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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南昌起义

于吉楠编著

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得了惨痛的教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进入了发动武装起义、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排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隐居在汉口的一家文具店里。张国焘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但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右倾立场，在新的形势下，又犯了阻挠南昌起义的错误。 　　七月中旬，武汉汪精卫集团为了与蒋介石集团争夺地盘，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以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沿长江北岸；以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沿长江南岸，协同向南京方面进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主要武装力量，即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四军第二十五师，都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陆续向九江、南昌地区集中。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也随军来到九江。七月十九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到九江后，便同叶挺、聂荣臻等人开会商议。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张发奎的表现，认为我们党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联合贺龙的二十军，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反动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会后，便将此意见报告中央。同时，李立三和邓中夏到庐山同瞿秋白商议，瞿秋白也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周恩来在武汉收到李立三等人关于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后，立即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正式提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临时中央常委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委派周恩来为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周恩来肩负党中央的重托，来到九江与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谭平山等人会合，表示完全同意在九江的同志的意见，并积极进行军事上的准备。由邓中夏将详细计划带回武汉，向临时中央常委报告。 　　当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汪精卫等人突然赶到庐山，经过一番阴谋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严令贺龙、叶挺的军队撤出九江，集中德安；并通知贺龙和叶挺去庐山开会，妄图借机解除他们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悉敌人阴谋，于七月二十四日秘密来到九江，找到叶挺和贺龙，三人在甘棠湖中的小船上开会决定：贺、叶不去庐山；部队不去德安，开往南昌；叶部二十五日开，贺部二十六日开等三件事，以促成南昌起义顺利实现。七月二十七日，叶挺、贺龙的军队陆续到达南昌。周恩来按照临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前委决定于七月三十日晚举行暴动。 　　在南昌起义临近爆发的紧急时刻，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由汉口赶到九江，妄图阻止南昌起义。张国焘虽然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同意举行南昌起义，似他始终怀疑土地革命，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幻想依靠张发奎，对于举行南昌起义是没有决心的。七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常委开会，会上国际代表报告：国际来电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央常委讨论了这一新情况，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的机会，因此决定派张国焘去九江、南昌，指导暴动，以坚决前敌之发动。可是，张国焘却更加动摇了，企图借此机会阻止南昌起义的发动。第二天，他一到九江，就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夏曦等人找来开会，借口情况变化，别有用心地提出重新讨论是否要发动南昌起义。大家纷纷表示这个问题再无讨论的余地。恽代英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张国焘自己也不否认他的意见遭到大家反对的这一事实： 　　我奉命于七月二十七日晨抵浔，即与贺昌、语罕、代英、乾吾、夏曦诸同志会议，当将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情形报告给他们听，结论即说：所以我来的任务是看看情形，与你们讨论这回在浔发动的事件。贺、高、廖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① 　　张国焘碰了一鼻子灰，仍不死心，还幻想拉拢和依靠张发奎。这时，张发奎联汪反共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白。七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策划：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人。九江街头，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叶剑英预闻此事后，立即派人通知廖乾吾转移。可是，张国焘不顾这一切，于七月二十九日早晨和中午，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前委，说什么“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七月三十日晨，张国焘从九江坐火车赶到南昌。当天前敌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前委委员李立三记述了这次会议的经过： 　　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来)、代(英)、立(三)、湃(彭湃)平(山)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② 　　由于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引起大家的愤慨，谭平山曾企图把张国焘杀掉。他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③ 　　前委会议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张发奎是否列名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张国焘主张张发奎须加入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李立三等同志反对张发奎加入革命委员会，由于张国焘的坚持还是把张发奎列名革命委员会主席团，黄琪翔、朱晖日列名革命委员会，并以叶挺、贺龙的名义分电告张，表示欢迎他来南昌，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事后，张国焘说： 　　对张发奎问题。我当时始终主张保持表面上较好的态度，打电报给他，派人和他办点外交，以减少他的反动，因此或可以救出尚未到达南昌在张发奎部队中的许多同志。……至于推张发奎为主席团之一，并将黄琪翔、朱晖日亦参加革委，这也是我主张的，理由如上述。④ 　　由于经过两次前委会议，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错误主张，才把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坚持下来。 　　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全歼朱培德的三、六、九军驻南昌的敌军共六个团约一万余人，南昌城头升起革命红旗。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军按原订计划，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发。 　　在南征途中，担任农工委员会主任的张国焘，不是积极实行土地革命，而是想方设法限制土地革命。他主持制定了一个农民解放条例，规定只“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当时，许多同志就持怀疑和反对意见。沿途曾向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征求对这一土地政纲的意见，有一个农民答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是很少的。因此，八月十九日，前委在瑞金开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废弃了原有的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个修正条例，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八月二十八日，起义军到上杭时，张国焘又提出对小地主应有相当保障，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被前委否定。第二天，恰好广东省委送来一份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地主土地的政纲，这个土地政纲已经在当地公开宣传了。张国焘乘机召集会议，以此为理由，遂照他的意见，通过了“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方案。由于是在行军途中，没有根据地；土地政纲又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使土地革命根本无法实行。 　　九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在汕头工农赤卫队的武装斗争的配合下，占领汕头。然后，留下部分兵力驻守潮州、汕头和三河坝，主力继续西进，不久在同优势敌军的战斗中失败了。这时，张太雷从上海赶来汕头，召集领导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宣布已经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张国焘立即返回中央，一切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其他同志迅速转移。周恩来身患重病，高烧达四十度，他临危不惧，为革命挑起了重担。而张国焘在危急关头，却只顾自己逃命，不惜危害组织和同志。据王一知回忆，张太雷从汕头回到上海后，曾向她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对我讲：张国焘品质恶劣，发现危险只顾自己逃命，把同志扔在脑后。他说：有一天，他们正在一个地方开会，忽然听到有断续的枪声。大家都发觉情况有变化，正要派人出去看看，张国焘说：“我去，你们等着，我就回来。”说着，他就走出去了。五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他回来。大家都急于要知道街上的情形，一出门，就见一队反动军队，手上端着枪，远远地从街那头跑步过来，幸而靠房子旁边，就是一条狭巷，太雷他们就赶快从那条狭巷逃走了。太雷讲到这里，愤愤地说：“只差一分钟呵。我们就完蛋了。”太雷早就鄙视张国焘，总说他狡诈阴险，不正派。我也有同感，再听他这一段叙述，更觉得张国焘是个怯懦可耻的人。⑤ 　　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的行为。激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愤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他指出： 　　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励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⑥ 　　张国焘逃离潮汕地区之后，乘船经香港，于十月中旬回到上海。十一月六日，张国焘在党中央一个内部刊物上，看到了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批评他的错误的报告，十分不满，便于十一月八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提出反对意见。他虽然不得不承认阻止南昌起义的一些事实，但却把责任全部推到临时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上。他在信中辩解说： 　　太雷同志说：中央派我去鼓动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假使我上面所叙述的是真正的事实，那就证明太雷同志的报告，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有点故入人罪了。若说我假传圣旨，我是不心服的。若说我主张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土地为大错误，并说我对张发奎取较妥协的态度，对于暴动取较慎重的态度，或更批评我一些别的错误和过失，我都是心服的。 　　至于我主张仍然用国民政府名义和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土地等，那“八七”以前的中央的确有同样的原则的主张，只可惜我们在山中走了两个月，与世间隔离，遂不自觉其为机会主义了。 　　……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⑦ 　　这封信说明，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态度，缺乏检讨和改正错误的诚意，甚至还攻击批评他错误的张太雷。 　　党中央收到张国焘的信恰好是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期间。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问题，作出了如下决定：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⑧ 　　这次会议没有让张国焘参加，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复信张国焘，根据经过的事实和通过的决议案，驳斥了他的意见，指出：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决议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⑨ 　　当时，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领导下，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组织上犯了过火的党内斗争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罚了一批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上了井冈山，创造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却被认为是失败，因而被解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周恩来等前委同志领导南昌起义是有功的，也全部给予警告处分。这些处罚，显然都是错误的。张国焘确有错误，但把他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今天看来是不完全妥当的。当然，也不能因为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而否认张国焘所犯的错误。 　　① 《国焘同志致扩大会议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 　　②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九二七年十月)。 　　③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 　　④ 《国焘同志致扩大会仪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 　　⑤ 王一知：《忆太雷》，《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一集。 　　⑥ 《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系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⑦ 《国焘同志致扩大会议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 　　⑧ 《政治纪律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⑨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