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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不寂寞

黄胄

周扬同志逝世七八年了，这些年，不时地想起他。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文艺理论和他的人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十年代我就认识周扬同志，但与他有来往，是在“文革”后他复出工作的时候，那时我住在医院里，他和夫人苏灵扬来看我，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和鼓励的话。 　　我年轻时在部队工作，画的是战士、民兵、新疆风情，参加了多次全国性的大型画展。周扬在中宣部主管文艺，对美术界很关心，有大型画展他必定看。六十年代初期，在一次集会上，周扬把我介绍给周总理，他说，他们兄弟在文学艺术上都有成就，说梁斌同志写了《红旗谱》，说我画的画很不错，有生活气息。他每次与我们见面，都那么可亲。那个时期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有的人看画展，老要挑点什么，说某某画是影射什么，某某的画不健康。那些大帽子一扣就麻烦了。周扬同志尽可能的想法使文艺家们有个安宁的工作环境，他总是说这些同志是爱社会主义的。并指出在美术创作方面，也应百花齐放。有了百花齐放，才会出现好的艺术作品。 　　天安门纪念碑的浮雕在制作过程中，他去看望正在那里主持工作的雕塑家刘渠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深入基层，了解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小学教员、工厂技术员工资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很困难，周扬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回到北京亲自向毛主席反映情况。 　　五十年代起我就担任政协委员，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政协里属文化组，周扬同志是组长，经常召集我们开会商讨文化方面的问题，会上畅所欲言，气氛融洽，充满了民主。 　　1988年6月，文艺界代表团访问日本，我是团长。我们到日本拜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时，他遗憾地说：“我到北京访问，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周扬先生。但是没有见到，他住院了。”说罢脸上表现出极为难过的样子。 　　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先生宴请我们时，席间他提到周扬同志，他说他极想访问安徽凤阳，这个愿望别人没能帮我解决，后来是周扬先生使我实现了这个心愿。 　　还有一次在箱根，这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专务理事白土吾夫和事务局局长佐藤纯子专门来此与我们共进晚餐、联欢。白土吾夫表演周总理讲话，引起一阵笑声。后来他又讲起周扬，说他1975年8月从北京饭店出来在王府井街上散步，忽然看到对面马路上的周扬先生，那时周扬先生刚从“四人帮”监狱放出来，第一次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白土说，他看到了，不顾来回穿梭的汽车，他跑过去握住了周扬先生的手……他马上把周扬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会长中岛健藏先生和井上靖先生。 　　这晚，白土先生说，他们一直挂念着在病中的周扬先生……他的话，引出了几位在座女士的泪水。 　　周扬同志复出后曾两次访日，与日本文化界人士交往较多。日本文化团体到中国访问，他热情接谈、宴请，他的渊博的学问和诚恳热情的态度，感动了大家，他在日本文化界是很有影响的。 　　周扬同志领导中国文化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各个门类的理论方面和具体措施方面，都很有贡献，培养了不少文艺人才，功不可没。虽然周扬同志身后看上去并不热闹，但是他并不寂寞，很多很多同志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他。 　　我也这样。 　　1997年2月19日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