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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问题上的争论

于吉楠编著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工人运动的实践表明，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单靠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但是，张国焘并没有从罢工失败中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不是积极地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是站在“左”倾立场上，阻碍国共合作的实现。 　　张国焘的这种表现，不是偶然的。他一开始就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可能性。早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讨论对南北政府以及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张国焘等人就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应一律攻击。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强调“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①就是这种意见的反映。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二大”会上，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无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特别援助”农民运动，“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张国焘等人的上述看法，恰恰违反了列宁的这一思想。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俄国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包括了共产党、国民党和各地工会、群众团体的代表，张国焘是负责人。大会期间，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和邓培等人，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阶级，要团结其他革命的阶级，推动革命前进。张国焘不向代表团传达列宁的正确意见，还搞宗派主义，影响了革命团结。当时，以新中学会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活动的于树德，作了这样的回顾： 　　这次会议是列宁发起的，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但张国焘在中国代表团内，居然以领导者自居，对非党人士很不客气，工作方法非常笨拙，造成党和非党人士、甚至党员之间都有很大的隔阂。党员中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对张国焘也很不满。有一次张国焘象审问似的问我们信仰什么主义，那时大家思想还较模糊，说不上信仰什么主义，他这样一问，叫人很难答复，我们都非常反感，我故意答称：“信仰无政府主义。”他就说我有反共思想，和我闹了起来。到莫斯科后，他又数次扬言，不准我们参加会议，制造摩擦。后来我们都参加了会议，并由我做了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在病中接见了张国焘，但张国焘却没有向我们作传达。我经过这次会后，对苏联的革命有所认识，但由于张国焘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还有意见。回国后，我向李大钊同志谈了对张国焘的看法，李大钊同志说，他是一个人，不能代表党。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 　　一九二二年三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这时，正值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南下广西桂林，同孙中山会谈国民党同苏俄和中共的关系问题归来。马林根据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和实际考察的体会，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国民党联合的建议。他认为，“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④但是，马林的建议没有被中共中央所接受，其中，尤以张国焘的反对意见最为强烈。四月六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威金斯基，陈述了他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具体理由：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宗旨和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发表政纲，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为一争权夺利的政党，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甚烈，中共若加入国民党，将受陈敌视，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孙中山不能容纳新加入者的意见；各地党组织开会议决，不同意加入国民党。因此，马林于四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回苏联后，向共产国际作了如下的报告： 　　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与此相反，同志们必须统一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我，他们允许在共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但我们的同志反对这种意见。只要他们不愿与国民党联合，这些小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⑤ 　　与此同时，一九二二年四月底，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会上，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提出，要共产党在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这个问题引起了到会同志的热烈争论。关于争论的情况，达林回忆说： 　　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他说是“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宗派主义者。尽管张国焘在讲话中承认，孙中山政府是中国最民主的政府，而陈炯明起的是反革命作用，但实际上他的立场对广州的代表有利，因为这种立场实质上是反对支持孙中山。 　　张太雷扣瞿秋白支持我，他们所持的观点是，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阵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⑥ 　　在这次会议之后，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进一步宣布：“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且具体计划，“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张国焘对这两个文件都是举手赞成的，表明他的思想有了前进。 　　但是，张国焘等人仍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办法。“这些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是：第一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革命方法倾向于军事运动，所以不赞成加入国民党。”⑦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当时，孙中山已经多次表示，不赞成“党外联合”的办法，只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二大”以前，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活动，曾去广州，当面向孙中山提出建立国共两党的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遭到孙中山的拒绝。“二大”以后，中共中央又写信给国民党，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建立联合战线问题，孙中山也不赞成，未能实行。显然，不采取“党内合作”的办法，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就难以实现。 　　一九二二年八月，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作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 　　一、根据马林的报告，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为基础。 　　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 　　三、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 　　四、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由于国民党在南方政府中负实际责任，它暂时需要避免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⑧ 　　根据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的精神，马林自然不会赞同“二大”通过的关于以“党外合作”的形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同样，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能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这种意见分歧便日益尖锐起来。张国焘回忆说：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⑨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马林的提议下，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两天的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了会议。会上，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强调“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⑩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反对马林的提议。张国焘发言，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而“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11)陈独秀等人也认为“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12)李大钊则基本上同意“党内合作”的意见，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13)最后，经过马林的说服工作，持反对意见的中央委员出于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后，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会见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人便加入了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开始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事实说明，采取“党内合作”的办法，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张国焘虽然在组织上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视为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上。”(14)张国焘的思想很有代表性，那时，党内大多数人都是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这种看法，阻碍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共产国际的指示，实际未曾实行。 　　这一年的冬天，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刘仁静在会上宣布：“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15)同时，马林也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工作情况。在这样的基础上，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正式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强调“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一切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中国军阀，尤其是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这个决议，由陈独秀带回中国。 　　一九二三年春，“二七”惨案发生后的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更加迫切地提到议程上来。要实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就必须继续反对张国焘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 　　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根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在讨论中，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第一，对国民党的阶级性的认识问题。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同国民党联合即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张国焘等人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与国民党联合正是因为它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第二，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人，赞成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主张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就不成问题的了。张国焘等人虽同意与国民党联合，但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强调应保持党的独立性。 　　第三，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认为，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职工运动都能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少，党又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张国焘等人则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要工人加入国民党，这是取消共产党的主张。(16) 　　这些争论表明，大家都确认有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但对于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形式则有不同的主张，分歧的实质仍然是采取“党外联合”还是“党内合作”的问题。然而争论双方都没有提出和解决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正如后来周恩来所指出的，“关于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17)同时，争论双方也都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不但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而且分析了中国国情，讲了农民问题。他指出，中国产业工人少，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类的局面。这是对我们党的一个重要贡献。(18) 　　大会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逐渐明确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份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这个决议，否定了张国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阻碍国共合作的“左”倾错误意见，也没有赞同马林和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体现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的精神。尽管它存在着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没有明确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等缺点，然而毫无疑问它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对于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推动革命运动向前胜利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这次大会上，张国焘因他的“左”倾错误意见被否定，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失掉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张国焘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是认为这件事使他“栽了个大筋斗”。他毫不掩饰地说：虽然“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是难以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攻策的主张。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我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19) 　　①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俄文译稿)。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 　　③ 于树德：《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回忆李大钊》。 　　④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⑤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⑥ 达林：《中国回忆录》(一九七四年)。 　　⑦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 　　⑧ 转引自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 　　⑨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⑩(12)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11)(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5)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6)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 　　(17)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9页。 　　(1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