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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一九二四年叛变真相

曹雁行

曹雁行 　　张国焘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我的回忆》。他自我标榜地说：本书“客观冷静，所述力求真实”。但是谎话终究是谎话，张国焘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有意隐瞒自己可耻的叛变行为，被历史揭穿。下面我们仅就所接触到的有关资料进行一些考察。 　　一九二四年五月，张国焘曾经被北洋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关于这段经过，他在《我的回忆》第七篇《五个月的监狱生活》中，曾经用相当长的篇幅作了详细的描述。根据他在这本书里的说法，一九二四年他被捕以后，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问到铁路工会的活动，“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问到国民党的负责人时，“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问到共产党的组织情况，也使“他们一无所得。”甚至还给敌人的侦探们上了一次题目叫《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政治课。 　　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警察厅司法处关于张国焘一案的档案，却与张国焘回忆录的说法相违。据这些档案材料所载，由于叛徒杨德甫的出卖，供出了张国焘等人，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北洋政府交通部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五月二十三日，侦缉队的报告里说，他们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密令后，即派三个分队去后门铁匠营二十一号捕张国焘、张昆弟，没有捉到，仅捕到彭子均、李风林二人。后又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杨子烈(张国焘的妻子)。张昆弟同志已于六、七日前离开北京。在铁匠营二十一号，敌人曾经查到铁路工人名册以及其他党的文件。 　　从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京畿卫戍司令部公函(十三年法字二五号)看，张国焘被捕后已经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同志在内的许多党员的名字，而且承认了从铁匠营查到的名册就是各铁路工人中党员的通信名册。京畿卫戍司令部已经要求内务、交通两部转令“严缉逸犯”。六月十一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程克发出密令(内务部训令第一五二一号)，命令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李大钊等同志。密令说：“……经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元膺北京大学教员……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在这个密令里还附有《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其中有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静宇、刘仁静、方洪杰，宋务善、陈佩兰、缪佩英十一人。《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其中有：京绥路七人，京奉路二十一人，胶济路三人，正太路二人，京汉路八人，津浦路二人，粤汉路一人，道清路二人，陇海路一人，广州二十四人，都有具体的姓名和通信地址。 　　关于这些情况，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是怎样说的呢?《回忆》里说，被捕的头一天，李大钊同志告诉他，北京军警当局已拟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李大钊同志和张国焘。而名单所以有他们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公布出来的中央委员。还说他离开李大钊同志办公室，便到铁路工会的秘密办公处作了布置，“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明明是张国焘供出来的名单，《回忆》里却写成是张国焘被捕前已经有了的，这样就把他出卖同志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张国焘把名单的来源说成是出自国民党公布的中央委员名单，而我们在前面所列的人名中，只有李大钊和张国焘是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和候补中央执委，其他人均不是。另外，张国焘说铁路工人中党员名册已经运走，但事实上并没有运走，张国焘供出的“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就是根据这个名单供出的。 　　张国焘供出大钊同志以后，大钊同志为什么没有被捕呢?根据《李大钊传》的记载，由于张国焘的叛变出卖，大钊同志被北洋军阀明令通缉，他不得不离开北京，由李葆华同志陪同，到昌黎五峰山去暂避了一个时期。反动军警在大钊同志离开的当天晚上，就查抄了他在北京的住处，跟着又追到他在乐亭的老家去抓人，两次扑空后，六月十一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下了一个海捕文书，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六月十一日以前，大钊同志接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大钊同志化装为商人，回到北京，又取通哈尔滨、满洲里约住一周抵达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初冬才回到北京。这时已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九二四年十月)，直系军阀曹锟倒台，才使这个案件得到平息。 　　由于张国焘的叛卖，其他人是否被捕，我们还没有查到全部材料，但是可以确定，范体仁、孙云鹏是因为张国焘出卖而被捕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说：“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既然范体仁是和张国焘同时被捕的，当然就不可能是张国焘出卖的了。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张国焘是五月二十一日被捕的，六月二日就已经供出了党员的名单，到六月九日下午六时，范体仁才被捕的，六月十日侦缉队的呈文写得很明白：“抄录所供党员名单密函严饬查拿……因附名单一纸，奉此遵饬各队侦缉去后，兹据第四分队分队长张瑞林呈称：六月九日下午六时余，经长探等在东安门内骑河楼拿获交缉共产党人范体仁一名……一再严诘，矢口不移。”这个呈文说明，侦缉队确曾根据张国焘供出的名单布下了捕人罗网，而范体仁就是因为张国焘的出卖而被捕的。另一个被捕的是孙云鹏。孙云鹏是张国焘供出的《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中正太路二人中的头一名，他是被石家庄警察局逮捕的。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北洋行营发审处公函(十三年营字214号)看，孙被捕也是由于张国焘出卖所致。在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孙云鹏的名字。 　　上述材料说明，至少在一九二四年张国焘被捕这件事上，《我的回忆》里所写的，完全是既不“客观”，也不“真实”。在这本书前边所附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所写《张国焘先生的略历》里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关怀中国的人们，参阅一番，也可以鉴往知来，促进世人彼此间的互相了解。”我们把《我的回忆》拿来和当时档案材料中的事实“参阅一番”以后，确可以“鉴往知来”，增加我们对这本书和张国焘其人的“了解”！ 　　(原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