委动员在50天内再输送5000新战士到前线的决定。 　　11月30日 参加由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宣布：过去对刘志丹等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会议由王首道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最后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所有被冤同志都作了平反。 　　11月 陕北省委组织群众，把积极筹集军粮和御寒服装，改善红军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抓。原拟在一个月内募捐粮食770担，实际超出计划220余担。 　　12月4日 陕北省委召开省级各机关的联席会议，推选机关中最得力的干部，派出扩红特派员到各县去帮助和推动扩红工作。 　　11月下旬至12月初 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张闻天指出：对富农政策过“左”的错误必须纠正，制定新的政策。张指定郭参加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郭向张反映：在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时，陕北的绝大部分富农是拥护我们的。陕北特委在清涧袁家沟开始分配土地时，对参加革命的和不参加革命的是有所区别的，规定了凡是参加革命的富农一样分地，不参加革命的富农分坏地。在打开瓦窑堡后，地主富农的商店被没收，影响苏区的工商业发展，富农对我们也有意见。 　　12月6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报告，把过去消灭富农的政策，改变为联合富农的政策，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会议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命令。 　　12月17日至25日 列席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军事战略问题。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会议于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出席。列席会议的还有张浩、李维汉、吴亮平。 　　12月 主持召开中共陕北省委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将苏区的游击队编为红军。30日，红28军成立，随后又成立了红29军和红30军。 　　1936年 　　1月3日 陕北省苏维埃土地部为彻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施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新决定，决定分批召开贫农团主任会议。出席第一批由16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主任会议，并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会议最后还就春耕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布置。 　　1月初 陕北省委和中央局决定，除继续完成“一·二八”以前的扩红计划外，要求在3月底以前再动员2600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 　　1月17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会议决定2月东征山西。 　　3月10日 陕北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陕北各县的代表339名，其中有妇女代表11名。军委直属队、红28军、红军大学，各县抗日独立营也派有代表50余人。下午，在大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 　　3月底 陕北省委妇女部提出的做5000双军鞋的任务，超额完成3446双。 　　4月6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蒋介石出兵山西后的形势和后方的动员问题。 　　4月中旬 陕北省委为了充实抗日红军的给养，解决粮食困难，发出号召，动员陕北苏区人民卖粮借粮5000石(每石300斤)供给红军，以保证红军的胜利战斗。 　　4月24日 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举行的追悼刘志丹的大会上报告刘志丹史略。 　　5月初 陕北省委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红军的号召，决定从5月10日起至7月10日止，扩大4500名到方面军中去，扩大1200名到各县独立团(营)中去，赤少队应该整排整排地报名当红军去。 　　5月24日 陕北省党委、省苏维埃政府联合发出《关于紧急动员收集粮食的决定》，《决定》号召在6月底以前向群众借粮2000石(包括互济会、义仓粮)，买粮2500石。 　　5月28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讨论制定了与东北军、17路军联合争取西北国防政府胜利的方针。 　　6月12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广事变”问题。 　　6月20日 在中央组织部主办的《党的工作》第2期发表《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一文，总结了陕北扩红的经验：提出了响亮的政治动员口号“猛力扩大红军，准备抗日力量，来争取和日军直接作战”，“武装上前线为刘志丹同志复仇”等，把干部当红军的热潮带到群众中，开展思想教育工作，造成热烈的群众基础。“我们又一次证实了一切革命工作只有群众的力量才有办法，群众如果得到贯彻党的正确领导，一定会变为无事不成的万能的法宝”。“40天完成两月的扩红计划，提前送三千多战士武装上前线，壮大主力红军，更有力的创造陕甘宁的根据地与争取西北大联合的提前实现”。 　　6月下旬 在《党的工作》第3期发表《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前途》，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坚持游击战争，以及具体任务。强调在游击队中加强政治教育工作“要使每个战士认清我们光明伟大的胜利前途，牢固地树立起他们的革命信心。鼓励战士有坚决作战的决心，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 　　7月14日 在安塞谭家营召开陕北省委军政干部会，研究如何争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出席并讲话。 　　9月 调中央组织部工作。 　　9月15日至17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0月6日 研究贯彻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精神，周恩来要求陕北省委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内进行争取哥老会基本方针的教育的指示信。 　　10月23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陕北省委关于争取哥老会开山堂的工作情况。 　　11月5日 在《党的工作》第18期发表《陕北敌占区域的组织上的几个问题》一文，总结了敌占区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一定要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要有政治坚决不动摇的干部，要懂得游击战争，了解当地情形为当地党员群众平时所信仰的干部”。在敌占区“建立的秘密组织必须给以充分的政治解释与工作训练”。特别强调“在何种环境下应当适时领导部队集零为整进攻敌军，恢复苏区；在何种环境下应当适时地提出转移地区的策略而在当地留小的游击队或秘密的下层组织进行活动”。要“善于利用公开组织领导群众斗争，随着环境变动不断学习新的领导群众的艺术”。 　　12月7日 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一号通告，转达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即扩大组织，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肖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委员。 　　12月13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张闻天对会上“审蒋、除蒋、成立西安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此次会议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 　　12月19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会后公开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西安事变通电》，表明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20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央作出了《关于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指示》。 　　12月27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提出“要把我们的力量扩大，……把西北地区真正成为抗日中心”。把创办抗日军政大学和办报提到议事日程。 　　冬 与史秀芸在延安结婚。 　　1937年 　　1月13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迁驻延安。 　　1月14日 主持召开延安各界“欢迎党中央进驻延安大会”。 　　1月15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王观澜作报告，李见珍汇报群众工作团工作情况。 　　1月24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时局和准备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在“团结一致对日”口号下，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中派，压倒亲日派。 　　2月5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工作。吴亮平做工作报告，强调宣传方针应着重于民族统一抗战。 　　2月11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总结西安事变的工作。 　　2月16日 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签发《中共中央各机关缩编办法》。郭洪涛担任中央党政各机关编制委员会委员。 　　2月17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党校工作。董必武作关于党校目前状况的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 　　2月24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特区机构和人事安排。会议决定：郭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工作期间部长博古未到任。 　　同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宣传部长先后由吴亮平、王若飞、刘澜涛担任，组织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长先后由李坚贞(李见珍)、史秀芸担任，保安司令高岗。 　　3月11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北工作。马明方做工作情况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 　　3月16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林伯渠作报告。 　　3月23日 在《党的工作》第29期发表《反对关门主义的危险》一文。文章除阐述了“党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主张，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提出共同抗日的纲领，为实现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以外，并号召扩大抗日群众团体，正确地改善群众生活，发动群众抗日斗争，不仅对群众不能关门，对上层也要尽力争取，防止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阻碍党在新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开展。 　　3月23日至26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延安会议)。讨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要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争取领导权。 　　3月27日至31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延安会议的继续)，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人员共56人。 　　4月7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修改了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4月10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青年工作，冯文彬作工作报告。 　　4月20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御辱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统一联盟问题，周恩来作纲领草案说明。 　　4月24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博古所拟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大纲。会议由博古作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宣布苏区党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有两项：一是政治报告，二是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10日 在《党的工作》第33期发表《关于转发苏维埃政权为模范抗日民主政权的意见》一文。就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阶段，“应当使特区成为全国抗日与民主的模范区，将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政权”阐述了其意义，“就今天的中国来讲，大部分的人民要求民主，还没有觉悟到要求苏维埃民主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这较之国民党一党专政是重要的历史上的进步，较之一小部分(苏区内)同胞，享受民主权利，更为广泛”。文章还阐述了民主政权组织形式，普选办法，“可以保障这种政府是代表民意的政府，这种政府是群众所爱戴的领袖而且有能力的群众领袖所组成的，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群众督促之下，能够做到许多合乎民意的政绩。这种政府，是为民做事而不为贪利的廉洁政府，真正能够领带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政府。这样的民主政治机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抗日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时要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等民主自由，实行民主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张与意见，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家服从执行。这样的以理服人，以党的正确主张，批评与说服各种不同的和错误的理论，就能更加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就能真正说服一切有错误主张的人们，就能更加巩固抗日组织，保证政府和人民的上下一致，使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区域”。 　　5月2日至14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全国苏区党代表会议)。经大会一致决定为19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226人，列席代表74人。 　　5月15日 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仍任书记。 　　6月2日至3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 　　8月1日 举办陕甘宁边区军民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讲话，“这次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动员起来”。 　　8月9日 参加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共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张闻天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 　　8月28日 在《党的工作》第42期发表《抗日阶段特区党的任务与工作》一文。文章指出卢沟桥事件是全国抗战的开始，“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争取抗日的胜利，驱逐日寇出中国，在争取抗日胜利的总任务下面，必须要解决民主的问题，改善群众生活，提高人民政治文化水平，保证特区全体人民总动员，使特区成为全国抗战动员的模范地区”。文章还详细论述了包括宣传动员，武装组织，蒙回民族关系，经济工作，党建等十大工作。 　　9月3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抗大教育工作总结。 　　9月10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何凯丰作报告。 　　9月16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边区与政府工作。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 　　9月23日 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南京博古、叶剑英，关于边区问题，主席林伯渠，委员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马明方，新增郭洪涛、高岗，共9人。 　　9月24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卫工作，周兴作报告。 　　9月25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共产党参政问题，张闻天作《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说明。 　　9月26日 在《党的工作》第44期发表《彻底根绝土匪汉奸的破坏捣乱》一文。指出“全边区40余股土匪，经过两个月痛剿之后，仅余8股，内里还包括两股反复无常的民团”，“这些败类，是日寇进攻边区的内应，为了有力地迎击日寇的进攻，必须彻底根绝匪祸”。文章还具体提出了剿匪工作中的几个中心问题，并强调“提高政治觉悟，坚决扑灭匪贼，这是我们抗战动员中最中心的一个工作，这是准备迎击日寇进攻，争取抗战胜利的第一件要做的工作”。 　　10月5日 在《党的工作》第45期发表《怎样整理抗日自卫军和少先队》一文，号召：“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了，我们为了救中国，救边区，救自己，都需要加强边区的武装力量，整理自卫军少先队，发挥他们的力量，使他们真正担负起伟大的责任来!这是我们党的最紧急的战斗任务”。文章就整理抗日自卫军和少先队布置了具体工作，强调要加强领导，“反刘自流主义倾向，工作速度要紧张起来”。 　　同日 在同刊上发表《边区开始成为直接抗战地区的形势及党的任务与工作》一文。文章分析了边区已经开始成为直接抗战地区的原因，总结了过去三个月边区党工作的成绩和主要缺点，部署了党的中心工作：一、进行紧急的战争动员；二、巩固政权，加强工会，农民会，青救会，妇女联合会等等群众团体的工作，要进行抗战教育和抗战的经济建设；三、加强财政经济的动员，征收救国公粮，保证抗日部队和人员的吃饭；四、为了保卫边区，开展蒙回及黄河两岸的工作；五、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报告制度和巡视制度，保留过去紧张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这种作风是党的任务能够完成的保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党内太平观念，反对贪污腐化，反对混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国民党到底是国民党，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要警惕失掉我们的立场，变成了投降主义”。最后指出要“进行一切抗日工作，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配合前线作战推动全国积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 　　10月22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陇东特委工作。 　　10月25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绥、米、清等五县警备区的工作。 　　11月 中央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区，兼任政委，陈奇涵任司令员。 　　12月22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边区党委工作，决定这次特区活动分子会议由陈云报告中央决议，郭洪涛做工作报告。 　　1938年 　　1月11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内蒙古工作问题，王若飞作报告。 　　2月1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刊物《团结》上发表《边区加紧抗战动员工作，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一文。文章指出边区严重的局势及当前的紧急任务，“今天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必须成为全国抗战的先进地区，民主的推动者与新中国的雏形”。鼓励党的干部“更负责任地为完成抗战动员工作，准备反击日寇的进攻而斗争，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收复失地而奋斗到底”。 　　2月19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王观澜报告绥、米五县警备工作。 　　3月5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财经问题。 　　4月 受中共中央派遣，率军政干部50余人，赴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行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人员，作了重要指示：到山东敌占区发展武装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赴山东人员分乘汽车到西安，经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换上八路军服装，乘火车抵达河南省商丘附近的柳河车站，步行至曹县。在曹县(今山东菏泽)李宗仁召开台儿庄战役胜利祝捷大会上，应邀发表讲话，宣讲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了团结抗日、不当亡国奴的道理，群情振奋。 　　5月初 到达泰西地区东平县，听取了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等关于党的建设、发动永安寺抗日武装起义等情况的汇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县工委抓紧时间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迅速建立地下交通站，及时传递情报，并送给东平县工委一部分马列书籍和毛泽东著作。 　　到鲁西黄河边，派人请来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传达了离开延安前向刘少奇请示时，嘱托转达张霖之的三条指示：(一)要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鲁西北范筑先先生和我党合作，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对敌斗争的好形势，其他地方有条件的也可以这样办。(二)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对于开展山区地区游击战争，我们有了经验，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坚持游击战争，我们还没有经验。要摸索，不断总结。(三)要作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5月上旬 抵达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所在地北仇村，与自卫团主席张北华接上头。张北华谈了组建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向自卫团的领导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自卫团在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中的成绩。 　　5月11日 成立中共泰西特委(次年3月改地委)。留下随行的段君毅任书记，孙光任组织部长。当地干部万里任宣传部长，张北华任军事部长。泰西特委辖泰安(西)、肥城、东平、宁阳、长清、平阴、东阿、汶上等县。抗敌自卫团主席由张光北兼任，政委由段君毅兼任。 　　为加强自卫团的领导力量，留下随行的红军干部何光宇任自卫团副主席，负责军事指挥；李国厚、张政富担任自卫团中层干部。李国厚任1大队教导员，张政富任2大队大队长。 　　5月20日 在自卫团所派部队护送下，率队向东越过津浦铁路，到达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县南上庄。与山东省委代理书记兼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政委林浩及第1师其他负责人见面，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听取林浩等人汇报并研究了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及工作部署。 　　5月21日 在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指示，作《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与自主权，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报告还提出了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组织，普遍建立群众抗日武装，把以自卫团、救国军等各种名义的抗日队伍改编为八路军番号。经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全省抗日根据地规划，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游击根据地；向南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以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 　　同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重组中共山东省委。任书记，兼军事部长。 　　5月下旬 毛泽东电示：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辖山东和原属河南省委管辖的苏鲁豫皖边区。任边区省委书记兼任军事部长，秘书长先后由景晓村、李均担任，程照轩任组织部长，孙陶林任宣传部长，郭子化任统战部长，青年部长先后为景晓村、孙陶林，副部长杨涤生，张天民任职工部长，史秀芸任妇女部长。 　　5月30日 关于山东战略计划问题致电毛、胡、洛并转中央局、北方局，报告了徐州失守后日寇在山东以极少数兵力维持，敌人布防交通要道。最近石友三有五六千人开到泰山北部及冀边其他各地，我方力量之分布。还报告了目前的战略任务和选择沂蒙山区作为根据地的原因，以及扩兵计划和作战步骤。“游击队前三月主力扩大至六千，后三月至一万以上，加强部队军事、政治教育，逐渐正规化”。 　　6月6日 就山东基干部队恢复八路军游击队番号请示党中央后，接到毛泽东、刘少奇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之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并告知与石友三部队中的党组织即去联系。 　　6月8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报，同意郭提议恢复八路军名义，指示直鲁等处我领导之游击队应以八路军命名，但以不致引起误会与摩擦为原则。 　　6月 将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改名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并进行整编。决定加强4支队建党和政治工作，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权，加强关于我军宗旨、性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同时挑选红军干部或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作教员，进行军事课目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本月 为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急需培育干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在原有30多人的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干校直属边区省委领导，边区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兼任校长，第1期学员近200名。 　　本月 为了支持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反顽斗争和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率领边区省委机关大部和第4支队3个连，从莱芜南下滕县和峄县一带。 　　至6月 恢复和加强各级党、群组织。除新组建的泰西(鲁西)特委和湖西工委，山东省委和边区省委先后建立了胶东、清河、淄博、鲁东南、泰山特委。党组织的加强和发展，对领导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7月1日 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名义发出《关于恢复区乡政权的指示》。由于敌“扫荡”地区县、区、乡政权被破坏，要求各地“恢复抗日政权，并保证党领导。各地行政组织，均参照战时县区乡政权组织暂行条例去作。区乡政权恢复大部后，即召开各区代表及县级各团体代表会议，产生县政府。县、区、乡长均须兼八路游击大队长、中队长及分队长职务，取得合法保障。”要求积极领导民众开展抗敌斗争。 　　7月上旬 在边区省委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大会上讲话，深刻分析了抗战斗争形势，总结了一年来抗战工作的成绩，表示了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心，动员人民群众团结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纪念大会结束后，出席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随后省委机关继续南下，于7月10日傍晚，到达滕县东部的善堌(现属枣庄市山亭区)一带。 　　7月22日 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对石友三要采取争取的方针的电报，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要求划出一定防地作根据地与后方。 　　7月下旬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边区省委通过国民党第10军团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张友渔，向该军军长石友三提议，在新泰龙廷召开山东军政人员会议。会议之前与石友三会见，商谈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问题，由于顽固派阻挠未能实现。会议达成两项协议和三项协定。两项协议是：成立联合参谋部、建立民运指挥部；三项协定是：彼此不搞摩擦、不互相瓦解部队、不许向友军防地扩展地盘。此次会议，团结了抗日力量，挫败了秦启荣等阻止抗日武装发展的阴谋，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出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 　　7月下旬 鉴于滕枣地区的顽固派势力很凶、难以在鲁南站住脚的情况，即率部向鲁中转移，与留驻在蒙阴坦埠一带的省委机关会合。 　　7月 按中共中央指示原苏鲁豫皖特委划归边区省委领导，又成立了鲁南和尼山特委。在组建和加强特委的同时，由省委直接领导和建立了11个县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革命群众团体和抗日武装组织。 　　8月21日 就“实行统一的财产累计税”，请示北方局、中共中央。陈述了实行累进税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适合于抗战的原则，必须保证战费的供给，做到财政上的收支平衡；二是适合统一战线的原则，按照各阶级的财产力量而规定税率；三是适合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报告还陈述了具体实施办法，请北方局、中央研究指示。 　　8月 边区省委机关到沂蒙山区沂水县王庄。到1939年初夏，在岸堤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亲自去抗日军政干校讲课。这段时间内教员逐渐增多，教学条件也有较大改善。干校下设政治队，民运队，军事队，地方武装队，青年队等，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政治工作、民众运动、政治常识等课程。军事教员由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同志担任，讲述战术、战例；政治教员由省委的领导兼任。在岸堤举办了第2期至第5期，培养学员3000多人。 　　9月7日 收到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的电报，指示要根据既定原则，结合山东实际与石友三商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逐渐恢复鲁中南的秩序。根据中央指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进一步采取积极步骤争取与石友三合作，孤立秦启荣。 　　9月18日 就山东统一战线工作致电刘少奇，指出鲁南“三位一体的抗战基础已逐渐巩固扩大”，在胶东与顽固派秦启荣部已激战一周，缴枪200余支，俘虏200余人。我部经费石已答应“按预算分支，我们在扩大部队方面多给他帮助”。还汇报了鲁东根据地的创造，鲁南总动委会半政权半民众机关成立的情况。 　　9月23日 收到刘少奇复电，电文指出“必须联合石友三、高树勋等，一致去建立大块根据地”，“必须改造旧政权机关，必须石等取得行政权”，“对顽固分子的进攻破坏，必须采取坚决防御办法”。 　　9月25日 收到刘少奇关于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到鲁北与其联络问题的电报：“(一)司贺峯佛教会人，并没有党的关系。(二)八路军组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鲁北，以肖华为司令员，并组织军政委员会，由肖华负责，注意联络”。 　　9月26日 在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作“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在分析了我国政治军事及国际关系后，就如何坚持苏鲁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加紧军事动员，迎击日寇进攻；三、开展民众运动；四、改善政治机构。结论是：坚持苏鲁豫皖游击战争的关键，在创造敌人后方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经过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民众运动的发展，政治机构的改善，军队数量质量的提高，创造主要的根据地。动员一切力量反对敌人的进攻，争取许多次战役与战斗的胜利，变小胜为大胜，达到打退敌人的目的。强调“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直至全国反攻到来，驱逐日寇出中国”。 　　10月 兼任边区省委党校(起初称为党训班)校长，潘维周任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党校的公开名称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分校，简称干分校。亲自给学员讲课、作报告。讲课的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专题报告主要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动员》、《抗日游击战争》等。党校培养了党员干部600余人。 　　11月初 迎接张经武、黎玉率干部近200人从延安到山东。 　　1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局和山东分局，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兼山东分局书记。 　　12月中旬 山东分局为争取东北军中立，以便更好地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对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12月27日 为统一指挥山东各抗日起义部队，经党中央批准，在沂水县王庄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4、第5、第6、第8支队和挺进支队、陇海南进支队，1939年初又成立第9支队和第12支队，共有兵力2.4万余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2月30日 收到北方局电报，传达六中全会的注意事项，“要深入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大大的发展党，深切注意党的团结，干部的教育与提拔”，工作要“脚踏实地，避免不必要的夸张与暴露”。还就武装问题、群众组织与政权工作等给予了指示。 　　12月 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代表省委作了报告，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鲁豫皖边区游击战争问题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团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在活动分子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省委机关和山东纵队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游击战争发展情况》的报告。 　　1939年 　　1月1日 在沂水县王庄创办《大众日报》，作为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办报宗旨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宣传抗战，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大众日报》坚持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在当时抗日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刘导生任社长，匡亚明为总编辑。刘导生调离后，由匡亚明任社长兼总编辑。在报社成立会上讲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分局筹办报纸的经过情况，并要求大家以极高的热情，认真的工作态度，努力办好这张报纸。报社(包括印刷厂)共50余人。当日印出4000份，与读者见面。 　　同日 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山东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总结》报告，指出，“一年来，我军第二、三、四、五、六、七、八这7个支队及义勇军第一总队等，共击毙敌官长松井、山村、某旅参谋长及临枣路指挥官加藤一郎，伤亡敌官兵3230余人，俘虏日伪军180余人，击落敌机3架，击毁敌兵舰1只，击毁汽车68辆，炸毁火车头17个，炸毁铁桥4座，攻入济南1次及县城16次。这些事实证明了：在敌人后方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运用以游击战为主，在有利的条件下，不放松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能够牵制、消耗、歼灭敌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有利于分散、疲劳、消耗、消灭敌军，缩小敌占地区，配合正规军的战斗。游击战争不仅起着战术上的作用，而且确能在战略上起着伟大的作用。”在新年之际，他缅怀了为国捐躯的同志和战友，号召“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准备反攻，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原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4期。 　　1月5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召开各特委、支队领导干部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向苏北地区发展问题。决定在山东纵队和各支队建立后方司令部。 　　1月7日 在苏鲁共产党县委书记及八路军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上作《坚持苏鲁游击战争》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苏鲁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后，着重指出“坚持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和正规战取得配合，坚持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的战略方针，“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关键，在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在于以各党各派各军合作的基础上，巩固与扩大军队，组织与武装民众，改造政府为民主政权，运用灵活战术，打击敌人的讨伐，保卫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原文发表于《大众日报》。 　　1月25日 发出致朱德、彭德怀转杨尚昆等的电报。详细汇报了全省各区党组织的建设情况，各区委所属特委和直属县的管辖区域和党员数目，自卫团员数目。1938年5月前，苏鲁共有党员千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党员已发展到约9000人，自卫团已发展到30个县，游击自卫队工作到二三月也将扩大到30个县。并且汇报了群众工作、培养干部等工作，已有工会成员7000余人，青救会员约3万人，妇救会员3百余人，农救会员约3万人，仍“基础薄弱正发展中”。“干校已毕业三期，正招收第四期学生。……党校一期已毕业一百余名，现在二期拟收学生三百名……各级党部均办短期训练班。”还汇报了创办大众半月刊、两日刊公开报纸，颇受欢迎。 　　1月28日 山东分局发出《给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提出拟订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合作。对这一建议，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采取敷衍、拒绝态度。 　　同日 为《大众日报》“一·二八”增刊上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2月1日 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山东的斗争对策的来电，电大指出：“抗战是长期的，摩擦也是长期的，应从长期发展、长期斗争中逐渐求得减少。”还指示“应提出游击战争、群众运动、民主政治及战时民运、经济建设的意见，从推动沈鸿烈部积极抗战中，减少其对我们的限制，并作为我反对限制之侧面解释。” 　　2月23日 针对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推行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遵照北方局“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绝不能轻言让步”的指示精神，山东分局作出《对苏鲁工作的决定》。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促沈进步，一方面坚定党的立场，拒绝接受其无理限制，既得政权，绝不放弃；八路军防区要再行扩展，行政人员不能让其随意调换，在八路军防区内均按原决定尽力参加政权；八路军之粮款可以自筹。 　　3月中旬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大会上演讲。指出纪念孙中山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它所具备的革命内容，恰与中共目前阶段为实现民主共和而奋斗的政策相吻合。中山先生在民主主义的第一讲里面，已经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理想，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在山东——敌人后方的山东来实行三民主义，首先就要坚持山东的游击战争，号召和动员广大人民参战，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反对任何和平妥协的企图和挑拨离间的阴谋，粉碎敌人的进攻，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也就是实行民族主义”。实行民权主义，“在山东，就应当确实保障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实行普选制度，撤换各级政府机关中的贪污腐化及不称职的官吏，吸收有名望有能力抗日坚决的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此外还要实行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第二，彻底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实现他革命理想的方法，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们认为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唯一办法”。第三，继承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人格和革命精神。“他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一生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有艰苦奋斗精神，四十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他有直爽公正的态度，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大公无私，最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第四，为中山主义奋斗是光荣的，许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而死的，我们应该追悼他们，纪念他们。“接受中山先生的遗教，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讲演词刊登在1939年3月20日《大众日报》。 　　3月下旬 罗荣桓来山东分局传达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批判和清算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路线，促进了山东分局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斗争。115师刚到山东，筹集给养十分困难。山东分局决定从胶东筹到的35万元中，拨给20万元，以表示对115师到山东抗日的欢迎和支援。 　　3月下旬 在山东分局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为促进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具体部署。 　　3月24日、26日 在《大众日报》连续发表《论华北战局》，论述了由于日寇开始了大规模扫荡，华北抗战更加严重残酷。华北为西北中原之屏障，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就是直接保卫了西北，保卫了中原。“我们必须用最大决心，克服困难……做到党政军民一致合作，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削弱疲惫的敌军，以我围攻与反围攻之配合，粉碎敌人围攻合击，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坚持冀鲁平原根据地”。文章还详细分析了对华北抗战，有利和不利的形势，指出“这样就造成华北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同时还指出了坚持全国抗战，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重要条件。 　　3月30日 国民党顽固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游击第5纵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指挥部指挥王尚志部，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今属淄川区)，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队，杀害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邓甫晨等10余人，并拘禁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经与黎玉、张经武同罗荣桓研究，决定进行反击。4月17日张经武率山东纵队1、3、4支队向王尚志部发起反击，将其击溃，收复太河地区，解救了被俘同志。并与罗荣桓、黎玉等指挥山东纵队严厉打击秦启荣部，逼使其逃窜到张博路以西和胶济路以南地区。 　　3月底 就“怎样使团结合作巩固与扩大”，“动员民众应采取的方式”等问题回答《大众日报》记者以平的提问。指出：“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级政府及各界同胞，大家诚心诚意的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重，放弃一切成见偏见，时时警惕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教训，才能保证团结合作的巩固与扩大”。“由于长期抗战中的极度艰苦与残酷，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既定方针，整个中华民族必然走向团结合作的道路，少数人所制造的逆流，决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决不能阻止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前途。”“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扩大，也只有在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与政府的团结合作的基层上，共同经营，才能很顺利的进行；顽固派独占或分裂抗日根据地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民众的生动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是贫弱的中国所以必然能战胜强盛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保证之一。所以我们必须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与以平先生的谈话还回答了“反共反八路的根源何在”的问题，指出“所谓反对赤化的反共反八路的逆流，正是反映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共同防共’为掩护进行灭亡中国的恶毒阴谋，正是中了汉奸的造谣中伤，企图分裂全国团结，分裂国共合作的挑拨离间的诡计”。“散布反共反八路的空气，破坏精诚团结，破坏国共合作，客观上正是破坏抗战力量，帮助敌人。”提到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 　　4月上旬 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建议，派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南下，向苏北洪泽湖一带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下旬，中央电示同意。山东分局、纵队派钟辉率陇海南进支队挺进苏北开辟新区，派李浩然、金明、张彦、杨纯等率一批干部到苏北、皖北地区开展工作。 　　同旬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指出，山东统战工作过去退让太多，如不加改变，创建抗日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要坚决消灭形同汉奸的秦启荣。要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多方争取友党友军的进步，而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 　　4月10日 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打击秦启荣部的指示电：“对此等顽固之极之徒，在有利情况下给与严格打击是必要的”，“同意你们对此事件之方案”。 　　4月21日 与张经武就沈鸿烈划分防区命令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如下意见：“要争取泰山及茅次镇、新泰、蒙阴地区以西(即莱芜八、九、三、十区)及博淄河一带(为三支交通)，便于机动整顿”。“三支仍在原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集取资财与扩大部队。八支一部(原二支)随东北军向南，莒、日边活动，陇海支队不动”。“兵力部署：四支主力巩固泰莱边，开辟泰山工作；八支、六一团与四支一营开辟泗平、东西石莱根据地”。“陈罗配合问题：泰山徂莱山为整训区，开一部主力到滕泗间之凤凰山向抱犊崮深入路西；要控制大汶河，与路东配合”。并“请子化向于申述，我们执行命令说明困难，子化照以上修正命令，对鲁南坚持抗战是有利的。同时，我们部队照以上计划布置工作，造成事实。” 　　4月29日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制造了博山“太河惨案”，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召开了山东各界群众大会，悼念死难烈士，并通电全国愤怒声讨秦启荣破坏抗战的罪行，同时做出坚决反击的战斗部署。 　　5月4日 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扩大山东分局为苏鲁皖分局。委员：郭洪涛、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张经武、彭雪枫，郭洪涛仍为书记。 　　5月24日 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要求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发展地方党组织。决定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即建立双重政权。这是山东分局的一项重大决策。 　　5月27日 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坚持山东工作的方针的指示电，要求严格检查山东统一战线工作，深刻认识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中，摩擦亦是长期的。还指示“必须坚决坚持现有阵地，取得继续向鲁南、皖北、苏北发展”，严拒一切调走之主张。 　　5月下旬 日军“扫荡”之前，八路军3支队杨国夫、霍士廉缴获了敌人合击沂水北部一带的文件；从徐州、青岛等地送来的情报也证实了。为此，山东分局发出紧急动员通知，要求缩减分散后方机关兵工厂，并配备自卫武装。军政人员分散到各部队，帮助反“扫荡”，并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开展分散的游击战；内外线有机配合，打击日军交通线，运输线与薄弱点，避免与日军主力交锋，以保存力量。部署主力部队跳出合击圈，在外围打击敌人。 　　6月1日至7月14日 鲁中军民粉碎敌军大规模“扫荡”。1日，日军出动2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沂蒙腹地反复进行分区“扫荡”。6月6日山东分局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各级党进行紧急战争动员，广泛动员民众参战，扩大游击部队，建立游击小组，以麻雀战消耗阻止敌之前进，打击与相机消灭少数敌人。要求各级党进行深入的传达解释，反对太平观念与恐慌害怕的两种倾向，坚定长期抗战的信心，坚持在原地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至7月中旬，日军占领了沂水、莒县、蒙阴及东里店等重要城镇，控制了台儿庄至潍县、滋阳至临沂等公路沿线和沂河、沭河沿岸地区。八路军山东纵队和鲁苏战区部队在反“扫荡”中作战20余次，历时一个多月，歼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日军“扫荡”，国民党政权垮台之际，鲁中区开始加紧建设抗日民主政权。 　　6月2日 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及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论述了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党派存在矛盾和分歧的必然性，指出要“具体实施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建立适当的统一战线形式，要发扬同生死共患难的友爱精神，尊重各党派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两党必须实行这些办法才能推进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虽然顽固分子制造摩擦，是抗战中的逆流，阻挠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但统一战线是有光明前途的，悲观论者是无根据的。山东统一战线和全国是相同的，然而又有其特点，“即是：敌人后方的，主力不断流动的，战前两党都受韩复榘限制的，战后两党都组织了游击队伍的，顽固分子是最顽固的，国共两党尚未具体解决的。这六项就是山东统一战线的特点。”指出深刻研究这一特点，才能具体的，确当的解决山东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并进一步阐述了7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途径，指出“这是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在统战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7月12日 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报告政权、党务工作情况。据统计，全省共有党员5.15万余人。当时，我党在山东共计建立32个县政权，随着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扩大了抗日武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斗争，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7月31日 山东分局致电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请示和建议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工作。8月9日得到北方局批准，郭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朱瑞为书记。 　　8月9日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突然袭击驻莱芜北部雪野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后方机关，杀害干部、战士20多人的“雪野事件”，和围攻驻淄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3、4支队各一部达10余日，制造的“淄河事件”，与徐向前、朱瑞联名发出关于山纵整理及统战方针向北方局、中央的报告：“军事方面：山纵定于年底完成第一、第二两期整训3个主力团计划。第一期编为四支、二支、五支之另一部，六支、陇海支队。完成此计划主力应扩大到2.53万人；划分六个军区：一军区鲁南，二军区鲁西(泰东西在内)，三军区胶东，四军区冀鲁边(将来的包括胶济路北小清河分区)，五军区苏皖豫，六军区苏皖。普遍发动及壮大地方武装建立军区分区基干队，预计扩大一倍”。“统战方面：在敌‘扫荡’以来，我力量增强，信仰扩大，极利于我此时进行反磨擦，我正进行中。山东实力各派如东北军、沈鸿烈、秦启荣、新四师及各专员相互颇有倾轧。我们统战方针是打击秦，孤立并争取沈进步，继续巩固发展与东北军、张里元之关系，争取在蒙阴县野店的鲁南抗敌协会的李澄之等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8月上旬 听取朱瑞来山东分局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创造苏鲁皖区工作任务》报告后，做出《山东分局对今后工作的决定》，一致决定依托鲁南向苏皖发展，开展苏鲁皖抗日根据地工作，巩固鲁南阵地，全部掌握胶东、鲁北，扩大鲁西北、鲁西、鲁西南三面平原。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反对任何中途妥协投降，团结一切力量，彻底粉碎敌之扫荡。《决定》就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政权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8月10日、18日 《大众日报》连载《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之扫荡》一文，文章分析了反对日寇第一次扫荡鲁南的主要经验教训，及扫荡后山东形势的基本特点，部署了当前战争5项紧急动员工作。号召“全体山东同胞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少，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寇的残酷扫荡”。号召“全山东的将士们提高战斗力，提高胜利的自信心，誓死奋斗到底”。 　　8月23日 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由张经武率第1、3、4支队反击，连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迫使秦启荣率部逃窜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和胶济路以南地区。 　　9月10日 在山东分局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七大代表。分局决定郭洪涛参加会议期间，分局书记由朱瑞代理。大会开始时，作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当前面临的任务》的报告，讲了六方面问题：(一)我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阐述了相持阶段的特点和基本任务，“就是准备反攻力量，争取反攻的实现。因此，必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联合国际友人，反对国际敌人。”(二)研究“扫荡”战与反“扫荡”战中的问题，相持阶段战争的主要形式，归纳了7种战斗方式，指出相持阶段的到来，游击战争虽然更加残酷，但“依靠情报的来源，判断的正确，民众的帮助，军队灵活机动，指挥官智慧得宜，我们确实有办法对付”，使战争走向胜利。(三)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紧急任务：坚持抗战，反对中途投降；拥护抗日政府，反对任何伪政权；整理各游击支队，提高战斗力；广泛发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着重讲了抗日政府当前的主要工作：实行民主政治，采用民主集中的委员会制度；提倡艰苦奋斗作风，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实行敌后的财政经济政策，以粉碎敌人封锁，渡过难关。要大力发展农业、搞好春耕和秋收；发展手工业和家庭作坊，保护私人工商业，并发展合作事业；组织开展贸易，输出本地土货，输入必需品；取消苛捐杂税，创立统一的累进税；没收日寇汉奸财产，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等；抗日政府内部要厉行廉洁，实行平等生活费制度，建立预决算制度；允许各独立战区设立银行，发行地方纸币，与敌人的伪币作斗争，由我之银行办理低利贷款，以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抗战教育政策。设立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提倡社会教育，广设俱乐部，推广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抗日歌谣；创办各种报刊，通俗读物；开办义务小学教育，以抗日精神教育广大民众。镇压汉奸活动，瓦解伪军促其反正。积蓄敌占区的抗日力量。(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及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总结了山东统一战线的6个特点，提出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长期坚持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性，减少摩擦、精诚团结，共同发展山东游击战争；保卫与扩大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权，开展民众运动；再次提议山东国共两党互派代表，协商一切合作之问题，对顽固不化之顽固分子进行必要的反磨擦。(五)当前游击战争中党的建设，要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大量发展党、巩固党，加强干部党员的民族的阶级的教育。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在于“发现优秀人材，培养本地干部，培养学生干部、工农干部。要关心干部，帮助干部，团结干部，反对派别观念”。发扬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充分发挥党团的效能。“正确建立党政军民的关系，党政军民必须互相配合，协同动作以收合力之效”。(六)拥护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先要依靠报纸、会议普遍宣传七大的伟大意义，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把党的主张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变成民众的行动；第二是大量发展共产党员，使共产党变成群众性的伟大的党；第三是进行党内民主选举，把党内最优秀的干部和党员选为代表，各条战线要实行中央的路线，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 　　9月 接到115师转来冀鲁豫支队司令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的电报，得知湖西发生了“肃托”，但严重程度不清楚。山东分局发去急电，要求立即停止捕杀行动。 　　10月 准备与张经武率领由各区党委、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分别选出的参加“七大”的代表赴延安。此时又接到115师转来冀鲁豫支队司令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的第二封电报，才得知几百名干部被逮捕，很多干部被杀害。事态严重，山东军政委员会和分局迅速做出决定，“七大”山东代表团一行，绕道湖西，解决错误“肃托”问题。因苏鲁豫支队是115师所属部队，即电请罗荣桓一道去处理。在费县大炉等罗荣桓到后，星夜穿津浦铁路，过微山湖，前往单县。制止了严重的湖西“肃托”错误，释放了所有被捕同志。之后，率队离开单县，善后事宜由罗荣桓继续处理。 　　11月 率代表团到达晋东南武乡县，即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18集团军所在地。 　　1940年 　　年初 随聂荣臻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考察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2月 在北方局驻地，根据两年来山东统一战线的斗争经验，写出《山东统一战线中的斗争问题》一文，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文章首先论述了山东统一战线斗争的实质是抗日阵营内部各阶级、各阶层对于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主要表现于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及抗日人民的坚决抗日路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宁肯牺牲民族利益去向敌人妥协或准备投降敌人，保存自己阶级的利益。而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抗日愈坚决愈彻底，对中华民族、对无产阶级愈有利。我们同这些民族败类的斗争，实质上是民族的斗争”。文章总结了磨擦增减的规律性和反磨擦的规律性，对山东两年来所展开的磨擦与反磨擦形式进行了总结。政治方面：山东省政权斗争，比起河北省政权斗争更困难些，因为河北是我们捷足先登的地区，顽固分子在我们之后才来。在山东，顽固分子比我们先下手，然而不管斗争如何残酷，我们始终是坚持改造政权的方针，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根据山东的经验，建立抗日政权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旧专员、县长、区长逃跑，我们就派新的专员、县长、区长。二是在我军收复地区，重新建立民主政权。三是由民主自动驱逐反动政权，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四是民众不满顽固分子的反动政权，但一时又无法推翻它，民众就自动建立一个新的抗日民主政权，与顽固分子的政权相对抗，此即所谓双政权。这种双政权，有一县做一县，有一乡做一乡，有一区做一区。由此逐渐扩大，直至最后缩小与推翻反动政权。五是往敌占区委派县长、区长，在敌占区扩展我之范围与影响，缩小敌占区与敌之影响，逐渐收复敌占区。这五种办法，是我们过去取得政权的主要方法。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我们必须坚决进行反磨擦。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在我军占据优势的地区，坚决消灭顽固分子的政权；二是实行进步法令，树立民主政权的威信；三是动员民众力量，保卫民主政权，反对摧残、破坏、暗杀；四是实行行政人员兼任八路军军职的办法，求得八路军的合法保障。采取这四项办法，使我们取得的政权，有了保证。在军事方面：坚持八路军留在原地，能起到极大的抗日作用，同时坚持军队以机动为主，拒绝了顽固分子在一定地区的无理限制。最后，顽固分子又限制供应我军粮食、经费，企图以物质困难来威胁和困扰我军。我则坚持通过政权进行统筹统支，或组织募集委员会，以合理办法自动筹募。在民众动员方面：坚持保护抗日民众团体，反对顽固分子摧残抗日团体的反动、倒退行为。文章还就反磨擦战的方式方法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 　　10月 由于道路不通，直到1940年秋才通过同蒲路，经过晋西北根据地，历时一年，到达延安。 　　1941年 　　年初 根据1939年11月至1940年秋，历经一年对华北各根据地的考察，总结写成《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 　　在政治建设方面，文章就根据地政权性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组织机构，实行进步的社会政策及加强锄奸工作进行了阐述。晋察冀边区最高行政机关是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积极推动各级政权的民选运动，推动各级民意机关的建立，改革行政机构，与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现象做严厉的斗争；积极的组织民众，帮助和推动民众运动的发展，并实行改善民主的方法，调节各阶层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它成为边区人民，边区各阶层坚持团结抗战的核心和领导者”。“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具有新式的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它认真切实地、紧张有秩序地进行工作。虚心向民众学习，听取民众的意见，经常地检查工作。这些优良制度与工作作风是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现象”。“为了保障人权，必须规定：除个别特殊紧急情况外，非县政府不得逮捕犯人，非主任公署(或专署)不得枪毙犯人，逮捕和枪毙犯人，都需要证据确实，公开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必须实行进步的政策，贯彻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而且对少数民族予以优待。实行适当改善民生的政策，优待抗属和抚恤抗日烈士及伤员，对妇女儿童实行的保护政策，颁布婚姻法等，指出“这一切就是抗日敌后根据地政府已经和继续实行的社会进步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行，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条件”。 　　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加紧发展抗战所需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军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欢迎私人投资，并提倡手工业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应当积极保护并多方协助农民的生产。在商业上，应当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体制。在金融上，打击伪币的流通，建立地方银行，吸收法币，发行流通券。所有这些都是坚持敌后抗战所完全必要的。其次，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必须有利地调节敌后各阶级的关系，同时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废除杂税，征收统一累进税，减轻地租，减轻利息。再次，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抗日胜利的过程中，准备必要的条件对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文章就以上各方面政策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发展文化建设方面，指出“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政治觉悟，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最基本的任务之一”。欢迎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来抗日根据地上学，做事。给予文化工作者以广泛的研究、讨论、创作、出版的自由，并且热忱关切和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必须打破某些干部轻视自然科学的观点，积极开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共同解决自然科学理论上和应用上的各种问题，要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的运动，以推动生产事业，促进经济建设。健全教育机构是今后发展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当使干部懂得，如果不把革命后代的广大儿童，教育成为优良的革命公民，就不能建设新中国。学校教育工作应遵循：第一，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子弟，都有入学的机会。第二，必须注重教育实用科学。第三，各级学校的学制、课程必须正规化。第四，学生编制和组织应实行军事化，以适应敌后战争环境。 　　春至1942年2月 任七大代表学习班党支部书记。 　　1942年 　　2月 进入中央党校学习。2月1日，听取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所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6月8日 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参加在全党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10月19日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会议原定半个月，但是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会期一延再延，直到1943年1月14日闭幕，历时88天。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西北局系统党政军民学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共209人。中共中央为了具体指导这次大会，决定由任弼时驻会参与领导。 　　11月17日至18日 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把陕北和陕甘边说成是一个苏区，是“我们(指高岗等人)这些人创造的”；指责郭和陕北特委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说郭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企图把刘志丹等杀了，好当西北领袖；还编造出朱理治和郭洪涛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郭想当土皇帝”，甚至郭到山东工作后又搞宗派，在“湖西肃反”中继续杀人，等等。由于高岗蓄意歪曲事实并形成会议结论，造成西北苏区一些历史问题的长期争论。 　　12月12日 西北局作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除保留了1935年11月30日对戴季英、聂洪钧两人的处分外，其余全部撤销。重新解释了造成肃反的原因，并对朱、郭的错误重新作了处分决定。 　　12月 接到《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第二天，即向中央党校所在党支部书记张启龙谈了对陕北历史问题及对个人结论的保留意见。张启龙建议找党校校长彭真反映。彭真听了后，即与负责领导西北局工作的任弼时约好，直接向任弼时反映。郭提出了四条保留意见：“第一，高岗说陕北特委和我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党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第二，高岗说陕北和陕甘边是一个苏区，并说成是他们(指高岗等人)创造的，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苏区是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的。第三，高岗说我主持肃反，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不是肃反主持人，我是反对逮捕刘、高、张等红26军领导干部的。第四，高岗说朱理治同志和我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是不符合事实的；朱理治同志和我都赞成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同意程子华同志的建议，红15军团继续向南出击，调敌北移，以保卫陕北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对这些与事实不符的重大问题，我一直保留意见。此外，对高岗说我到山东工作后，又搞错误的‘湖西肃反’，继续杀人的问题也保留了个人意见。” 　　1943年 　　全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 　　4月23日至6月11日 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中旬 抗战胜利后，中央从延安和解放区抽调大批军队及干部奔赴东北开辟根据地，郭向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彭真提出请求去东北工作，很快得到批准。 　　9月下旬至年底 偕同妻子史秀芸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与公务员李志远、郭高奎从延安出发。往北经过故乡米脂，稍作逗留，告别乡亲后，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一路骑马步行，经丰镇、张家口、古北口到承德，坐上带篷布的火车到达阜新。第二天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处报到，任命为干部队政委，干部队有去东北工作的干部七八百人。因东北局准备迁到梅河口，即率队前往。 　　1946年 　　1月中旬 到达梅河口，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成立东满铁路管理局，由林枫(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分配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后兼护路军政委。东满铁路局后归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领导。 　　1月21日 东满铁路管理局在梅河口正式成立。管理范围包括：吉林至三棵树，吉林、梅河口至沈阳，吉林至图们、牡丹江，梅河口至四平、长春，梅河口至通化、辑安、临江。东满铁路管理局成立后，主要工作是恢复铁路运输支援前线战斗。 　　3月1日 东满铁路管理局从梅河口迁至图们。 　　4月18日 解放长春、吉林后，东满铁路管理局机关进驻长春。 　　4月28日 由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委派为中长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取代国民党的王竹亭，同时向中长铁路各分局派驻军事代表。 　　4月 率领机关部分人员随同总后勤部进驻长春。东北战场形势严峻，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精锐部队强攻四平，夺取长春。苏军撤走后剩下的全部是损坏严重的“死机车”，工作重点是抢修线路、机车，团结、教育、改造留用人员，恢复运输，支援四平战争，阻止敌人前进；紧急运输重要的工厂设备和日军仓库里的大批军械弹药；保障长春市民生活必需品运输。 　　5月19日至20日 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由长春撤至哈尔滨，与国民党形成沿松花江隔岸对峙局面。 　　5月20日 重新组建北满铁路管理局，任政治委员，局长陈大凡。该局下属绥化铁路分局、中长铁路牡丹江分局(中长四分局)、新站铁路分局(不久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三个分局。东北铁路总局成立时，北满铁路管理局撤销，其所属分局直属总局领导。 　　5月28日 随全部留守人员撤离梅河口，到了吉林。 　　6月1日 恢复了滨江至一面坡、滨江至昂昂溪、滨江至绥化间的旅客运输。 　　7月10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解决由于管理不善，铁路秩序紊乱等问题，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郭为专任副局长，陈云兼任局长、政委，李富春、陈正人兼任副政委，吕正操兼任副局长。总局统一领导东北铁路各项工作。 　　7月25日 正式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下辖东满铁路管理局、西满铁路管理局和绥化、牡丹江、新站、林口、通化分局。至7月末，总局管辖的铁路里程达5300多公里。总局首先抓的工作是整顿运输秩序，恢复运输生产，惩处破坏铁路秩序的不法分子；第二件事是健全规章制度。 　　8月 总局成立后撤销北满铁路管理局，成立哈尔滨铁路管理局。 　　10月1日 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撤销设在图们的东满铁路管理局，成立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兼任政委，陈大凡兼任局长。牡丹江铁路管理局的建立，恢复了黑龙江、吉林两省东部的铁路运输，支援了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解放战争。 　　10月 与刘亚楼、叶季壮到绥芬河同苏联代表商谈贸易。我方用苏联急需的小麦、大豆换取苏方的军用物资和棉花、布匹等，以保证解放区军民必需品的供应。对苏贸易运输工作到1947年春全部结束。运输了100吨的出口粮食和相应的进口物资。以后发展为对苏商贸关系，交易量逐年增加。 　　冬 为改善煤炭供应，解决机车用煤和发电、供暖需要，去鹤岗矿务局帮助工作。在鹤岗全矿彻底进行了民主改革，深入开展反把头斗争，处决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反动把头，人心大快。精减了非生产人员800多人，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经过整顿，煤矿的生产和供应形势大为好转。 　　1947年 　　1月1日 出席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召开模范工作者发奖大会并讲话。 　　1月 回哈尔滨东北铁路总局仍任副总局长。 　　2月 我军准备发动夏季攻势，为此，陈云领导召开总局党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干部政策、集体领导、整顿铁路以及民主改革等问题。此后，总局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吕正操任总局长，余光生仍任第二总局长，郭与黄逸峰和陈大凡任副总局长，分管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总局下设齐齐哈尔、牡丹江、哈尔滨三个铁路管理局。 　　3月 总结了《鹤岗煤矿整理人事的经验》，并在中共东北局刊物《群众》杂志发表。鹤岗煤矿进行了整理人事，实行定员，使劳动组织合理化；改造了领导成分，把不适合矿山劳动的人调到其他岗位；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废除了把头制度，大大调动了工人积极性。 　　下半年 与驻朝鲜办事处的朱理治参加东北局派出的以伍修权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朝鲜，负责同朝方谈判铁路联运问题。访朝期间，金日成接见了代表团。 　　1948年 　　4月至5月 到吉林接管铁路，组建新的铁路局。吉林铁路局成立后，首先是集中人力物力抢修线路，支援围攻长春前线的军事运输。东北解放战争中，吉林铁路局运送了我军10多万部队和大批军火及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我军的战斗。 　　9月1日 东北铁路总局第202号命令决定，将牡丹江，通化铁路管理局与吉林铁路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吉林铁路管理局，兼代局长。 　　9月22日 东北解放区从5月3日开始，在北安至黑河、墨尔根至黑河等铁路沿线搜集铁路器材，至当日结束。共收集钢轨399公里，机车32台，货车375辆，客车32辆，以及通信、信号、给水等器材。这些器材多数运至关内用于抢修铁路，以支援解放全国战争。 　　9月28日 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在给东北铁路总局的电报中，表扬了铁路员工在困难条件下，顺利地完成了军运任务。 　　10月21日 召集运输和检修部门主任会议，动员和贯彻乘务负责制(包车制)。 　　11月20日 出席吉林铁路局召开的奖励模范大会并讲话。讲话指出：“召开奖励优秀员工大会的重大意义：使模范能够更前进一步，担负更重大的工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并指出了这些模范的特点：“第一，本人思想进步，政治觉悟高。第二，工作态度好，对工作比家事还重视，路局给的任务不但完成，而且还要做得好。第三，不仅自己做好工作，还起带头作用；一个人觉悟了以后，就把大家领导起来。第四，能向阻碍前进的旧的东西进行斗争，并且能赢得胜利。”号召全体员工“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 　　12月19日 郭夫人史秀芸，因积劳成疾，患心脏病不治，于晚8时零6分，在吉林铁路局住宅病逝，时年32岁。史于1935年1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青年妇女部部长，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长，延安市委组织部长，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主任，苏鲁豫皖边区妇女部长，中共山东第一(亦称大鲁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会长，全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委员。1937年5月，出席了在延安举行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出席了党的七大。 　　12月21日 吉林各界和铁路职工千余人在吉林铁路局俱乐部举行史秀芸追悼大会。由治丧委员会蔡明远主任介绍史秀芸革命经历，吉林省委妇女部长危秀英致悼词，郭亲自发表了追悼讲话，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最后由吉铁党委组织部长吴冶山宣读了东北铁路总局党委给郭的唁电。会后灵柩由东站运往哈尔滨，安葬于哈尔滨革命烈士公墓。 　　1949年 　　2月上旬 得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向陈云提出去北平工作的请求。几天后，接到东北局通知后前往北平。 　　2月22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电令，在北平成立平津铁路管理局，任局长，中共平津铁路管理局委员会同时成立，任书记。 　　2月24日 主持召开全路局第一次运输工作会议，主要解决统一调度，实行计划运输问题。为了尽早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确定军运第一，工程材料第二，煤粮运输第三，客货运输第四的顺序。讲解了运输工作的五个基本原则：(一)保证完成运输任务；(二)保证运输安全；(三)保证准确；(四)在安全基础上争取迅速，逐步提高效率；(五)合乎经济的原则。此外还就运输计划、统一调度、机车客车配属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3月7日 主持召开全路局第一次机务工作会议，决定进行全路40天的机车负责制教育。 　　3月25日 在第一列列车上开路压道，迎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从高碑店乘坐铁路专列进入北平，到清华园车站下车。 　　4月8日 参加军委铁道部在北平首次召开全国铁路运输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保证迅速运送解放军南下，以支援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会议按照军事运输的需要，制定新的运输计划。会议要求组织固定直通军运列车，统一调拨军运车辆，组织全部力量，保证完成军运任务。 　　4月12日 主持召开站长会议。布置整理站务和大军南下繁重的军运任务。首先总结了管理局成立以来，3月份完成货运1089000吨，超过了预订的百万吨计划。4月份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军运，需要特别努力，提高运输效率。接着讲了运输问题，必须建立调度负责制、段站负责制、列车乘务员负责制等各种必要制度，以及军运问题，改变劳动态度及作风等各项具体事宜。希望代表们抱着“兴家立业”的思想与作风，努力克服困难，彻底实行负责制，为完成任务而努力。 　　4月21日 在平津铁路局职工代表座谈会上讲话。首先明确当前的形势，国共谈判破裂，我百万大军即将南下解放全中国，目前仍处在战争环境中。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工资及福利、调整人事、企业化问题、管理民主化、上班生产与下班学习、业务改造等问题的详细方案，供大家讨论，形成决议后执行。在4月20日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和李立三到会并分别讲话。 　　4月 在天津、北平、丰台等站组织开行军列，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 　　5月1日 平津铁路与东北铁路相互实行旅客及行李包裹直通运输。北平至沈阳间开行直通旅客列车。 　　5月6日 平津铁路管理局由北平迁至天津，仍任书记、局长。 　　5月14日 与副局长刘建章传令嘉奖，“本局在接管期间，所有恢复交通，恢复生产，保护器材工具，献交公物，积极参加清点等工作之员工经群众评定有功者二百三十六人，团体三个特予传令嘉奖”。 　　5月19日 为处理重大事故案件，局务会议决定成立员工奖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5月 为平津铁路局《铁路职工报》创刊题写了报头。该报由平津铁路职工总会筹委会主办。负责人章洛。初期为四开二版，五日刊，后改为四开四版，发行量3000多份。 　　6月20日 平津铁路管理局、局党委会和局总工会筹备会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平津铁路管理局召开的路局党、政、工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开展生产节约立功运动》的报告。首先讲了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是为了发展与繁荣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巩固既得成绩，克服缺点，把工作提高一步。号召大家学习东北铁路职工的精神，他们苦干了3年直到1948年底沈阳解放后工资才提高一点。通过开展节约立功运动可以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造成“刻苦兴家”的作风，并且要贯彻铁路民主化管理的方针，号召全路为完成下半年800万吨运输任务而奋斗。 　　6月下旬 针对开展生产节约立功运动讨论中的一些问题，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发言。“生产节约是一件事的两面：一面发展生产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一面要节约以节省原料降低成本。节约不只是消极的，从节省出来的原料增加生产就是积极的”。“必须认识到只有在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发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一切详细、具体、正确的指示、条例、规程、办法以及立功标准等等，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只有从实际中才能完备、充实起来”。特别指出“生产节约运动是全路今后经常性的工作，而不是突击运动”。此外还讲了集中领导与分工负责问题，与其他工作的配合问题。最后讲了团结问题，提出把“互相帮助，互相进步，互相联系，互相商量。先进的帮助落后的，有技术的教育无技术的”，作为全路五万职工团结的目标。 　　7月4日 召开工务会议，布置了全路群众性的护养路工作。 　　7月24日 平津局成立生产节约立功委员会，任主任。 　　夏 在天津与铁路医院赵淑媛结婚。赵是中共党员，后任北京友谊医院眼科主任大夫。 　　9月3日 召开平津局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调整工资问题和贯彻执行民主化管理问题。经过一天的思想动员，半天的小组讨论，最终通过了评资的具体实施方案。 　　平津局发布了《全路各现场单位速即成立管理委员会》命令，下达了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 　　9月29日 鉴于北平改为北京，铁道部决定将平津铁路管理局改名为天津铁路管理局，仍任局长，中共平津铁路管理局委员会、政治部改名为中共天津铁路管理局委员会，任党委书记。 　　10月1日 参加开国大典。 　　10月4日 向铁道部报告了天津铁路管理局关于第二次职工代表会议的情况。(一)职工们政治觉悟提高了，一致认为应以节衣缩食，发展生产为重；(二)充分发挥了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沟通了上下级关系；(四)招待工作做得好。此外，在会议上把上次职工代表大会六项决定的执行情况作了一次检查报告，对于发扬民主，沟通上下级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10月16日 发出坚持列车正点运行，消灭恶性事故的号召。 　　11月5日至13日 召开第三次工务会议，其中用了四天时间对“新养路法”进行了讲解、讨论、参观学习，为明年全面实行养路负责制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11月7日 召开机务会议。重点布置提高机车、机电检修质量，调整了机务段的组织。 　　11月24日 在天津铁路职工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对天津局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接着讲了铁路的特点“铁路是极其复杂的，包括机械、土木、电务、运输等各种不同性质的部门综合起来的一种交通企业。由于铁路复杂的综合性，是长蛇阵式的企业，就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分工、有高度的集中和统一。否则，不仅在工作上互相牵制、并且会造成行车上的各种事故、使国家财产及人民生命招致重大损失”。一年来采取了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铁路整理和改造工作，在每一时期抓住中心环节，用全力去搞好，以推动全盘工作的发展。铁路的总任务就是提高运输力，完成国家给我们的运输任务，特别是为了支援前线，必须首先完成军运任务，这是全路各个业务部门的努力奋斗的总目标。报告还初步总结了在生产计划、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以及贯彻民主化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相信全体职工今后一定能够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地学习苏联、学习东北、学习我们1949年的经验；学习管理、学习技术、变成内行；巩固成绩、克服缺点，做到大量运输，减低成本、办好人民铁路，以迎接1950年的铁路运输任务”。 　　11月26日 和路局其他领导就首届职工代表大会上各地职工代表的提案予以答复，对运输、工务、机务、电务、人事、材料、财务、公安、总务、办公室、卫生等方面60多个提案的解决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12月2日 毛泽东率代表团从北京乘坐专列出访苏联，随车添乘。行程6天，安全抵达满洲里。代表团换乘前苏联专列前往莫斯科。 　　12月16日 参加铁道部全国铁路局长会议，讨论铁道部1950年工作计划。 　　本年 天津铁路管理局管辖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和北京五个分局。铁路管理局及所属分局以恢复运输为中心，狠抓车站的维修工作，整顿站容站貌；狠抓同一运输调度，整理车站作业，维修线路，业余义务养路和机车车辆的“死车复活”等项工作，经过艰苦努力，迅速地恢复了铁路运输。在业务工作方面是以中长铁路的经验并结合天津铁路局的具体实际为指导方针。解决政治与业务之间的矛盾。为此，每天上班除值班人员外，其他人员学习两个小时的技术规程，以王羽翼副局长为首组织8个工程师，编写了一套技术管理规程的学习材料，亲自主持正、副处长以上干部的考试。 　　本年 推行负责制，总结负责制的类型：一定的人对一定的机器负责、一定的人对一定的生产范围负责、一个工人小组内部分工负责制、对于一个工序作业范围内各个单位作业的分工负责制、一定的人对一定的工作范围负责、验收负责制、工具负责制、材料负责制、专业化的工作负责制以及后又建立的减低成本的负责制。 　　1950年 　　1月4日 召开第三次车务会议，制定了技术作业标准和超额奖励办法草案；经过群众讨论后，评定了劳模典型并分别予以奖励；推广了典型工作经验。 　　1月21日 天津铁路局在天津宁园隆重召开了庆功大会，出席会议的有特等功臣和一等功臣8名，二等功臣24名，三等功臣71名，小功者121名及职工代表和来宾近两千人。在会上布置了全局1950年工作计划，就工作方针、运输任务、全路修复和改善工程计划、营业计划预算等作了说明。 　　1月25日 在庆功大会闭幕式上做总结报告，再一次强调了要把1950年的工作计划变成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计划贯彻下去，要使它在群众中生根。对功臣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有五个特点：思想觉悟高，忠实朴素，能团结人，很谦虚，善于钻研。功臣对铁路建设事业的作用有三点：典型示范作用、带头作用、骨干和核心作用。号召大家要向功臣们学习努力赶上他们，争取明年的庆功大会来更多的人参加。 　　3月8日 在天津区工会召开的妇女代表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各单位注意培养女车长、女站长、女工匠、女司机。 　　4月27日 在天津铁路局职工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的报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中国人民赢得胜利以后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提高铁路运输完成国家给我们的运输任务不仅是铁路为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经济任务，而且是巩固国家政权的一个政治上的首要任务”。为了纪念五一，响应全总和天津市委的号召，从五月一日起，全路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标准问题。因为有了标准，大家就有一个奋斗目标。在运动中又不断创造新的标准，修正旧的标准，这样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没有标准的应该在运动中创造和制定标准。在提高效能的同时，必须照顾到减低成本，必须把快与稳，质与量，生产与节约正确结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二)奖励问题。为了提高生产率，达到并超过各种生产标准，就必须贯彻中央“公私兼顾”政策。要提倡职工劳动积极性，着重在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智慧。全路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这项运动，提高铁路的运转效能，减低成本，而要把这个运动更广泛的开展与坚持下去，必须给职工以一定的利益，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上。因此全路要普遍推行超额奖励制度。(三)领导问题。依靠管委会领导创造新纪录，讨论各种标准定额和超额奖励办法，启发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组织生产竞赛，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和推广经验，及时奖励模范生产者等等，是管委会的头等重要任务。古语说得好，“熟能生巧”熟者学习之谓也，生者，创造也，巧者，新纪录是也，这四个字合起来就是要努力学习才能有创造新纪录的结果。总之，要用全力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并把它坚持下去。 　　5月12日 发布关于限期执行工矿企业普查工作依限填报的局令。全国工矿企业普查是当前头等重要工作，为具体了解全国工矿企业的基本情况，作为恢复和发展工矿的依据，调查务要正确，不可马虎大意。 　　5月25日 发布局令，为发挥全体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在铁道部尚未正式颁布各项技术作业标准及奖励办法以前，根据本路需要，特先制定本路运、机、工、电、材各部门作业标准及奖励试行办法草案，一面呈部审核批准，一面继续征求职工意见，以便修正补充。本草案自5月1日起施行。 　　6月10日 在天津局扩大局务会议上作了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经验的初步总结报告。创造新纪录运动已经迅速开展起来，掀起群众性的生产热潮，推动了全路的工作。特别是各种作业标准有了显著提高，5月份平均每日装车超过任务10％，发送吨数超过16％，周转率、技术速度、停站时间、中转时间等都创造了自管理局成立以来的新纪录。接着详细分析了创造新纪录的原因，最后指出了存在的一些偏向和缺点，希望大家在6月份工作中加以纠正，使这个运动稳步前进。 　　7月4日 天津铁路局党政工团作出《在全局开展模范机车队运动》的决定，决定在全局各主要厂、段深入贯彻经济核算制。 　　10月25日 全国机车旗帜——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李永倡议开展超轴运动。首次运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 　　11月2日 在天津铁路局成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任主任。在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铁路职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坚守岗位，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斗争。 　　本年 天津铁路局火车头体育协会成立，任会长。 　　1951年 　　1月30日 参加铁道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管理局长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当前形势下，怎样更好地组织与发挥铁路本身的潜在能力，更有计划地掌握货源，使全国铁路运输生产工作提高一步。会议决定，继续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加强计划运输和平衡运输，重点推行经济核算制。会议特别要求东北铁路各局和天津铁路管理局年内择定地区或单位实行经济核算制，其他各局则重点试行，准备两年内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 　　2月22日 批准由德县机务段段长马海富带队，天津、古冶、沧县等机务段组成的第一批机车乘务员赴朝。 　　3月1日 天津铁路局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为建立各厂、段经济核算制而斗争》的报告，大会决定在全局各主要厂、段深入贯彻经济核算制。 　　5月21日 主持召开天津铁路局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全局从6月1日起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到会作指示。 　　6月 天津铁路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郭洪涛等所著《人民铁路的经济核算制》一书，总结了天津铁路管理局试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讲述了铁路经济核算的特点；管理局和分局的生产财务计划；铁道部现行运输成本计算方法；中长路运输成本计算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盈余为国家积累财富；企业奖励基金制；厂、段的经济核算制；关于工时定额查定问题和关于材料消费定额查定问题。推行经济核算制首先是搞定量、定质、定工、定料和定资，这“五定”工作。实践证明，完整的经济核算制，应包括下列七个内容：(一)经过查定，实行科学的定额管理制度，这是经济核算制的前提。(二)编制生产财务计划，实行计划管理制度，这是经济核算制的关键。(三)建立独立经营制度，加强各厂、段领导干部的责任心。(四)实行成本管理，建立成本分析制度，以降低成本，这是经济核算制的目的。(五)实行流动资金的管理，建立流动资金活动的分析制，以加强流动资金的周转，这是经济核算制的重要内容。(六)依靠群众实行小组经济核算，开展群众性的降低成本的运动。(七)逐步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企业奖励基金制度。 　　7月20日 天津铁路局召开大会，欢送300名职工志愿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朝鲜人民访华团金仁春副团长到会讲话。 　　7月25日 天津铁路局召开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在会上与副局长刘建章分别作了实行经济核算制、实行新工资制的报告。大会决定在全局实行经济核算和新工资制。 　　8月9日 铁道部决定自9月1日起将天津、太原局合并为天津铁路局，任局长。下设天津、北京、张家口、石家庄、太原、临汾6个分局。临汾分局10月撤销并入太原分局。 　　9月4日 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仍任合并后的天津铁路管理局党委书记。 　　10月21日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天津铁路局核定资金工作的初步经验》一文，讲述了天津铁路局如何发动群众做好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包括清理流动资产，核定流动资金和清理固定资产，核定固定资金的工作；并对积压的资产制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10月25日 天津铁路局抗美援朝委员会公布，全局有577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立功671次。 　　至10月底 带领天津铁路局广大职工，加倍努力搞好运输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全局职工、家属，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共捐献战斗机3架，人民币46亿9千多万元(旧币)。 　　1952年 　　8月4日 撰写《天津铁路管理局生产改革的初步经验》。文章阐述了天津铁路管理局在华北局和铁道部的领导下，在民主改革的同时进行的生产改革，以达到更快恢复运输，支援南下大军，支援前线战争胜利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的基本过程；推行负责制；经济核算制的推行；推行先进工作方法；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工资福利的改革。 　　关于推行先进工作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七种类型：有节奏地按照生产图表进行生产；改进设备以提高生产方法；改进工具的方法；改进操纵技术提高生产；倡导一个工人学会两种以上的技术；改进生产作业过程和改进劳动组织；改善工作方法、加强计划性的办法，提高生产效能。为了保证先进工作的质量，验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天津铁路局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总的目的是发展生产。通过各种不同改革，达到各种不同的具体目的：(一)实行职工自觉地负责制，达到消灭无人负责的目的；(二)实行以计划运输和贯彻成本核算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核算制，达到消灭运输的无政府状态、不计盈亏、不计成本的目的；(三)推行先进工作方法，实行技术改革，达到提高技术水平的目的；(四)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的竞赛运动，达到改变旧的劳动态度的目的；(五)实行按劳付酬的工资制度，达到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及逐步提高职工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目的。 　　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天津铁路局获得了铁道部1950年和1951年两次颁发的全国铁路优胜红旗。 　　8月7日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协助滕代远部长掌管综合性工作，包括计划局、财务局的工作。另外还分管劳动工资局、材料局、机务局、车辆局的工作。 　　1953年 　　年初 主持编制了1953年全路的生产财务计划，包括运输计划、财务计划、劳动工资计划、材料供应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等，以及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的技术组织措施计划。 　　组织部内主管部门分别核定有关定额和制定管理制度。在全路开展“满载、超轴、500公里”运动。即“货车要装满，机车要多拉、快跑，每昼夜走行500公里”。推广先进经验和先进工作方法。推行负责制。把学习和推广中长铁路的经验，作为一定时期营业铁路工作的方针。 　　6月16日 出席铁道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三年来铁路工作的成绩、缺点和错误。会议认为最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提出以学习与推广中长铁路经验为工作方针，订出具体计划和步骤，切实组织贯彻，因而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会议遵照毛泽东关于学习苏联的指示，确定今后三五年内以“切实贯彻学习与推广中长经验”为工作方针。邓小平到会讲话说，毛泽东号召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在铁路上具体的就是学习中长铁路经验。学习与推广中长铁路经验，必须抓住不放，并要订出具体的步骤和方法。邓小平还要求，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分散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加强集体领导，树立实事求是与贯彻到底的作风。 　　7月23日 就推行中长铁路稽核监察工作经验问题请示党组：“中长铁道稽核监察工作是全部中长铁路先进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苏联经验与中国人民铁路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对铁路生产财务工作有效的监管制度”。中长铁道稽核监察有成熟的工作条例，采用事先稽核，事后监察并重的方式，及有效的监察方法。经铁道部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们的共同研究，一致同意在铁道部建立稽核监察局的方案，并从1954年1月1日起在全国铁路逐步执行。 　　7月 根据1954年6月铁路工作会议上滕代远部长的结论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指示，编制《铁道部关于各单位学习原中长路局铁路管理知识的计划》。中长铁路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是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三五年内以中长铁路为学习的榜样，使铁路的经营管理工作达到原中长路的水平是铁道部和各管理局的重大任务。 　　8月4日 铁道部订出在职干部学习中长铁路经验的计划。从本年10月1日起，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学习中长铁路采用苏联先进经验的12项基本经验。铁道部要求各单位贯彻“学以致用”的方针，本着做什么学什么、各学有关部分的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订出学习计划和进度。 　　11月16日 在铁道部党委会上总结了第一期学习中长铁路的经验。学习班前后共去500余人，11月3日结束学习。主要学习经营管理和技术知识。学后提出改进措施，大致两年左右可达到中长铁路的水平。两年内要把现有干部在业务上提高一步，目前干部技术水平低，工人也是水平低。工人要在职学习，干部最好脱产学习。基本训练要坚持，干部训练要有全盘计划，经营管理要有具体措施，技术改进也必须有计划安排。再就是机车车辆的机件互换制要搞起来，将来要专业化。此外还总结了劳动工资、计划问题、财务会计、监察、决算审查等方面的收获。 　　1954年 　　年初 主持编制了1954年全路的生产财务计划。 　　3月12日 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学习和推广中长铁路经验的决定》。 　　3月29日 出席铁道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53年的工作，并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目前铁路的基本情况，确定了今后铁路的基本任务。会议指出：必须按照苏联社会主义铁路的先进标准，对中国铁路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必须经常重视铁路固定资产的养护维修工作，保持铁路技术设备的良好状态；必须修筑新铁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把国家更多的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必须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充分发挥设备的潜在能力；必须培养掌握新技术的大批干部，并团结、教育、改造原有技术人员，以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赶上苏联铁路现有的先进技术水平，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会议还讨论了1954年工作计划和完成计划的措施。 　　5月21日 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决算审查会议，主持审查了北京铁路管理局和哈尔滨铁路管理局1953年度决算和1954年度第一季度运输工作。这是铁道部学习中长铁路经验后，第一次组织对铁路局决算的审查。 　　6月9日 根据铁道部《关于进一步学习和推广中长铁路经验的决定》，带领第一批干部学习团，到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学习。参加学习的有北京、天津、锦州、郑州4个铁路管理局和部内6个局的领导干部，以5个月时间对中长铁路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实地考察和学习。 　　经过了编制生产财务计划、清产核资、制订新的会计制度、颁布经济核算制条例、训练计划、劳动工资、会计和统计人员、整顿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等工作后，有计划地推行了经济核算制。 　　推行决算审查制，定期全面审查生产财务计划完成情况。通过审查检查企业单位在计划期间是否完成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资材、降低成本和增加积累，这是克服缺点、改善经营管理、维护财务纪律、巩固经济核算制的有力武器。 　　在组织学习的方法上，采取了以块块为主，条条为辅，即以管理局为主，具体领导学习。使党、政、工会及各业务部门在推广中长铁路经验的工作中，认识一致，步调一致。通过学习提高了干部的管理水平，对于推动和提高全国铁路的经营管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9月 在学习贯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过程中铁道部党组召开了一个月的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部领导之间的团结。 　　11月7日 撰写《学习中长铁路经验的几个问题》。该文是率铁道部领导干部学习团，学习中长铁路经验总结的一部分。铁道部领导干部学习团以学习经营管理为主，学习技术为辅，在4个月的时间里学习了计划、财务会计、劳动工资等工作，用10天时间简略学习了劳动竞赛、集体合同、稽核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的知识，其余20天时间各业务部门分别进行了专业学习。 　　总结包括：对学习推广中长铁路经验的认识问题；各级管理机构的组织问题；关于计划工作、财务会计工作、计件工资等问题；关于工作方法、学习方法问题等。 　　年底 调离铁道部，到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工作，任副主任。分管铁路工作并协助王首道主任管综合工作。六办是国务院领导运输和通信各部(局)的办事机构。 　　1955年 　　3月至4月 参加中央在北京饭店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彭德怀和马明方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习仲勋、阎红彦、贾拓夫、马文瑞、张达志、刘景范、白治民等共20多人。 　　9月11日 接高长久信，就1934年清明时节在神堂沟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作了说明：“在会上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创造神府、葭吴、绥清、安定等苏区。会后特委各委员分别去各县帮助开展工作，特委印发了农民联合会、贫农会、赤卫队等简章。这次会议对于各地工作的推动作用确实是不小的”。 　　本年 陪同王首道去武汉考察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时任铁道部大桥局局长、负责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作的彭敏，采纳苏联专家建议，首次采用管柱法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和王首道都表示支持，对他的胆略深为钦佩。 　　1956年 　　2月5日 陪同王首道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运输与通信工作。汇报的主要内容，一是形势分析，二是发展规划，三是政策和措施建议。作为全国运输主力的铁路运输严重滞后，1956年末只有2.4万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仅有铁路0.25公里，牵引动力全部是蒸汽机车。1955年末全国公路通车里程为16.7万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仅有公路1.74公里，汽车全部是进口的。内河航道、港口大都处于自然状态，船舶老旧。航空运输还在起步阶段。管道运输是空白。邮电通信也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因此，当时我国的运输与通信事业是国民经济的“狭窄地带”。汇报强调交通先行的必要性。提出以铁路为重点，加快新线建设，要把西南、西北和全国的铁路线连接起来。继成都到重庆、宝鸡到成都铁路建成之后，需要建设兰州到新疆、包头到兰州、成都到昆明、重庆到贵阳、兰州到柴达木等铁路干线。提出要提高投资比重，加大投资力度。合理利用各种运输方式，加快技术改造，调动地方办交通的积极性等项措施。同时，要发挥水运的作用，加强船厂建设。 　　9月15日至21日 作为山西省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大会初步提出要求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正确规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 　　本年 考察西南、西北地区和福建新建的铁路。由于当时地质人员缺乏，修路任务紧急，资金投入限制等诸多因素制约，这些线路在设计施工方面存在一些缺陷，总结了经验教训。 　　1957年 　　6月 在中央书记处指导下，成立了审查郭洪涛申诉问题的小组。 　　年内 根据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张国坚参加我国政府代表团考察前苏联科学院综合运输问题研究所时，该院关于我国建立同类研究所的建议，与王首道、张国坚研究，决定筹办建立综合运输研究所。 　　年内 在参与领导国务院第六办公室机关的整风反右运动中，着重进行了对全体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领导干部的自我检查、对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批评和帮助，弄清思想，团结同志。除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给予了必要的党纪处分外，没有打成右派分子的党员和干部。 　　1958年 　　年初 国务院决定适当调整机构，国务院第三(主管重工业)、第四(主管轻工业)和第六办公室合并到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经委主管工业、交通年度生产，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计划的调整和组织实施，薄一波副总理兼任主任。郭洪涛任副主任，分管交通工作。不久，又增管煤炭生产工作。除处理日常工作外，薄一波还委托郭洪涛负责主持每周一次的委办公会议。 　　9月至10月 沿京广铁路考察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交通运输状况，写出了10余篇调查报告。 　　9月27日 写出《路港协作的一个先进范例》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汉口港江岸作业区大搞装卸协作，快装快卸，消灭了堵塞现象，加快了车船周转的先进范例。 　　9月28日 写山《认真解决工厂内部的运输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与武钢主管生产和运输的领导以及铁路的领导座谈，解决了武钢压车和加速车辆周转问题。 　　同日 写出调查报告《运输部门应以本业为主》，批评了铁路、公路、水运、造船等部门妨碍本行业务，调人炼铁的做法。 　　10月1日 写出调查报告《努力缩短船舶在港停泊时间》，与湖南省委李瑞山及交通厅达成共识，合理组织劳动力，提高装卸效率，运力提高50％—70％。 　　10月8日 写出调查报告《基层单位的领导应抓住运输上的中心环节》，分析了郑州铁路局南段线路经常发生堵塞的原因，指示路局领导派得力干部到基层指导协助工作。 　　同日 写出调查报告《搞好铁路沿线中小车站装卸工作的正确途径》，总结了石家庄附近的柳辛庄车站货物装卸工作交由当地农业社办理的情况，指出“柳辛庄的经验适应了铁路货物装卸量不均衡和不断增长的需要，是搞好铁路沿线中小车站装卸工作的正确途径”。推广这个经验后，仅京广沿线车站就用了4000多农民作装卸工，铁路上相应减少了4000多固定装卸工人，提高了效益。 　　11月19日 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解决扩大铁路运力的方案，主要措施是，增加双线、延长股道、增加直达列车、改进装卸方法、开行合并列车，周恩来总理同意这些意见，由国家经委会同铁道部组织实施。 　　11月28日至12月10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期间中央监委副书记刘澜涛在武昌召集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郭洪涛的申诉和中央监委的审查意见稿。参加会议的有安子文、王从吾、马明方，贾拓夫、习仲勋、王首道、程子华、马文瑞、张达志、陈正人等10人。在这次会上，对郭洪涛的问题重新作了结论。 　　本年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国家经委全力抓重点物资的运输，郭洪涛负责指挥调度。铁路干线把煤炭、矿石及其他冶炼材料的运输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优先保证其运输。水路、公路也全力保证重点物资运输。地方交通大搞“蚂蚁搬泰山”，木帆船、畜力车、人力车全部投入运输，有些地方甚至肩挑人背，全民办运输，保证钢产量翻番的需要。 　　1959年 　　1月30日 撰写《整顿哈尔滨铁路局运输工作的几项作法》，这是领导整顿哈尔滨铁路运输工作10天后写给国务院的工作报告。主要做了几项工作：发动群众；加强机车乘务员思想工作；统一集中全局的调度指挥；确保行车安全；控制到达绥化、哈尔滨车站的车辆；清理扣留在车站需要修理的货车等。报告中还提到“正和有关人员研究黑龙江省今年的铁路运量、运输能力、铁路技术改造，以及春融解冻时如何保证运输畅通等问题”。 　　3月 经与中国科学院郁文商量，同意成立综合运输研究所，建制归中国科学研究院，业务接受国家经委的领导。 　　春 在全国疲劳运输，设备损坏严重的情况下，国家经委成立了设备维修小组，郭任组长，王逢原任副组长。抓了三四个月，基本上扭转了交通系统设备失修的状况。 　　7月2日 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询问：“到底煤炭能生产出多少?铁路能运出多少?”为实事求是地摸清楚，找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决定调整煤矿的掘进和开采比例，将煤炭日产量由82万吨降为46万吨。研究的结果书面报告了周总理。 　　10月16日 马明方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洪涛同志在开会前几日，找我谈了两次话。其中说到高岗过去说他到陕北后，反对建立武装，反对创造苏区，反对进行土地改革，要我证明并在会上讲一下。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在我的口头发言中说明要创造苏区，要建立武装，要进行土地改革，洪涛同志和陕北特委的意见是一致的。在我的插话中也说过，清涧当时并未实行集体农庄”。 　　11月23日 中央监委经过反复调查核实，提出了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对郭申诉的几个问题做出了结论，调查核实及征求意见的有：崔田夫(陕北特委书记)、马明方(特委宣传部长、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高长久(特委委员)、马佩勋(红27军1团政委、后为特委后补委员)、白如冰(特委巡视员、后为特委后补委员)、慕纯农(团特委书记)、李铁轮(团特委书记、宣传部长)、李维汉(原中央组织部长)、王首道(原西北保卫局长)、阎红彦(红26军领导人之一)、王世泰(红26军3团团长)、霍维德(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景林(绥德县委书记)、李赤然(红27军1团政委)、马万里(红27军2团政委)、王兆相(红27军3团团长)、王达成(神府特派员)、郭文华(米东县委书记)、薛兰斌(安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怀德(2支队政委)、王子文(5支队队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艾楚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刘子义(4支队政委、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长)、李景膺(安定县委书记)、武开章(参加神府苏区领导工作)、吴居弟[现名吴志渊，赤原县(即安定西区)苏维埃政府秘书]、白志明(应发白子民——时任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误发给了白志明)、朱理治、程子华(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代表团)、贾拓夫(陕西省委委员)、马文瑞(陕北团特委书记)、李鹤邦(绥德县委工作)等，以上同志曾在陕北苏区工作过，有些还是当事人，给出了客观的证明。此外，中监委还征求了参加过高岗问题座谈会以及了解1942年西北高干会情况的很多同志的意见，核查后将《审查意见》报送党中央。 　　1960年 　　年初 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在国家经委受到“批判”，被指责对大跃进“吹冷风，泼冷水”。强调质量被认为是“错误”的，降低煤炭生产指标是“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等等。及至“文化大革命”后才平反。 　　4月30日 经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审核同意后，中央正式批准了中监委《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意见》指出：(一)关于郭洪涛同志在1935年陕北肃反事件中的责任问题。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这一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局长、陕北军委主席。郭洪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来看，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主持人，没有诬害刘、高的意图，逮捕张秀山同志他事先不知道，也不同意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当反革命处理。在肃反初期，郭说“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中央到达陕北不久，郭也向当时西北保卫局长王首道等同志表示过类似意见。根据以上情况，郭洪涛于1956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不是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二)关于郭洪涛同志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郭洪涛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当时做法如果有问题，也是属于如何迎接中央的方法问题。(三)关于郭洪涛同志在山东湖西肃反事件中的责任问题。罗荣桓等证实湖西肃反主要是由于湖边地委和区党委一些负责干部轻信了个别坏人的挑拨和采用了错误的逼供信方法造成的，并不是郭洪涛对本地干部采取宗派主义打击政策的结果。因此，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也应该修改。 　　7月 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不但设备不给了，轮毂也不再卖给我们。给周总理写报告，建议我们自己建设铁路轮毂厂。总理指定郭洪涛负责此事。经过各方面努力，在安徽马鞍山建成了一个轮毂厂，解决了铁路运输方面的一个大问题。 　　12月27日 在全国化工产品安全管理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这次化工、铁道、商业、公安四部和国家经委联合召开的化工产品安全管理座谈会，对于化工危险品的生产、包装、储存、经营、运输等安全管理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交流了经验，对制定的五个有关规章制度提了许多修改意见，待报送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实行。 　　1961年 　　8月7日 撰写《增加设备的同时要相应地增加修理力量》的工作报告，指出铁路相关部门在增加设备的同时，要逐步建立设备修理基地，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冬 受中央指派，与铁道部副部长余光生去哈尔滨处理铁路瘫痪问题。首先解决司机、司炉吃不饱饭的问题，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运输组织工作和物资供应工作。经两个多月工作，消除了哈尔滨铁路瘫痪状况。 　　1962年 　　春 在山西考察工作时，接到国家经委通知，遵照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去河南郑州、洛阳等城市，动员国有企业职工返乡，精减了200万职工。 　　1963年 　　夏 国家经委派工作组到沈阳进行调查研究后，向中央作汇报。刘少奇指示：要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以改善我国的工业组织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1964年 　　春 交通部提出试办长江航运托拉斯的初步方案，拟将长江水系(包括长江干流及各支流)所有的航运企业组织一个托拉斯。经与国家经委交通局研究，认为规模过于庞大，决定先试办长江干流的托拉斯。 　　4月至5月 为组建长江航运公司与交通部司长李清，国家经委交通局副局长雷汀和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金石等，从重庆顺江而下直至南京，分别与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有关领导交换了意见，协调各方面利益。之后又到上海征求意见，制订出组建长江航运公司的方案。 　　8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1964年内先试办12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9个，地区性的3个，交通部所属长江航运公司是地方性托拉斯之一。试办托拉斯是我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有益尝试，到“文化大革命”时，整个工业管理改革工作被迫停顿下来。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 在北京出席由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年 党中央决定：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战备。该项工作由国家经委负责，郭主管，建立了迁厂办公室。全国准备搬迁的工厂、学校和科研单位共4000余个。1964年第一批搬迁的有24个工厂，从1965年至1966年2月又分批搬迁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及配套的工厂。搬迁工厂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先后到天津、沈阳、上海等地，进行动员和协调工作，在有关部门和当地党政领导的配合下，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党中央批准的搬迁具体方案。 　　1965年 　　秋 患肝炎，遵医嘱在家静卧休息。 　　本年 党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工业、交通党委，薄一波任书记，国家经委党组成员和工交各部门党组书记为委员，薄一波指定郭和李开信负责日常工作。 　　1966年 　　2月1日 经多年调查研究，并征询了许多专家意见后，完成《铁路新线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文中总结了宝兰、兰新、鹰厦、宝成等线路的经验教训，提出在铁路建设中应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线路主要技术标准的选择；确定隧道的长短；解决路基大病害的；桥梁的基础深浅和孔径大小；车站的合理布点；线路设备的配套等问题。指出“正确总结和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使我们在今后不犯或少犯错误，更好地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 　　12月 “文化大革命”中，郭洪涛被打为“叛徒”，遭受造反派无端的、无休止的、侮辱人格的审问批斗。 　　1967年至1969年夏 　　国家经委军管期间被隔离审查，反复交代1927年冬在太原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审讯、判刑、坐牢和在狱中领导党支部活动，坚持对敌斗争以及刑满出狱后的经历，写“被捕问题”书面材料和其他外调材料等。接受院校红卫兵调查、被批斗。 　　1969年秋至1971年底 　　责令到河南西华县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在军管会和干校领导的控制下，继续遭受隔离审查并强制体力劳动。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并指定睡在门口。初去时，每天打扫厕所，后饲养13匹马，要喂草、打水、起圈、垫圈，劳动强度很大。期间，夫人赵淑媛到干校看望，晚上不允许留住，当天就被赶离干校。 　　1972年 　　1月 责令回京检查身体、治病养病，听候审查结论和处理。在京原住处被造反群众占据，只好暂居亲属家中。 　　1973年 　　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报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叛徒”罪名，被批斗，受到侮辱，强制体力劳动，扣发工资已经5年，1972年回家治病养病等候结论等情况。申诉了1927年冬在太原被反动当局逮捕后，审讯、判刑以及在狱中斗争的经过。并说明这一经历早已经党组织审查，没有任何问题。请求总理过问一下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已撤销，隶属国家计委)。这封信是请王震副总理转呈的。 　　1975年 　　国家计委党组作出了被捕坐牢期间不存在所谓“叛徒”问题的审查结论。从此获得解放，恢复组织生活。 　　1976年 　　任国家计委顾问。与同是计委顾问的程子华、马文瑞一道去东北作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 　　1977年 　　11月10日 撰写《关于铁路现代化的技术政策问题》一文，就铁路现代化的技术政策问题向有关领导提出的书面建议。包括铁路的机车、车辆的发展趋势、提高线路的载重量和行车速度、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快速旅客列车。 　　11月 在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就《关于交通运输改革问题》发言，对面临的需要改革的问题如工业改组问题、改革的计划问题、运力不足问题、工业布局综合平衡问题、港口能力不足问题以及基本折旧率等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1978年 　　2月15日 写信给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提出1960年4月30日经中央正式批准的中监委《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虽然就郭洪涛的历史问题重新做了结论，但由于文件下发的范围很小，党内知者少，党外更不得知，希望中央“一、将1960年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委对我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和1954年陈毅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节录，在适当范围内公布。二、允许我对1933年到1935年陕北党和我执行的路线问题继续保留意见。我将于今年内写出材料，提请中央审查”。 　　2月21日 撰写了《关于加快六大铁路干线电气化的建议》一文。这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并听取专家意见后提出的建议，对加快实现六大铁路干线电气化的必要性、采用电力机车的技术经济效果、六大铁路干线电气化改造的步骤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作了分析和论述。 　　2月24日至3月8日 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本次会议是全国政协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开13年以来首次召开的会议。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主持开幕式。全体委员列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华国锋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叶剑英主席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讨论了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 　　3月 国务院决定成立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任副主任(后为顾问)、党组副书记。主要负责运输、通信方面的工作，致力于促进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5月 率调查组对上海宝山钢铁厂交通运输和港口建设选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年中 在国家经委领导下，综合运输研究所恢复建制，负责分管该所工作，提出全国要以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等5种现代运输方式组成全国综合运输网。以铁路干线、海运、长江为主骨架，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相互连接的综合运输网。特别强调，在我国每一种运输方式，都不可能也不应该独自成网，而应该在服从综合运输网的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安排各自的发展规划。“这几种运输方式在综合运输网中要合理分工，各得其所，不仅在建设资金方面要注意安排适当的比例，而且要在经济发展上特别是在运输价格上，也应该按照有利于发展综合运输网的要求来加以调整和改革”。 　　8月 在全国合理运输经验交流会上作题为《大力开展合理运输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总结讲话，将会议上交流的经验，归纳10点：搞好工业的合理布局；大力组织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充分利用水运；积极制定大宗物资的合理流向图；铁路要大力组织直达列车；有计划地推广水泥、粮食等物资地散装运输；积极发展集装箱运输；大力解决统配煤矿以及其他采矿、伐木等行业的整列成组装车；充分发挥机关企业载重汽车潜力；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都要按经济区域调拨物资；大力推广外贸物资合理运输。讲稿在《综合运输》发表。 　　8月30日 撰写《改进远洋运输工作》一文，这是为国家经委党组起草的一份工作报告。我国对外关系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日益增加，远洋运输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到1978年7月底，我国远洋船舶达到460艘、754.7万载重吨。国轮承担的运输量占我方派船总运量的比重，由1965年的13.3％提高到72％，初步实现了周总理生前指示的基本改变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文章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改进意见：关于远洋运输分工问题，班轮问题，运价问题，港口装卸船顺序问题，集装箱运输问题，改善经营管理问题等。 　　10月19日 与马仪约请有关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对国家经委代拟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港口口岸组织领导的通知”初稿进行讨论。会上就初稿有关内容作了解释。根据讨论的情况，修改后即报国务院审批。11月25日，国务院将该通知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港口口岸工作领导小组：郭任组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敏、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局级办公室。 　　11月17日至12月15日 出访荷兰、西德、比利时，考察和了解荷兰鹿特丹港建设、港口整治、围海造田的经验，以及联邦德国莱茵河整治和发展航运的经验。荷兰、联邦德国、比利时都拥有世界大港。港口设备先进，经验多，管理也较好，可作为我港口建设和发展航运的借鉴。此行共考察了荷兰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布鲁特，联邦德国的汉堡、杜伊斯堡等6大港口；考察了荷兰的须德海和三角洲工程，联邦德国运河的部分河道和整治工程；以及三国的高速公路和交通控制中心，一些重大的水利和运输工程设施，如：比利时的隆库尔斜坡升船机，联邦德国的明登河道立体交叉工程，雷德尼兹渡槽和吕内堡升船机等。 　　12月16日 回国途经香港，当天下午、晚上，连续听取了招商局筹建“蛇口工业区”进展情况汇报。郭洪涛当即表示：“你们的规划很好，按中央的指示办吧。在广东划个特区的问题，向中央写个报告。你们这里可以作为交通部的技术后方，国内搞不了的在这里搞，国内培训不了的到这里培训，作为交通部的基地。”叶飞也表示：“同意你们这么办，我看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也符合部党组的具体安排的。”18日，与叶飞、曾生、招商局总经理金石会同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王全国等进一步商谈。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复。 　　12月21日 中央组织部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要点》转发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政工组)。 　　本年 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总编辑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交通编辑委员会，由24位专家组成，任主任，康振绪、高原任副主任，负责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卷。 　　本年 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铁道部提出关于加快铁路6大干线电气化改造的建议。京包、陇海、京广、京沈、哈大、津沪6大干线共长8000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17％，但负担的运量却占全国运量的40％。电气化改造工程在技术上是合理的，经济上是合算的。采用电力机车，既符合国家的能源政策，又节省燃料。而且电力机车具有启动快，爬坡能力强的优点，电阻制动性好，安全可靠。为此，建议国家计委召集财政、物资、水电、铁道等有关部门研究落实。所需材料，纳入国家物资供应计划；所需电力由水电部安排；电气化铁路的设计、施工队伍、改组工厂，增加电力机车的生产等项工作由铁道部负责。 　　1979年 　　年初 受国家计委、国家经委领导的委托，与国家计委副主任顾秀莲、综合局局长徐礼章负责编写1979年工业交通的发展规划。确定优先发展轻纺工业，加强农副产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稳定大局。 　　3月 在全国联运工作北京现场会议上发表题为《大力开展联合运输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好先行》的讲话。将会议上交流的经验，归纳成11条意见：明确开展联运工作的指导思想；按经济规律办联运，认真推行合同制；抓好大宗物资的联运工作；大力推广百杂货“一条龙”运输；在相邻城市之间建立对口汽车联运站；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扩大客票联售和零担联运业务；大力组织运输部门和厂矿之间的协作运输和抓好港口疏运工作；把组织铁路专用线共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和货运质量工作；制定与开展联运业务相适应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联运指挥系统等。 　　5月25日 接受《工人日报》记者的采访，指出交通运输部门是受林彪及“四人帮”疯狂破坏的重灾区，濒于瘫痪。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交通运输部门通过揭批斗争、整顿企业和认真学大庆，迅速扭转了停滞、倒退的局面。铁路、水运、公路部门绝大多数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新水平。目前，全国运输线路畅通，基本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对外贸易的需要。但是交通运输仍是当前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急需调整；在当前运量和运能不相适应的情况下，搞好煤、油等生产建设物资的运输是当务之急；运能和运量的矛盾要积极调整，充分挖潜。 　　6月 在运输经济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开展经济研究工作 克服运输薄弱环节》的讲话，针对当时我国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现状，就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分别就挖潜、革新、改造给予充分论述。 　　6月15日至7月2日 出席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是在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时期召开的，是政协成立30年来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泛的一次大会。新增补的110名委员中，有许多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才得到平反昭雪的革命老干部、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 　　7月12日 提出《关于铁路、交通、邮电三年技术改造的几点意见》上报国务院。就晋煤外运与主要运输干线的改造；关于云贵磷矿煤炭外运与西南两广运输通路的改造；关于兖州、徐州、两淮煤炭南运问题；提高沿海港口的吞吐和疏运能力；充分利用长江水运；保证国际旅游客运和通信；增加通信能力；改造资金来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9月21日 写信给李琦并转《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请求修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有关注释问题。指出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西北高干会上作了不合事实的结论，中央于1960年4月30日正式批准了中央监委1959年11月23日重新作的审查意见；1978年12月21日，中组部36号通知，又转发了“审查意见”，但广大党员和群众并不明白事实真相，特请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加以注释说明，以澄清事实，端正视听。 　　9月 对邮电部提出“调整新装市内电话安装费”的报告，经与国家经委交通局研究后认为：实行收取电话初装费的办法，可以缓解市话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加快市话建设，有利于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将报告批转各主管部门。 　　1980年 　　2月8日至3月4日 经国务院批准，由郭任代表团团长，交通部副部长陶琦、铁道部副部长王效斌、煤炭部副部长李奎生为副团长的中国交通运输代表团赴美国、日本考察。在美国重点考察了万吨重载列车运输煤炭的情况。认为美国采用重载列车运煤，效果很好，他们的许多做法和经验都值得研究采纳。在日本考察了东京、神户、大阪等地的港口和机车车辆制造企业，还考察了日本高速铁路、新干线的客运情况。通过考察，对如何加快我国港口建设和铁路客运的发展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一)建议以电力牵引作为我国铁路的发展方向。(二)引进美国大型货车的制造技术，在现有的货车基础上加以改造，组织重载列车的运行。(三)今后建设运量很大的煤炭或其他大宗货物的铁路时，建议按照开行重载列车的要求进行设计。 　　4月15日 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长远规划时就“关于煤炭的生产和运输问题”发言，对煤炭的生产和运输提出几点意见：煤炭是我国第一能源，煤炭的生产要搞好产运结合；要着重抓好煤炭建设的合理布局；增加原煤入洗比重；多建坑口电站；加强煤炭气化、液化和管道运输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交通运输的技术政策问题，提出的建议是：铁路牵引动力要向电气化发展；货车向大型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改造老线，建设新线，积极组织长大列车；改造煤矿、港口装卸车的设施；逐步推行运输的散装化和集装化；发展水路联运。 　　4月22日 完成中国交通运输代表团赴美考察报告《关于采用长大运煤列车的建议》，报告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美国采用长大列车运煤的经济效果大大高于普通货物列车。在铁路方面，他们十分重视货车改造，不断用新型货车代替旧型车。不断加强线路改造和会让站的改造。他们建设了适应长大列车要求的地面装车系统，现代化的煤港和高效的卸煤设备和储煤设备。(二)根据我国和美国铁路运输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提出如下建议，电力牵引应当成为发展方向：建议引进美国大型货车的制造技术，结合我国铁路情况，加快设计制造出我国的大型货车，为开行长大列车准备条件；新线建设按照开行长大列车的要求进行设计；旧线改造建议纳入10年规划，逐步按照开行长大列车的要求进行改造；煤矿装卸要建设一套高效率的地面装车系统；港口建设大型的、高效率的卸煤设备；逐步推行运输的散装化和集装化。(三)长大列车不仅适用于运煤，同样适应于运输粮食等大宗散装货物。推广长大列车是解决货运紧张的一条重要出路。 　　5月 根据国家计委编制10年(1981年至1990年)规划的统一部署，主持国家经委交通局会同国家计委交通局、国家建委交通局召开的编制交通、邮电10年规划的会议。铁道、交通、邮电、民航各部(局)以及煤炭、石油、化工、外贸等主要物资部门的领导出席。经过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共同研究拟订了《交通、邮电十年规划设想的要点》(初稿)。 　　6月20日 《交通、邮电十年规划设想的要点》(初稿)报送国家计委，并抄报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各副总理。 　　6月24日至27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领导用四个半天的时间听取了交通、邮电10年规划设想的汇报。在24日会上，首先汇报了交通、邮电的基本状况、10年规划的要点，重大技术政策，以及建议和要求。 　　10年规划中重点有12方面：一是提高煤炭外运能力；二是疏通云贵煤炭、磷矿石东运的通路；三是加快沿海港口的建设，提高吞吐能力；四是加快沿海铁路建设，改善铁路布局；五是重点改造和新建西北、西南铁路干线；六是开发利用长江水运；七是加强公路建设；八是发展民航运输；九是扭转客运的长期紧张局面；十是迅速改善通信紧张状况；十一是增加运输通信装备，扩大修造能力；十二是发展地方交通邮电事业。同时汇报了为解决这些重点问题，10年内分期建设的规模和重大项目以及需要采取的重大技术政策。在交通运输方面，要把电气化作为铁路机车牵引动力发展方向；铁路货车向大型化、专用化、标准化发展；内河航运要大力推广分节驳船运输方式；要充分利用水利；汽车要向大型化、拖挂化发展；要发展集装、散装、冷藏运输；飞机向大型化发展；积极研究煤炭的管道运输；进行长大列车运输(即两列串联运输)煤炭的试点。在邮电通信方面，要加快通信网建设，提高通信自动化水平；全国主要干线的架空明线改为中小同轴电缆为主的地下电缆网，逐步实现长途自动交换；国家通信网要以地下电缆为主、微波为辅，发展多种通信手段；对边远地区采用卫星通信和无线短波通信，市内电话主要发展纵横制交换机；适当引进程控电子交换机和制造电缆的新技术；并对原有机房进行挖潜改造，扩大容量；提高市话中继线复用率。 　　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一是交通、邮电的投资比重，在10年内需约占全国投资的17％—18％，如包括修建边防公路和买船买车贷款，则为20％左右。二是交通建设资金需要广辟来源。三是调整运价、资费和税率。四是改善工业布局。五是请各有关部门，按照要求及时提供主要物资的运量和流向资料，据以编制10年计划方案。 　　6月 由财政部、国家物价总局和邮电部联合发出通知，把公众市话网新装电话收取初装费，作为一项政策确定下来。 　　8月28日至9月12日 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致开幕词，副主席乌兰夫主持会议并致闭幕词。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经济上，要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法制。在组织上，要培养人才。会议听取了政协副主席许德珩作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11月 撰写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不包括陕甘边)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一文刊登于《山西文史资料》1981年第12辑。该文详细叙述了从1924年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先后派李子洲、魏野畴等在绥德第四师范和榆林中学开始建党活动，到1935年底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下寺湾一带与15军团胜利会师这一历史期间，陕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陕北党、团组织，创建陕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改革的革命史实。 　　1981年 　　年初 为《中国百科年鉴》而作《加强交通运输，当好四化先行》，文章指出当前运输工作中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所应采取的重大方针和技术组织措施。三个突出问题是：煤炭运输问题、港口问题、客运问题。解决问题所应采取的重大方针和技术组织措施是：继续发展合理运输和联合运输；继续推行集装化运输和散装化运输；把电气化作为机车牵引动力发展方向；内河航运要大力推广分节驳运输方式；煤炭试行大列车运输；汽车要向大型化发展；充分利用水运；搞好冷藏运输。 　　3月 与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铁道兵政委吕正操、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陪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赴大连、海城、葫芦岛、天津、上海、镇江、南京等地调查研究交通运输情况，并现场处理有关压港、压船、压车等问题。一同前往的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共50多人，为时40天。这次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的声势大，对各地的振动也很大，为解决疏港、疏路，以及如何从长远出发规划我国的交通运输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调研活动后还与彭德清共同提出整治南北大运河以及开发西江，形成西南通往广东和港澳的铁水联运大通道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采纳。 　　6月 答《中国新闻》记者问，就记者提出的关于解决交通运输薄弱环节所采取的措施，目前压船压货现状，及疏港工作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7月3日 在国家科委组织，会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召开的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研究课题计划会上发表《积极研究和制定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的讲话。再次呼吁要综合利用各种运输方式：逐步建立以铁路和江海运输为骨干的运输体系；把电气化作为铁路机车牵引动力发展方向；铁路货车应向大型化、专业化发展。在这次会上还建议选择大同至秦皇岛之间，进行大型货车运输方式的研究。 　　8月16日 写信给王云、齐心，就送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征求意见稿)谈了几点意见。“总的感觉，写的比较全面，一些情节符合当时实际，也很感人。但尚有一些问题，需同你们商榷一下”。着重谈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陕北(包括陕甘)根据地危机这一段。说明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由朱理治提名，未经批准)三人组成，是当时西北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说明1960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由于当时文件只发给本人及少数同志，后中组部于1978年12月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要点》转发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政工组)。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陕西、宁夏、甘肃等省也分别作了转发。 　　11月 发表《陕北烽火》，刊登在全国政协《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5期。文章就亲身经历和知道的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做一些片断的回忆。一、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创和高祁家洼子会议；二、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三、神堂沟会议与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四、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南下和红26军会合；五、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六、寺墕里会议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七、红27军的成立与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八、周家硷会议与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九、红25军到达陕北和15军团的成立；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1月28日至12月14日 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邓小平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体委员列席了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了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以及法律草案。 　　12月26日 出席国家经委、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轻工部、商业部、农业部、民航总局、供销合作总社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0个单位共同召开的电话会议，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春节旅客运输工作的通知》。在会上，作总结讲话，要求：各地春运领导小组要深入车站、港口、机场检查督促，帮助解决问题；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教育，搞好客运安全管理；禁止旅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禁止生产销售拉炮、摔炮、打火纸等；加强治安管理，保障旅客列车和国家财产的安全。 　　本年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以《解决当前交通被动局面的几项应急措施》为题发言，提出了15项解决交通被动局面的措施。 　　1982年 　　年初 国家经委决定成立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负责组建工作。 　　2月15日 在民航工作会议上讲话《祝民航事业取得更大胜利》。首先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航搞企业化，搞经济核算，有很大的进步。同时指出民航事业现在还不能满足需要，民航要解决经济效益问题，要搞技术改造，搞企业整顿，这要下一番功夫。 　　2月 《关于解决水路运输紧张问题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建议港口采用三种过驳方式解决水路运输紧张问题，即“水转水”过驳、“水转岸”过驳、“外档”过驳。还就京广线以东铁路建设的配套问题提出建议：一是对已建成的复线要加速配套；二是提高编组站的能力；三是加速采用电力和内燃机车，提高牵引能力。 　　3月9日 写信给薄一波，送去《革命史资料》第5期，其中有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不含陕甘边)，请抽暇一阅。 　　5月27日至28日 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成立大会。协会在国家经委领导下，由铁道、交通、邮电、民航、石油管道等部门共同组织。张劲夫和袁宝华到会讲了话。在会上报告了协会的筹备工作，并作了题为《我国交通运输现状与近期发展的展望》的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章程》；当选为协会会长。 　　6月3日 国家经委印发了协会成立大会的有关文件，包括协会章程，协会成员名单和郭洪涛的报告，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委(交委)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大力支持协会开展工作。 　　6月5日至27日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任中国交通运输代表团团长，对英国、瑞典的交通运输情况进行了考察。考察的重点是：铁路电气化，老港口、老铁路的技术改造，联合运输以及集装箱运输。英国运输部、瑞中贸易委员会和有关企业，对代表团给以热情接待，我驻英、驻瑞典大使馆给予了大力支持，保证了这次考察顺利进行。 　　6月16日 和新闻记者谈《交通战线广大职工三大主攻方向》。当时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三个：以山西煤炭外运为主的铁路运输；以沿海港口为枢纽的外贸进出口运输；急剧增长的旅客运输。1981年交通战线把这三个问题当作主攻方向，今年、明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内，这三个问题仍然是交通运输工作的主要矛盾，要努力加以解决。 　　6月20日 接薄一波回信：“洪涛同志：你写的《陕北烽火》直到今天我才粗读了一遍，因为我现被指定参与党史工作的某些专题的研究，我原来就选定过这个题目，我是想说明北方党指导下也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红军。同时我接触过某些同志想歪曲陕北苏区这段历史，我觉得不公平。现在你这篇文章写出来了，解决了大问题，对党史编撰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已将此文推荐给他们。具体事实我不清楚。但立论，你的论点，我认为是正确的!我对你这篇文章的意见请顺转贺晋年同志。” 　　7月15日 和《经济日报》记者谈《过驳，解决港口货物积压的一项有效措施》。过驳分为：“水转水”过驳、“水转岸”过驳和“外档”过驳三种方式。过驳所需投资比建码头省得多，而且见效快。为了迅速解决港口货物积压问题，在沿海港口普遍把这种有效措施实行起来才好。 　　7月27日 完成《中国交通运输代表团赴英国、瑞典考察报告》报送国务院。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关于铁路电气化，英国电气化铁路已达3718公里，占营业里程21％，承担全部铁路运量的40％。他们通过反复试验，采用玻璃纤维绝缘子和新式接触悬挂结构，使接触导线净空总高度由原来的763毫米，减至375毫米。使用3年，效果很好。英国的技术可以引进，但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使净空高度逐步降低，以加快我国铁路电气化的步伐。可以考虑引进目前我们还制造不了的大型货车部件制造技术，以加快大型货车的发展。英国铁路在20处电厂、煤矿间，港口、钢厂间，组织固定车底，循环运转，既减少了运用车，又加快了货物送达时间，值得我们学习。二、关于老港口的技术改造，通过考察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和费利克斯托等4个港口及瑞典最大海港哥德堡港，总结了这些港口的建设特点：一是建设专业化码头和货主自建码头，二是重视装卸设备的更新换代。建议在长远规划中安排好港口建设，对于老港口改造，应以开辟深水港区为主。对于老港口，通过改造靠泊中小型船舶，继续发挥作用。要修建专用码头，外贸、杂货运输要逐步实现集装箱化，也要逐步更换其他港口的陈旧设备。三、关于集装箱运输和联合运输，英国和瑞典两国对于零担杂货，都采取了集装箱运输方式，国家还对集装箱发展采取扶助政策。建议对联运和集装箱运输，一方面要普及，一方面要提高。 　　7月28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国交通运输现状与近期发展的展望》，首先分析了交通运输三个突出问题及形成原因，一是以山西为主包括河南、内蒙古、宁夏的煤炭外运能力严重不足；二是以沿海港口为枢纽的吞吐能力很不适应外贸进出口运输和国内运输的需要；三是不能适应急剧增长的旅客运输需要。提出治本的8项措施：加强铁路主要运煤干线的技术改造和新线建设；大力发展远洋、沿海和长江运输；开发建设西南交通通道；整治京杭大运河；铁路运输要向重载方向发展；汽车运输要向大型化、专业化发展；提高洗煤选矿比例，减少无效运输；发挥民航优势，挖掘空运潜力。提出治标的6项办法：积极组织货物分流；扩大列车编组，挖掘客运潜力；积极推广水上过驳作业；增加装卸船舶的作业舱口数；积极开展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的联运；大力抓好集装箱运输与散装化运输。 　　8月中旬 和铁道部副部长李轩到国务院与领导同志商谈建设大同至秦皇岛双线电气化重载列车铁路事宜。提出：建设一条重载列车运煤专线，开发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增加华东、东北等地区的煤炭供应，便利煤炭出口。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同意。 　　8月24日 国家经委副主任、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岳志坚和北京铁路局总工程师赴实地考察，历时一个多月，对大秦线路走向、晋北各煤矿的储量和产量以及建立集装点的可行性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召开的交通工作会议上，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提出建议：第一，进一步调整运输结构，要使运输布局与我国的能源结构、经济结构、工业布局相适应。第二，大力发展和充分利用水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三，继续组织货物分流和运输合理分工，要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行政干预，逐步解决多年来铁路运量过重的问题，使铁路腾出运力运输长途、大宗、重载物资。第四，狠抓技术改造，积极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抓紧进行电力机车牵引、自动闭塞、重型钢轨、大型货车等综合性先进技术和先进行车组织方法的技术攻关。采用新技术要有“迎头赶上”的精神，大胆利用买专利、引进关键部件、买样机、合作或合营生产等多种形式，学习和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第五，下决心把企业整顿好。关键是要调整好领导班子，提拔年富力强、有专业特长的“明白人”到重要岗位上来。加强全员培训，进行政治、文化、技术教育。要以提高运输效能和经济效益为中心，建立和加强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及业务、操作规程，并且严格贯彻执行。第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精神文明。运输业既是一个生产部门，又是一个联系千家万户的服务部门。要很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对外贸易和人民生活服务。各单位都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注重社会综合经济效益，部门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加强协作配合，为均衡运输创造条件。 　　9月1日至11日 作为国家机关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大会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推举邓小平为主任，薄一波等为副主任。 　　10月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找郭谈话，指示建立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这是一项重大决策，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和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求办好这件事。 　　11月23日 召集国家计委、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煤炭部领导，以及两委三部有关规划、设计、科研、基建单位领导和专家共同讨论的基础上，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铁道部名义，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设重载列车运煤专线》的请示报告。得到了国务院领导批准。 　　11月24日至12月11日 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并列席了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了宪法修改草案和彭真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以及赵紫阳总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2月4日 在给国家经委党组写的《关于扩大沿海、长江水运同铁路分流的意见》中提出：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京沈、津沪、东陇海和京广等铁路干线运输十分紧张。为了解决运力与需要的矛盾，必须进一步充分发挥水运作用，争取时间，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扩大沿海和长江水运能力，减轻铁路压力，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就扩大分流，提高运输能力提出了具体措施建议。 　　12月22日 国务院发布通知，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规划办公室的任务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统筹安排，制定经济区和基地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协调经济区和基地内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和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区和基地同全国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决定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两委，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四省(区)，煤炭、冶金、化工、水电、铁道、交通等六部的负责人组成，指定郭担任主任。规划办公室直属国务院，由国家计委代管。 　　规划范围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黄河以南地区、陕西省北部和河南省京广铁路以西地区，总面积51万平方公里，人口7400多万，辖市县旗229个。 　　本年 为了加速邮电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邮电部提出要求国家对邮电部实行优惠政策。经与财政部、邮电部领导研究后建议，对邮电部实行优惠政策，即盈利只上缴10％，非贸易外汇收入也上缴10％，这两部分收入的90％留给邮电部；在基建投资拨款改为贷款后，又给予邮电部只偿还本息10％的优惠。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对加速邮电通信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1983年 　　1月 经与有关部委和省区商定，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并经批准，确定了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成员和办公室下设综合、能源、交通、重化工四个局级组。后又增加咨询组、行政组。 　　2月至3月 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人员初步到位，首先在京听取了煤炭、铁道、交通、电力、化工、冶金等部门的情况介绍后，根据情况和意见，进行了综合研究。 　　3月24日 向国务院汇报《关于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建设和煤炭运输问题》国家确定建立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古准格尔、陕北和豫西等地区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大力发展煤、电、重化工，前景广阔，对全国经济促进作用巨大。汇报针对加速晋煤外运铁路、港口建设；巩固和提高晋煤的生产能力；山西能源基地的水源建设与煤、电、运、重化工同步发展三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建议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让基地内部的煤、电、运、水、重化工业五个环节，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良性循环，使基地经济迅速发展。此外，还就经济政策、技术政策、劳动政策、协作政策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3月 在京召开的交通运输协会第一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上，发表《共同努力开创交通运输的新局面》的讲话，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开创交通运输的新局面，必须依靠交通运输战线广大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技术改造。首先要做好规划，应当搞好货源货流的预测，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重点，统筹安排。运输布局要适应生产力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的需要，要综合利用各种运输方式，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如何利用水运，研究解决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晋煤外运问题，需要在山西北部和南部新建两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为了提高这两条运煤大干线的综合能力，煤矿、港口要统一规划，同步建设。加强水运建设，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快港口特别是沿海港口的建设。一是搞好老码头的技术改造，扩大港口吞吐能力。二是继续扩大水上过驳作业。三是积极利用中小港口减轻大港口的中转任务。四是提倡靠近沿海、沿江地区的厂矿企业和物资单位自建码头。同时，要多造船舶。在运输安排上，要坚持充分利用水运的方针，扩大水运分流，继续扩大铁路和海上联运。要加快发展集装箱运输，把基础打好。同时要确定有利于开展集装箱运输的方针政策，制定技术标淮，发展专用车船和装卸设备配套，建立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并制定合理的运价。联合运输工作，一要抓普及，二要抓提高。对于水泥、粮食等大宗物资的散装化运输，应适当发展专用车船和使用的装卸设备，建设必需的仓储设施，为推广大宗物资的散装运输积极创造条件。为适应旅客运输需要，铁路要扩大旅客列车的编组，延长客站股道以及增长客车和客运设施。从长远一点看，铁路上有些客运特别繁忙的区段应考虑修建专用客运铁路线。如北京至天津。至于公路、水运和民航的旅客运输，同样需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要从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有利于合理利用各种运输方式，有利于推广采用新兴的运输方式出发，总结我国交通运输价格的历史经验，探讨社会主义交通运输价格理论。要较大的提高运输能力，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是关键。发展什么，淘汰什么，必须明确。必须从实际出发，在运输结构、运输管理体制、运输组织工作、运输业的技术改造和运输价格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交通运输业发展道路。 　　本月 在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交通运输专题组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交通运输的布局和采用新技术问题》的讲话。首先讲了能源和交通，是这次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要抓的两个主要问题。煤炭准备翻一番，重点在山西、豫西、内蒙古准格尔、陕北。搞煤炭运输规划时，同时也要照顾到其他物资的运输和旅客运输。我国的工业布局大多在沿海，原料在西部，西部的原料运到沿海，加工后再运到西部，这个局面一时还改不过来；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东西向路网规划的重要。 　　能源运输问题，讲两点意见：一、交通运输的布局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水运，以发挥交通运输的综合经济效益。作为长远规划，旅客运输问题必须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二、要引进新技术，要搞现代化技术。采用重载列车的一些技术问题要组织攻关，为了争取时间，有的可以引进外国专利，也可以合作生产，码头也是一样，把现有的码头逐步用现代化装卸设备来改造。同时要发展集装箱运输。总之，这次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要实事求是。 　　本月 委派岳志坚为团长、李轩为副团长率中国交通运输考察团一行13人，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考察重载单元列车运输的技术问题。考察团回国后听取了汇报，对重载列车运输的技术问题已心中有数。 　　4月 向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能源基地总体情况的初步汇报，在此基础上，组织了两个调查组深入能源基地各省区进行调查研究。于6月15日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山西能源基地规划情况调查报告》。 　　本月 党中央指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甘边、陕北有代表性的干部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研究关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革命历史问题，即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历史问题。经过分别协商和全体座谈，五人小组对路线是非等重大问题达到了一致认识，并写出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 　　6月20日 双方共8人签字表示同意。 　　7月13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 　　8月1日 在京召开第一次能源基地成员会议，一致认为：在基地开发煤炭，交通运输是第一位的问题，涉及交通运输全局。为此，亲自主持能源基地办公室会议，研究基地煤炭外运通路的格局。确定以基地为中心，以北、中、南三组干线铁路和以沿海、长江水运为主轴，通过改造既有通路，开辟新的通路，合理安排铁路、水路、公路的建设。 　　8月至9月 与基地规划办公室郭钦安、谢红胜等到陕北进行调查。从西安北上，先到延安地区的黄陵煤矿，当即与陕西省副省长张斌商定，先开发黄陵煤矿，并建设黄陵煤矿运煤专用铁路线30公里。随后考察神木煤田北部地区的柠条塔、活鸡兔两个适于露天开采的矿区，与省和地方领导共同对前期工作、开发的规模和步骤、运输通道的规划、露天开采的植被恢复和环境保护，以及改变当地群众贫困面貌等问题，作了反复研究。 　　9月29日 回京后整理出《关于加快开发陕北煤田前期工作的报告》并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详细汇报。陈述了陕北煤田的发展前景，它的大规模开发，将对增加我国能源供应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有利于改变长期经济落后的老革命根据地的状况，是开发大西北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汇报就黄陵矿区、神木煤田、府谷煤田的储量、开采、运输等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国家集中力量开大矿，地方、县、社队办中小矿，也可由地、县、社队合营，通过各种途径，调动各方面办矿的积极性。(二)煤矿工人采取合同工的形式，几年一轮换。既增加社员收入，又可减轻矽肺病对工人的侵害。(三)培养干部，一般的技术干部可以在高中进行专业培养，高级技术人员要与各大专院校订合同，实行定向招生和培养。(四)从现在起就要抓坑木林的栽培，既改善陕北的生态环境，又解决后十年煤矿坑木的需要。汇报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组建了华能精煤公司(现为神华集团)，拉开了陕北神木和内蒙古东胜煤田开发的序幕。 　　10月 由有关单位编写的《大同至秦皇岛铁路设计任务书》报送国家计委，经审查后，国家计委做出《关于审批大同至秦皇岛铁路设计任务书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得到批准。大秦铁路的建设全面展开了，到1988年底大秦铁路一期工程(从大同韩家岭至怀柔)和京秦铁路接通，1989年初投入使用，5月中旬进行了万吨列车开行试验。1991年建成第二期工程，大秦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的建成，不仅对增大晋煤外运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推动了我国铁路的技术进步。 　　12月1日至4日 在京主持召开的交通运输协会第一届第二次理事会，暨1983年年会。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发言。首先对协会成立后一年半的工作和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予肯定评价，着重就大家讨论的有关发展交通运输的重大问题：(一)关于合理利用各种运输方式问题；(二)关于充分利用水运问题；(三)发展铁路重载列车运输问题；(四)关于山西能源基地煤炭运输问题；(五)关于发展集装、散装和联运问题；(六)关于旅客运输问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归纳。此外，对运输价格问题和积极采用先进实用的新技术问题，也提出了建议。 　　12月15日 发表了《对上海新港建设规划的几点意见》。认为上海新港选址可行性研究和货流调查报告，符合本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上海港的建设规划不仅是上海港本身的问题，还应当包括江浙两省港口在内，统筹规划，统一考虑，综合利用。还要和内河、长江、铁路、公路及沿海中小港口的集疏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同步进行，更好的发挥其投资效果。 　　本年 制定能源基地开发的规划和方针、政策。为了保持煤炭生产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并保持发展的后劲，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制定了统配、地方、集体煤矿相结合和大中小矿相结合发展煤炭工业的方针。根据国家和基地财力、人力、物力的条件，在基地开发的部署上，前10年(1986年至1995年)集中在黄河以东的建设，同时抓紧黄河以西煤田开发的前期工作；后10年(1996年至2005年)在继续进行河东重点建设的同时，逐渐向河西转移。大规模地进行内蒙古东胜、陕北煤田和陕西黑腰带的开发。 　　1984年 　　4月至5月 去豫西、鄂西北进行调查。 　　6月18日 与谢红胜等合写了给国务院关于《改造焦枝铁路，整治汉水增加北煤南运》的报告。提出：为迅速提高焦枝铁路的运输能力和利用汉水发展铁水联运，以增加北煤南运。需要有步骤地对该线进行技术改造。中段是改造的重点，要根据各个区间的运输紧张程度，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先后修建双线。北段可先采用单线电气化(预留双线)，南段要充分考虑利用汉水，将煤炭从襄樊下水，充分利用汉水水运。同时必须同步提高枢纽站的能力，这样改造兼顾了近期和远期开发，可以分期投资、分段见效，对早日缓解我国中部的运输紧张局面是十分有利的。 　　7月1日 以《水上运输要有个大发展》为题同新闻记者谈话，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大量分布着江河湖泊。长江水系是内河运输的主力，还有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水系，发展内河航运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这样好的水运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实在太可惜了。怎样才能使内河航运有个大的发展呢?要研究分析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布局，研究分析各种运输工具的分工和衔接，要把航道建设作为发展内河航运的基础，港口建设也要加强。另外，有计划的开挖人工运河也是发展内河航运的方法之一。在运输政策上，要鼓励、吸引货主走水路，在逐步降低水上运输成本的基础上降低运价，使水运有竞争能力。 　　9月中旬 出席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家经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在湖北襄樊市联合召开的全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讨论会。研讨建设综合运输网，解决旅客运输紧张的问题。 　　9月20日 在全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作了《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指出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十分紧张，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处处都会遇到运输卡脖子的问题。因此，交通运输必须要有一个较大较快的发展，要采取一系列的重要战略措施：(一)在我国建成以铁路干线、海运、长江和公路干线为骨架，铁路、水运、公路、民航、管道相互连接的综合运输网。在继续加强铁路运输的同时，提高水运、公路、民航和成品油管道的发展速度。(二)积极地采用经济发达国家先进适用的新技术装备来改造我国的运输业，加速我国运输现代化的进程，向技术进步要运力、要效益。(三)解决旅客运输紧张的问题。加强运输线路的技术改造和增加客运车船，大力组织公路分流，民航增加班次，在特别繁忙的铁路线可以考虑修客运专线，同时调整铁路客票价格，以经济手段改善运输结构。(四)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必须多种渠道筹集建设资金，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全民、集体和个体的积极性，也要适当利用外资。(五)改革交通运输的管理体制，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运输企业的独立经营权，加强横向联系，发展联运业务。 　　9月下旬 与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负责人去内蒙古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9月27日 完成给国务院领导《关于加强内蒙古、宁夏、陕西煤炭运输通道建设的建议》的报告。为落实国务院批准内蒙古西部和宁夏纳入能源基地的规划范围，必须先解决铁路运输问题，按照石太铁路挖掘改造的成功经验，提高列车重量，开行少数重载列车。并就挖掘丰沙大铁路的潜力提出了具体建议。 　　10月26日 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回信，就《延安纪念馆陈列内容资料选编》第2辑有关问题表示歉意。并告知，延安地委在接到信后已纠正错误。 　　10月 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建议整治汉江襄樊至汉口航道，发展铁水联运。得到同意。汉江整治后，使之常年通航1000吨级船队，丰水期可通航1500吨级船队。此后，又整治了湘江、赣江。 　　1985年 　　1月8日 为纪念周恩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永恒的怀念》，以亲身感受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仰与怀念。 　　1月14日 在公路、铁路客运分流座谈会上讲话，针对普遍存在买票难、坐车难的问题，提出了以下解决途径：(一)要搞统一的运输网，各种运输方式能分工合作，取长补短，发挥最大的综合能力。(二)改变运输结构。(三)改革运价，要充分利用经济杠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调动各种运输方式的积极性。(四)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要打破地区界限、行业界限，大家办交通。 　　1月 在《综合运输》杂志发表《发展联运为商品流通服务》一文。介绍了江苏省委为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商品生产的迅猛发展，大力发展联运工作的经验。他们逐步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港、站为枢纽，乡镇为基点，外接干线，内联乡镇的联运服务网。从江苏和各地的经验可以看出，发展联运工作是开展我国交通运输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同时指出联运工作要发展，关键是实现联运“乡邮化”及发展集装箱、集装化运输，开展“大陆桥”联运业务。 　　3月8日 写信给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就该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一书中发现的错误，做了指正说明。从陕北共产党初期组织，到成立陕甘宁边区，以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第一任、第二任成员。 　　3月28日 复信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答了毛泽东写给高桂滋一封信的时间考证问题，指出这封信是自己亲自转交的，时间大约是1936年6、7月间，中央退出瓦窑堡一个月后，唐、李两师已经过了黄河。载入1987年第2期《文献与研究》。 　　4月至5月 《光明日报》为了探讨缓解客运紧张的出路，专门组织了献计献策的座谈，并开辟专栏发表读者的建议。5月20日，应邀参加报社的讨论，作为讨论的综合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关于缓解当前旅客运输紧张的几点想法》，就读者普遍关心的调整旅客运输结构、提高铁路客运能力、大力发挥公路运输在短途客运中的作用、发展长江和沿海旅客运输、大力发展航空运输、改革旅客运输价格等6方面问题进行了解答。 　　5月24日 撰写《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一文，回忆了张闻天初到陕北时领导大家做的几件大事。党中央到瓦窑堡后，张闻天首先向陕北省委提出，要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要恢复战士们的健康。这是张闻天主持后方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体现出他对部队战士充满了关爱。后来，他又抓了纠正肃反错误和改变富农政策两件事，这对于增强内部团结、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好的作用。“开头这两炮放得好”。张闻天作风是很民主的，中央会议在他的主持下，许多重大的问题都能得到充分的讨论。“他举止文雅，为人厚道，对同志既坚持原则，又倍加爱护”。文章收入《回忆张闻天》一书。 　　夏 和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总局、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的领导商定，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运输、邮电各部局合办《中国交通年鉴》。组织了编辑委员会，担任主任，各有关部、委的一位领导为副主任，并请有关领导当顾问。编委会主要是确定年检的编辑方针和年度编辑方案，审议年度工作总结。年鉴编辑社下设铁道、交通、邮电、民航、管道5个分部。1995年增加了军事交通运输分部。 　　9月4日 就《关于乡镇煤矿的生产和集运问题》给国务院领导写建议信，“鉴于多数乡镇煤矿开办伊始，比较粗放，需要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强调“乡镇煤矿首先要解决好安全设施，逐步装备几大件”。并针对乡镇煤炭运不出去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强调对内蒙古、宁夏、陕北老少边穷地区要划一定配额照顾他们。开发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除了“七五”期间修建大秦线、侯(马)月(山)线两条新线和改造10条旧线以外，建议90年代还要考虑建成两条西煤东运大干线。 　　9月 与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去内蒙古、陕西等地考察煤矿生产和运输情况。 　　年底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卷1986年出版撰写序言《交通》，该文阐述了交通的生产特征和作用、交通的发展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我国交通的展望。交通卷于1986年6月出版发行，全卷共173万字，包括交通史、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综合运输、邮政、电信等条目及插图。 　　本年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经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再次联合召开全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研讨会。在《2000年的中国交通运输》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协会又进行了研究深化，提出了《关于200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报告》，经郭审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供决策参考。协会提出的报告，分析了交通运输的现状；预测了旅客、货物运输需求；着重提出了交通运输发展的目标，综合运输网的建设规模和布局，以及战略措施。 　　1986年 　　1月 对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小说《刘志丹》共3卷提出了意见，认为作者无视中央1983年发布的28号文件，歪曲历史，对已故领袖任意褒贬，引起社会上广泛争议。为维护党的原则和团结，文化部通知有关单位立即停止发行《刘志丹》。 　　3月12日至14日 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交通运输协会第二届理事会议。这是一次换届的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协会的工作报告，回顾了协会成立三年多来的工作情况，确定了本届理事会的工作要点；修改了协会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成员。继续当选会长。在闭幕式上讲话，对“七五”期间和1986年协会的工作做了全面安排。协会要围绕以下重点进行工作：扩大晋煤外运能力；对新建港口泊位和现有码头的挖潜改造，多搞一些过驳设施；铁路应尽可能增开旅客列车；继续扩大旅客列车编组，并准备实行双层客车；在某些客运任务特别繁重的区段要着手研究修建铁路客运专线的可行性；扩大邮运和通信能力，开发通信卫星、广播卫星等现代化手段，改善和加强快邮件运输；搞好各种运输方式的联运，以及集装、散装和冷藏运输。 　　6月6日 对《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上刊登的《从陕甘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一文，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室写信，就其中两大问题提出了意见。一、关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关系；二、关于错误肃反问题。同年9月1日收到回信，并将更正内容附上，更正刊登于《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一)将“红四十二师积极活动，开辟了陇东、关中和陕北三路游击区”一句改为：“红四十二师积极活动，开辟了陇东和关中游击区”。(二)将“以朱理治、郭洪涛为正副书记的陕甘晋省委于9月17日成立，他们当即取消了‘西北工委’、‘军委’，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做出错误的肃反决定，逮捕以刘志丹为首的大批革命同志，枉杀了不少好同志，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一句改为：“在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1935年9月17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取消西北工委，改组军委，成立以朱理治、郭洪涛为正副书记的陕甘晋省委。在此期间，中央代表团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1935年9、10月间，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苏区陷入严重危机，这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 　　夏 国务院决定将“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更名为“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基地范围扩大为5个省区，包括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整个西部地区、陕西省秦岭以北地区、河南省京广铁路以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地面积扩大到11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2.2％；人口约1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0％。 　　9月 研究提出《“七五”运输、邮电价格改革的建议》，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名义，上报国务院，供决策参考。《建议》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不适当地大幅度地降低了运输和邮电价格，致使整个运输、邮电价格低于价值，进而低于各自的生产价格，有些甚至低于成本。改革现行整个运输、邮电价格体系已势在必行。 　　11月 《中国交通年鉴》正式发行。它是运输、邮电各部门共同合作的成果，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交通年鉴》逐年系统地反映和记录了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进程，为从事交通工作的机关、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其他有关部门、单位提供了一部史料性的工具书和经验推广书。郭为《中国交通年鉴》撰写了发刊词。 　　1987年 　　4月24日 发表《平津铁路局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一文，登当日《人民铁道》报。文章记述了1949年3月中旬，时任平津铁路管理局局长接受的迎接党中央领导安全进入北平城的详细经过。 　　5月5日 主持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推进我国联运事业的发展问题，通过了协会秘书处起草的《关于建设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十条建议》。会议开始时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国联运事业发展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总结了我国联运事业36年的发展历程，并就大宗物资的联运、零担货物的联运、发展集装箱联运、发展国际联运、发展旅客联运、联运企业的经营方针、积极扶持联运企业的发展及进一步探索联运联营事业的发展等几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个人的一些观点与建议。明确指出积极发展联合运输，提高综合运输效益，是改变我国交通运输落后面貌的一条重要途径。会后，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名义，将《关于建设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十条建议》报送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得到好评，并批给经济综合部门供决策参考。 　　7月 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顾委领导写了《关于调整运输结构挖掘运输潜力的意见》的建议信，指出解决我国交通运输紧张的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要调整铁路和公路的运输结构、调整水路和铁路的运输结构，还就进一步发展水陆联运及集装、散装化运输要加快步伐等问题，分别作了说明。 　　9月 出席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在大连召开的我国邮电价格(资费)首届理论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地交通运输协会、物价部门、邮电部门和有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干部、专家、教授共100多人。通过上述各有关单位的调查研究，经充分讨论，综合各有关方面的意见，提出了《关于调整若干突出不合理邮电价格(资费)的建议》。经审定后，以协会名义上报国务院。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调整突出偏低的邮政平信价格和长途电话价格。平信(20克)价格外埠8分、本埠4分。37年来，全国物价指数成倍上升，邮资标准不仅低于其价值，还低于其虚低的成本，实在难以为继。提价目标为30分，先提价为20分，“七五”后期视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再作进一步的调整。二是尽快开始改革过于集中的邮电价格(资费)管理体制，制定改革邮电价格管理制度方案，报请国务院批准执行。 　　10月25日至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2月17日 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阶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建国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发展，初步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等5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网络的骨架。但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时期，运输需求量大，增长速度快，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能力严重不足，运输业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因此，对于运输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运输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运输建设资金的筹集问题以及运输价格的改革问题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为国家提出真正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建议，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12月 主持召开能源基地水资源座谈会。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瑛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了开发利用和保护并重、开源和节流并重的方针，对基地水利和水资源建设提出了修建晋蒙交界的万家寨水库引黄济晋，以及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等建议。 　　1988年 　　10月 在1988年的《中国交通年鉴》发表《能源基地煤炭外运通路规划的回顾与展望》一文。纵观建国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煤炭外运”可以看作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文章回顾了“大跃进”以来30年间，我国围绕煤炭外运的交通运输发展状况。可以看到基地煤炭的外运通道的建设问题是能源基地发展的核心，也是交通运输全局中的焦点。多年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能源和交通的建设要结合起来进行，交通还应该先走一步”。针对我国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煤为主的现状，提出了煤炭外运网络的具体设想，铁路强化北路、中路、南路的建设，根据需要再建15万吨或20万吨的煤码头。既要有重点地在沿海港口建设一些大型煤炭装船码头，又要在煤炭调入地区建设相应的大中小接卸码头。考虑有选择地打通晋冀、晋豫的运煤公路；考虑干线公路和北运河、汉水连接起来，以便扩大水陆联运。构建一个干线贯通、支线纵横、技术先进，煤炭和其他物资畅通无阻的水陆运输网络，这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年底 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决定撤销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规划工作由国家计委承担，继续担任国家计委顾问。 　　1989年 　　4月27日至29日 主持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二届第二次理事会议。这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增选了副会长，并一致推举张劲夫为协会名誉会长。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摆脱我国交通困境的若干政策建议》，主要有：(一)保持既有设备的完好状况，改变低折旧的政策。(二)增强运输、邮电企业的活力，调整相应的税收政策。(三)积极稳步地改革运输、邮电价格(资费)。采取分步快走的办法，有计划地逐步调整、分步改革；建立有利于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交通价格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四)改进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集和使用。建议国家征收的这项基金按能源、交通两大行业的固定资产的比例全部返回交通、能源两个部门。(五)调整对运输、邮电业采用高油价的政策。改变高价用油、低价运油的不合理状况，运输企业运油量超过基数部分相应地增加运费。(六)对运输、邮电业实行优惠的信贷政策，实行投资倾斜政策等。 　　5月 应外国一家报纸特约而撰写《中国能源开发的现状和前景》一文。文章就中国的能源资源、能源需求、能源生产、能源供应、能源运输以及发展中国能源工业的若干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介绍。 　　10月 撰写《运输邮电业要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一文，刊于1989年《中国交通年鉴》。该文以翔实的数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运输、邮电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需要，仍要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才能逐步走出困境。在指导思想上遵循交通必须先行的规律，这是我们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思想上需要转变的一个重要观念。 　　1990年 　　2月 在庆祝综合运输研究所成立30周年大会上讲话：“毛主席早就讲过，交通运输是先行官，是大动脉。这个带战略性的提法是很对的。我们在工作中做得如何，要检查，研究经验教训，提出改进的办法。对综合运输网的规划，对五种运输方式的选取等等，我们要研究什么东西用什么运输方式更好，哪些东西可以走水运，哪些东西只能铁路直达，哪些东西可以铁路水路联运，哪些东西可以由公路承担，这些都是综合运输体系中不同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问题。综合运输研究所要完成这些综合性的交通运输战略的研究任务，还要继续提高研究人员的水平。我们的研究专家，不仅要成为研究国内问题的专家，还要放眼全球，成为研究世界问题的专家，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国家计委等决策部门宏观决策的重要根据”。 　　4月25日 在中交协联运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实践证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联运行业的兴起，联运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成立联运公司，实行运输代理，可以实现“一家辛苦，方便千家万户”，进而发展为由各地联运企业间相互代理中转，形成一次托运、一票到底、全程负责的联运。这是运输组织工作的改革，是提高综合运输效益的有效途径。联运是需要大力发展的一个新兴的运输代理行业，我们欢迎大家办，尤其是联合办，提倡联运企业与铁路、交通、航空、仓储、集装箱等运输企业以及货主等单位联合起来，广泛集资，大家出设备、出库房、出人员，组织联营，发展联运事业。 　　4月 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交通年鉴社编辑，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郭洪涛交通文集》。该书收集了郭从事交通工作以来的部分讲话、文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运输通信事业发展的历程，是了解和研究中国交通问题的重要史料。 　　5月8日 在中国交协中心城市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交通运输的落后，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城市交通与建设应该协调，应该一次就把上水道、下水道、电缆、煤气管等配套组装好。中心城市不仅要考虑本城市交通，还要照顾到全国的交通。城市大都是三种运输枢纽：近郊的公路运输，长途运输和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另外，还有水上运输。因此，城市交通运输规划要研究枢纽的规划。枢纽的建设规划要考虑国际交通的需要。随着城市的发展，运输量的增加，城市也需要搞好联运工作。 　　6月26日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国防交通专业委员会成立会上讲话，指出交通的发展同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依然很不适应，供需矛盾极为突出。由于交通在国防和未来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希望在今后的规划中，不仅要构成以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管道和各种通信方式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的、布局合理的、效益优化的综合运输网和综合通信网，而且要考虑到国家的军事要求，比如要考虑联结各大军区、各战略方向的运输、通信干线的需要。即使那些虽然战时需要，而且目前又无力同步建设的设施，也要考虑预留以后建设的条件。 　　6月28日 在振兴船舶工业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水路运输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水运的优势和潜力。一是水路运输能力大；二是我国要大量发展国际贸易，外贸物资运输主要靠海运；三是建设水运通道的投资费用最省，而且不占用耕地；四是航运成本低，经济效益好。鉴于我国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11万公里的内河通航里程，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越的自然条件，发挥水运的资源优势。建国40年来，我国船舶工业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初步改变了我国海运船舶主要靠进口和租船的被动局面。但是，从水路运输的全局来看，船舶运力严重不足，已成为水运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此，加快船舶工业的发展已是刻不容缓，要为国内发展水路运输提供客货船舶；为国防建设提供舰船；要打入国际市场，成为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同时，要做好港、航、船的统筹规划，同步发展。 　　8月1日 出席中国道路运输协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道路运输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机动灵活，紧急快速，能深入广大城乡，能集散港口、车站的物资，能实现“门到门”运输，它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预祝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为促进我国道路运输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0月 在黄河干流秦晋段综合开发考察战略研讨会上发言。指出：黄河北干流秦、晋两岸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和铝土矿的开发已拉开序幕。这些基地的开发，不仅需要建设相当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水资源的开发也必须相应配合。北干流沿岸的渭南、运城、临汾等地区都是秦、晋两省的粮、棉生产基地，灌溉用水量的需求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是，无论国家还是地方财力都不可能六个梯级同时上，需要综合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效益，择优开发。这就需要秦晋两省统一认识，积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提出筹集资金的办法，供国家决策考虑，以便加快北干流开发速度。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但水的资源量有限，建议国家加紧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另外，无论哪个梯级，也不管是哪个方案，都需要搞好水土保持，同时要防止由于开矿建厂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11月 写信给勃兴并陕西省委，对《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征求意见稿)的编辑工作提出意见。认为：“调查研究的不够，某些重大问题，仍然受错误结论的影响，而未能根据中央近期的有关文件和大量证明材料，如实记述。”希望征编领导小组办公室能多交流情况和资料，尽可能使陕西省组织史资料较全面地如实记述党组织的历史。 　　1991年 　　3月14日 完成《关于进一步开展交通运输协会工作的报告》，这是给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和计委党组的报告。汇报了协会自1982年5月成立以来的基本状况：协会设有办事机构7个，包括聘用专家在内，实有工作人员约1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高级业务技术人员。设有交通发展、交通价格、中心城市交通、国防交通、交通科技情报等5个专业委员会，吸收各方面专家约400名。除有关部委外，参加协会的团体会员和单位近150个，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协会33个。协会下属的联运联合会吸收了全国联运企业成员343个。据初步统计，从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到地方交通运输协会团结了经验较丰富又热心于交通事业的专业人员约1.5万人，为开展协会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汇报协会在交通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方面，在交通产业的发展政策和措施方面，在促进联合运输工作的发展方面，以及在培训、咨询、交流等其他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 　　报告提出围绕实施“八五”计划开展的七项主要工作：协助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进一步促进综合运输体系和通信体系的建设；围绕搞活国营大中型运输、邮电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以增强运输、邮电企业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协助有关部门在交通产业开展“安全、效益、优质服务”活动；对交通产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超前的滚动研究，为做好两个世纪之间交通发展衔接作些准备；积极推进联运、集装、散装、冷藏运输，逐步实现货物运输方式的重大改革；继续面向地方和企业做好培训工作，以利于更新知识、扩大视野、提高管理水平；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业务技术交流。 　　4月22日至24日 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协会工作归国家计委领导。协会的组成单位，增加总后军事交通运输部。在会议结束时致闭幕词，对优先发展交通产业的问题和开创协会工作新局面的问题，讲了如下意见：优先发展交通产业之所以十分必要，首先是由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优先发展交通产业，需要着重抓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二是采取倾斜政策，扶持交通产业的发展；三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运输、通信能力和效益；四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五是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创协会工作的新局面，关键是要根据国民经济和运输、通信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为促进交通产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成绩；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更新观念，协会工作要在竞争中求发展，凭自身的工作赢得声誉。 　　7月上旬 去山东临沂地区考察扶贫工作。 　　8月8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刊物上发表文章《关于沂蒙山区扶贫工作的情况简报》。总结了1985年以来山东临沂地区扶贫工作的好的经验：省、地、县主要领导人亲自抓，制定了具体规划及有关政策。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实行扶贫与开发相结合，做到“扶持一个点，安排一批人，带动一大片”。开展纵向联合，对口支援沂蒙山区7个贫困县。到1990年末，签订了经济技术协作项目602项，已经实施475项，新增产值1.6亿多元，利税3000万元，对脱贫起了很好的作用。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建设，这一措施深得群众拥护，他们说：“给钱给物，更重要的是建个好支部”。同时也提出，临沂地区的扶贫工作还相当艰巨。建议山东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投资，建设一些骨干企业，开发当地的资源。 　　11月25日至29日 参加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在小组会上发言。首先分析了交通产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提出交通产业发展的重点：“主要是加强全国范围内能源等大宗物资的运输通道、运输枢纽的建设，加强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特别是城乡商品经济的交通建设，加强旅客运输设施的建设，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通讯设施的建设。”指出发展交通产业的政策和措施：要增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提倡大家办交通。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增大对交通的投入，提高投资比例。建立交通建设的专项基金。坚持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和综合信息传播体系。积极推进集装、散装、冷藏运输。这是货物运输方式的重大改革。要研制、开发专用运输工具和配套设备，形成系列装备。同时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运输、通讯能力和效益。在经济政策方面，应按照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除继续贯彻既有优惠政策外，建议对交通产业进一步给予扶持。 　　12月8日 在全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三次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搞好国营运输、邮电企业，既要改善外部环境，又要深化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向改革要能力、要效益。提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各地协会、专业协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深化改革运输、邮电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和技术改造，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一些好经验。还要进行试点，创造新经验。 　　12月 为《中国交通年鉴》1992年刊撰写专文《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运输通讯能力和效益》。90年代，我国将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要为下世纪经济的发展打好基础。因此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要进一步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交通产业要积极采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改造和建设新的运输、通讯基础设施和装备，大力推广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手段，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1992年 　　6月11日至13日 在北京召开了协会第三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庆祝协会成立10周年。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给会议发来贺信；中顾委常委、协会名誉会长张劲夫到会作了指示，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房维中和袁宝华、李森茂、刘松金、杨贤足、左建昌等到会讲话，阎志祥作了书面发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秘书处所作三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1992年度工作要点的报告；集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快交通产业发展的若干建议》；评选并表彰了11个地方和专业协会为优秀协会，10个单位为协会优秀集体，29位优秀协会工作者。在会上，以《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讲话，归纳了10年来，中国交协主要在7个方面开展的工作：(一)为推进我国交通产业的发展和综合运输体系、信息传播体系的建设，在交通产业的各个层次上开展了研究工作。(二)为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装备工业的发展，对调整运输结构、挖掘运输潜力，发展铁路重载列车运输，加快发展长江航运，积极发展我国航空货物运输等进行了调研，向领导机关提出了建议。(三)为推进交通产业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四)组织业务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五)编辑、出版了交通综合业务书刊。(六)开展咨询服务。(七)加强国际交流。 　　总结了协会的工作经验：指出交协作为一个大行业的社会团体，要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层次上，在交通各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横向结合部上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开展工作，提供服务。交协工作要在“综”字上做文章，在“协”字上下功夫。力求用全局的观点、整体的观点、系统的观点，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来促进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从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整体出发，来促进综合运输网和信息传播网的建设。交协是社会团体，它既不具有决策权，更不具有指挥权，只有加强交协组织的服务意识，不断充实、开拓、完善协会的服务功能，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讲求实效，交协的发展前途才是广阔的。因此，发挥协会的整体力量和组织形式，实行“上下沟通、内外结合、专综互助、左右交流”，发挥智力合成、智力协作这个独特的组织优势，不断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9月19日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铁道学会联合召开的建设高速铁路的研讨会上作了《发展我国高速铁路势在必行》的发言。首先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我国客运问题的迫切性。据1992年统计，京沪、京广、京哈三条铁路干线，营业里程只占全国铁路里程的9.5％，却承担了全国铁路40％的旅客周转量和35％的货物周转量。展望到2000年乃至下个世纪，国民经济势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铁路货流量还要大幅度增长，京沪、京广、京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西安段都需要修建高速铁路。认为：21世纪的现代化大交通运输网络将以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空中走廊和巨大的港口为骨干，可见高速铁路已是建设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力条件，集中有限资金和技术力量，搞一条、成一条、建一段、用一段，使科学技术及早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同时建议修建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可先从京沪线起步，全线通过三市(京、津、沪)四省(冀、鲁、皖、苏)，合计人口超过3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6.6％，选择京沪线作为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干线，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在建设的步骤上，先从京津段和沪宁段两端起步，再向中段延伸，力争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线建成或基本建成。在运行模式上，新建的高速线上不仅能跑高速客车，还可考虑高速、中速结合，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要跑准高速。就是说一切都需符合我国国情。讲话中提醒大家，必须充分估计到建设高速铁路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一系列高、新、难的关键技术需要突破。要积极吸收国外成熟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便争取时间，把起点搞得高一点，但决不能成套照搬。发言稿先后在《中国交通年鉴》1993年刊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10月12日至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大会一致同意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会议分组讨论时，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策。还讲了一点意见，要把交通运输和通信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大生产，建立大市场，搞活大流通，必须有大交通与之相适应。这个观点得到小组的赞同。大会同意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对此表示衷心拥护。 　　1993年 　　2月15日 在邮电部厅局长工作会议上讲话，归纳了邮电发展快的三个原因：第一，国家对交通运输、邮电等基础产业实行了倾斜政策；第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要求信息灵通，对通信的需求日益增长；第三，邮电自我积累、自我表现发展能力增强。赞扬了在交通运输行业中，邮电通信发展最快，最早按价值规律办事，积累了资金，使企业发展逐步走向了良性循环。建议以公用通信网为主体，同时要充分发挥专用网的积极性。 　　5月至6月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防城、钦州、北海、玉林、贵港市等地，了解交通建设情况。回京后写了《关于南宁等城市地方交通建设的几点建议》简报，抄送中共广西省委、钦州地委、中国交通投资公司。就以下三个问题提出建议：(一)关于西江航运开发项目问题，敦促中国交通投资公司尽快拨款到位。(二)关于广西沿海港口的建设，建议交通部和广西区制定长远规划，分步建设。(三)关于公路建设问题，要求自治区补列计划，报交通部核批。 　　5月28日 接受采访，讲述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些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谈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见面后，毛泽东肯定了陕北红军，说因为有了陕北根据地，中央来了才有落脚点。随后向毛泽东、张闻天作了工作汇报，还汇报了陕北肃反问题。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赶回瓦窑堡，抓紧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工作。那天动员了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中央的到来，群情高涨，场面热烈。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红军的吃穿问题，此外还介绍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以及东征的一些情况。采访内容以《迎接毛泽东到陕北》为题，载于《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 　　7月5日 应梧州市领导邀请，参加梧州市综合运输网规划研究评审会，在会上以“促进梧州地区综合运输的发展”为题发言。首先指出：梧州是西南和广东、港澳的结合部，搞好这个地区的交通运输，对本地区、对西南、华南、华东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对梧州交通运输规划讲了几点建议：(一)玉林到梧州铁路已开工，将来从梧州延伸到肇庆就和三茂铁路连接起来，梧州就有一条通向广东和港澳的大通道。(二)西江一定要加快整治，最好是与建坝，建水电站和疏浚航道结合起来，一家经营，建成以后可以以电养航。(三)正在修建梧州机场，这是梧州的一件大好事。(四)建设南宁到梧州的公路也要抓紧。 　　8月3日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的管道运输研讨会上讲话。首先指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因为是基础，所以要先行。因为是基础，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赖于交通的承受能力。因为它是基础设施，不能采取对一般加工工业一样的经济政策，必须要采取大力扶持的政策。接着讲了今后六七年是我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全国范围的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要进行调整，经济布局逐步向中部西部转移；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要调整，要适应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关键是加强基础产业的比重。同时，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交通运输的要求将越来越高。不仅在数量上要满足需求，对于运输的实效和质量的要求也势必提高。因此，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就必须有大市场，大流通，更必须有大交通。至于如何发展大交通?在我国要大力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就是要把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管道等五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对待，按照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统筹规划，合理分工，综合利用，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优势组合，做到少投入多生产，全面提高综合运输能力。内河运输和管道运输是运输方式中最便宜的，一个是疏河道，一个是修管道，不占或少占土地，用的人少，对保护环境也有利，有明显的优越性。管道不但是原油、成品油、天然气最佳的运输方式，而且可以承担煤炭、矿石和化工液体的运输。从发展总运输体系考虑，必须加快管道建设。发展管道运输，关键在于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 　　9月 与贺晋年、强晓初、苏杰、马兆祥、白向银、史梓铭联名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写信，指出该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上卷，其中附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中涉及陕北根据地范围与事实有出入，对此进行了说明，并绘制了1934年前的陕北苏区(不包括陕甘边)示意图一并送上。此信刊登于1994年1月25日《中共党史通讯》总122期。 　　10月15日 在中交协联运联合会第二届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发展联运是一种由自理运输转向代理运输的重点改革，需要和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进程相适应，需要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相适应。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效率原则又使比较脆弱的联运企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希望这次会议，很好地交流经验，博采众长，共同提高，用联运企业自己创造的经验来克服困难，提高信心，优质服务，开拓奋进。希望下届理事会在进一步发展联运的政策措施方面；在推进联运网络建设方面；在帮助联运企业加快经营机制转换，增强企业活力方面；在提高联运企业干部和职工队伍的素质方面；在推进联运企业现代化管理，改善经营管理方面；以及在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加强企业协作，加强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干部的勤政廉政建设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多办实事，做好服务。 　　12月15日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五次工作会议上讲话。为搞好明年协会的工作，讲了几点意见：(一)要认清面临的形势。经济大发展，体制大改革，作为基础产业的交通运输业任务将更加繁重。这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一切工作要适应这个大形势。(二)要进一步认识交协的性质和任务。中央对行业协会的性质和任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协会要发挥服务、沟通作用，在市场机制下经受检验。(三)关于协会明年的工作。首先，要在服务上下功夫。一是为政府领导机关和运输、邮电主管部门服务。要围绕促进交通行业的发展和改革提供有分量的建议。国家计委已将2010年全国交通发展规划的研究工作委托给协会担负组织工作和综合工作。二是为运输、邮电企业服务。要做好沟通工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会和有关部(局)合办的《中国交通年鉴》出刊8年，今年新创办了《中国航务周刊》，及原有的《交通信息》是反映交通行业重点情况和资讯的刊物，也要继续办好。三要积极认真地办好经济实体，最后要搞好协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 　　12月 为《中国交通年鉴》1994年刊撰写专文《关于交通运输形势的分析和对策》。首先以大量数据分析了交通运输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旅客运输需求迅猛增长，客货争嘴的状况日益严重；货物运输持续增长，季节性不平衡状况将会加剧；铁路干线和沿海主要港口运能与运量的矛盾将更为突出。指出近期应采取的主要措施：重点提高铁路“限制口”和沿海主要卸货港口的能力；加强交通运输基础的建设和技术改造；组织好煤炭的均衡运输；调整和提高铁路客货运价；进一步发挥水运和公路等运输方式的作用，组织合理分流，减轻铁路运输的负担；大力促进联运工作；发展成品油和煤炭的管道运输。 　　1994年 　　11月19日至24日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三届二次理事会议上致开幕词。对1996年至2010年发展交通产业问题，讲了几点意见：一是研究交通产业的发展，要从全国的大形势出发；二是要明确交通产业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要确定交通产业发展的目标，到2010年交通产业要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目标必须达到，而且要力争提前实现；四是交通产业的发展要依靠技术进步；五是要按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针，搞活国有运输、邮电企业，积极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金。 　　12月 为《中国交通年鉴》1995年刊撰写专文《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指出：新中国成立4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运输、邮电)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初步建立起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的综合运输网络和信息传播网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交通产业仍处于滞后状态。展望“九五”以及到2010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关键时期。正确分析今后15年我国交通产业所面临的形势和环境，是制定运输、通信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的必要前提。在诸多因素中，人口和经济是在研究运输和通信发展时必须考虑的最主要的两项因素。1994年，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组织专家、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从资金投入的可能条件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等实际出发，认为在今后15年内，运输业难以实现“超前”或“适应”，到本世纪末达到较大的“缓解”；到2010年达到“基本适应”，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不受运输业的“瓶颈”约束。通信业到本世纪末达到“基本适应”，到2010年使其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根据上述设想的发展目标，未来15年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物力范围内，首先要着力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运输、通信大通道和主枢纽。然后再配置、建设地区性的通道、枢纽，全局就有可能取得主动。 　　关于建设大通道和主枢纽布局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促进国家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推动全方位开放；(三)缩小东、中、西三个地带经济差距；(四)优化网络结构。根据上述的基本思路，未来15年应集中有限的资金，首先致力于建设和完善具有骨干意义的“四纵”、“六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和十几个主枢纽；致力于建设和强化“八纵”、“八横”大容量数字干线光纤大通道和主要城市的大型通信枢纽。预计到2010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争取达到10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40万公里，沿海深水泊位达到1000个、吞吐能力达到15亿吨左右，民航通航机场达到200个左右，长距离输油气管道争取达到3万公里左右，全国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4.2亿门、话机总数达到3.4亿部，话机普及率达25％左右，光缆总长度达到30万公里左右。最后阐述了支持交通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年底 《关于1996—2010年发展我国运输与通信的若干建议》经协会会长会议审定后，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名义，报送了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建议》对“八五”计划执行情况作了估计。对“九五”以及至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作了分析，对运输与通信的需求进行了预测。《建议》对发展的规模，提出了运输大通道、主枢纽布局设想。15年内致力于开发和完善10条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四纵”、“六横”综合运输大通道；提出了建设大容量数字干线光纤通信网，即具有全国意义的“八纵”、“八横”光缆干线大通道。《建议》还提出了实现上述规划的措施。 　　1995年 　　7月 撰写文章《对瓦窑堡会议的点滴回忆》一文，载入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的《烽火忆抗战》一书。文章介绍了瓦窑堡会议召开时的国内情况与国际背景。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积极准备直接对敌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同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领导白区工作，搞上层统一战线，中央也直接派人做东北军的工作。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纠正了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解决了党内长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12月 在庆祝《中国交通年鉴》创刊10周年暨1996年刊编委会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交通年鉴》创刊的10年，是艰苦奋斗的10年，是团结奋进的10年，是积极改革的10年，也是逐步扩大影响的10年。《中国交通年鉴》已进入第11个年头，发行量居中央各大年鉴的前列。“八五”期间，我国交通产业的发展，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总结，至少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从各行各业到社会各界，在“交通必须先行”这个主题上取得了共识。二是从政策、方法上鼓励和保护地方、企业以至社会各界办交通的积极性。希望《年鉴》要及时记载和充分反映运输业、通信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的新措施，获得的新经验，以供借鉴。 　　本月 发表《回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章记述了从1934年11月北平召开的陕北党团联席会，到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过程。记述了政权建设，培养干部，以及陕北红军1、2、3团和红27军成立的情况。原载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书。 　　本年 离休。 　　1996年 　　5月15日 国家经贸委在江苏太仓召开全国联运工作会议，给大会发了《致全国联运工作会议的贺信》。指出，加速发展联运是交通运输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也是交通运输支持国民经济实现“两个转变”的重要措施。 　　8月 撰写《欢迎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文，刊登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一书。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突破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文章详细记述了当年陕北对敌斗争的艰苦情况以及为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号召陕北苏区群众积极献粮，夜以继日地为红军指战员缝制棉衣、棉鞋，没收地主豪绅的猪、羊送交部队，使指战员及时穿上了冬装，生活得到改善。为响应党中央扩红号召，苏区人民踊跃参军，1936年1月至3月，两次扩红9600人，壮大了红军主力部队。 　　10月 接受《人民邮电报》记者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首先指出：国际上普遍将交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货物和人的运输，这些行业一般称为运输行业；另一部分就是信息传输，这个行业称为邮电通信行业。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交通运输是客流、货流的载体，邮电通信是信息流的载体。接着回答了邮电通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邮电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为邮电通信提供了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国家对包括通信在内的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快速发展的政策。谈到对未来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看法，由于经济和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动态的，要保持通信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和适度超前。要实现国家提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不放松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要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通过国家政策，保证邮电通信建设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争取尽快理顺邮电通信各专业的价格。鼓励邮电通信等部门积极进行内部体制改革探索，通过改革促进邮电通信的发展。着眼信息社会，立足高新技术，加快邮电通信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为此，希望邮电部门要做好几个方面工作：(一)要加快以高新技术为基础、以“八纵八横”为骨干的电信基础网建设和以方便快捷为目标的邮政网络建设；(二)要发挥国家公用通信网在国民经济信息化过程中的骨干作用；(三)要继续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通信的积极性；(四)要重视干部的培养，这是刻不容缓的根本任务；(五)邮电通信要加强管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六)继续坚持我国通信发展要立足高起点、新技术的政策，逐步缩短与发达同家的差距。此外，国家应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协同作战，形成我们自己的拳头产品，为我国通信跟上世界通信发展趋势提供技术装备。 　　12月9日 发表《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一文，回忆了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过程。西安事变虽然是张、杨独立发动的一个突然事件，然而它的发生却不仅与当时整个民族危机形势有关，而且也与我党进入陕北后制定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以及对东北军和西北军所做的大量工作有关。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后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去西安。12月19日，党中央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事实表明，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扭转整个时局的枢纽，结束了10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时期。文章登载于199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12月17日至19日 主持召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并批准了第三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关于修改协会章程的报告。薄一波和张劲夫分别发来贺信。会议得到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支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总局、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和总后军事交通运输部的领导分别就运输、邮电行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本届理事会由432名理事组成，选举郭继续担任会长，推举张劲夫继续为名誉会长。 　　在会上的讲话中，首先指出：“八五”时期，我国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任务十分繁重。着重讲了党和政府已对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投资所占比重达到18.9％。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交通产业要根据其特点来实行根本性的转变。交通产业是发展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的基础，与工业等产业一样具有共性。但是，由于交通产业是公共服务设施，它全方位、多层次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具有全国性、区域性和网络性，既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因此，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要根据交通产业的特点进行。在实现交通产业转变增长方式上，要着重考虑以下方面：建成一个总体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优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改善运输布局。除继续强化东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外，需要加强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发展集装箱、散装、冷藏运输及专用设备，积极促进联合运输和运输代理制。此外还要十分注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采用。并且强调交通产业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后，对加强和改进协会工作讲了几点意见：一是加强调查研究；二是加强学习；三是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同时，希望继续得到国家计委、运输和通信各主管部门的关怀和支持；希望各企业的领导对协会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1997年 　　6月20日 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工作的一名老兵，欣然为铁路企业教育研究所撰文《关于加强铁路企业教育的一点看法》。文章指出：铁路是一个庞大的联动机，它是由多种技术、多种装备、多种业务、多种管理所组成。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铁路的运输生产，已进入重载化、高速化、高效化的发展阶段，各种设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采用，需要有大批懂技术、懂经济、会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铁路各类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还要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加强铁路企业教育工作。通过加强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提高铁路企业的整体素质。这项工作，既是当务之急，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也是着眼于未来，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6月 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2辑发表《谢子长在陕北的最后岁月》一文。谢子长领导了陕北第一次武装起义——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33年底，作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重返家乡搞武装斗争。郭作为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领导下，参与组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1934年8月谢子长在河口战斗中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重逝世，时年39岁。子长是深受群众爱戴的革命家，他的去世使作者痛失了一位敬重的老领导和老战友，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失了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和军事领导人。 　　8月 在《中华魂》1998年第2期上发表《忆刘志丹在陕北的战斗岁月》一文。忆述：1928年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了渭华暴动，这次暴动虽因没有根据地依托而失败，但指明了西北革命必须走武装革命的道路。1931年11月刘志丹和谢子长、阎红彦等创建了西北抗日同盟会。1935年2月，刘志丹来到陕北肩负起领导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重任。在其指挥下，我军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加强了红军装备；特别是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1936年2月，中央红军开始东征，4月14日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志丹是西北人民爱戴的革命领袖，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志丹的崇高品质和光辉业绩将永存。 　　9月12日至18日 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十五大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一个“老交通”的欣慰心情。“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正在逐步变成现实，感到很高兴。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对交通产业的发展，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建议和咨询工作，发挥一点余热。” 　　10月20日 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为摄制“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艺术片的采访。讲了周恩来总理重视交通事业发展的几件事：1958年到1960年，我国交通运输出现异常紧张的局面，总理指示，不仅京沪、京广两条线路，其他线路紧张的区段也应该搞区间复线。在三年困难时期，为缓解西北物资运输紧张情况，总理指示，可以修包兰线，使得去西北有两条通路，还要修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修到阿拉山口，增加一个国际运输通道。为发展我国沿海的南北航线，在总理直接关怀下，船舶直接通过台湾海峡航行，不再绕外海航行。为了发展远洋船队，总理指示利用银行贷款买船，1964年还同意买“二手船”，使我国远洋船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73年2月，周总理又提出3年要建设250个深水泊位，掀开了港口建设的新篇章。周总理还对交通行业的经营管理方针多次指示要“安全、正点、优质、服务”。周总理对交通行业的指示和关怀太多了，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永远怀念。 　　1998年 　　5月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组织、编辑《郭洪涛文集》，历时近一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分上、中、下三部分，上篇收集了自1985年至1997年间撰写的12篇纪念文章和革命史实回忆文章，中篇收集整理了自1936年至1947年间在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上署名的19篇文章。下篇收集整理了新中国成立后至1997年与工作相关的80篇讲话、报告、文稿。《文集》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战争时期我党艰苦的革命历程，以及解放后长期担任交通、邮电、能源等领导工作，对经济决策的见解与见证，是重要的史料。 　　7月 协会中心城市委员会在合肥市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在会上讲话，首先讲了1998年的形势，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日元贬值的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主要立足国内市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若干方面的重要措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调整投资结构。1998年铁路建设投资由原计划的360亿元增加到450亿元。1998年的公路投资规模比原计划增加30％，即由1200亿元增加到1600亿元。在通信方面，1998年计划投资可能达到1520亿元。因此，必须看到国民经济的全局，珍惜这个机遇，努力奋斗，以迎接国民经济更上一个新台阶，争取交通先行一步。城市交通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纵观国内和国外城市交通的情况，必须大力提倡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全面的城市改造和市政建设。如果等这些都建好了，在回头来规划和修建轨道交通，势必增大资金投入，还会干扰城市的正常运转，不利于城市长远发展。希望能早为之计，尽量避免。关于交通枢纽问题，国外城市的运输枢纽往往是立体建筑，旅客不必出站就可以换乘，方便了市民出行，也减轻了城市道路的压力。建议各中心城市交通运输协会要加强同城建部门的联系，关心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促进城市内外交通结合、协调发展，为缓解城市交通问题做出努力。关于建立物流信息网络问题，指出开展城市间双向或多向的运输服务，提高货物投放市场的时效和减少运输工具回程的空驶率，是为货主、市场、运输企业服务的一件很有效益的事情。希望这一届中心城市委员会不要等待，有条件的城市交通运输协会可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先试行，再逐步扩大。 　　1999年 　　12月26日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四届第二次理事会上讲话。强调：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包括运输、通信发展的主旋律。要求协会积极配合运输、通信事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向会议提出不再担任协会会长的请求，得到全体理事的同意，并被推举担任协会名誉会长。全体理事给郭的致敬信中说：“您是我们协会的创始人。1982年，在您古稀高龄之时，创建了中国交协，在第一届到第四届理事会上均当选为会长。在过去的18年里，在您亲自领导下，坚持了协会为政府、为社会、为行业、为企业服务的宗旨，在努力发挥桥梁、纽带、参谋、咨询作用方面作了大量有益的服务工作，对促进我国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2000年 　　本年 开始整理编写《郭洪涛回忆录》，至2003年6月完成。 　　2002年 　　11月8日至15日 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成员，在小组会上发了言：“过去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国民生产总值由1989年的16900多亿元升到2001年的95900多亿元，国民经济总量由世界排名第十位前移到第六位，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实现了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全国政治进步，社会稳定，形势大好。这次代表大会提出国民生产总值2010年比2001年翻一番，到2020年再翻一番。我年事已高，力争能看到翻一番目标的实现。”发言受到大家的欢迎。 　　2003年 　　年底 为《交通大辞典》题序，赞扬了《交通大辞典》的编辑组织工作“《交通大辞典》的框架结构和词目选收，借鉴和吸取了同类辞书的经验和成果。不仅简要地记录了交通的过去，而且贯彻‘与时俱进’的方针，记录了交通的新发展、新变化”。序言中全面概括了《交通大辞典》的特点，特别指出“这部大辞典，在五种运输方式和邮政、电信之外，把‘城市交通’单列一个分类，突出了城市交通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加速发展城市交通，建设现代化城市，适应全国人口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强烈愿望”。“选收了少量‘航天运输’的条目，放在‘航空运输’分类中单列一项。从某种意义上航天运输是航空运输发展的更高阶段，我国‘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遨游苍穹，就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航天运输的新纪元”。最后以深情总结道“我国的交通事业，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联系城乡巩固工农联盟和加强国防，为促进地区和民族间的交流，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的交通水平，同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对交通的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东部和西部的交通差距更大。今后，交通事业必将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04年 　　2月 因病入院。 　　3月12日 凌晨3时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3月26日 依照遗愿，丧事从简，郭洪涛的家属和生前好友在北京医院举行了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复了《郭洪涛同志生平》，对其一生作出评价。 　　3月27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郭洪涛病重期间与去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曾培炎、李鹏、万里、朱镕基、宋平、李岚清、薄一波、宋任穷、王忠禹、郝建秀和张劲夫、王芳、谷牧、丁关根、迟浩田、姜春云、陈慕华、邹家华、韩杼滨、陈锦华、邓力群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并指出：“参与领导创建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为开创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他为我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被交通界誉为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光辉的印记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本书编委会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