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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

丁一岚

1984年要出版《邓拓文集》(四卷)，需要请人写序。经过和一些朋友商量，认为周扬同志比较合适。邓拓和周扬同志共事时间较长，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胜利发展，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了中共华北中央局，周扬任华北局宣传部长，邓拓任副部长。1949年秋，邓拓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周扬到了中宣部兼中央文化部工作，他们之间仍有许多工作联系，相互比较了解。 　　我和周扬同志直接接触较少，1937年在延安，以后在华北地区，多次听过他关于文艺理论、政策的报告，知道他长时期地领导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热情贯彻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精神，支持民间文艺工作的开展，对党的文化宣传工作是有贡献的，我对他较为敬重。在十年动乱中，周扬同志也受到委屈，吃过苦头。我记得大约在1980年，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干部大会，已平反了的老干部都出席了会议，大家看到他们，又激动又难过。他们入场时，全场起立热烈地鼓掌欢迎这些老同志，老领导。这些被“四人帮”残害的老同志不知挨过多少次残酷的批斗，住过监狱，都老了许多。他们中很多人被人搀扶着，有些人拄着拐杖，有几个坐着轮椅，简直象打了一场大败仗后剩下的残兵败将一样，看了使人伤心啊!我看到了周扬同志，他头发全白了，面庞清瘦，但他的身体仍然挺直着，风度依然，两眼仍然炯炯有神，我真佩服他的精神和毅力。 　　1983年初，我步行到他家。他们住在与我家相隔不很远的一幢平房小院，院里很幽静。进屋见到他和他的夫人。离别十多年了，我已老了许多，但他们还认识我。他的夫人苏灵扬曾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多年劫难后重逢都很感慨。周扬同志握着我的手问：“家里人都好吗?”并说：“邓拓同志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惜他过早地去世了，”他的眼睛湿润了，我含着泪没有说什么。很快我们谈到出版《邓拓文集》的事，我说想请他写序。他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他的著作我看过一些，我应该写序。不过我正在写一些别的文章，不能很快写，要等些时间。”我把带去的要编入文集的诗文和部分目录给他留下，就告辞了。 　　3月间，他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不久，就展开了批评讨论。“文革”期间对道德继承问题、人性论问题批来批去，简直是弄不清楚的糊涂帐。不过，人道主义思想还是深入人心的。“异化”是哲学思想问题，很多人弄不懂，也不关心，所以这些问题没有改变我请周扬同志为《邓拓文集》写序的考虑。过了大约半年多，“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似乎不了了之。以后周扬把序写出来了，1983年12月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给了我一份清样作《序言》稿。 　　《序言》大部分是对邓拓为人和著作的评价，最后一段是谈作家和党的关系。他写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序言》发表以后，读者中有些不同的议论。不少人认为周扬对邓拓的了解是很深的，对邓拓的评价很高，他认真地研究了邓拓的著作并写了这篇《序》，反映很好。有些同志认为《序》的前半部分写的很好，但不该在给邓拓著作写《序言》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有的同志说从这段序言“感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置放进去，但不等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回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绪的不顺畅。” 　　从那一段《序言》我能够理解周扬同志的心绪，我认为邓拓和周扬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心态是一致的。周扬在写《邓拓文集》序言中，同时抒发了许多老党员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心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一个人当他确立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投入到忠诚实现这个理想的党组织时，首先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入党时必须要求自己具备党所规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当你自觉地举手宣誓接受党的奋斗目标和各项基本规定时，它就融化在你的血液中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即使流血牺性也矢志不移。所以很多老同志不管受到多少坎坷、挫折，只要自己尽了最大努力，为党的事业做出无数贡献，最后都会从内心发出挚言：“我无怨无悔”。 　　从五十年代开始，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使国家经济建设受到损害，许多优秀人才蒙受冤屈，受到伤害。邓拓当时担任中央党报的总编辑，工作十分为难。他不愿随波逐流，但最高领导的指示不能不贯彻，党的纪律他不能违背，结果贯彻中央领导指示不得力，最后受到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甚至受到极为刻薄的责骂。我了解，邓拓当时内心很痛苦，他苦在心里，很少向人发泄。一次，和一位知心朋友在郊区散步时，他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1958年秋，他不得不离开了人民日报。 　　周扬同志是不是在“文革”期间才受到委屈，感到痛苦呢?据我了解，不是。“文革”前多次政治运动中，他伤害了不少好同志。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在《序言》中所说的“痛苦”，我认为可能也包括这些时期他内心的感受。一位老同志谈到周扬时说，周扬在处理一些同志的问题时，曾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过一些意见，但没有被接受。过去“运动”中的一些问题，高层次的领导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把他的失误看成是“泄私愤”就未免简单化了。据说，周扬在狱中的几年，当他稍稍平静后，便反复精读马恩全集，冷静回顾了一生，研究了近几十年党的历史。他肯定自己为党做了一些事，但也有委屈和失误；冤枉地错整了一些人，使他十分懊悔。出狱后，他在很多场合公开诚恳地道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赤诚的心。 　　周扬在党内的职务、地位是不低的，和毛主席有直接的接触，是不是毛主席对他很满意呢?我知道一些事实说明并非如此。五十年代江青一直在中宣部文艺处分管电影工作，周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为人，没有依靠和重用过江青。江青曾咬牙切齿地对别人说：“我恨死周扬了。”毛主席于1951年领导批判《武训传》，1954年讨论“关于红楼梦问题的研究”，都是把担任文化部领导工作的周扬同志撇在一边，而由江青来抓。她拿着稿子直接发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求在报上发表，最后都是毛主席亲自审批。1963年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明显表露了对文化、艺术工作的不满：“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电影……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批评，周扬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他为此做过多次检讨。不久，许多文艺协会陆续被撤消了。面对这些批评，这些作法，周扬能不痛苦吗?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中写的这几行话，做起来实在不容易。 　　周扬在论党员和党的关系后半段中又说：“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这是谈问题的另一方面，谈在正常情况下党员如何对待党。前后联系起来看，比较全面，并不矛盾，不存在所谓“进”与“缩”的问题。 　　这些年，每当翻阅《邓拓文集》，看到周扬同志写的序言时，他那庄严而又挚诚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