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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文集第三卷：“会议主义”和“事务主义”

周文

我们边区，是抗日民主模范的地区。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多新的建设。在这样极落后极穷困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年内，能够建设成比国内任何地方都自由幸福，成为光芒四射的灯塔。在人们的眼中看来，不能不是一种“奇迹”。 　　但是这“奇迹”，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从人民大众无限伟力中生长出来的。它经过我们多少先驱者热血的灌溉，经过多少同志，同心同德的创造。我们所有同志，都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把边区建设得更好，都是那么不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管怎样奔忙，不管支付多少精力，就是一个目的：把边区搞得更坚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 　　是的，我们已经作了很多。但是我们又时时感觉到还不够得很。总觉得每天的时光太短了，太快了，未能尽兴的发挥我们的力量。而在工作中，却有着这样的两道墙：其一是会议主义，又其一是事务主义，很妨碍了我们力量的更大发挥。这是一个障碍，虽然是小小的障碍，可是如果老是让它自然发展，却就成为很大的障碍。跟障碍物的赛跑，不是比平地上的赛跑慢得多么? 　　因此，我想在下边特别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加以讨论。 　　我们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讲民主，许多事情，都要民主一下，大家集在桌子周围，你出一点主意，我讲一点意见，他发表一点议论，问题常常是从多方面的烘托，彼此的争辩，而明朗起来，得到全面的了解，具体的解决。这就是会议的好处。民主政治，不要会议是不行的，也是不容许的。 　　但是，把会议当成“主义”，就要不得。 　　我们的会议，本来就很多：在本机关里，行政会议每月总有好几次，还有俱乐部会议，学习讨论会，生活检讨会。此外，参加上级机关的会议，又是几次，参加下级机关的会议，又是几次，其他有关的机关团体的会议，又是几次，还有大报告，小报告之类的会议。如果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有支部会，小组会，以及其他党组织的会议，等等。此外还有些想不到的会议，平均每月的会议，至少总在三十次以上。那就几乎平均每天要开一次会。有一位同志的统计，他把所有大会小会都算上，每月在四十五次之多。就我们所知，县上单是属于行政的委员会，就有十七个，县长几乎天天都忙于开会。 　　而延安，或者边区，山又多，交通又不便。大家又没有共同的标准钟。每开一次会，总是你等我等，通常订八点钟开会，总是九点十点才开成。走出去开半天会，结果，那一天也差不多完结，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办别的事情，想别的问题了。 　　开会，本来就是顶费精力的。要听这个发言，要听那个辩论，自己还要从那多种多样的意见中，把握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自己的神经，完全受会场的支配，常常把精力支付到一定量以上。所以，每当开了半天会或一天会，总是拖着疲乏了的身子回来，非赶快找一把躺的东西不可。这样看来，开会就应该开来值得，支付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应该收到同等价值的效果才是。如果真是个个会都开得很精彩，个个会都能够很好的解决问题，除了必要的执行时间以外，就是天天开也不要紧。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我们对于会议的态度。一般说来，我们有些会是开得很好的。但是有些会实在不行，原因是用了事务主义的态度去对付会议。在事前没有把问题研究成熟，没有很好的很周密的布置，只是到时候，照例召集开会，以为一开会就甚么问题都解决。而有的参加会的人，也是事前没有甚么准备，到时候，等感想，照例发言，为发言而发言，夸夸其谈一通，仿佛是为的表示他的存在。虽然有时因偶尔灵机触动，不无一点可取之处，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常常是以感想代政策。而且有时自己发言之后，离座位去晒太阳，不听别人的意见。有的人有时一天开三个会议，上午照例去发表一篇感想，下午也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晚上呢，也是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成了开会忙。上午讨论了的，下午并不一定有时间去办，前天讨论了的，后天并不一定有时间去办。老实说，有的事情恐怕就没有办。办了的，是否行得通，行得很好，没有时间去检查，不能够很快的发现执行中的问题，因为要忙着去开会。甚至有个别同志以经常开会为一种“嗜好”，以表示他很“忙”，很“紧张”。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开会迷”描写得很好，我们抄一段在下边：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那里， 　　进行第二号会议， 　　我们也没办法， 　　怎么能同时 　　进行两个会议。 　　但解决了这个难关， 　　我们把自己分做两半； 　　在这里开下去， 　　剩下的， 　　那里去。 　　这实在可以移赠给我们自己检讨检讨。这样的一种偏向，大有为会议而会议的味道了。这种偏向发展的结果，就习惯于甚么事都开会，无论大事小事，重要不重要的事，一个人一个机关职责所在可以办得了的事，都拿到会议上去。譬如县上的十七个委员会，有些会是可以不要的。虽然在从前开始成立时，有它的意义，但是到今天已不适用，反而成了赘疣，浪费许多人的时间精力，而且耽误了某些人的工作。这种偏向，其实也是事务主义的一种，不过在这里为了明确起见，我们不妨叫它做“会议主义”。 　　会议时间之外，是办事情的时候了。但是一般人，各种各样的人，无论大事小事，总是要找机关的负责人。科长或科员去接待他，和他谈，他总是不高兴。非找负责人不可。负责人见不着，就会给一个“官僚主义”的“雅号”。于是负责人就苦了。只要是坐在自己窑洞里办事的时间，常常是轰的一声闯开门进来一个人，硬就坐下来谈，这个人去了之后，说不定又是第二个，第三个，……过去常常有许多别的机关的职员，他要解决的公事或私事，偏不去找一定的主管机关，为了半磅牛奶，也要找主席写一个条子，一匹马的预算，也要找主席批几个字，送小孩进学校，也要找主席介绍一下，……而且要当面会，至于找其他的负责人，更是不用说了。老实说，也有个别主管机关，对自己的责任不明确，不说适当的给人解决问题，所以使有些人觉得只有抄小路，找高级负责人才有办法，才可以占很大便宜。而在机关里的人员，譬如科长或科员，觉得来人既然不愿见他，自己没法解决问题，就索性不管。而负责人除了经常接待机关外的人员，还要经常接待机关内的人员，因为也一样有大小事情都要找他。而且他在团结干部、关心干部上说来，要时常抽点时间去和他们谈话，谁的情绪不好了，要去鼓励几句，谁和谁有意见了，要去和他们解说一番，谁有疾病了，要去看一下，为他请医生。这是我们边区很好的作风，但是有些人都把这方面夸张起来，认为一切生活都须照顾周到。有这样个别的不平家专挑眼，这也批评那也指摘，凭着自己的主观，要这样不到手，做那样不顺手的时候，对负责人的意见就满多，于是负责人就又忙着去说服一番，一次，二次乃至三次，四次，负责人就是这样：忙。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总是在谈完话，办完事，一直到僻静的夜里已经听得见隔壁窑洞的鼾声很久了的时候。而人们又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事务主义”。 　　我们每一个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而领导机关，负责人，更应该是这样。大家只有真正了解了情况，掌握了政策，切实的研究法令，指示、决议案，有计划的进行检查，我们的工作才会实际，深入，开展。大家只有在这样工作开展中，互相在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中，才会达到更坚强的团结，而又更促进工作的开展。但是这要做得好，却须有较余裕的时间。可是就是这两道墙——会议主义和事务主义，时时总是妨碍着我们。这真像传说中所谓的走夜路遇着了“鬼打墙”，看又看不见，出又出不去，迷得你在里边老是打圈子。 　　这两道墙是怎样来的呢? 　　我想，那根子，该是过去内战时期的作风的残余。因为，在游击战争里，许多事情都非负责人直接解决不可，人们也就养成甚么事都非直接找负责人不可。而革命，是为的民主，所以有许多事情都非经过会议来解决不可。但这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是应该的，必须的。在今天情况不同了，就应该有若干程度的改变。为甚么又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呢?我想：第一，一方面是在国内和平环境中，一切事业都在高度的大量的发展，人员众多，机关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长，问题一加多，事务和会议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是战争环境，变动很大，各种事业也时时在变动中，突击工作多于经常工作，以致妨碍到某此制度的建立，于是事务主义和会议主义这两道墙的自然生长性也就更大起来。第二，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在上边添土。是农村环境，本来就是小生者的平均主义产生的地方。抗战后，来延安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大家都是充满了革命的热忱，但同时也带来了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幻想，以为既然讲民主，当然是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你是主席或怎样的负责人，都非给他当面谈问题，很好的接待他，马上解决问题不可。 　　其实，这极片面的，极端的民主，实际上是不很民主的。因为不适当的，不必要的占去了别人的时间，是妨害了别人的工作了。人总是这样想：“我只是一个人来找你，或者我这里就只是这么一次会议，又要什么紧!”然而千千万万的个人，都是一个人，都这么想，都这么找，那可真是甚么事都没法办了。这种极端的民主，实际上就妨害了真正的民主工作。因为真正的民主，是要使政治上搞得很好，使人人都享受民主政治所结的果实。然而大家都忙于事务和会议，结果，大家都没有多的时间来想问题，和很好的处理事情，弄得身心交困，这对于民主政治实在没有甚么好处。在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我们新民主主义政治中发生激荡，发生浸润，结果呢，大的问题照顾不周，小的问题照顾不到，尤其是负责人更是这样，而小的问题照顾不到之处，在今天已成要很大的弱点。无怪托派份子王实味得以利用，进行离间挑拨，想把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等等更扩大起来，成为高墙，使所有干部和领导机关隔开来，以便利他破坏革命，破坏抗战的企图。 　　今天，我们应该推倒这两道墙。过去，政府的个别机关，曾经想学习党中央的新办法，计划过推倒这两道墙。但是结果失败了。因为政府工作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党的工作，而且又在会议主义和事务的环境中，一个机关想单独搞好，那实在是困难的。甚么会客制度，会议制度，个人负责制度等等，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土堤，水一冲，还不是垮台。 　　那么，今天究竟要怎样才能推倒这两道墙呢? 　　我想，首先是从脑子里来推倒。就是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从思想方法上来扫清那些不正确的观念。第一，彻底反对主观主义，要把调查研究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转变我们对会议和工作的态度，以纠正会议主义和事务主义的不良现象；第二，彻底纠正我们每个人极端民主化的观念。认清我们今天建设新民主主义，是要集中精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改革社会，改造一切过去政治上不平等的制度，使社会更向前发展。而我们每个人，参加了革命，自然是已经政治化了但还须更加政治化，具备高度的政治眼光，时时留心政治问题，不是在琐碎事务上发展平等主义；第三，干部的相互关系上，应该有更正确的了解，关心干部，和干部间互相团结，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关心，政治上的帮助，和政治上的团结，而不是生活细节上的苛求。思想上搞清楚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最近学习了两个多月的结果，事实上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实在是很好的现象。其次，是在这次学完之后，进行检查工作的时期，尤其是趁加紧实行简政的时期，我们各机关团体，都应该下决心，克服这种会议主义事务主义的现象，建立适合今天边区情况的正规的会议制度和工作制度，已经建立了的，就把它加强起来。不必要的会议应该尽量减少，值得开的会，才开，已经有很好准备，酝酿成熟的才开；与自己关系不太大的会，就抱定决心不去参加，真正腾出时间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各个主管机关，应该切实负责，该那个机关解决的问题，就该切实解决，不能再助长那种不好的倾向的发展。至于本机关里，个人负责制一定要坚决建立起来，该谁管的事，就谁负责去办，去接头，去解决，不必甚么事都推到负责人的头上，负责人对于不必自己直接处理的事，不必自己接头的人，就不抓来处理，就不硬去接头。我想，只有有这样大家都同样的建立起制度来，大家都共同严格遵守制度，就好像这次的整风学习一样全延安都有共同的学习制度，彼此一点没有妨害，都进行得很好。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大大发扬和推广的。只有这样，这两道墙才会彻底推倒，我们就会是在平地上赛跑，工作就会更大的发展。 　　一九四二年“七一”纪念日 　　1942年7月15日《解放日报》 　　署名：周文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