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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主持西北工作 |
| 吴殿尧 宋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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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天津到陕北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天，朱理治在鲁贲的陪同下，由精干的地下交通员护卫着，乘火车离开天津，前往西安。
护卫在暗中不动声色地进行。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应付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盘查，他们各自准备好了一套编得天衣无缝的社会身份。鲁贲是陕西怀远(今横山)人，原名鲁学曾，一九二七年入党，曾任共青团横山县委书记、中共府谷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与妻子安建萍负责陕北特委与陕西省委、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之间的交通和联络工作，一九三二年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一九三三年调任共青团绥远省工委书记，①三月间他刚刚安全往返过陕北与天津之间。朱理治此行的沿途联络和进入苏区的行程，全由他负责安排。②
车中乘客谁都不会想到，这位临窗而坐的二十几岁的清秀俊朗、谈吐文雅的青年，竟然是国民党当局亟欲搜捕而不可得的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而且即将是共产党在陕甘地区的领导者。
此次远行的目的地，是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陕北苏区。在那里，中共陕北特委与中共陕甘边特委已于二月五日合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二月七日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简称西北军委)，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朱理治要去与他们会合。
原陕北特委和新成立的西北工委，原先都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简称“中代”)领导。陕北特委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改属河北省委领导。③陕甘边特委虽然过去属上海中央局和陕西省委领导，但现已隶属于西北工委。
朱理治是以“中代”和河北省委代表的双重身份。前去领导西北工作。行前，孔原告诉朱理治：北方局即将恢复成立，至时朱理治将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的身份领导西北苏区的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不久也要派两个同志去陕北，至时朱理治与他们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领导西北党的工作。④
在早先，陕北、陕甘边是各有统属的两块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曾经历曲折。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致使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十月，照金苏区陷落，由于特委书记寻找上级组织，其他成员分散在各级党政军组织中，边区党的工作实际上由红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只辖此师)党委代行，在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努力找党。⑤一九三四年五月，特委恢复，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特委书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天津的“中代”派谢子长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工作。谢子长是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人。和刘志丹同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谢子长回到陕北后，大力发展武装，七月八日任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 (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并于当月下旬在南梁与红四十二师会合。在七月二十五日举行的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陕甘边特委、四十二师党委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了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并撤销了高岗的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⑥
八月二十六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都中负了伤。九月五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代”写信，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工作作了尖锐的批评：“四十二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二十六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四十二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四十二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二十六军的办法。”他批评的“政委”应当是指担任过四十二师政委的高岗、杨森、张秀山当中的一两个人。他批评的“老右倾同志”则是专指某人。他还向上级请求说：“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⑦谢子长的这封信，与“中代”派朱理治去西北主持工作，有因果关系。
稍后，十月二十六日，陕北特委也致信“中代”提出了相同的请求：“请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⑧这已经是催促派人去了。
此后，谢子长认为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十一月二十五日致信“中代”，报告陕甘边工作已经显著好转，说：“红二十六军最近已彻底的转变脱离群众的倾向”，并且“获得很好的成绩”，还列举了所取得的成绩的实例。⑨——但是，迟了一步，在此前不久的十一月九日，“中代”已经发出了给红二十六军的长达五千字的指示信，信中严厉地批评指责他们：第一，脱离群众，站在群众斗争的外面；第二，没有巩固已有的游击区域，没有执行创造苏区的路线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第三，没有坚决地武装农民并在扩大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巩固并发展红军；第四，没有根据政治军事环境确定军事策略方针，以动员群众与红军游击队有目的地进行战争。⑩总之，基本上否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被批评指责的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负责人是王泰吉、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蔡子伟、黄子文等人。(11)
值得注意的是，“中代”在七十天前，亦即九月十五日，在给陕北特委的一万五千字指示信中，在对陕北特委的工作作严厉批评的同时，还对红二十六军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亦获得新的胜利，正在乘胜发展”，“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新胜利，今后或是与陕北游击队相互呼应，或是北向与陕北游击队打成一片，都是对于陕北革命斗争的开展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12)
只隔两个多月，“中代”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之一是：陕北的郭洪涛在给“中代”的报告中指责红二十六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提供了不实的材料。(13)此后在陕北发生的种种风波，这是一个重要的源头。
决定朱理治去西北工作的通知，一九三五年三月就下达了。因为他当时正在夜以继日地忙于起草《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华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只好将行期推迟到五月。(14)
朱理治临行前，“中代”孔原写了一封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经朱理治和柯庆施等讨论同意后，由“中代”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作为朱理治到陕北后工作的根据。孔原和柯庆施还写了一份七千字的军事指令。
“中代”指示信说：“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
在讨论时，对上纲到如此的高度，朱理治感到很难理解，就问孔原：“究竟是什么问题?”孔原回答说：“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根据陕北洪涛报告，现在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你到陕北后首先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孔原还给朱理治看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小册子《肃反》，里面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的一篇称赞鄂豫皖苏区肃反是伟大胜利的序言。孔原向朱理治交代：郭洪涛回陕北后已经初步地执行了布尔什维克路线，因此可以信赖。(15)
“中代”所说的“两个右派”中的蔡子伟，时任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红色西北报》负责人。张文华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前任是蔡子伟)。
火车循津浦铁路南行，然后转陇海铁路西进。
窗外是新绿初露却依然苍凉萧瑟的原野，与故乡南通此刻温润明丽草长莺飞的景物迥异。
朱理治牵挂着留在天津的妻子季瑶琴和留在故乡由年迈的父母抚育的儿子朱尔谨。算来尔谨已经一岁零三个月大了，他出生十八天就离开了父母，应是相逢不相识了。季瑶琴正怀着身孕，很快就要临产，身体又不太好，依依分别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永诀。
车行极慢。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的原北京大学教授顾孟余，坦率著文说：“枕木路轨车身，无一不是破坏到了极点”，许多人宁愿乘骡车也不乘火车，“因为骡车不但价廉，速率亦比那个腐败的铁路快得多。”入陕西境，车行更慢，从潼关至西安段铁路去年十二月才建成，今年一月刚通车运营。(16)
到达西安住下。鲁贲去交通站联络，遇到了奉西北工委之命去天津和上海汇报请示工作的李铁轮。李铁轮是陕西石泉人，早年在北平读书时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曾任少共北平市委秘书、少共河北省委宣传干事，一九三三年以“中代”和少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到陕北工作，任共青团陕北特委宣传部部长，曾是鲁贲的下级，曾经继鲁贲、马文瑞、明目之后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后改任宣传部部长。听了鲁贲的报告，朱理治要他立刻安排与李铁轮见面。
第二天，朱理治到了李铁轮住的旅馆。李铁轮报告他此行有两个任务，第一是向“中代”汇报目前西北斗争情况和西北工委工作情况，请求中央能派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到西北工作；第二是了解和核对一个自称是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庆孚的身份。据张庆孚本人说，他是经由特科系统，由西安特科引领进入陕甘边苏区的，他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于去年十一月离开上海，今年一月到达西安，再在交通员徐国廉的护送下于二月到达南梁堡。他向高岗和习仲勋说，带来的一部无线电台和几箱药暂留在西安了。半个月后，派徐国廉和另一名交通员到西安去取，一去不回。再派人去西安，方知徐国廉已经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杀害，另一名交通员被捕后叛变了，特科护送他来的王超北也不知下落。张庆孚带来的用药水写的密信，怎么也显不出来字。张庆孚提出要求：通过电台直接与周恩来通话。但陕甘边此时根本没有电台，而且与中央和中央红军没有任何联系。同志们都警觉起来：张庆孚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中央派来的?派来干什么的?情况反映到西北工委，李铁轮自告奋勇去天津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询问。必要时再经“中代”介绍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弄清张庆孚的来历。(17)
朱理治认识张庆孚。张是江苏江阴人，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六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十九军的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八年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后参加社联。朱理治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狱，七月到上海后，还是张庆孚帮助找的社会职业。(18)
朱理治知道，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的江西瑞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白区的工作，所以也称中共白区中央局，书记李竹声。一九三四年六月，李竹声被捕叛变，盛忠亮代理书记。十月，盛忠亮被捕叛变，黄文杰任书记。一九三五年二月，黄文杰被捕并被判处徒刑。三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恢复了与白区党组织、苏区党组织的联系。(19)朱理治知道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到西北的，应该是两位同志，而且是在自己到西北之后才会来，就对李铁轮说：“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你们不要去上海了，可以去天津。”(20)
张庆孚的事，在不久之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西安住了几天，朱理治由鲁贲和交通员小秦护送，前往苏区。他们有时乘骡车，有时步行，有时在夜间绕开村庄在野地里疾走，经高陵、三原，几天后在耀县庙湾寨附近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会合。(21)
黄子文是三原人，一九二六年入党，曾经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三〇年在北方局工作，一九三一年到山西搞兵运，任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政委，后回到陕甘地区从事军事工作，一九三三年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在谈话中对朱理治说：“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把一些小娃娃提到中央负责!”显然，黄子文对四中全会的看法和立场与罗章龙和张慕陶是一致的。这使得朱理治更加相信陕甘边确实是有右派活动了。(22)
行行复行行，一直向北，朝着黄土高原的深处进发，穿行在沟梁峁坡川道山地间。经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河洛川、鄜县 (今富县)、甘泉下寺湾、安塞、安定(今子长)，朱理治一行于七月五日抵达延川县永坪镇。(23)此前两日，即七月三日，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机关移驻永坪。
二、初到永坪
在朱理治向陕北跋涉的两个月中。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中代”孔原于五月中旬离开天津去上海，转道去苏联开会，行前主持建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成员由河北省委领导成员组成，高文华任书记，柯庆施任组织部部长，李葆华任宣传部部长(不久由李大章接任)。第二件是，根据“中代”意见，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刘祚夫(后未到)来陕北，(24)与朱理治三人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
聂洪钧是湖北咸宁人，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奉派去苏联学习。归国后历任重要职务，一九三一年任红十军政委，其后任新十军政委、闽浙赣军区政委、皖南特委书记。一九三五年二月调上海临时中央局。聂洪钧离沪前，上海临时中央局军事情报工作负责人贺昌炽与他谈活，重申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意见，内容主要是：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了陕甘、陕北苏区；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是黄子文、蔡子伟等人；刘志丹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贺昌炽要求他到陕北和朱理治一起，依靠郭洪涛，好好解决陕甘边、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问题。聂洪钧六月初到天津，北方局书记高文华在与他谈话时，作了与贺昌炽完全一样的叮嘱和政治交代。(25)
至此，即将开始的西北党内斗争的主要对象和斗争任务已经确定，而且是无可变更了。
谈话中涉及的黄子文，朱理治在耀县见过了。张慕陶则是陕西和河北党内的重要人物。
张慕陶原名张金刃，陕西三水(今旬邑)人，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四年入团，参与创办《陕西青年》，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兼任青年团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作为陕西党的代表，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回国后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原省委书记王藻文叛变投敌、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之时，领导组建了临时省委并任代理书记，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领导北方斗争，使中共组织不断壮大，工农群众运动高潮迭起。一九三〇年年初，中央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将他调到上海审查。后被分配到武汉担任长江局总兵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推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党在四中全会后出现了分裂，罗章龙等人反对王明路线，反对四中全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工会党团”，并因此被开除出党。张慕陶回到河北，任“紧急会议筹备处”书记，致函“中央非常委员会”表示接受其领导，并派出多人分赴各地进行反四中全会、组织“第二省委”的鼓动。二月，他被开除出党。四月，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狱后，中共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奉派到察哈尔省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并任中共张家口特委书记。五月，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他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后来，中共河北省委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以建立红军、创建苏维埃区域、实行土地革命为目标，把冯玉祥当作了“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指责张家口特委是“最有害、最可怕的机会主义者”。九月，再次将张慕陶开除党籍。张其后在山东、上海、广东、广西、香港等地奔走，鼓动反蒋斗争，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一九三四年秋，他经阎锡祺引荐，改名马云程到山西担任了阎锡山的高级参议。一九三五年，他在山西建立“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不久避居北平。他是一个悲剧性的政治人物。一九四一年被蒋介石电令枪杀于陕西南郑县。(26)
因为张慕陶曾经是陕西省党和团的主要负责人，与许多人有工作上或组织上的关系，在后来的陕北肃反中，许多人就被说成是“张慕陶派来的右派反革命”。
永坪是位于延川县西北的一个重要集镇，与安定县接壤，北距敌军盘踞的名镇瓦窑堡不到六十华里。永坪镇地处南北要冲，在平川之上，人烟稠密，民风淳厚。南望是海拔一千三四百米的苍莽的连绵大岭，滚滚滔滔的永坪川流过镇旁，向东注入清涧河。然后汇入黄河。永坪是陕北苏区的中心区。朱理治的到来，受到了西北党政军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此时，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组成。原工委成员谢子长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因伤势恶化而逝世。工委书记惠子俊(原任陕甘边特委书记)一直没有到任，由崔田夫(原任陕北特委书记)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张秀山任宣传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原陕北特委已经撤销，其所属党的组织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原陕甘边特委则仍然保留，继续领导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组织。朱理治到永坪不久，惠子俊到职。(27)
军队系统方面，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原为朱子休。下辖两个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原属陕甘边特委领导，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原属陕北特委领导。
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义勇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后为贾维义，政委张仲良，后为郭炳坤；第二团团长孔令甫，政委胡彦英；第三团团长王世泰。后为黄罗斌兼，政委黄罗斌，副团长王富贵；骑兵团团长赵国卿，后为康健民，政委高锦纯；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郭宝珊，政委黄罗斌，后为马佩勋。
八十四师刚刚于一月底组建，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下辖三个团和军政干校。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第二团团长郭玉人，政委马万里；第三团团长王士杰，政委樊文德；陕甘宁晋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军事主任张文舟，副主任李启明。
地方军事组织主要有：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纵队长高步仁，政委刘明山)、陕北游击队第二纵队(纵队长郭玉人兼，政委马万里兼，后为王再兴)、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纵队长陈世恩，后为牛刚、王子长，政委惠艾深，后为黄振邦)、神府独立第三团(团长温治恭，后为王兆相，政委杨文谟)、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师长史文华，政委王兆相兼)、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陕甘边区直辖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刘金声，副总指挥王继之)、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黑志德，政委赵正化，副司令员杨开德)、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司令员邵凤林，政委杨凤岐)。(28)
实际拥有的总兵力为：主力红军两个师约三千人；全苏区大小四十多支游击队约三千人。
苏区范围，含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朱理治到永坪时，两块苏区已经连成一片。
陕北苏区是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辖安定(赤源)、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赤光(延川)、秀延、延水等九个苏维埃县治，神(木)府(谷)、绥(德)清(涧)两块苏区。其中，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和府谷的大部、佳县和榆林农村；绥清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的大部，靖边、安塞、米脂东部和横山、子洲南部农村。(29)
陕甘边苏区是陕甘边特委领导创建的，含陕西省境的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鄜县(今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省境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十一个苏维埃县治。(30)
苏区政权机构在朱理治抵达时，仍然分设。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为：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秘书长惠子明，财政部部长艾楚南，国民经济部部长惠子明兼，土地部部长辛兰亭，工农监察部副部长刘耀三，劳动部部长祁明珍，粮食部部长高旭光，教育部部长陈蓬飞，保卫局局长刘子义，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为：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秘书长张文华，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李生华兼，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呼志禄，后为马锡五，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冯锡玉，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文。(31)
各县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粮食、经济、军事、肃反、文化教育、劳动等委员及秘书长，在改建为县苏维埃政府，各委员均改为相应部的部长，分别主持一个方面的工作。(32)
群众团体则有：共青团陕北特委、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陕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及县级共青团、工会组织。
朱理治所面对的，是由两块苏区、两个特委、两支红军、两支干部队伍刚刚连结的整合体。
自九个月前中央苏区失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之后。中国南部的苏区相继丧失。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此时正在艰难搏杀的长征途中。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块苏区，后来成了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落脚点。
朱理治的任务是，领导这一块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走向巩固和发展。然而，历史给朱理治提供的是一个有诸多限制的、规定了基本场景的舞台。到永坪的第二十天，是朱理治的二十八岁生日。
此时的西北苏区，幅员已经相当辽阔：西至六盘山下，东达黄河之滨，北倚古长城与毛乌素大沙漠，南抵俯瞰着八百里秦川的黄龙山。但此时在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和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块根据地和红军的存在。
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占据着主要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镇。共产党和红军占领着部分县城和广大的农村。蒋介石和何应钦正忙着向西北调兵遣将。就在朱理治抵达永坪的前一天，驻宁夏的马鸿逵于七月四日言辞急迫地致电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称：“陕北共匪荼毒地方，崧生、培五两部久劳征剿，无如进展甚缓，匪势颇强，长此以往恐滋蔓延，陕宁接壤，殊深杞忧。”(33)崧生是国民党军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字，培五是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字，他们正率部与西北红军在广阔的战场上纠缠厮杀，激战方殷。
遵照“中代”指示，朱理治一到永坪就与郭洪涛会面，听取了他对西北情况的介绍。
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一九一一年生，一九二五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同年年底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榆林地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山西太原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一九三三年春经组织营救出狱，十二月在北平参加由“中代”指派李华生主持的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后奉派回陕北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他任政委。一九三五年二月，西北工委成立，他任组织部部长、秘书长。(34)
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到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在介绍到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一九三三年红二十六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刘、高不是右派，但是右倾，犯了右倾取消主义的错误；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者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35)
因为“中代”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七年后，朱理治说：“这就种下了陕北肃反的祸根”。(36)
三、主持西北工委扩大会议
七月十五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同志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是传达“中代”和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五封指示信中的前三封，在朱理治到达之前，已经经由地下交通送到了陕北，西北工委学习了这些信，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还将它们刊登在西北工委编印的刊物《西北斗争》上。(37)后两封分别写于五月十日、五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信发出时，朱理治尚在途中，他是到永坪后才看到的。
五月十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问题给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信》(38)长达一万四千字，内容中有许多不切合西北实际的宏论空言和批评指责，还有许多既不切合实际却又非常具体的军事指令。比如，要求“红二十六军应以全部的力量，积极自中、富、甘、延、安之线出击”；要求“凡是赤白交界的交通要道与险要地带，必须建筑防御工事”，“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否则就是“逃跑与退却”；要求“集中有技术的工人，大量地制造枪支”；要求“依据各种特殊的条件，严密与技术地进行特种的破坏(如焚毁仓库、飞机、大炮等)，及瓦解敌人的部队(如利用敌军的高级长官的同情革命者，在某种紧急的时机，延迟、违犯上级长官的命令，而使敌军遭受打击等)。”有的指示完全是建筑在照抄其他苏区经验和想象与推理之上。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关于扩大苏区问题给驻陕甘代表、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信》，(39)是写给朱理治和西北工委的。同样作出了脱离实际的空言和宏论，而且严词指责了“陕甘边的右倾取消主义者”。指示信重申了组织设置和领导权限：“准备组织中央局、北方局共同派遣驻陕甘的代表团，以便各方面加强对于你们的领导。”
因为五封指示信篇幅很长，永坪会议开了七天。朱理治晚年回忆说：“对于上级的指示，基本是照本宣科，对它的正确部分没有发展，错误部分也没有多少纠正。”(40)
七月二十一日，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首先肯定了陕甘党“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初步的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陕甘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弱点与错误”作以下归纳：“(一)在第二次‘围剿’开始的时候，在军事上表现的是退却逃跑，虽是以后纠正了，但是，在目前还是在一些地方残余的存在着；(二)对扩大红军的意义，机会主义的估计不够，红军数量稀少；(三)对地方暴动的完全忽视；(四)土地革命中犯了许多的错误；(五)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没有广泛的执行，苏维埃内部的反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的斗争异常的不够；(六)苏区中工会工作的忽视；(七)白区城市、农村、士兵、反帝工作的忽视等等。”
决议案号召：“只要我们党能够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我们不但能冲破这一‘围剿’，而且可以与全国红军一起，争取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我们应当打击在这一‘围剿’的前面的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些无气节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动摇，同时我们应当打击那些‘左’的乐观主义，他们因胜利冲昏头脑，觉得我们什么都好了，敌人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三次‘围剿’不可能了，或者说这一次‘围剿’不过是‘照例’‘围剿’而已，忽视动员群众，去冲破这一‘围剿’。”
决议案提出了下一步必须着重进行的六项工作：“(一)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三次‘围剿’，与红军配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二)领导群众政治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红军；(三)组织地方暴动；(四)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与游击区域，彻底实行苏维埃民主制度，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五)彻底深入土地革命，实行查田运动，纠正过去许多错误；(六)领导白区群众工作与白军工作，特别是加强城市工作。”
接下来就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了：“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实行‘中代’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暗藏在党内以蔡志(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的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他们不但认为目前陕西革命尚未胜利，而且认为目前争取陕西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常常惯用煽起党内无原则的斗争，他们反对陕甘党是立三路线，很明显的他们利用反立三路线旗帜掩盖着他们右倾取消主义的真面目，进行反党活动。这种错误特别是在陕甘边区与南区，因上级关系断绝，一时期容易受右倾取消主义的影响。陕甘党没有认清楚右倾取消主义对党的危害，对右倾取消主义采取一种调和主义的态度，影响工作的发展，停滞阻碍党的工作进展，使陕甘党遭受了很大损失。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所以陕甘党站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正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取消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的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
决议案最后指出了陕甘党内领导方式上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领导的脱离下层，缺少个别的具体的指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领导上的无计划、无检查、无个人负责制，不去研究经验与教训，自我批评的不开展等等”，要求“立刻纠正这种现象，并根据朱理治同志在扩会所指示的具体方法来转变陕甘党的领导方式”。
最后，决议案提出了四项任务：“(一)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二)要实际完成实足铁的两军红军(九千人数)；(三)争取到数县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四)创造几个模范支部。”(41)
决议案对陕甘党的工作的批评指责许多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或者是过火的。陕甘党在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革命创造方面，存在着缺点甚至错误，但并不构成右倾取消主义。从根本上说，决议案是对上级指示的贯彻。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是对决议案的具体化和任务化。它对国内形势同样作出了脱离实际的过高估汁，指出：“广大的群众在实际斗争经验中已经清楚的认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苏维埃与红军能够救中国，能够把中国的劳苦群众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解放出来。”认为“全国是正走在总动员武装反蒋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在强调发展武装、大力扩大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指出：“在反对三次‘围剿’的战斗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右倾取消主义的观点，反对在敌人武力优势面前动摇畏惧，不相信我们能够争取这一次战役胜利之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的取消主义，反对对于客观形势的估计不足，认为目前陕甘革命还未进到苏维埃阶段，甚至还未走到地方暴动时期的荒谬胡说，反对轻蔑主力红军西移的新战略，反对单纯坚壁清野的逃跑路线。同时要反对‘左’的乐观主义者，以为敌人已经没有力量进行三次‘围剿’，或者说三次‘围剿’也是不要紧的，不研究三次‘围剿’的严重性，客观上取消动员群众，反对三次‘围剿’的战争动员。”要求“坚决的执行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实行坚决的进攻策略”。号召“立即全党紧急动员，加强红军，加强游击战争，加强群众革命斗争”。
决议中说的主力红军西移，是指中央红军的长征。这时朱理治还不知道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不知道中央领导层发生的变化，也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在一个月前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越过了人烟稀少的藏民区，正在向着第三座大雪山仓德山进发。
决议中有许多正确的内容。在对下一步工作布置时，体现了朱理治对集体决策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尊重和务实精神。决议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八项任务：(一)紧急的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用“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武装保卫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边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去动员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领导赤少队配合红军游击战争。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交通队、侦探队，动员妇女组织洗衣队、缝衣队、慰劳队，动员妇女老汉儿童放哨、送信，把全苏区人民动员起来。(二)红军游击队在统一的军事计划及军委会的领导之下进行战争，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的敌人支撑点，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开展战争，运用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地进攻敌人，在敌人“围剿”布置好之前打碎敌人的部署。争取神木、府谷和吴堡、绥德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神、彬发展；恢复已失去的米脂东、庆阳北和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泉、富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和陇东发展；以旬邑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与北上的红二十五军呼应，巩固发展陕甘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与新游击区，与陕南与川陕苏区联成一片。(三)在“为创造两万铁的红军游击队而斗争”的口号下，在十月革命节之前扩大红军六千人，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使新红色战士没有家庭的顾虑，坚决地上前线去。(四)根据全苏大会选举条例，严格检查阶级，不许一切豪绅、地主、富农等异己分子混入选举运动中与当选苏维埃执委。建立坚强而有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建立苏维埃民主制度，实行自我批评，进行经常的反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分子的斗争。党领导各级苏维埃彻底领导分配土地与查田斗争，坚决的执行土地与劳动法令，镇压和肃清反动派。(五)进行政治动员，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就是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的胜利。(六)组织总工会，加强贫农会、反帝革命互济会、儿童团的工作，转变妇联会为妇女工农代表会。 (七)加强白区城市和白军士兵工作，以至组织地方暴动及革命兵变。 (八)加强党的领导，坚决面向支部，猛烈扩大党的组织，建立工作检查制度，发展自我批评，提拔工人干部，反对动摇和无信心，反对“陕甘边特殊论”的观点。(42)
“陕甘边特殊论”是对认为陕甘边情况特殊、群众工作难于像陕北一样开展的看法的批评。这个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朱理治当时初到陕北，还不了解陕甘边的情况。几年后，朱理治说：“张秀山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当时我批评他是‘特殊论’。后来我到陕甘任省委书记时，郭洪涛在陕北要我和他竞赛扩大红军，但我总赛不过他，我才认识了陕甘的确是特殊的。这里面积虽大，人口却不到陕北的四分之一，而‘柳拐子’(43)就占了人口的十分之一，没有党和群众基础，工作只有先搞军队，再搞政权和群众工作，以后再建立地方党。这与陕北有几十万人口，交通比较发达，原先有很好的党与群众基础的确是不同的。”(44)
决议在总体上不可能跳出决议案的框框，但是，在八项任务中，已经摒蔽掉了上级的许多脱离实际的要求，在以务实精神具体指导西北党政军群工作上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难能可贵的。它的战略任务的提出，振奋与鼓舞了西北军民的革命斗志。
决议对实际工作的安排和全面具体的指导，有许多是正确的、强有力的。它对于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时任西北工委成员和西北军委主席的刘志丹，没有能够出席这个会议。他正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在绥德和清涧前线与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激战。
就在会议通过两个决议的前一天，即七月二十日，何应钦派驻绥德“督剿共匪”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发去急电，称：“查匪主力连日围攻绥西三皇峁、老君殿等处未遂，其窜过无定河向我防地进扰，自属必然。除饬严加侦防，准备固守外……转知高(桂滋)师饬属注意匪主力之动向，尽力毋使脱离接触，并随时派飞机侦察，以便应机堵击。”(45)
在国民党官方和军方的函电交驰中频频出现的“刘匪子丹”，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英勇的红军将领和深受人民拥戴的西北革命领袖。较长时期以来，他在党内受着不公正的对待。他是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原名景桂，字子丹，后改名志丹。一九〇三年生。祖父是清朝拔贡，父亲是延安府秀才，后任民团文职副官。他一九二二年考入榆林中学，以出类拔萃的才干翌年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入团，任共青团榆林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年冬至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九年任中央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后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五月任保安县民团团总。一九三〇年打入骑兵四师任团附，次年任团长、再升任国民党暂编第十三师旅长。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起，任南梁游击队总指挥、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支队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组建红二十六军，他受“左”的错误排斥，改任政治处处长。一九三三年夏，杜衡强迫红二团南下，遭到失败后，刘志丹十月重返照金，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月底，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陷落。十一月，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十二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一九三四年一月，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五月，任中共陕甘边军委书记。十月，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一九三五年二月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时担任西北军委主席。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成立后，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他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从五月十日至六月三十日连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西北局面大为改观。这些辉煌战绩，是五月赴苏联开会的“中代”所来不及知道的。就在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召开期间，七月十七日，又取得了绥德老君殿之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二次“围剿”。
尽管刘志丹忠诚正直、战功卓著，却被扣上了“右倾”、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的政治帽子。他默默忍受一切，坚持为党工作。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一九一〇年生，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〇年入党，历任红军陕甘游击队班长、中队长、副大队长，一九三四年十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团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
朱理治初到西北，人地生疏。他不了解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历史，也不了解刘志丹、高岗、郭洪涛等人。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恩怨和亲疏好恶，但他却是身负明确的组织任务而来。上级的具体指示和郭洪涛的介绍，使他认同：“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内部政治面目不清楚，刘志丹和高岗一贯右倾，刘、高的品质很坏，不可信任。”(46)
这一页历史是沉重的，后来又被种种因素弄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其实，就中发生、发展、步步推演激化、终至爆发的历史轨迹，是清晰的。
朱理治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是正常的履行职责的行为。但是，多年来有一种说法否认他的正当性，说朱理治是“利用”“职权”主持召开这个会议；是“自编自演地通过了”两个决议，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朱理治到西北整整一年之前，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就已经在西北苏区显现出来了。早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曾作出《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对红二十六军党的工作的批评指责措辞严厉：“部队中的党，在这个时期的领导，仍然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的不深入，没有把许多消极怠工、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从党的正确路线上肃清出去。党简直做群众的尾巴和空架子，不起核心的作用。对游击队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路线(如合水游击队)，而不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只是招兵买马式的组织游击队。由于这些错误，形成了西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给他们戴的政治帽子除了“右倾机会主义”之外，还多了“土匪路线”，伤害人甚深。决议的后两项是反“张慕陶反革命右派”、“集中火力”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要和他们“作残酷无情的斗争”的内容。决议最后指出：“这个决议就是陕甘边区党最近的路线。特委希望全党的同志必须深入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的去执行，并把执行的程度报告特委。”(47)
中国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政党。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它的政治影响是全局性的。西北苏区在政治和思想上受到干扰，是避免不了的。所幸的是，在刘志丹等人的正确领导下，错误的东西没有得到贯彻，西北苏区仍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结束半个月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于八月五日发布。它提出了陕甘边区党的四项总任务：(一)巩固苏区，有阵地的向南开展，与二十五军直接呼应，布置以延安、甘泉、宜川、鄜州为中心的地方暴动工作；(二)彻底消灭苏区的一切白点，与忽视城市布置暴动工作的倾向作残酷的斗争；(三)彻底的残酷的肃清苏区内的反动分子及豪绅地主残余，组织警卫机关，专门进行肃反工作，“AB团的活动虽发现于陕北，但陕甘应最高限度的警觉。必须把南方苏区的反革命活动与肃清经过及陕北AB团的活动方法与破获详细地宣传在群众中，掀起广大群众对反革命活动的积极肃清与严防”；(四)加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彻底举行查田运动，坚决反对富农路线的分田错误。深入反富农斗争。”决议最后号召“与目前党内的右倾危险作无情的斗争。”(48)陕甘边区特委的这个决议之“左”，不但超过了朱理治主持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而且还具体地提出了进行“肃反”的要求。其中要求大力宣传和效仿的“南方苏区”肃反，早在几年前就在中央苏区、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苏维埃区域里和红军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被点名批判的蔡子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原名蔡建勋，陕西蓝田人，一九〇八年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在河南、江苏等地从事兵运工作。
朱理治到西北后经过自己的观察和了解，认为蔡子伟不是坏人，并由此对“中代”的指示产生了怀疑。他决定先抓实际工作，在工作中亲自对“中代”所说的右派进行实际的考察。(49)
四、勤勉务实的领导者
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成了首要的任务。朱理治全力投入了扩大红军和土地改革的工作中。在抓好党的建设的总任务下，一抓发展武装，二抓发动群众，他的思路是明确而坚定的。
在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中批评过的“领导的脱离下层，缺少个别的具体的指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领导上的无计划、无检查、无个人负责制，不去研究经验与教训，自我批评不开展”的现象，很快就有了改观。决议案中指出的“根据朱理治同志在扩大会所指示的具体方法来转变陕甘党的领导方式”得到了落实。这首先在扩红(扩大红军的简称)运动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陕北省临时苏维埃政府关于扩红工作的通令》发布。通令首先指出：“为巩固与扩大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根据地，为迎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为配合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必须巩固与扩大红军。各县苏维埃政府自接到本通令之日起，到‘九一八’止，在这一期间，最低限度要号召红军战士五百名，以后每半月要绝对保证五百名新战士的号召。下列是各县每半月应号召的战斗员名额：吴堡三十名，绥德六十名，清涧五十名，延水五十名，秀延六十名，延川三十五名，延安四十名，赤源五十名，靖边二十名，米西十五名，延长五十名，子长四十名。”(50)没有空言泛论，任务明确具体，逐个落到实处，这是对“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领导上的无计划、无检查、无个人负责制”的坚决纠正。
通令接着布置了八项工作：(一)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对革命的信心，鼓舞起他们参加红军的热情。各级苏维埃必须组织宣传队，用标语、传单、宣言、讲演、讲话等方式尽可能的力量向群众宣传。(二)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动员全体妇女群众为红军战士缝衣、洗衣、慰问、看护伤兵；经心的、及早的帮助红军家属种田收获。红军出师前线或战斗胜利时，举行欢迎仪式，开庆祝大会。当新战士入伍时，举行全村欢迎盛会。阵亡者的家属要特别抚恤优待，把苏区所有的石碑，一律改为红军纪念碑。广泛的宣传优待红军条例，使每一条件都彻底实行。各苏区可组织优待红军委员会，专负领导这一工作。(三)广泛号召群众参加游击队、赤少队，加紧政治军事教育计划，提拔优秀分子参加红军，甚至整队的编入红军。 (四)各乡苏建立扩大红军委员会，实行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之间的竞赛，就实际情况定出符合比例的数目，按日实现，比较成绩，给予名誉的奖励。(五)发动工会、农会等团体为红军备足战斗员 (注意：不是下命令)。(六)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民众各部门，及各列宁小学校，都把扩红当作目前主要的工作，实行号召竞赛。 (七)在白区建立突击队，和边区群众尽力吸收白区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八)纠正过去对于红军号召的怠工、不实行优待红军条例、负责人优待自己的亲戚朋友，而不顾一般的红军战士，与强迫命令群众当红军的错误。此情再犯必须予以严格的惩罚，并防范破坏扩红运动分子，给以反革命的处分。通令最后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依据这一指示，定出更具体的计划，切实执行，注意转变过去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领导，经常到下级苏维埃、到群众中去检阅工作。”(51)这八项工作内容的具体、细致、高度务实，还有对社情民意的深刻体察，都是同时期各地党的文件中少有的。
除了党内指示、行政命令、通过群众团体做工作之外，还有强化法制建设。而这一点，在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中，是罕有的。八月十五日，《陕甘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分会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颁发。军律：凡违抗命令者、私放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者、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者、贪污二十元以上者、强奸妇女有证据者，皆处死刑；凡在斗争中无故打骂劳苦群众者、无有命令私自焚烧豪绅房屋和粮食者、在斗争中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财物而不报告者、无故集合不到者、集合时以老弱或儿童代替充数者、在斗争中未奉命令私自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财物者、在斗争中私自脱逃者，视情节的轻重、首犯还是从犯、犯过的次数不同而处以不同的惩罚。最重的罚苦役十个月，最轻的罚苦役十天。为了保证公正，革命法庭由指挥机关负责人与基层代表共同组成；被审判人如果不服判决，可以提出理由上诉。(52)
军律对军队的约束力是巨大、有效的。对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也有非常强烈的警示和约束作用。比如贪污二十元以上者、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者皆处死刑，为党风和政风的廉洁，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九月上旬，朱理治主持起草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冲锋月的决议案》(53)发布。首先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宏大阐述和热烈的政治鼓动，接着归结到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和迎接北上抗日的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提出了扩大红军的任务。然后指出：“(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中央代表(指朱理治)的十月革命节前完成十足的两万红军的任务的正确指示。我们应该把十月定为‘扩红冲锋月’，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至少要扩大三千新红军战士，并且要努力超过这个数目。”还特别指出重视征收工农中善于骑马的战斗员，以尽量地扩大骑兵；号召进行竞赛运动，并且要把竞赛的结果在《劳苦大众》和《西北斗争》上公布，优胜者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发给列宁奖章、红色奖章。强调要“保证红军的巩固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决议案要求立即做以下几件实事：(一)在最近短时期内，使外省籍和外县籍的红军战士知道自己的公田在哪里，并由各乡苏维埃负责把公田中收获的东西，设法寄到各个红军战士的家中。(二)党和政府应严格检查这项工作是否得到了真实的执行，检查每个红军的家属是否得到了帮助，发动和领导群众广泛进行慰劳红军运动，慰问和救济牺牲战士家属，慰劳负伤的战士。(三)军委会负责检查医院的工作是否有了改善，务必使每一个伤兵都得到很适当的看护。(四)文化委员会负责检查红军子女学校的工作，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很好的管理与待遇。决议案强调：“扩红工作是与拥红工作分不开的，假如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得不到很好的优待，将是阻碍红军的扩大的。”决议案还具体指导了拥红工作的开展办法。
决议案中盈满了对红军和军属的亲人般的挚爱，更有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诚恳。
决议案在九月二十七日出版的《西北斗争》上刊出，发往全苏区，扩红热潮迅速掀起!在西北黄土高原千百处峁梁川坡间，扭出了一支支秧歌队，喜庆的唢呐声，欢腾的锣鼓声，响彻原野，身披着大红花的精壮后生，在亲人和乡亲的簇拥下走向县乡苏维埃政府。去当红军，成了自己光荣、家庭也荣耀的事。(这种在各苏区都有的场景，与国民党绳捆索绑抓壮丁形成极端鲜明的对比，其实，中国天下谁属，此景早已判明。)
西北工委提出的“一个月内扩大三千铁的红军”的任务，半个月就完成了两千七百人，(54)到月底超额完成。新战士补充进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于九月中旬抵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
朱理治抓的另一项工作是土地改革和以土改发动群众。因为在这项工作中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留在下一节专门叙述。
党的建设在陕北和陕甘边呈现的是两种情景。
在陕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且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陕北，但仍有党组织坚持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党、团绥德县委恢复，中共佳县县委恢复。其后，党、团米脂县委、府谷县委、榆林县委相继恢复。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领导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四月，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后，吉国桢、赵伯平相继担任特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不仅未能正确说明立三路线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反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二月，河北省委派杨璞到榆林，以张慕陶为书记的“紧急会议筹备处”亦派白明善同时到榆林，双方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由于陕北特委不允许他们再向下级宣传，所以没有产生什么后果。其后，党的组织在农村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委下辖八个区委、三个特支，共有支部八十一个，党员近八百人。一九三三年三月，陕北特委开始属“中代”领导，后改属河北省委领导。在朱理治到西北之前，除刘志丹、吉国桢、赵伯平外，担任过特委委员的还有马明方、崔田夫、马文瑞、王兆卿、崔逢运、鲁贲、常学恭、张达志、高长久、崔田民、郭洪涛、白明善、霍世德，担任过军委书记的还有谢子长、苏士杰、孔祥祯、张资平和王兆卿。刘澜涛担任过特委秘书长和宣传委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朱理治到西北后都与其共事了。
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提出坚决面向支部、扩大党的组织的号召贯彻后，特别是由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使得党团组织得到了大的发展。到九月西北工委结束时，陕北苏区的党团员已经发展到约两万人。
到九月中旬，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的二十六个党的县委(工委)中，有十五个是二月至九月间新建的，它们是：延长、红泉、宜川、延安、肤甘、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西、子长、新正、靖边、淳耀县委和安塞工委。(55)
陕甘边的情况与陕北迥异。在陇东，一九三二年冬红二十六军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把根据地划为华池、庆北两县，到一九三四年，华池县建立了一个区委和几个支部，庆北县建立了几个支部。一九三五年春，回民武装进攻西峰，红军撤走，党的组织也随之被破坏。造成党员少的原因，主要是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因为，但凡新思想、新文化必须靠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比如陕北，仅一个榆林中学就培养出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后来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而陕甘边，识字的人极少，接受过新教育的人更少。华池县全县只有一个中学生，环县有三个，曲子有两个。在陇东文风最盛的庆阳，旧文人不少，全县却只有两个大学生。(56)庆阳县直到一九四〇年才创办了第一所初级中学。(57)同时，应当承认，陕甘边特委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也确实是不足的。
朱理治对陕甘边苏区党员过少的状况，非常焦急。因此，在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特别提出了“猛烈扩大陕甘边党的组织”的要求。他对陕甘边特委的党建工作是不满意的。
五、化解对立和冲突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之一。“打土豪，分田地”是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主要口号。毛泽东诗词对此有生动的描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朱理治初到永坪就找来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以及郭洪涛等人，多次商讨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查田运动和以此发动群众的问题。朱理治还主持制定了相关条例，准备下发，全面铺开。
然而，在这项工作中，朱理治和西北工委，与陕甘边特委之间发生了对立和冲突。
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是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主持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共九条十四款，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然后分配给农民耕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58)
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59)
一九三〇年八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豪绅、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富农——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其他需要的贫民使用。”同时规定：“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予田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废除债务，征收土地税。(60)
一九三一年，王明“左”倾路线推行“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错误的土地政策，并且将它写进了十一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61)
一九三三年六月，毛泽东主席和项英、张国焘副主席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重申“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土地政策。(62)同月，《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颁布，要求“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收回富农的好田”，还要求把查田运动与“肃反与检举运动”联系起来。(63)
其后，毛泽东在《斗争》上发表文章指出，在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执行“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64)
十月，毛泽东起草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颁布，对查田运动中具体执行上的错误进行纠正，但是，仍然坚持了“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政策。(65)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说它“使得全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正确的依据”；指出“查田运动是继续发展农村斗争、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有力的方法”。在土地政策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削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66)(应予说明的是，从陕甘边特委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决议案可知，毛泽东的报告他们是看到并研究了的。)(67)
三月，张闻天任主席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中字第一号命令——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指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同月，《红色中华》发表张闻天主席的一封信，指出：“使地主根本分不到一寸土地，使富农只能分得坏田，依然是我们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中心任务。”(68)
显然，对于朱理治来说，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贯的土地政策和相关指示，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党的纪律也不容许他有别的选择。
在陕北苏区，陕北特委一九三四年九月派郭洪涛到清涧县袁家沟等地搞试点，做法是：(一)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二)中农土地不动；(三)红军、贫雇农分好地；(四)参加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及子弟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五)参加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及其子弟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六)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69)虽然稍有变通，但总体符合中央政策。
而陕甘边苏区土地分配的主要办法是：(一)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二)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三)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四)田和青苗一齐分，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果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五)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六)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八)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70)一九三三年四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专设了土地部门，土地分配原则是按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贫雇农享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给予适当的补充。(71)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土地决议案》，规定：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但土地不是全部没收，留给一份坏地让地主自食其力；对富农主要是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如高利贷等)和多余的土地。因为陕甘边区地广人稀，老百姓对土地的要求不很迫切，最迫切的是废除债务、分配财产，于是苏区政府在打土豪时，首先废除债务、烧毁契约，其次分配粮食、牛羊，稍晚分配土地。(72)
陕甘边苏区执行的“地主分坏地，富农可留地”的土地政策，与中共中央坚持的“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土地政策相悖离。历史地看，陕甘边的做法是对的。但在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右倾取消主义”，乃是必然的结果。
为了了解陕甘边苏区扩红工作推不快的原因，也为了加强对陕甘边特委的领导，西北工委调派绥德县委书记李景林去担任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部长，调派惠碧海去担任陕甘边共青团特委书记，派鲁贲和吴堡县委书记慕生桂一起带领工作组去陕甘边检查与帮助工作。
情况很快就汇报上来了：刘志丹领导的军事工作成绩很大，不但恢复了红二十六军，还给红二十七军很大的帮助。地方工作虽做了不少，但存在问题很多。鲁贲来信说：担负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黄子文，见到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在几百里长的战线上添筑了三个碉堡，便吓昏头脑，认为敌人碉堡封锁线已完成了，认为南区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主张退却，放弃已有地区，于是敌人很顺利地破坏了南区几万平方里的游击区，甚至十几个白匪就可以在我们的游击区里畅行无阻。同时，李景林、鲁贲、慕生桂还报告说：陕甘边特委里没有做党、团、工会等党群工作的干部，在十几万平方公里的苏区内，只有六百多个党员。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委员会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甚至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内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最重要的是，群众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土地基本没有分，地主很猖狂。朱理治接到报告，心中非常焦急。(73)
不久，又接到李景林报告：他们派了惠碧海带领土改工作团到下寺湾附近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刚开了一两次斗争会，地主富农即到处告状。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惠碧海被撤销了工作团长的职务。(74)李景林报告传来，西北工委党、政、团、工会负责人都很震惊。许多人纷纷向朱理治反映说：“反对土改、公开骂群众是土匪的李西萍不撤销工作，领导群众斗争地主的惠碧海反倒被撤销工作，这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是保护哪个阶级的利益呢?”
朱理治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而且确有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右派帮忙，如果不开展思想斗争，就会犯大错误。他开始写一篇文章《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内容之一就是重申中共中央土地政策，后来刊登在《西北斗争》上。(75)
几十年后，对此事有不同看法的两位老人，提供了相同的历史证词。当时任陕甘边军委主席的刘景范回忆说：“到六七月间，陕北派了个工作组，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本来不是地主的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分配了。这样，我们看不行，特委开会把‘查田运动’停止了。”(76)李景林回忆说：“运动铺开后，又开了一次特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习仲勋、刘景范、杨玉亭、李生华和我，共五个人。会议上，习、刘、杨一致不同意再继续分配土地，并要撤销惠碧海的职务，我不同意这个意见，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李生华(按：时任土地委员会委员长)起初没有发言，后来看到坚持停止土地革命意见的人多，也就符合(按：当为附和)了习等的意见。因此，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77)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朱理治决定用说服的办法，既解决问题，又保护同志。
朱理治专程到文安驿向高岗寻求支持。高岗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右倾取消主义。”朱理治失望而回。他决定成立一个代表团贯彻土地革命和与查田运动相关事宜，由朱理治、马明方、郭洪涛、崔田夫、张庆孚五人组成。并且立即派马明方和鲁贲去陕甘边，与习仲勋组成三人代表团，负责具体处理此事。
朱理治的举措是得当的。让习仲勋参加三人代表团来具体处理此事，是巧妙的善意的、更是缓和矛盾的安排。在马明方和鲁贲临行前，朱理治叮嘱他们告诉陕甘边特委一句话：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是党的基本路线，绝对不能动摇。(78)
陕甘边特委很快转变了态度，在八月五日发布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中宣布：“彻底举行查田运动，坚决反对富农路线的分田错误。”同时宣布：“保证一切任务的完成，绝对要开展自我批评。暴露一切工作的弱点，极力克服一切弱点存在党内。与目前党内的右倾危险作无情的斗争。”(79)
朱理治只想解决问题，团结同志，做好工作。他不想整人。
一场尖锐对立的纷争，被他化解了。
有必要作一补叙的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根据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但仍规定：“富农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但可以参加反帝拥苏 (大同盟)与互济会等群众的社会团体。”(80)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六年后，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延安以凌厉的言辞写道：“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81)
自然，一九三五年七月的朱理治，无法预料到以后的这些变化。
①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因“贲”字生僻。在文件和回忆录中皆作“鲁笨”。
②李铁轮：《1935年若干历史的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③《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通知——中共陕北特委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问题》(1934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④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0—551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6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56页。
⑦《谢子长致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1934年9月5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32—233页。
⑧《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央驻北方代表信》(1934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第747页。
⑨《谢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第751页。
⑩《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1934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第754—760页。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书亦收录了此文，但改题作《中共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属误改；写信时间作“1934年9月”，属误植；文字亦多相异。《中共中央北方局》系根据1934年 11月9日出版的河北《火线》第25、26期合刊刊印，应予采信。
(11)《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55页。
(12)《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的信》(193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第717—737页。
(13)《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
(1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0页。
(15)《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16)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17)李铁轮：《1935年若干历史的回忆》；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
(18)《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19)《中共上海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上海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2页。
(20)《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21)李铁轮在《1935年若干历史的回忆》中，也说黄子文时在耀县，与朱理治回忆吻合。
(22)《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23)《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大事记》，第172页。
(24)朱理治《往事回忆》说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二人是聂洪钧和陈刚，属误记。据聂洪钧说(《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版，第16页)，陈刚确与此事有关，但不是代表。详见下文。
(25)《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16—17页。
(26)《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108—111页。
(27)崔田夫：《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陕甘晋省委》。
(28)《西北革命根据地》，第757—759页。
(29)《陕北革命根据地》，第1页。
(30)《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1页。
(31)《西北革命根据地》，第747—748页。
(3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33)陕西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474页。
(34)《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35)《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8日、11月12日)。郭洪涛发言时，除刘志丹已经牺牲外，朱理治、高岗等人都在座。会议主持人贺龙。郭洪涛向朱理治所作的情况介绍，多与事实不符。例如说高朗亭“贪污”就不是事实。1932年10月20日，中共陕北特委将红军西北先锋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任支队长。不久，九支队在清涧打土豪筹款3400元(银币)和大批物资，将其中的2000元上交特委作为活动经费。高朗亭没有经济问题。
(36)《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3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3页。《西北斗争》于1932年7月22日创刊，先后由中共陕北特委、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编印。
(38)《西北革命根据地》，第28—45页。
(39)《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6—51页。
(40)《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41)《西北革命根据地》，第52—55页。
(42)《西北革命根据地》，第56—62页。
(43)当地对因患地方病而腿部畸形的人的俗称。
(44)《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亦据笔者在陕北和甘肃省环县、庆阳、镇原、合水等地的实地考察，陇东的地广人稀至今犹然。
(45)《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第431页。
(46)《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47)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2—666页。
(48)《西北革命根据地》，第63—71页。
(49)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4页。
(50)《西北革命根据地》，第72—74页。
(51)《西北革命根据地》，第72—74页。
(52)《西北革命根据地》，第75—76页。
(53)《西北革命根据地》，第77—81页。
(5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4页。
(55)《西北革命根据地》，第5页。
(56)马文瑞：《陇东党的史料谈话记录》(1943年1月)。
(57)《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58)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59)《中央苏区史》，第261页。
(60)《六大以来》上册，第119—121页。
(61)《六大以来》上册，第181—183页；《中央苏区史》，第1049页。
(62)《六大以来》上册，第384—385页。
(63)《六大以来》上册，第386—388页。
(64)《中央苏区史》，第1051页。
(65)《六大以来》上册，第439—449页。
(66)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319—320页。
(67)《西北革命根据地》，第69页。
(6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219页；《中央苏区史》，第1054页。
(69)《郭洪涛回忆录》，第55页。
(70)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回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71)张秀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忆述》。
(72)刘景范：《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回忆》；刘景范：《从南梁到洛河川》。另，作同样回忆的还有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
(73)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5页。
(7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5页；李景林：《陕甘边区分配土地的一些情况》。
(75)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5—556页。
(76)刘景范：《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回忆》。
(77)李景林：《陕甘边区分配土地的一些情况》。
(78)《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79)《西北革命根据地》，第63—71页。
(80)《六大以来》上册，第729—731页。
(81)《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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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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