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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钦差大臣”

于吉楠编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在他回国的半个月以前，党中央刚刚开过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在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指挥下，改组了中央政治局，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补选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名义上向忠发继续担任总书记，实际是王明大权独揽，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王明上台，不得人心，遭到许多党员和干部的反对。张国焘虽然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也不把王明看在眼里，但见王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保持和发展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可缺少的阶梯，于是便主动靠拢，积极支持。 　　二月七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实话》第九期上，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文，推崇四中全会说： 　　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指斥了秋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外交手腕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 　　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三月五日，张国焘在《实话》第十三期上，又发表《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一文，吹捧王明说： 　　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这些派别观点是最易混淆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而且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都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韶禹派，这就是藉反对所谓陈韶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因为陈韶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 　　除了写文章表态以外，张国焘还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忠于四中全会和王明的错误领导的。当时，北方顺直省委有许多干部反对王明上台，罗章龙一派的韩连辉等人又进行分裂活动，使原省委陷于瘫痪，另行组织新省委筹备处，公开提出反对四中全会。王明急忙派了中央代表团去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自告奋勇，以“中央负责同志”的身份，前往“巡视”。他利用过去在北方工作时的老关系和影响，帮助中央代表团，向筹备处“作无情的斗争”，解散了筹备处的组织，并且向原省委的贺昌等人“作坚决的斗争与严厉的批评，指斥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之严重错误，指斥他们在立三路线精神下，反对新省委领导之倾向”。结果，原省委贺昌等人“完全说服过来”，张昆弟等人“均承认错误”，建立了拥护四中全会的新省委。 　　张国焘在回国以后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拥护王明的错误领导的所作所为，在党中央原有领导人中，是很少有的。王明自然十分欣赏，加以重用。 　　为了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对党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推广到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中去，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出现了“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局面。三月十日，党中央决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央分局，委派沈泽民担任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从上海出发，经合肥于三月二十二日进入皖西根据地，三月底已经到达金家寨。但是，王明为了重用张国焘，又派他为“中央代表”，前往鄂豫皖，代替沈泽民担任中央分局书记。这种不寻常的情况，正如王稼祥所说：“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却马上从莫斯科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摇身一变，成了王明的心腹伙伴，张国焘之能够被派到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代替沈泽民同志的工作，成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四中全会的把持人王明犒赏的。”① 　　四月初，张国焘和陈昌浩一起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汉口，然后转陆路进入鄂东根据地，于四月十一日到达鄂豫皖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黄安县檀树岗以北的打虎山。第二天，张国焘到新集，同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会面。曾中生②等同志向他们介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和面临的艰巨斗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了党的鄂东特委，符向一担任鄂东特委书记。十一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潘忠汝③、吴光浩④、戴克敏⑤、王秀松、陈定候、曹学楷、戴季伦、王树声等同志领导黄麻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农民政府(曹学楷任主席)，建立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不久，这支黄麻起义保留下来的红色武装，转移到木兰山地区活动，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一九二八年七月，红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⑥任参谋长。王秀松担任鄂东特委书记。他们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几经挫折，创建了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吴光浩牺牲后，党中央派徐向前到鄂豫边参加红军的领导工作。接着建立了鄂豫边党政领导机构，徐朋人担任鄂豫边特委书记，曹学楷担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九年五月，周维炯、徐其虚⑦，徐子清⑧、肖方等同志领导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农民和士兵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开辟了豫东南红色区域。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舒传贤、徐百川⑨领导安徽六安、霍山农民起义，成立了红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⑩任政治部主任，开辟了皖西红色区域。这时，前来鄂豫皖“巡视”工作的郭述申，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了红军占领商城后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革命形势和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以及党内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周恩来亲自听取了汇报，并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主持召开会议，向郭述申、许继慎、熊受喧(11)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决定。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了鄂豫皖特委，郭述申任书记，红军统一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喧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为政府主席。从而统一了三省边界地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红一军成立后，乘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混战的时机，大举出击，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云梦、光山、罗山六座县城，歼灭大量敌人，全军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李立三“左”倾错误时期，为了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曾经命令鄂豫皖区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因此，地方武装大量被编并，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工作也都集中服务于攻打城市，在革命根据地内又实行了一些“左”的政策。虽然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利用有利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但是，红军不是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向外发展，而是偏重在敌人占据的城市周围和交通沿线活动，以致占领许多地方不能巩固，游击战争遭到削弱，内部许多反动势力也未加紧肃清。安徽敌军乘红军主力西去，发动大举进攻，皖西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 　　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于十月十八日向鄂豫皖特委发出指示，说明目前还没有“全国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指出根据地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根据地的发展”、“加强红军，巩固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纠正对中农的不正确政策和在经济上“实行过早的办法”。鄂豫皖边区特委和红军接到指示后，立即停止了执行立三路线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接着红一军南下作战，按照中央指示执行威逼武汉，配合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对第一次“围剿”的任务，并准备向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发展。十二月初，红一军鉴于南下不利机动作战，乃改变计划，东进去恢复皖西根据地。十二月中旬，红一军攻克金家寨，歼敌千余人。接着，出麻埠、独山，直逼六安城下，击溃敌人的反扑，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上恢复了皖西根据地。 　　十一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派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的曾中生到达鄂豫皖。他在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时，曾经坚决抵制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后来到中央军委工作，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和经验比较了解，并受到深刻影响。他与郭述申等同志会面后，立即在七里坪召开原鄂豫皖边特委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同志的紧急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的决议，撤销了合并党团军组织的行动委员会，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和蔡申熙(12)、陈奇(13)率领的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合，合编为红四军，党中央任命邝继勋(14)为军长、余笃山(15)为政委。二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批判了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与根据地巩固发展脱节的错误，提出“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为党的第一任务。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左”的错误，解散了集体农场，规定了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粮食管理等各项政策，并提出了整顿党、政、群众团体组织的措施。在军事方面，提出党的正确策略，就是必须在巩固阵地的发展，与动员一切革命力量冲破敌人“围剿”的总任务下，充分“发展群众战争”，并“集中精锐来突击敌人”。在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应有阵地的向敌人进攻，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革命根据地。决定在加强主力红军的同时，大力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四月初，特委又召开特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具体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曾中生等同志作风民主，强调解决政策问题，而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把广大干部都团结起来。特委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扭转了工作上一度陷于混乱的状态，使鄂豫皖根据地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于新的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所采取的军事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体现了主力红军的运动战和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反“围剿”作战的正确指导原则，因而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一年春，红军歼敌一万三千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四月间，敌人纠集十一个师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首战皖西，于独山歼敌一个团零一个营；然后乘胜西向，于浒湾给敌五十三师以惨重打击，继而南下，进击桃花据点，歼援敌一个旅。敌连续被歼六千余人，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这时，红四军已发展到二万多人，地方武装扩大到一万多人，根据地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各级红色政权纷纷建立起来。 　　但是，王明上台以后，无视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胜利发展的事实，指责曾中生犯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这不仅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而且是“十足的立三路线及公开的富农路线”。三月十日，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央分局，强调指出：曾中生“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的斗争，对曾中生等原有领导干部，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我的回忆》中，他极力回避同共产国际和王明之间的联系，说什么“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深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唬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和那些形形式式不听话的人。”(16)然而，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打击迫害党员干部的大量事实，却无情地揭穿了他自己的谎言。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四月十三日，张国焘从新集出发去商城的亲区。四月十七日，在那里同沈泽民会合。然后，他们一起随军去皖西转了一圈，于五月上旬返回新集。五月十二日，张国焘便在新集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任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团中央分局书记。并且根据中央的决议宣称：“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各省委。”这样，张国焘就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 　　在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时候，张国焘首先打击了分局委员舒传贤。舒传贤是安徽霍山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曾任安庆市总工会委员长、省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长、全总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历任安徽临委工委书记、霍山县委书记、六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一九三〇年一月，六安、霍山起义时，担任起义总指挥，是皖西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后被诬为“妥协改组派”，一度开除党籍。一九三一年三月，党中央决定他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但是，张国焘成立中央分局时，仍揪住所谓“妥协改组派”的问题不放，不准他参加中央分局工作。一方面，向中央写报告污蔑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17)一方面，成立所谓“审查委员会”来“审查”。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舒传贤开除中央分局委员会。后来“肃反”时，又诬陷他为“改组派元老”，加以杀害。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原有领导干部中，遭到张国焘迫害的第一个人。 　　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张国焘又对原鄂豫皖特委及其领导人曾中生等同志的工作，进行责难。明明曾中生来后，对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巩固发展红军和根据地是有功的；张国焘却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认为：曾中生“未经斗争地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对当时党及红军中没有政治斗争，却盛行了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表面上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同志一些信用，实质党、苏维埃及红军中隐藏着许多危机”。(18)因此，他在五月二十四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 　　中央分局成立时，我们曾指出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并不能证明特区党内的路线就已经是正确的了。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我们当时指出三点：第一，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曾申明“关于红军曾受到失败”一点不同意，实际有走到取消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倾向。第二，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充分发展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与当地具体工作联系起来的自我批评。第三，往长江下游去的军事计划的不正确。当时得到了中生同志的承认错误的表示，我们认为是满意的。……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转变来实现冲破敌人的包围会剿。(19) 　　接着，张国焘就按照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指示，开始改组红四军。红四军政委余笃山是首先要打击的对象。余笃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因同李剑如等一起进行了反对米夫和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被诬为“反国际反支部局的反党小组织，实际上走到与托洛茨基派联盟”，因此在联共清党时被开除出党，后来虽然恢复党籍了，又被送回国内“学习和考察”。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坚持正确的原则，委派余笃山担任红四军政委。尽管余笃山工作得很好，王明上台后仍然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立即派人来替换余笃山的工作，被曾中生以特委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名义拒绝了。五月三十一日，中央写信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再次要求撤换余笃山，指责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派余笃山任军政委的重要领导工作是“违反党的正确原则”，强调无论余笃山现在表现如何，调换其工作的决定，都是异常正确的。因此，张国焘便撤了余笃山的政委职务。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候(20)，因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张国焘推行的王明“左”倾劳动政策，在根据地中过分强调提高工人工资而影响工农联盟的错误做法，被张国焘诬为“右倾理论”和“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撤职。不久，红四军军长邝继勋，也被张国焘借口“领导能力不强”，“军事指挥错误”，撤了职。 　　在张国焘的领导下，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会于六月十一日，通过了《政治形势与鄂豫皖苏区党的任务》的通告，把王明对于形势和任务的“左”倾分析，照搬到鄂豫皖根据地来。认为当前形势是：“在两个政权(革命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和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对立，全国工人运动高潮日益生长，全国苏维埃革命日益扩大的形势之下，旧社会的整个结构，在它自身矛盾的发展中间已经开始崩溃瓦解，反动统治营垒的命运在迅速的走向死亡”；强调“我们在反包围会剿的斗争中，已经从反攻转入大举进攻的过渡时期”，“必须坚决执行‘一寸苏区土地不让敌人来蹂躏’的策略”，“集中我们的力量，准备对敌人作大规模的进攻”。并且提出要实行“加紧反对富农”、“坚决肃反”、“根本改造职工会和苏维埃政府”等“左”的政策。 　　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又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代表中央分局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他指责那豫皖根据地一贯执行了“立三路线”、“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和“富农路线”，指责鄂豫皖特委在四中全会后仍然没有实行路线的转变。他说： 　　鄂豫皖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方面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一方面又对四中全会怀疑的地方可以看的出来，如截断长江的决定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反立三路线、调和路线。统治特区的党，在鄂豫皖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的地方，在立三路线下更生长起来反右倾的放松，经过立三路线，经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这一区域的发展上遭受着巨大的损失。(21) 　　张国焘一方面全盘否定过去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成绩；一方面又吹嘘中央分局成立后，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说： 　　党在国际和四中全会正确领导之下，加紧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团结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苏区的加强，红军有阵地发展，工会工作的加紧，工人斗争的情绪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渐渐提高了，国民党的包围会剿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打退了，一直消灭几师敌人。中央派了几位同志来此地成立了鄂豫皖的中央分局，分局成立正是敌人包围会剿紧急的时候，党在这一区域是在刻苦的工作中来转变立三路线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使这苏区扩大了，开辟了新的苏区。(22) 　　张国焘一再搬出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来吓唬那些“不听话的人”。他大声疾呼地说：“我们怎样来进攻敌人?怎样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是件很艰苦的任务，只有在国际和四中全会正确路线下求得彻底转变”；“我们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尤其是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我们现在所要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我们一面要向外面的敌人作斗争，同时还要向内面敌人作斗争，这就是我们进攻的路线”。(23) 　　张国焘为了打击原有的知识分子干部。还公然宣称：“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24)根据这一原则，张国焘点名批评了曾中生、曹大骏、陈定候、舒传贤等原有领导干部的所谓“错误”，宣布开除徐朋人的党籍。 　　徐朋人(25)是原鄂豫皖特委委员，一九三〇年去上海出席“苏准会”，参加了反对王明上台的斗争，被王明诬为“右派”，撤了职。他回到鄂豫皖后，又抵制张国焘执行的“左”倾土地政策，主张应允许富农留一分土地，并反对在春耕大忙季节重新分配土地影响生产的做法。张国焘便于五月二十四日，向中央报告说：“徐朋人同志违抗中央命令，到这里后，曾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发言，现在中央分局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他承认他曾奉右派的使命来这一区，他承认他的错误，但是他还没有公开他到这里后的活动和指出他自己错误的性质，因此我们正在调查他右派上组织活动的证据，来进行给他一个思想斗争，并给他组织上的严重制裁。”(26)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对徐朋人“立刻执行中央对一切右派分子的决议原则”，“去解决他的问题”。张国焘便在大会上宣布：“在反左倾与反右倾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发现了新右倾小组的活动，如此地徐朋人已经中央分局开除了他的党籍。”(27)企图用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吓唬党员干部，强行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 　　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和恐吓手段，当即遭到曾中生等同志的严正驳斥，张国焘利用职权，组织对曾中生等同志的围攻，给他扣上了“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助长了党内家长制度领导下党内和平的倾向”的大帽子，强迫承认“错误”。事后，张国焘向中央报告，虽力图歪曲真相，但也不能不承认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经过准备之后，于六月二十八日，举行中央分局扩大会。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又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在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28) 　　可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竟公然篡改历史，把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说成是什么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山，也受到斗争狂浪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同时他们也自承认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29)等等，完全是蓄意编造的谎言。 　　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也有充分的反映。会议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和张国焘的报告和结论，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总结》。 　　关于鄂豫皖根据地党的领导问题，它一方面错误地指责过去特委的工作“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所以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反而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助长了党内家长制度领导下面党内和平的倾向，所以四中全会的决议，虽然到达了苏区，他并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在这样领导之下，一切实际工作自然不能有彻底的转变，而是包含着极大的危险，可以重复了立三路线的错误，(30)。另一方面，它又歌颂“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负责同志到苏区组织中央分局，对于鄂豫皖苏区党的路线和工作给了一个有力的转变”，“证明中央分局的领导，确是坚决的执行着国际路线，他开始工作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确是有了不少的成绩”。(31)这同张国焘报告的调子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问题，它作了脱离实际的“左”倾的估计，认为“国民党统治崩溃过程正在加速进行”，提出“在‘一寸苏区土地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之下，积极进攻，发展土地革命，扩大苏区，用进攻来打破包围‘会剿’，准备转到大举进攻”。(32) 　　关于党内斗争问题，它“号召全体同志去和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实例，比如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徐朋人，在特苏工作反对在春耕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和把富农的肥沃土地分给红色战士，扩大会得皖西同志报告，知道他更多的严重事实以后，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陈定候同志在特苏三日刊上提出改善工人生活，要破坏工农联盟。夏威宁(即舒传贤)同志的问题，过去在皖西对改组派处置不坚决不敏捷。对这样右倾严重错误给了处罚和一般不注意改造红军的倾向等等，都要和他们作绝不调和的斗争。”(33)并且强调“在加紧的反立三路线的工作和反对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的中间，坚决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党内和平倾向，要在党内斗争的炮火中间锻炼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性的共产党。”(34) 　　这次会议表明，经过张国焘两个多月的紧张活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根据地已经开始得到了贯彻。 　　①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 　　②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党派他到鄂豫皖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一九三一年五月，任红四军政委，不久，被张国焘撤职。后任独立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任川陕省委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同志长期坚持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夏，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卓克基。 　　③ 潘忠汝：湖北黄陂人。一九二六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黄安县农民自卫大队队长。黄麻起义时，任总指挥。同年十二月，在战斗中牺牲。 　　④ 吴光浩：湖北黄陂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鄂南起义和黄麻起义，历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红十一军军长等职。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商城南部战斗中牺牲。 　　⑤ 戴克敏：湖北黄安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春，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六月回黄安任县委委员，领导农民运动。十一月，参加黄麻起义，历任鄂东军党代表、红七十五师政委等职。一九三二年夏，被张国焘杀害。 　　⑥ 汪奠川：湖北黄安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红七军参谋长。一九二八年三月，在黄陂战斗中牺牲。 　　⑦ 徐其虚：湖北麻城人。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八年冬，任商、麻、罗特委委员。一九二九年参加领导商南起义，任红三十二师党代表。八月，被阴谋分子杀害。 　　⑧ 徐子清：湖北麻城人。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曾任麻城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参加黄麻起义后，赴商南地区工作，任商、麻、罗特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参加商南起义。七月，被阴谋分子杀害。 　　⑨ 徐百川：原名张开泰，安徽合肥人。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七年，党派回安徽工作，参加六安霍山起义，任红三十三师师长。一九三〇年五月，调任红军独立一师师长。一九三一年被张国焘杀害。 　　⑩ 姜镜堂：湖北英山人。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安霍山起义后，历任红一军师政委、皖西军委分会主席、红四军十二师政委等职。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1) 熊受喧：湖北英山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从苏联回国后，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前委秘书处长。一九三一年五月，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2) 蔡申熙：湖南醴陵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二年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十月，在河口战斗中牺牲。 　　(13) 陈奇：湖南桂东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任桂东县委书记，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工作。一九三一年后，任红四军十师政委、师长。一九三二年初，被张国焘杀害。 　　(14) 邝继勋：贵州思南人。曾任川军第七混成旅旅长。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月，率部于遂宁县射洪咀起义，任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司令。一九三〇年秋，党派赴鄂豫皖根据地，先后拟任红四军军长和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不久，受张国焘打击，调任通江县军事指挥长。一九三三年夏，被张国焘杀害于通江洪口场。 　　(15) 余笃山：湖北人，工人出身。曾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到鄂豫皖任红四军政委。五月，被张国焘撤职。后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一九三三年夏，被张国焘杀害于通江洪口场。 　　(1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17) 《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18) 《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 《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20) 陈定候：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三一年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被撤职。同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于新集。 　　(21)(22) 《中央分局的政治报告》(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23)(24) 《张国焘的结论》(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 　　(25) 徐朋人：湖北黄安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任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边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夏，被张国焘杀害。 　　(26) 《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27) 《中央分局的政治报告》(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28) 《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30) 《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 　　(31)(34) 《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 　　(32)(33)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