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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怀念*

郭洪涛

(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 　　每当新年过后，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无论老年、中年、青年，都有许多人怀着尊敬和悲痛的心情，想念一个人，他就是周恩来同志。我现在虽然年逾古稀，但也是其中的一个，怀念之情并未减退。 　　(一) 　　我认识恩来同志比较早。1935年10月下旬，当红军十五军团得知中央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到达吴起镇的时候，当时任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同志，和我一起去迎接。在下寺湾，我们先后见到了风尘仆仆的贾拓夫同志、李维汉同志、张闻天同志、毛泽东同志。亲切、兴奋、感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久别重逢的亲人。我们向毛泽东同志等简单汇报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随后我见到的中央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那时很清瘦，满颊都是胡子，但目光炯炯，神采奕奕。那次是恩来同志约我去谈工作的，见面后他就告诉我，中央考虑让我担任陕甘边苏区的省委书记。我向他说明，西北原有两个苏区，一个是陕甘边苏区，是刘志丹等同志和陕甘边的党创立的，那里游击区很大，但地广人稀。我对那边的情况不熟悉。另一个是陕北苏区，是谢子长同志和陕北的党并在红二十六军直接支援下创立的，人口比较多，约有四十万人，包括神木、府谷、佳芦县在内共十七个县，我长期在陕北苏区工作，这里有两万党员，八千人的游击队，我都比较熟悉。恩来同志当即表示，他将向党中央反映，重新考虑我的工作。第二天，恩来同志再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中央决定派我去陕北苏区，不去陕甘边苏区了。他还对我说，中央还决定派两位同志去陕北省委工作，一位是钟赤兵同志，担任军事部长，一位是贾拓夫同志，担任宣传部长。恩来同志还以十分郑重的口气介绍钟赤兵同志，说他原是中央红军的一个师政委，长征中的一次战斗中把他的腿打断了，组织上想留他在地方休养，他坚决不同意，要求继续和同志们在一起长征，后来是坐担架到达陕北的，是个坚强勇敢的好同志。至于贾拓夫同志，你可能是认识的。我听了这一介绍，当然完全同意，并且很受感动，当即向恩来同志表示，我一定尊重和团结这两位同志，把陕北的工作做好，不负中央的期望。 　　恩来同志同我两次谈话，不但使我感到他态度和蔼、诚恳、亲切；而且使我深刻感觉到，他既倾听下级干部的意见，又严守组织原则，决定我和其他同志的工作，都经过中央集体讨论。这里可以作个对比。在“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不少领导人总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也不尊重集体领导的原则，独断专行，并以铁的纪律吓唬同志。这种恶劣的作风，我也受过感染。在周恩来同志两次谈话后，我确实开始认识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1935年11月3日，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同志担任副主席。从此，陕北的同志也都称恩来同志为周副主席了。 　　(二) 　　恩来同志是善于治军的军事家。1936年红军东征前的一段经历，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1935年11月初，中央到瓦窑堡后，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前，就研究了扩大红军的问题。当时，阎锡山派过黄河的孙楚、李生达两个师，已被我们赶回去。但红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兵员不足。恩来同志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他亲自参加了我们的省委会议，研究了我军主力和游击队的情况后，首先建议把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升级”，改编为主力。 　　原来，陕甘边苏区有红二十六军，是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志丹同志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恩来同志早就知道。陕北苏区有红二十七军，是谢子长等同志创建的，子长同志已牺牲。我还向恩来同志介绍，阎红彦同志是一位有军事经验的指挥员。恩来同志考虑了这些情况，随后决定把主要的游击队升级为主力，成立了三个军：第二十八军由刘志丹同志任军长，宋任穷同志任政委，第三十军由阎红彦同志任军长，蔡树藩同志任政委，第二十九军先后由肖劲光、谢嵩同志任军长，甘渭汉同志任政委；这个军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的游击队组成的。除此以外，还编了两个独立师。 　　为使红军主力能得到不断的扩大，恩来同志指示省委，要用大力整顿和加强基干赤卫队和少先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这是由他和洛甫同志亲自领导，由李维汉同志直接来省委指导和帮助的。我们组织了扩红突击队去各县，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完成了计划，两次扩大了红军9600人。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陕北新战士不愿到中央红军中去，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有的还为此开了小差。我曾向恩来同志提出，陕北新兵是否可以单独编制。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意见后，既严肃又和蔼、耐心地对我说：“新兵单独编制，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要在较短时间内使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就要以老带新。只要编入主力红军，经过一些训练和战斗，就可以很快带出来。这是中央红军多年的经验。语言和生活习惯也是可以很快一致的，因为我们红军在一起都亲如兄弟，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还说：“要懂得，军队是专业的战斗组织，而且是最集中的战斗组织，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一参加我们无产阶级的部队，成了战士，按照内务条令生活，就很容易把原来的生活习惯改掉。何况我们红军还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很快克服农民的小生产习气。” 　　恩来同志这一席话，对我真是上了一课。他对干部那种心平气和、亲切动人的态度，使人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恩来同志对于我，真象磁石吸铁一样，一见面就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常想，这与那些“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动不动就是训斥，以至处罚的家长作风，又是多么不相同啊!在这方面，我是犯过错误的，也或多或少沾染了这种作风，找干部谈问题，常常不能采取真正同志式的态度，用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的方式。 　　(三) 　　全国解放时，我在北京铁路局工作。迎接中央同志进北京，我是直接参加了的，又一次见到了恩来同志，他对我们为保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1950年1月恩来同志去莫斯科，路过天津时(当时北京铁路局办公处设在天津)，我曾同黄敬同志一起到列车上看望他。记得当时因为火车司机技术不好，停车时把桌上的暖水瓶都震倒了，我感到很不安，总理却没有表示任何不快。 　　1952年秋我调铁道路部工作，1954年又调到国务院交通办公室(即六办)工作，因为经常有会议，见到总理的机会很多。那个时候，总理还不到60岁，给人的印象最明显的就是不知疲倦地工作，而且任何时候都是精神抖擞，处理问题有条不紊。中国有句成语叫“日理万机”，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开会时，他对任何一个同志的发言，都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即使有的同志讲得没有条理，东拉西扯，他也耐心地听完。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他也是表示满意，有时还要正式鼓励几句，说某某同志的什么意见很好。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并不正面批评，往往采取耐心说理的态度，使发言的同志自己领会那些意见不正确。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我内心常常感到周总理确实就是这样的“宰相”。当然，这不是封建时代，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宰相”，全心全意为人民造福的“宰相”。 　　我还记起1958年秋南宁会议批评了所谓反冒进倾向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改变北煤南运的状况，要南方各省多产煤。“大跃进”开始后，南方用煤成倍增加，开矿当然来不及，北煤南运的更多了，而交通运输越来越紧张，供应成了大问题。 　　当年11月我出差去南京，周总理为了研究煤炭等物资的运输问题，派他的秘书李岩同志乘军用专机到南京，要我和他一起研究如何加大京沪、京汉两线运输能力的方案。我和李岩同志先后在南京、武汉、郑州三地分别召开了会议，了解了主要情况和问题，对能否加大运输能力作了认真考虑。11月19日上午10时，我们的飞机刚在西苑机场降落，就接到通知要我们直接去国务院向总理汇报。在汇报中，我们提出了在最紧张的区段增加复线，延长股道，列车多拉车皮及增加直达列车等措施，同时，要求煤矿继续推广滑流化装车办法，这样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我们郑重提出，按当时的条件，要很大地增加运输量是困难的，因此难以适应各方面“大跃进”提出的要求。周总理表示同意我们的看法。从这一次他听取我们汇报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虽然正在批评右倾，但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需要极大的毅力，更需要无私无畏的党性，才能做到的。 　　周恩来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写一篇，那是可以有几十成百卷巨著的。我这里所写的，只是周总理极少的一部分，只是几个片断。“精神不死”的话，看来似乎是唯心论，其实，伟大的精神确实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对于整个人类说来，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无产阶级事业无私无畏地奋斗了一生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人民的人，确实是可以永垂不朽的。 　　* 本文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收入《怀念周恩来》一书。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