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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投降代表”

于吉楠编著

张国焘出狱后，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继续搞铁路工人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张国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恢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机构，由张昆弟接替张国焘担任总干事。由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张国焘为中央委员，三月初，张国焘从北京去上海，负责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张国焘刚刚开始新的工作，上海就爆发了五卅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展到各地，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揭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革命洪流一泻汪洋。在运动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使资产阶级感到惊恐，于是，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就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开始成为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张国焘虽然参加了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不懂得坚持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大意义，相反，他对联合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却异乎寻常地“热心”起来，成了陈独秀实行右倾退让政策的主要帮手。 　　五卅运动后期，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五年七月，反共的戴季陶主义出笼。十一月，谢持、邹鲁、林森等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出一阵阵反共喧嚣。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在广州主编《政治周报》，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右派秉承帝国主义意旨，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对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右派从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并不足以阻挠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更加团结。 　　当时，形势十分有利，可是陈独秀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悲观地认为，郭松龄部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冯玉祥的国民军四面受敌，这就是革命低潮到来了，害怕我们党的力量大了，吓跑了资产阶级，因此，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右派实行让步政策。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成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① 　　在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陈独秀节节退让，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方针。张国焘奉派三次前往广州，贯彻执行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被人讥称为“投降代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在广州召开。会前，周恩来、陈延年和苏联派到广东担任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庭商量，要在会上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占绝对优势。但是，陈独秀却来电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在上海，问被驱逐出广东的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谈判，商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指导机关中不得占有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并延迟二次大会日期，等这些右派头面人物回到广州再开。陈独秀还多次写信给中共广东区委，强调必须退让，指名要把蒋介石、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头目，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促进所谓“团结”。在这个退让协定成立之后，张国焘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致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宣称：“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负着为工农阶级斗争的特别使命，可是中国此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计，为无产阶级的初步利益计，也就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② 　　为了贯彻这一右倾退让政策，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中共党团书记。张国焘对他此行的使命是十分明确的，后来他回忆说：“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表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③ 　　张国焘到广州后，首先会见鲍罗庭交换意见。然后，召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等人开会，传达贯彻陈独秀的退让政策。他不顾鲍罗庭和陈延年等人的反对，强调“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协议是合理与必要的”，说什么“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他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④ 　　对陈独秀、张国焘推行的右倾退让政策，当时两广区委的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作了深刻的揭露：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庭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⑤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开会以后，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等共产党员，抵制了陈独秀的错误方针，联合国民党左派，沉重地打击了右派势力，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责令戴季陶反省，会议开得很激烈。但是，张国焘执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使大会在选举时受到了影响。张国焘承认：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之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庭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庭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遵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合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末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庭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⑥ 　　由于张国焘向国民党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选举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员只有九个；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才十四人；蒋介石，孙科、戴季陶等右派和中派却有十五人。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次大让步。 　　会后，张国焘回到上海，于二月十日发表文章，硬说“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承认全体代表都在孙总理遗嘱遗像之下，充满革命精神之中，进行这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大会。一切宣言和决议，都在以至诚之意接受总理遗嘱之下，根据孙总理的主义和政纲，以最大多数的投票而决定的”。⑦ 　　然而，这些美好的言词却掩盖不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大会结束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左派孤立，鲍罗庭回俄国去了，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大部分都走了，陈延年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到广州，同蒋介石勾结，挑拨国共关系。于是，刚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蒋介石，便乘机发动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污蔑“共产党阴谋暴动”，突然出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押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五十多人，把周恩来也软禁了一天。 　　事件发生前，由于陈独秀右倾退让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没有准备。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看到蒋介石与右派来往密切，察觉他的神色不对，便报告了张太雷。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当做小问题对待，陈延年刚从上海回来也没有明确的对策。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都主张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那时，蒋介石的实力并不很大，他还没有控制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军中也是孤立的，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而且工农运动都掌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拥有二千多工人纠察队，还可以调动黄埔学生军。如果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 　　为什么陈独秀采取继续退让政策呢?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员过于“急进”，包办国民党事务太多，“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而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又不可能压倒蒋介石，除了继续退让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因此，他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错误主张。对当时中央商讨对策的情况，事后张国焘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⑧ 　　四月初，张国焘一到广州，立即召开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⑨ 　　然后，张国焘跑去看望蒋介石，奴颜婢膝地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⑩于是，蒋介石乘机放了人，表示误会。 　　为了消除“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会议。江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反倒一句话不说，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会后，汪精卫被迫出走，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二次大让步。 　　蒋介石在陈独秀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展开进攻。他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在五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这个反动提案公布后，遭到毛泽东和在广州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坚决反对。陈独秀竟完全同意，说什么这样做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并且派了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 　　张国焘在会前，先同蒋介石秘密谈判，表示“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蒋介石“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11)双方达成“谅解”。然后，张国焘召开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会议，极力兜售这一反动提案。 　　在党团会议上，讨论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别人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别人提出解决办法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竟用非常不正派的办法，强迫大家签字接受。(12) 　　结果，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了，蒋介石把张静江捧出来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自己当上了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党在党务方面则毫无地位了。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三次大让步。 　　五月底，张国焘完成“投降代表”的使命，返回上海，向陈独秀汇报去了。六月四日，陈独秀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完全接受“整理党务案”，说什么“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13)六月九日，陈独秀又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认为“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把蒋介石一再发动反动进攻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14)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委派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为代表，前往广州，准备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但是，国民党右派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召开联席会议根本不感兴趣，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陈独秀、张国焘的右倾退让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些恶果，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① 陈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响导》第139期。 　　② 张国焘：《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响导》第139期。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⑤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119页。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⑦ 张国焘：《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响导》第145期。 　　⑧⑨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⑩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12)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3页。 　　(13) 《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响导》第157期。 　　(14)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响导》第157期。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