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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南通立志到清华园抉择

吴殿尧 宋霖

万里长江，东入大海。长江入海口处，在江涛与海潮日夜不息的激荡中，大江北岸拥托起一片神奇的土地，平展展的原野上，五座山峰拔地而起——它们本是大海中五座海岛，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守望着浩瀚的江海。这就是江苏省南通地区。在海风江涛拥抱中，她生养了一代又一代闪耀于中华民族史册的杰出人物。朱理治便是其中一位。 　　朱理治，一个中共党史上人们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多是从老版《毛泽东选集》注释上看来的，他是书中极少被点名批评的人之一。细心的人又能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或党史记载中时隐时现地见到他的事迹：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中的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共青团领导人，坚持战斗在平津的河北省委代理书记，主持西北工作的中央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英姿勃发的陕甘省委书记兼二十九军政委，运筹在帏幄之中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西安事变前中共在西安的负责人，发动中原抗战的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解放战争时的东北局驻朝鲜全权代表，等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拼搏了一生，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虽中经顿挫，却百折不挠，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然而，他的大半生又笼罩着悲剧色彩。他坚韧负重，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也留给我们关于那个年代党内斗争的许多沉重思考。 　　一、家世与童年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理治，还用过王志、大朱、达祖、玉苔、王刚、黄岗，李迅、煌岗等化名)。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十六)生于江苏通州余西镇 (今通州二甲镇)。 　　余西，位于今南通市城东南六十多华里，是个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古镇。当年，小镇三面环水，运河绕镇流过，并在镇上设有码头；镇上几百户人家，就有十几家大地主名门望族、多家私塾；南北中心街上并排着米行、油房、花布店、鱼肉铺、茶馆、酒楼、药店、当铺，游动着周边十里八村的乡民；小街深巷四处矗立着不同年代各种名目的牌坊百余座，彰显着镇上人家曾经有过的荣耀和名声；镇上还多佛道庙观：大悲殿、都天庙、大皇庙、三官殿、夫子庙、元帅庙、城隍庙、尼姑庵等等，终年烟火缭绕；逄到年节，镇衙门前广场上搭起戏台，各式戏班子轮番登台表演，更加热闹；运河岸边的拉纤声、过往机船的马达声，不时打破小镇的宁静。整个小镇经历着从传统向近现代的演变。 　　朱家祖籍江西，祖先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哲人朱熹。迁到通州的一世祖朱仲盟在元顺帝时作过郧州(今湖北郧县)长吏，其子朱正六因有功于明朝，在明洪武二十四年被封为沛国公。传到朱理治的曾祖父朱竹斋，已经是第十七代。朱竹斋为清太学生，著名中医，临终时，他把不多的产业留给了次子朱兰亭、三子朱敬亭。朱理治的祖父朱煦堂因是长子继承父业，有行医生计，没有分得财产。父亲朱作丹继承父业，也成了当地有名的中医，全家主要靠他行医维持生活。父亲为人耿直，脾气倔犟，不会巴结权贵，但心肠好，乐善好施，遇上看病没钱的人，他照开方子，让人家到药房取药，记在他账上，到年底由他一起结算。这样行医，挣不来多少钱，往往到年底还要欠债，生活总是摆脱不了困窘。家中有田八亩(包括祖坟一亩二分五)、房六间。田地有时租给别人种，有时靠家里人自己种，实在忙不过来时再请雇工。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家里又把位于镇中心的四间房子租了出去，另在镇西后街典借了四间房子自己住。尽管这样，还要靠母亲和姐姐做些家庭手工活来补贴家用。朱理治除姐姐之外，还有一个哥哥叫朱乃嘉，父母亲只养活了他们三个孩子。 　　朱理治小时聪颖活泼，好学也好动，常和邻居的孩子们在镇上串来串去，赶庙会灯会，看社戏听评书，拜文庙、武庙、观音堂，到河塘里游泳摸鱼……尽享了童年的欢乐；稍大一点后，也常跟着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 　　朱理治六岁时，父亲把他送到镇上一家富绅的私塾发蒙。私塾先生姓王，名铣，号小楼，通州师范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回乡教书。其父王金堂，在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曾随淮军吴长庆部(亦称庆军)到朝鲜参加抗日援朝，平息兵变乱事，在那里结识了在庆军中任“理画前敌军事”的张謇，因是南通同乡，往来亲密，成为好友。 　　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字季直，号啬庵，晚号啬翁。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文取状元，授翰林院修正撰。南归故里后，兴实业，办教育，创社会公益，开中国人兴办民族工业、建设近代化城市之先河。他在南通不仅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公司等实业，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立师范学校、第一个博物馆、气象台、养老院、育婴堂等，因得建“中国近代第一城”美誉而名声遐迩。他在余西镇附近也办了实业，常来视察。每到余西，都住到好友王金堂家里。王小楼正在考秀才，可惜赶上清朝末年废止科举，郁闷中，被大人物张謇收作了干儿子，也是得了一个安慰，并多有机会得到义父的调教。 　　张謇通达世变，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疆拓土。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讲究个人操守的道德自律。王家父子受张謇影响，眼界较之当地人开阔得多，既有传统文化的学养，又有了较为现代的思维，言谈举止，应对世事，对在这里读书的学子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少年朱理治，进入这样一家体面的私塾，性情自然也受到熏陶。他学习用功，心不旁骛，加上小有灵性，很快在同学中崭露头角。他背古文，写帖子，作对子，样样专注，有一次，先生出了个对子的上联：“霜降降霜树不老”，他眨了眨眼睛，就对出了下联：“冬至至冬觉大寒”，同学们都说对得好。由于成绩优秀，深得先生的喜爱。 　　朱理治八岁时入本镇东街的新式小学，开始受新学教育，学国文、算术、体育、音乐等课，各科成绩总是名列全班之首，常得学校老师夸奖。 　　西后街家屋前的院子里，有棵一丈多高的柿子树，枝繁叶茂，一到秋天果实累累，能采下三五筐柿子。朱理治常常在树下读书，有时也拿本书爬到树上去看，怡然自得。有一次，看书看得着了迷，竟忘了自己身在树上，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把自己摔伤了，鼻左侧跌破个口子，母亲急忙把佛龛里的香灰抓了一把涂上止血，结果留下一道黑色疤痕，带了一辈子。 　　余西镇东南侧有条运河，叫通吕运河，是宋元以来开凿的。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就是通过这条运河，把盐从海边盐滩一船一船地运到扬州，再发往全国。余西和近处的二甲村，有运河的码头，往来船只多在这里停泊，各地商人和船工纷纷上岸歇息，饮茶聊天谈生意，非常热闹。朱理治常到这里，好奇地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谈论着，争吵着，交易着……他有时也站在运河岸边，看着小船顺着河水渐渐消失在天际处，又有小船从天际处一点点变大，渐渐驶来……这些景象，使他长见识开眼界，也常常引发遐想、沉思。这流水和小船通往外面的世界吗?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也是有富人有穷人、有好人有坏人吗?先生教的、书上写的，到外面的世界都用得上吗? 　　朱理治十岁时，王先生安排他的几个学生到南通县城(一九一二年民国后废通州设南通县)里去念高等小学。到城里念书，虽然学费不算高，但要住校食宿，就是这样一点费用，朱理治的家境仍难于承担，父亲很为难。王先生觉得朱理治是个可堪造就的材料，不读书实在可惜了，便找到和他相好的朱溥泉极力推荐。朱溥泉是朱兰亭之子，朱理治不出三代的族叔，地主兼经商，很富裕，加之有王先生推荐，便答应供朱理治上学。这样，朱理治在南通城里念了高小和中学。每到一个学期的开学前，他都要到朱溥泉家里去领一笔学膳费。那是最令他感到难堪的时刻，在他的心灵中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他后来曾回忆说：“因为族叔的祖母极力反对，所以每次去领学膳费都要费很大的周折和困难。进了大学以后，他们索性一个钱也不帮助了。”① 　　在南通师范第一附小读书，比在余西家乡的私塾受到更全面的教育。南通师范是张謇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民立师范学校，十分注重教学设施和教学秩序的建设。在附小任教的多是南通师范毕业的高材生，教学质量在当时是一流的。朱理治从这时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同时也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南通城内有著名的濠河，是有千年历史的古护城河，沿岸有大大小小数十处园林，环河设有二十余孔石桥。每天早晨，他和几个同学沿着濠河跑步，边跑边欣赏沿途的光孝塔、北极阁、文峰塔等名胜古迹，渐渐练就了长跑的工夫。每次回家，他都要走几十里路，路上带几块干粮充饥，不用一天工夫就到家了。家境的贫寒磨炼了他的坚韧。 　　二、热血青年 　　朱理治十二岁那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很快波及消息灵通的南通县城。纺织产业工人和南通师范的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朱理治也跟着高小的同学一起，参加游行队伍，摇旗呐喊。到底是年纪小，对国家面临的危亡局面不甚了解，还说不上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高小毕业时，考试作文题《各述尔志》，他在文中表示，自己志向是将来当个隐士。大概是因为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又找不到原因，更觉得个人无力去改变，所以想学东晋诗人陶渊明退避田园，过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这种逃避现实的想法，多是出于未经世事的童稚和天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很快有了改变。 　　一九二二年，朱理治考入南通的江苏省立第七中学。这所中学创办于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为苏北最早的中学，是经张謇、孙宝书②倡议由通海五属(即南通、如皋、泰兴、静海、海门)地方集资而建，故定名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校”。辛亥革命后改由省辖，更名为省立第七中学，后又改称省立南通中学。学校校训“诚恒”二字匾悬于校礼堂。 　　开学前，朱理治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用几天时间游历了南通城郊依江而立的狼五山。狼五山又称五山，指狼山、军山、剑山、黄泥山、马鞍山，五山并峙，平地拔起，千余年前，曾是大江中的五个岛屿，沦桑造成。五山中，狼山为最，乃佛教名山之一，山下有骆宾王墓、题名坡、林溪精舍、翠微亭，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临峰远眺，则天风浩荡，江波浩淼，不由使人想起宋王安石《狼山观海》篇“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的诗咏。他们在剑山文殊院、黄泥山龙爪岩、马鞍山虞楼、有有亭等名胜处徜徉、品味，还瞻仰了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渡江亭、马墓，明代抗倭名将曹顶的祠墓和塑像。最让朱理治和同学们心魄颤动的是，狼山脚下一座新墓，乃辛亥革命烈士南通人白雅雨之墓。 　　白雅雨(一八六八——一九一二)，名毓昆，号铣玉，近代著名爱国学者，曾任教于北洋法政学堂，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革命青年。其中的一位学生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白雅雨于辛亥革命时参加发动滦州起义，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在率部向天津进发途中失利，被清军捕获。临刑时，立而不跪，昂首宣示：“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并留下绝命诗：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 　　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 　　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 　　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 　　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 　　此身虽死了，千古美名传。 　　白雅雨英勇就义后，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迁葬于南通。他的慷慨捐躯事迹和气贯长虹的绝命诗，令故乡人深深敬佩与怀念，久久传扬。朱理治上小学时就会背诵这首诗。现在站在烈士墓前凭吊，默默地想，我就是“后起者”啊，我能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吗? 　　青年是需要人生榜样的。从辛亥志士白雅雨为革命的慷慨赴死，到抗敌民族英雄岳飞的“壮怀激烈”，都给朱理治以激励。他为自己取号“慕飞”，就是发誓要以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万死不辞。 　　上中学后，朱理治个子长高了，体魄渐显，在同学们中愈来愈有号召力，年年被推选为班长。他不再像少时那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而是更加发愤求知，健体修身。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抓紧晨练和晨读；夜自习后，仍伏案灯下，钻研不倦。他当年的同学回忆说：“每于黎明之际，在校园读书，经常听到理治朗诵英语、国文声；夜间自修课后，又独自在教室内秉烛演算数学。暮鼓晨钟，不稍懈怠。”天道酬勤，他的学习大有长进，成绩优异，中学八个学期的考试，分数都是全班第一。因此，他赢得了同学们的钦佩、教师的赞誉和学校的奖励。这使他逐渐有了自信，在自信中有了追求，有了志向。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之爆发反帝爱国运动，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南通各界起而响应，成立后援会，发动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朱理治和学校的同学也走向街头，走向农村，高呼反帝口号，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向广大群众宣传爱国道理。这时的朱理治已是十八岁的高中生了，对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痛楚的感受，所以这一次他是满怀悲愤、满腔热血地投入运动，而大不同于六年前参加五四运动那样，只是跟随大人们行动的热情少年。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笼罩这个环境的时代氛围。十七八岁，正是一个人开始感受社会，感受时代，并开始人生憧憬的年龄。朱理治在这个年龄感受到的，是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国正处在二十世纪初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动荡中，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的黑暗现实；而那场革命所激发的英雄主义情结，仍在激励着不满现实的人们；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种种新思想、一个个新观念，一阵阵新信息，都传到与上海只有一江之隔的南通。 　　然而，当时在南通的影响大莫甚焉的是张謇。他是南通人心目中最崇拜最尊敬的人物。张謇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大转型时期，不仅积极参与全国性政治、经济、社会的大事，又躬自经营南通地方自治并卓有建树。他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使世人对南通刮目相看。南通的城市面貌和功能，展示出早期现代化的气息和色彩，“中外士人之履南通者，无不谓南通市政之佳，为全国之冠”，甚至有外国人称其为“理想的文化城市”。③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很难在南通发生大的影响。这里的知识分子对外界各种政党派别的纷争不屑一顾，而只信奉孔子的“君子群而不党”，认为要救国，便不应分党派；有了党派，便会分散力量，不利于走实业救国之路。朱理治记得，“为了说明这种幼稚而又错误的主张，我还在作文里运用力学原理，论证过没有党派对救国的好处。”④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七十四岁的张謇因冒酷暑视察沿江保坍工程积劳成疾不治，与世长辞。举国哀悼追念。张謇的去世，标志实业救国之路走到尽头。如胡适所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这时，人们已经看到，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追随、崇拜他的人不能不开始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朱理治就是在这样一个南通人痛失范懿的时刻，告别家乡的。行前，他在私塾时的王先生嘱以张謇语：“天之生人也，与草木尤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朱理治明白，这话的意思是，人要活得有意义，就要干一番事业、对社会有所贡献。这理念，注定了他的一生不会在平静和平凡中度过。 　　三、清华园入党 　　一九二六年，朱理治读完高中二年级。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学校同意以高中同等学力，推荐他报考大学。朱理治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考了他仰慕已久的清华大学。那一年，有四千多人报考这座北京名校，只录取八十名，竞争相当激烈，朱理治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条件并不占优势。结果，却出乎意料地以优秀成绩被录取了，而且是当时刚刚设立的比较热门的经济学专业。 　　朱理治之所以报考清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清华较之其他大学收费少，学生可以向学校借贷。这次到北京求学，他没有像往年那样，到族叔朱溥泉家里求助学膳费。离家时，家里为他借了一百五十元高利贷。到校后，他只交了半年学费，以后没有钱，又向学校借了一些。 　　就这样，一个江淮平原上的农家子弟，带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走进了北京城。十九岁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要增长才干，以施展报国之志。 　　清华大学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原是清皇室的园林清华园，毗邻近代两度遭西方列强侵掠而成废墟的圆明园。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创办于一九一一年四月，是一九〇〇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之一的美国，用它分得的庚子赔款“实属过多”的“额外”部分，“退款办学”而立。1925年5月，清华添办大学部，1926年，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的正规大学，设十七个系，其中国文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业学系、工程学系等十一个系正式开课，尚有哲学系、社会学系、东方语言学系、数学系、体育系、音乐系等六个系未能开出课程。 　　朱理治是清华经济系的第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开始时仅有八名。系里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货币银行学》、《初级会计学》、《初级统计学》以及关于中国财政、中国经济的课程，也有《欧洲经济史》、《商业组织与管理》、《财政学》、《经济思想史》等选修课。从小就感受到张謇兴办近代实业的辉煌而羡慕其成就的朱理治，能够有机会学习有关现代经济与管理的理论和经验，真是如愿以偿了。但由于经济系刚刚开设，师资和课程还不很齐备，使他也有余力涉猎更广博的知识。 　　但是，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安下心来读书的时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北京，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海啸还在激荡着。一方面是北洋军阀各个派系轮番地占据北京中央政权，一方面是各种名目的政党和思潮纷涌，相互激烈斗争。朱理治入大学的时候，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高潮正席卷全国，广东国民政府已在一九二六年七月正式出师北伐，十月攻占武汉三镇。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又面临一次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朱理治还有些懵然不知所从。他自幼成长在南通这样一个“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模范之地，从老师那里受到的是“君子群而不党”思想的影响，对国内出现的各种政治主张不甚了解。但迅猛变化的时局催促他必须认清大势，作出抉择。他的天性决定他不想看风使舵、盲目跟随，而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找到自己认可的道路。 　　当时，清华的进步学生崇尚“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格言。为了追求真理，他每天下课后，就一头扎进清华图书馆，寻找当时较为流行的社会学书籍看。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费边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琦鼓吹的国家主义以及曾国藩的文集、家书……几乎翻遍介绍各种流派、宣传各种学说的书刊，但是越看越茫然。 　　这时，和他住在同寝室的一位叫余冠英⑤的同学向他靠近。余冠英是离南通不远的扬州人，年长朱理治一岁，是中文系学生，颇好中国古典文学。他们常一起进图书馆，一起散步聊天，谈读书心得。 　　朱理治说：“几个月来读了几个流派的书，觉得这些学说、主张，都不像物理、化学、数学那样有根有据，不那么让人信服。” 　　余冠英说：“你可以看看几本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的，但实行起来却有危险，就怕你不敢干。” 　　“只要是科学，是真理，我就会为之奋斗的，死了也干!” 　　余冠英听朱理治这么一说，就给他找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一本是蔡和森写的《社会进化史》。 　　读着读着，朱理治完全被《共产党宣言》所吸引所征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透彻揭示，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阐述，使他如饮醍醐。他边读边思考，开始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与黑暗，是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造成的，要改变社会现实，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张謇老先生几十年所努力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朱理治豁然开朗，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这就是社会主义学说。 　　这时，余冠英悄悄地问他：“想参加共产党吗?” 　　中国共产党，对于经常看报了解时事的朱理治来说，并不陌生。在他眼里，那可是一个有点神秘甚至有点恐怖的组织，是当局时时提防、到处搜捕的组织。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就在他的身边。原来，余冠英就是共产党员。他颇为惊讶，同时也很兴奋。朱理治知道，共产党就是要实现《共产党宣言》的党，劳动阶级要获得翻身解放，改造旧世界，就要有自己的组织。虽然加入共产党就面临着被迫害、被通缉、被杀戮，但为了救中国、救民众，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自由的社会，不管有多大危险，也要参加。他立刻郑重地表示： 　　“愿意加入共产党，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 　　一九二七年三月，朱理治经余冠英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两个月。朱理治在全国解放后填写党员登记表“入党动机”一栏时曾写道：“因为切身感受到民族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压迫，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它们的科学性，故愿为之奋斗到底。” 　　可见，朱理治作出人生选择的过程是郑重的，不是一时的政治冲动，没有掺杂着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经过慎重的思考，比较，选择，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能够指导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凭着科学的信仰、坚定的信念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从他入党直至生命终结的五十一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艰难、什么样的坎坷挫折，始终没有动摇过，没有灰心过。他走过了一个信守不渝、光明磊落的人生。 　　当时，清华大学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正在悄悄发展着。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清华举行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李大钊、陈毅这两位中共在北方党组织和学生总会中的负责人，就曾以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公开身份到会讲演，李大钊在题为《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之位置》的报告中，赞扬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使命”，不畏惧帝国主义的“跋扈”，不怕失败，特别是一九二四年以后改组了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联成一体”，“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民众，广结于世界民众”。陈毅在讲话中指出：反动派污蔑我们“赤化”，一切革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肤色尽管不同，但都有着革命的热血——赤色的鲜血，这就是我们共同的颜色，人类不应该有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而应该平等相待。这就是我们对“赤化”的理解。⑥几天后，发生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北京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清华有二十多位学生受伤，一位名叫韦杰三的云南籍学生牺牲。几天后，全校学生进城，到协和医院迎柩，抬棺游行，举着“杀尽国贼”、“讨还血债”等白布旗帜，步行几十里回到学校，葬烈士韦杰三于校园内。同年十一月，清华大学的中共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有三名党员，支部书记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受党派遣来清华图书馆工作的王达成⑦，党员是雷从敏、朱莽。不久又发展了余冠英、魏明华、李景清、崔宗培等。 　　朱理治入党时，清华党支部共有八名党员。清华支部和燕京大学支部、香山慈幼院支部一起组成中共北京西郊部委，受市委领导。部委书记是戎之桐(燕大支部书记)，宣传委员是王达成。当时，党组织活动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发展党员；二是从事国民运动，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在学生中公开活动，朱莽还担任过清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是组织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内刊物的学习。朱理治后来回忆说：“新党员入党后，即受到党章的教育，以及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的教育。每个党员每星期都要向五个群众做宣传，每星期党小组会上都要检查执行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议程虽有五六项，但时间不超过两小时。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我们支部曾发动大家从图书馆借出《资本论》、《价格和利润》等书学习。”⑧ 　　四、最初的考验 　　一九二七年春天，全国革命形势开始逆转。四月十二日，也就是朱理治入党刚一个月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听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血腥屠杀的消息，朱理治悲愤难抑，写了一张小字报，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投入到帝国主义怀抱，并悄悄地把它贴在饭堂前，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真相。 　　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呼应，在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就在这前后，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与帝国主义勾结，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四月六日，奉系“安国军”大批军警特务突然包围苏联使馆，不顾国际公法，将在那里避难的李大钊等六十余人捕走。同月二十八日，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坚贞不屈的革命者推上绞刑架，悍然杀害。 　　李大钊殉难前，中共北京党组织曾多方营救，这时的朱理治时刻牵挂着李大钊在狱中的情况。他从北京《晨报》上看到“李大钊受审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李大钊在二十多天的监狱生活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始终没有泄露过一点党的机密，没有讲过一句不利革命的话。特别是李大钊临刑前的郑重宣示：“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自负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李大钊的慷慨就义，在朱理治心中引起极大的震撼和悲恸。他对李大钊有一种特殊的崇敬。因为他知道李大钊曾是他家乡烈士白雅雨的学生，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他敬佩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伟大人格，被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所鼓舞。李大钊传播真理的声音总在他耳畔回响：“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黑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一点有益人类活动。”⑨“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铿锵的教诲和预言，溶入他的信念和血液。伟大先驱者的牺牲，不仅没有使他产生丝毫的惊骇和胆怯，反而使他更加坚决，更加坚定，要把烈士未竟的事业担起来，干下去。 　　他回忆说：“我入党后不久，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就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当时，北京和天津各报对他的死都有详细的报道，就连反动报刊的记者们，虽然对他信仰的共产主义表示反对，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伟大人格。据说，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党组织准备暴动把他抢出来，和他商议时，他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我党力量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他就这样英勇地走上了绞架。新闻记者访问他的家属时，他夫人拿出了4块钱，这就是他家唯一的积蓄。”⑩ 　　刚刚入党的朱理治没有因为形势的突变和李大钊的牺牲而产生丝毫犹豫和胆怯，而是愈发坚定自己选择的道路，勇敢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朱理治回忆说，他入党后不久，“余冠英介绍了一位‘上级’同志和我谈话，这个人就是现在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王达成。他是代表支部的，还是代表区委的说不清，我过去总是认为他是燕京大学的，大概是代表区委的。当时谈话内容今天尚能记得清楚，是说经过几个月考察，组织上认为我是纯洁的，诚恳的。但是太老实了。这个批评是针对我曾找过一个工人谈话，谈话不技巧，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目，而这个谈话对象是国民党右派。”(11) 　　朱理治把发展组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注意发现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同学，并加以培养，很快发展了一名新党员冯仲云(12)。冯是数学系学生，江苏武进人，与朱理治算是大老乡，因此常有接触。每每谈到社会问题都有共同语言，于是，朱理治从帮助冯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树立起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在同右派学生的辩论斗争中得到锻炼，使冯在反动气焰嚣张的时刻决心加入党组织。 　　当时，国共合作在武汉政权控制的一些地方还艰难地维持着。中共北京市委决定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新策略，让所有的中共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打击右派，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使之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清华党支部按市委的部署积极执行，党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清华园内曾召开一两百人参加的国民党党员大会，会上围绕国民革命、国共合作问题左右两派展开辩论。学生中右派出马的有袁瀚青(也是南通人)、刘信芬等，朱理治和李景清、余冠英、冯仲云等代表左派出马。双方发言激烈，力图扩大影响，争取处于中间状态的多数学生。 　　但不久，七一五事变发生，武汉的汪精卫叛变宣告第一次大革命终归失败。北方的白色恐怖也铺天盖地，清华党支部面临严峻的考验，有的党员被捕自首叛变，有的消极脱党，有的被迫躲避，还剩下的八九个党员，支部书记在几个月内换了三任，最后落在朱理治的肩上。西郊区党的工作在血雨腥风中坚持着，每周的组织活动都是秘密开会，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各组同志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同时在校外工农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有些被派去做人力车工人工作的学生，亲自去拉车，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这样艰苦的工作，党员又秘密发展到三十多名。李大钊被害后，北京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很多同志失去组织联系，便到清华来找党的同志，朱理治等人就设法把他们秘密安排在清华工字厅后厅(招待所)暂住，掩护这些同志躲过反动派的追捕，并陆续帮他们接上组织关系。继续投入斗争。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中央派重要干部蔡和森到北方，领导北方局工作。九月初，蔡和森到达北京，在燕京大学宿舍楼的三层顶棚上，召开北京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蔡和森作了四个小时的报告，传达不久前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清算。朱理治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说：“因为当时还是新党员，理论水平不高，革命实践也很少，所以对报告理解得不太深刻。”但他似乎明白：搞革命不仅是艰难的、危险的，也是复杂的、曲折的，党内还存在着路线斗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几乎葬送了革命。 　　中共北方局组成了以著名工人领袖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的领导班子，确定在北方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以配合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十月中旬，王荷波在组织冀东农民暴动失败后，在北京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人也相继陷入敌手，并于十一月十一日全部被杀害。北京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在这样的形势下，朱理治仍然从容地进行着党的工作。十月间，组织上调朱理治到西郊区委任组织部长，不久又做了西郊区委书记，清华党支部书记由冯仲云接任。西郊区委下辖清华、燕大、农大、慈幼院、平民学校、海淀农民等几个支部，他经常深入到海淀农村和清华、燕大、农大等高等院校之间，开展秘密工作，通报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情况和防范措施，组织各支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做群众工作。他利用组织“名人讲座”、“时事座谈”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领导下，西郊区党的力量逐步壮大，党员发展到近四百名，党的组织经受了严峻考验。在全党一度被“左”倾盲动政策左右的形势下，北方局下达了在北京组织武装暴动的任务，朱理治被任命为西郊区委暴动大队长。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北方根本没有革命形势，西郊区党的力量虽然大些，有四百多党员，但大多数是学生，不知道拿什么去暴动。我曾问过领导，领导告诉我，这次暴动的主力军是四大铁路的工人。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临时抱佛脚，积极组织党员做郊区农民的思想工作。但由于时间太短，我们经验也少，所以成效不大。当时我想，假使暴动真的发动起来，只有把西郊区的党团员和可发展的国民党左派组成三百多人队伍参加。不久，即听到传达说，城里暴动指挥部因来往人多，被发现了，北方局和市委相继被破坏，北京的暴动也就这样流了产。”(13) 　　北京党组织执行盲动的暴动政策，发动以四大铁路工人为主的全市性大暴动，结果，暴动没搞起来，市委和城区的几个区委反倒接连遭到敌人的破坏。十一月，市委书记李渤海被捕叛变，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陷于瘫痪，唯有朱理治领导的西郊区委没有暴露。一九二八年一月间，隐蔽了一段时间的市委和几个区委的几位负责人来到清华，找朱理治商谈重建党的领导机构问题。朱理治通过在校部的地下党员，安排他们住到校部客房，秘密开了几天会。他们讨论的结果，认为首先要建立临时的市委领导机关，取名为“北京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朱理治为工委书记。朱理治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党龄不到一年的党员，难以担负起这么大的责任，主张抓紧找上级领导。这时，城里区委一位同志说，他在天津有个关系，可以经过那个关系找到顺直省委。朱理治刚接到家里寄来的八十元钱，留下应付工委开销外，拿了二十元作路费，派汤应时去天津，找到了顺直省委。这时顺直省委在蔡和森主持下刚刚改组，遂派省委常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明远，以省委巡视员身份来到北京，组织新市委。朱理治被选为市委候补委员。 　　一九二八年三月的一天，朱理治代表市委到海淀去出席西郊区委召开的会议。散会后，他像往常一样徒步回清华。正走着，听见后面有人叫他：“朱先生!” 　　朱理治回头一看，是接替他任西郊区委书记的唐天石和两个穿着灰色衣服工人打扮的陌生人，神情异常，唐的面色铁青，表情很不自然。朱理治心想，可能是遇上麻烦了，便问：“你们叫唤谁呀?我不姓朱。” 　　工人模样的人说：“平民学校校长请你去一下，你一定要去!” 　　朱理治这下完全明白了。海淀的平民学校，校长夫妇都是党员，那里曾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不久前被叛徒出卖。看来，果然是遇上特务了。既然碰上了，不能束手就擒。他打量一下那两个特务，身材瘦小，像是抽鸦片的，而自己在学校是个好运动员，也会摔跤，和唐天石两个合起手来对付他们满有把握。于是便大喝一声：“装什么蒜，你们这伙土匪!我打……”他边喊边把手伸向裤子口袋，作出一个要掏手枪的架势。同时对唐天石喊道：“他们是土匪，我们一起揍……” 　　可是，唐天石呆若木鸡，一动不动。两个特务却慌忙躲闪。 　　朱理治乘机一翻身跳进路旁的干河沟，拔腿飞跑。他个子高，腿也长，又善于长跑，很快就把特务甩掉了。 　　朱理治一口气跑回清华，一进校园，刚巧遇上了体育老师马约翰。马问他： 　　“你从哪里跑回来呀?” 　　“练长跑去了!” 　　他是马老师的得意门生，打了个招呼就过去了。 　　第二天，北京的《民国日报》、《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昨天在海淀抓到两个共产党，其中一个逃跑了。没过几天，报纸又登出共党北京市委和西郊区委都被破获的消息。当时，清华大学享有“治外法权”，反动军阀当局不能随便派兵进入。但为了防备便衣特务的搜捕，朱理治在校内还是经常变换宿留地点。有一次，余冠英带他到很有名望的朱自清教授家里，见了先生说，外面很乱，想在这里坐一坐。朱自清也没多问，就请他们在客厅里自便，自己仍回去写作。就这样在朱自清家过了一夜。这时，朱理治很希望市委能有人来找他，因为他没有在城里的联系办法，等了几天，还是没有人来。就这样在校内躲藏了半个月。一天，党支部通知他，在校部的一位地下党员探听到，说外面要抓一个姓朱的，支部决定要他离开学校。 　　于是，清华支部的同志为他化了装，由冯仲云护送，从学校旁门悄悄离开，到前门火车站，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再到塘沽转乘海轮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对这段经历，朱理治曾回忆说：“清华再也不能呆了，顺直省委和我又没有关系，因此想到上海经过崔宗培的关系去找党。崔宗培原是和我在清华一个支部的，调到市委做秘书，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和市委其他人一起被捕，由于他的哥哥在东北做事，托人请张学良保了出来，转到上海复旦大学继续学习。我们当时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到上海，一定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14)  　　①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②孙宝书(1862—1913)，清进士，官至户部主事，为南通中学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曾任南通县长。 　　③赵鹏：《状元张謇》，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④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30页。 　　⑤余冠英(1906—1995)，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是著名文学史家和中国古典文学专家。 　　⑥《清华周刊》第371期《校闻》，1926年3月19日。 　　⑦王达成(1905—1989)，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⑧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32页。 　　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⑩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31页。 　　(11)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32页。 　　(12)冯仲云(1908—1968)，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部副部长等职。 　　(13)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34页。 　　(1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36页。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