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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与南下之争 |
| 于吉楠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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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长征。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红军渡过涪江西进，连克平武、中坝、北川，占领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四月下旬，红军继续西进至岷江流域，于五月十五日攻克茂县，并渡过岷江占领理番。
到了川西北地区后，张国焘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就日益公开暴露了。正如徐向前所指出的，“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①
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张国焘就认为党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已经不能行使领导职权。他在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中，宣称：要在“坚决进攻的策略下，坚持领导川陕鄂赣各省的游击战争、群众骚动、工人罢工、兵变及回民运动”。公然把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置于他的领导之下。五月十八日，他不请示党中央，擅自在茂县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在“西北特委”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五月三十日，张国焘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布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并在所发的《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布告》中，自称要“率领红四方面军卅万健儿，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南红二十九军，川南红三十九军，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划归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并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文告。妄图造成既成事实，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一九三五年六月，毛泽东等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进入四川西部懋功地区。六月十二日，徐向前在理番(今理县)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当面敌情和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第二天，两军前锋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广大红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懋功的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夹道热烈欢迎。在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上，毛泽东以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指出，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他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努力工作，互相学习，亲密团结起来，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
当时，全国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日军大批进关，威胁平津，蚕食华北。在日寇的军事压力下，六月九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权益。六月十日，蒋介石又颁布了所谓“敦睦邻邦令”，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共有十万红军，而敌军主力或远离统治中心，补给困难；或长途尾追，疲劳不堪，或屡遭重创，士气低落；加上派系庞杂，相互争斗。这种形势，也有利于中国革命运动在川陕甘开展胜利的前途。
六月十七日，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到达懋功，亲切接见了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详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情况，表示要打回川陕边去，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新形势下，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徐向前回顾毛泽东接见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情况时说：
当时，毛主席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向我们详尽地分析了形势，明确地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图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告诉我们，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②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等同志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公开申明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实行占领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整个东北；明天将并吞整个中国，想把中国都变成日本殖民地”，而蒋介石成为“日本并吞中国最卖力气的开路先锋”，“并且动员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说：
现在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来夺取蒋贼的兵工厂内的和进口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停付日本的赔款、借款本息；没收日本在华的财产、企业和一切卖国贼的财产来充作抗日的经费。动员中国所有民众组织成为反日会，义勇队，没收日货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
根据这一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六月十六日，党中央打电报给远在茂县的张国焘，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阻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而“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况略同，至于西康，情况更差”。
但是，张国焘却公然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他为什么反对北上方针呢?徐向前指出：“作为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作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③
因此，六月十七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北川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红军没有粮食吃，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六月十八日，党中央军委再电张国焘，重申了北上方针的正确，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大西北或向南发展的错误方针，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六月二十日，党中央军委再电张国焘，又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仍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陆续放弃了北川和茂县，向岷江以西地区退却，失掉了红军向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的有利时机。
六月二十四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进至懋功的两河口。为了欢迎张国焘，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小块平地上，搭起了欢迎会场。第二天，张国焘骑马在三十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匆匆赶来。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冒着大雨欢迎他。张国焘态度傲慢，大摇大摆地走上主席台。朱德致欢迎词说：“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开宣布了同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反的错误主张，说什么“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④给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欢乐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
张国焘见到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问：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中央红军还有三万人。张国焘登时变了脸色。他只看实力大小，不问路线是否正确，自以为有八万人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可以向党中央伸手要权了。当周恩来告诉他，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已经纠正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时，张国焘不分青红皂白地硬说党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企图否定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意制造矛盾，挑动分裂。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实行北上的方针，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应迅速前进，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首先占领甘南。要求两个方面军统一意志，由党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即便到甘南也站不住脚。他提出先向南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根据地要靠进攻去创造，不能退却逃跑，主张红军集中兵力，迅速攻打松潘，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四方面军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应向他们作解释工作。朱德、刘少奇、王稼祥、秦邦宪、凯丰、刘伯承等其他到会同志都一致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向没有敌人的地方作无限退却的错误主张。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六月二十八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广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在会议期间，张国焘眼见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而他自己却枪多势众，于是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的军阀逻辑，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这个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党中央拒绝了。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红军应由党中央统一指挥，并建议“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六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以迅速的行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并且命令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
关于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北上与南下之争，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发表的《敬告国人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同焘尽管否认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甚至美化其向西退却是为了“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但也不能不承认：党中央确实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而他之所以主张向西退却则是由于对当时形势的悲观估计。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对党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
六月三十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通过的两河口会议决定，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一、四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
七月一日，张国焘再电党中央，别有用心地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同时，他背着党中央，召开所谓川陕省委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片面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散布谣言，诬蔑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在张国焘的欺骗和煽动下，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团结的现象。原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回忆说：
我们五军团和四方面军九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九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的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一些枪枝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烘烘的。
但是，后来事情却起了变化。在继续北上的途中，两支兄弟部队的关系突然冷淡下来，行军时有插乱队伍、不给让路的情况发生，甚至出现抓人下枪的严重事件。开始我们都迷惑不解，认为是个别不顾大局的人一时的莽撞行为，后来才渐渐风闻，是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要职的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实力雄厚，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故意制造事端，挑拨一、四方面军的良好关系。⑤
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对张国焘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的行为，也是不满和反对的。原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回忆说：
张国焘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到马塘之前，到懋功县参加两河口会议时，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张国焘对中央红军和毛主席的不尊重和许多可疑之处。对中央红军的歧视和招待都不热情，这时是张国焘对中央分裂开始了。张国焘的错误，使党和革命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同志都表示十分愤慨!
在两河口会议以后，张国焘即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说中央不好，部队精神都不振作，暴露了对中央的严重不满。当时张国焘心怀鬼胎，看不起中央缸军，说中央红军因长征疲劳过甚，军容上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四方面军。因此竟企图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对中央红军当面不是好意的批评，而以轻视、谩骂之态度以待；在供给上，也是百般刁难。至于对下级干部、战士所采取的军阀主义态度，就更加严重了，见面不是骂就是打，使中央红军处于极难忍受的境地。⑥
党中央及时派出由刘伯承、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同志组成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当中央代表团来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时，受到广大红军指战员燃放鞭炮、热烈夹道欢迎。中央代表团向四方面军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同时，正确地传达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精神。党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很快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挥员中激起热烈的反响。九军政治部印发的战士报《不胜不休》第十期上，发表文章，号召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军委直接统一指导之下”，“彻底消灭川敌残部”和胡宗南部，为“赤化川陕甘”而斗争。张国焘心怀鬼胎，一方面对慰问团严加封锁，一方面压制四方面军同志的不满和反对。被张国焘长期关押的曾中生，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喜讯，禁不住热泪横流，激动万分，他立即分别写信给党中央和张国焘，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申诉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张国焘害怕其阴谋罪行被揭露，不仅扣压了曾中生的信件，不准与党中央见面；后来，于八月中旬，在卓克基还将曾中生秘密杀害。
张国焘还伸手到一方面军中来，企图拉拢一些人跟着他走。彭德怀回忆这件事情时写道：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⑦
彭德怀高度警觉，认为来意不善，加以坚决拒绝，使张国焘的阴谋活动未能得逞。而林彪却吹捧张国焘是“正确的”，宣扬张国焘“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甘心充当应声虫。
七月十日，红军攻占毛儿盖后，本应乘胜前进，直取松潘。但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阻挠北上。在张国焘的策动下，七月九日，他的追随者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党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要求让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七月十八日，陈昌浩又致电朱总司令，要求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耐心地对张国焘争取教育。七月十八日，党中央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但他到了毛儿盖后，又提出组织问题还未圆满解决，继续拖延攻占松潘的计划。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拖延，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一个半月之久，错过了打下松潘、向北发展的有利时机。八月初，敌胡宗南部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等地，控制了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尾追的蒋军和四川军阀的部队。也从东面和南面步步进逼，红军陷于被动和危险地位。
八月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同志。会上，在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时，张国焘继续坚持错误，吹嘘自己如何正确，为他的反党活动作辩护，并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提出种种指责。在大多数到会同志的说服和批评下，在党中央的耐心教育下，最后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决议》驳斥了张国焘的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南退却的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突出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革命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决议》最后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示怀疑，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一、四方面军力量不信任，甚至根本怀疑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动摇更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中国革命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党中央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给了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还是团结他一起北上。
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意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决定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井任命陈昌浩为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但是，张国焘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他公然违反会议决议，又提出要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北部偏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因此，党中央于八月十五日，电示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需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全部应即开始出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贯彻沙窝会议的决议，八月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当时，敌情已很严重，尾追红军的川军刘文辉部已占据懋功地区，蒋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雅安，川军刘湘部封锁了岷江东岸，胡宗南四个师部署在松潘地区。敌人估计红军不敢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可能会东出四川。他们企图堵住红军东出四川的道路，把红军逼到西面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便逐渐削弱和消灭。而张国焘的退却方针，正好符合了敌人的这种需要。毛泽东正确分析了敌我情况，提出红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决定》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同时，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因为第一，少数民族革命斗争虽在酝酿着，但汉族红军之全部地长期深入这些地区，必然会引起民族间之误解，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第二，“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去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第三，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所以，“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党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组成，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率领下，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党中央随右路军北上。左路军由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组成，在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向右路军靠拢，一起北出甘南。
经过这一番曲折的斗争，张国焘的反党活动被挫败了。八月十五日，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前进；八月二十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地区前进。
然而，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它仅仅是开始。
① 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
② 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
③ 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月。
④ 莫休：《大雨滂沱中——两河口的欢迎会》。
⑤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⑥ 王维舟：《我的回忆》，《革命回忆录》第1辑。
⑦ 《彭德怀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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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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