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张国焘 > 全文图书 >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

五四的浪花

于吉楠编著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张国焘的家庭，祖籍江西吉水，明末清初的时候，迁到这个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山区，逐渐发展成为拥有上千亩土地的客籍地主。张国焘在谈到自己家庭时说：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① 　　张国焘的父亲毕业于浙江法政学校，做了几年法官后，出任浙江省象山县知事。张国焘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生活、长大的。 　　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张国焘的家庭日趋没落，旧的科举道路走不通了，于是他也转入新式学校，去寻找出路。一九一二年春，张国焘离开上栗市到萍乡县立中学学习。两年以后，他转入南昌心远中学。在这里，他“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②一九一六年秋，张国焘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他在理工预科读了三年之后，于一九一九年转入本科学习。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山雨欲来风满楼”，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北京大学是各种新旧思潮汇集和激烈斗争的场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进行各自的宣传活动，“哲学会”、“新闻学会”、“进德会”等团体纷纷出现。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张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向封建顽迷思想奋战。李大钊更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一九一八年冬，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出版《每周评论》，他们是当时思想界的“明星”。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同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请胡适作顾问，出版《新潮》月刊，提倡白话文，主张反封建礼教的新文学。一九一九年三月，邓中夏等人又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天地，走上街头，向工人和市民群众作广泛宣传。黄凌霜等人则成立“实社”，出版《实社自由录》，鼓吹无政府主义。 　　张国焘也卷进了时代的潮流。开始，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赞同陈独秀提出的只有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主张。后来，又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转而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那时，社会主义有各种流派，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究竟孰是孰非，在青年学生的脑海中，是不大清楚的。与其说张国焘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不如说他追求无政府主义更为恰当。他自己也认为：“由于他(指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③其实，他对理论问题并不很感兴趣，在当时为数众多的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上，他没有发表过一篇谈理论问题的文章。相反，他十分热衷于社交活动。张国焘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又加入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同无政府主义者关系密切，还同“新潮社”经常往来，因而成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全国各界人民的团结斗争，终于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其外交代表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张国焘参加爱国学生的队伍，在群众会上，街头巷尾，发表过一些动听的讲演，也曾经同大批讲演的学生一起被捕，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的临时拘留所里。但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什么“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杨子烈更把张国焘说成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显然夸大了他的作用。应当承认“国民杂志社”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却不能把这一作用，首先和主要归功于张国焘。“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具体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指巴黎和会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二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④ 　　革命潮流与奔腾向前，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大多数是反帝爱国的，当然也会有为升官、为出风头参加运动的人。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时，学生领袖黄日葵、许德珩等被推选为负责人，投机分子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等人乘机占去了某些领导职务。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干事之一，他同这些人一起共事，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上海，联络各界人士，成了一位“学生要人”。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六月二十八日，北洋军阀政府接受了各界代表的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运动告一段落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化便日益明显起来。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改良主义，企图瓦解学生运动。他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划策，说什么“罢工罢市是很笨拙的消极武器，很难使用，很难持久”；“排队游街，高喊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支持段锡朋等人力劝学生复课。 　　学生复课后，北京学联的负责人被捕尚未出狱，张国焘被推举为北京学联的总干事。那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头子段祺瑞，秘密同日本勾结，准备缔结一个“中日防共协定”，继续出卖山东权益，九月间，山东学生首先起而反对，得到全国学联和上海、南京、天津、湖北等地学生组织的支持。于是，各地学生代表齐集北京，准备和北京学生共同行动，发起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的群众性活动。张国焘竞公开反对，从而破坏了联合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上海代表张静庐回顾说： 　　为了扩大我们的声势，我们于月底来北京以后，曾于九月三十日找他们联系，请他们和我们共同行动。那时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是北大理学院的学生张国焘，我们约他以及北京其他几位代表到米市大街的青年会来开会讨论。 　　张国焘是反对请愿的。在这次会上，他公开表示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主张北京学生会不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则认为请愿虽然不一定有结果，但这个行动却可暴露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阴谋，可以阻止对日的“直接交涉”，以及激起全国人民的注意，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张国焘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因而在会上引起了争执。……这次会议的结果，北京学生联合会还是决定不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裴国雄也没有征得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同意擅自宣告退出，会议终于不欢而散。⑤ 　　张国焘反对北京学联参加请愿活动的表现，同胡适的主张是吻合的。后来，他对自己的心情，作了这样的披露：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⑥ 　　没有北京学联的支持，三十名山东等外地来京的学生代表孤军奋斗，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全部被捕入狱，关押了一个月，才释放出来。在这件事情上，张国焘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 　　五四运动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李大钊把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一方面学习和翻译马列的著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向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斗争，批判封建复古主义、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种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时，开始深入工人群众，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当一九二〇年三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张国焘正在上海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之间。他没有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更没有写文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这时，同张国焘共事的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周炳琳、汪敬熙等五人，得到胡适和蒋梦麟的赏识，先后被送到欧美留洋去了，当时教育界人士讥之为“五大臣出洋”。张国焘目睹此情此景，心中十分怅惘：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我们一道活动。他曾在上海徐家汇一个花园里举办名震一时的踏青会，参加的青年男女二百多人。他为这种交际弄得有点神魂颠倒，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此外，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路经上海，都曾和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照理自然应该即时北返。⑦ 　　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张国焘从上海返回北京之前，共产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偕同翻译杨明斋，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找来了参加五四运动和赞成社会主义的北大讲师张中府和罗章龙等几个学生，进行交谈。维金斯基一方面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一方面了解中国的情况，希望中国也能够产生共产党。这是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较早的一次酝酿，而张国焘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在这以后，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张申府。张申府回忆说：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空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⑧ 　　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张申府去上海办事，就住在陈独秀的家里，同上海共产党小组的人见了面。张申府同陈独秀商谈了北京建党的事，他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九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后，就同李大钊共同进行建党工作。张申府回忆说：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一九一九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了会议。一九二〇年七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九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也回到了北京。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这时我准备出国，十月份我又到上海去了。后来听说北京方面发展了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全是北大学生。⑨ 　　这就是张国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吹嘘自己是同陈独秀、李大钊并列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是他先到上海同陈独秀商量好建党问题，然后回北京通知李大钊，才建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张国焘入党以后，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进去。那时，他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⑩不久，黄凌霜等人，因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退出了共产党小组。张国焘仍继续同他们保持联系，直到一九二三年，他还翻译《俄罗斯无政府宣言》，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并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11)可见，他同无政府主义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张国焘负责组织、联络；罗章龙负责宣传；邓中夏主编《劳动音》并做学生和青年工作；刘仁静主编《先驱》和搞团的工作。这时，张国焘自然成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一九二一年初，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张国焘还担任了几个月共青团的书记。 　　当时，北京共产党小组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一九二〇年冬，首先派出邓中夏和张国焘到长辛店，同史文彬等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为了筹措经费和扩大影响，张国焘于十一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十五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介绍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从此，张国焘搞工人运动便出了名。其实，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以后，张国焘便很少去了。真正在那里经常工作的是邓中夏，在他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五月一日长辛店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工人俱乐部。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写道：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 　　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先后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任教的有：吴汝铭、李实、贾祝年、张纯、吴容沧、罗运麟、王铮、杨人杞、罗文虎、张至刚等多人。他说：“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北京党组织决定由我和特立、墨耕、邓康等几个党员轮流前往任教员，朝去暮返，或每周驻校一、二天，随时换班。”(12) 　　他们的回忆说明，长辛店初期的工人运动，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许多人共同进行的。张国焘经常到外地活动，参加的具体工作并不多，而一九二一年五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张国焘就很少来工作了，主要工作是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做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竟把大家的功劳主要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特别是根本否定邓中夏的活动和贡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来到上海。他们向上海共产党小组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书记李达，发信给各地共产党小组，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北京共产党小组接到通知后，便开会推选出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去上海赴会。后来，对这件事，刘仁静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按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13)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另一个成员罗章龙也回忆说：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14) 　　刘仁静和罗章龙的回忆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说明，张国焘和刘仁静被推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有着相当偶然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一、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以至于主持教师索薪工作的李大钊连推选代表的小组会都没有参加；二、其他的人工作离不开，不能去；三、张国焘已在上海，刘仁静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但是，后来人们谈论“一大”代表问题时，往往没有考虑这些偶然因素，把张国焘作为北京小组代表出席“一大”这件事的意义，夸大到了不应有的高度。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了。在这次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组成了党中央领导机关。从此，张国焘便成了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尽管张国焘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然而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坦白地说，他入党的时候，“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他说： 　　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15) 　　在这里，我们暂且丢开张国焘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和攻击不谈，就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16)可见，张国焘所追求的那种不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④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01辑。 　　⑤ 张静庐：《五四期间北京第三次请愿活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⑧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 　　⑨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 　　⑩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1) 《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12)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16页。 　　(13)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 　　(14) 罗章龙：《亢斋回忆录》，《回忆李大钊》。 　　(1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6)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页。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