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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北京法政大学和艺专 |
| 杨子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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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女师搬到陈时先生家里，他让出了三间房给我们五人居住及上课之用。他是办学校的人，家中破旧家什很多，他有两个老婆，小老婆原是陈家的婢女。他在未娶正式太太之前，就和婢女搅上了，大太太进了门，才发觉此事。蜜月后他太太回门（新婚后第一次回娘家叫回门，亦是枣阳俗语）时，便向爹妈哭诉，表示不肯再回陈家。但此时木已成舟，虽明知受媒妁之骗，也是无可奈何。于是在父母亲友劝说之下含悲忍痛回转陈家。关于陈时这桩往事，陈比南知道得最清楚，因为她也是黄陂县人，与陈时同乡而且还是她的一位远房叔叔。大家因此也觉得陈时不够纯洁。
我们自经过女师开除的重大打击，幼稚纯真的心灵中开始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烦恼、不满……老师们每天按时来为我们教课，我们依然同在女师一样，循规蹈矩，用功听讲和温习、看书，极少外出。除了教我们的先生外，没有和甚么人来往。偶然晚上陈时先生也邀我们到他的大太太房中坐谈，并吃宵夜。
可是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天的下午，陆沉先生突然来访，他单独找我谈话，大意说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湖北区组织也已成立。他和陈潭秋先生两人，愿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他说：「我们深信你是勇敢能干，富有牺牲精神，将来能为改造社会，为大众谋福利而奋斗的。女同志加入党，在武汉你是第一人，希望严守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而且正式加入为党员，当时我们心目中最重视的是「重言诺，一诺千金」，因此并未举行任何仪式，或发甚么党证。至于徐全直、陈比南、夏之栩、庄有义等是否也在此时入党，或稍后些时，我们因彼此之间保守秘密，从未谈论过这些事。在这四个月受课期间，我曾过江去汉口一次，那是受陈潭秋先生之邀约。在汉口会见了林育南、项英、林育英等同志；汉阳则从未去过，也不知龟山是何等形状。
学期结束，毕业试也考完了。我因思亲情切，准备返乡探望妈妈。经过这次的大风浪使父母受惊不小，乡下谣言又多，是极需回家一趟，以慰亲心的；况此后赴北京升学，路途更远，回家更不容易了。
这一次回家是同远房叔叔和婶婶及堂兄振铎，一行四人乘车到广水的。广水是一个极小的市镇，从前每次回家总是家中派人接候，在广水稍稍休息就上路，夜宿应山县城。此次要在广水自己雇轿，故此就找了一间鸡鸣早看天的小栈房住下。我同婶母住一间小房；堂叔理恒和振铎兄住一间。在这个偏僻小市镇里，再难找到比这更好的栈房了。因为明天要起早赶路，大家胡乱吃些食物，就各自躺在床上睡觉。
夜静极了，窗外月色如水，万籁俱寂。偶闻远近一二声狗吠和汽笛呜呜声……火车过去了，则又静寂了。我虽经过了一天舟车的劳顿，不知为甚么，此时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而睡在另一小床上的婶母则酣声呼呼，使我倍增心烦。我掩着两耳念一，二，三，四……但人似乎更清醒了，没有法子，只得翻身将头伏在枕上，正昏昏欲睡。
「救命……。」突然一声凄厉的女子尖叫声，这声音似乎就在隔壁，我惊得翻身坐起，急忙披衣，穿上鞋……。
「快!追……。」
「在哪里呀?快!这里……。」
「哦，不得了哟!血!」
市街外嘈嘈声，闹成一片。
我急忙划火柴，点着油灯，开了房门，慢慢走出栈房。街那头拥挤着黑鸦鸦一堆人，振铎堂兄手执电筒早站在那里……。
「振铎哥哥，甚么事呀?」
「喏!」振铎指向拥挤的人羣，我也跟着挤拢去。一个穿印花布棉袄，黑色棉裤，年约二十余岁的女人，躺在地上，血不断的从她身内泊泊地流出来。花棉袄被撕破一块；左面肚皮上现出一个血洞，脸和手都有血。在铎兄的手电筒照射之下，我猛觉那女人好面善，圆胖脸，扁鼻头，嘴唇苍白。
「马三姐!」我惊呼……。
「是吗?她私奔到这里……。」杨振铎呐呐地说。
那女人嘴角抽劲，眼皮微微睁开。
「一点不错，正是马三姐!」我颤声说：「三姐，你，你怎的来到这地方?谁将你杀害?唉!为甚么?……」
三姐身体搐动一下，嘴角微微扯动，无力的合上了她的眼，伸直了她僵硬的身体。
堂兄用力拉着我，低声说：「快走，怕死人!」
我激动得落下了泪!
「咦，妹妹，你哭了?唉，这种女人，死有余辜，你哭她作甚么……。」振铎冷冷地说。
「唉，铎兄，你不懂，别骂!马三姐真的太可怜啦!她怎会到这里来的呢?」
「你不晓得吗?她早就跟人私奔了，把她养的一个男孩子马家唯一传种接代的人，也带着走。马奶奶气得一命呜呼，马老三疯了，马家早完了……。」
「谁杀死马三姐?难道是马老三追来了吗?」
「唉，马老三急成了个疯人，无钱无势，怎能来这里。刚才听栈房的人谈论，她是被一个退伍的丘八杀死的，现在这凶手早已逃了。」
「马三姐怎会认识这丘八?」
「这个丘八正是带她私奔的姘夫，他本是广水地方上一个痞子，后来当了兵，驻防在咱们枣阳县城，每天在南城门口站岗，大概就同马三姐勾搭上。还不是马三姐不喜欢大她二十多岁的又笨又穷的丈夫，自己想往上爬，想晋省做官太太。在县城时她常常抱着孩子出外和这丘八幽会，邻人皆知，丑声四扬。马老三看不过眼，悄悄劝她两句，她仗着丘八的势力，在家拍案打碗的骂，胆小老实的马老三，从此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讲她。马奶奶平日对她管教虽严，但如今她已结婚生子，人心大变，怎能像小时候一样呢?何况丘八凶恶，老人家也只有闷在心里。邻居们虽有些愤愤不平，但乡下人都惧怕丘八，谁都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观念!妹妹，你还不明白咱们枣阳县的人心吗?」
「你这话都是听谁说的，三姐是个弱女子，安知不是被丘八威迫利诱，现在稍一反抗，就被他杀害?」
「…………………………」
家中来信也说马奶奶又搬到南城门口去住，因为城门口的看更人死了；马老二白天做炮竹生意，夜晚打更，那儿有两间破旧房屋，给打更人家住，不收房租。马家就为这点便宜，全家搬了去。并未说马三姐的坏话，想不到她竟这样惨死!
「…………………………」
这时天已发出鱼肚似的白色，我不想再睡，进房叫醒婶母，理恒叔父这时也从另一个小房里慢慢踱了出来，振铎告诉他们马三姐被杀死在街头的事，大家都惊叹不已。
「马三姐死得太可怜，这个社会真太黑暗了，不追查凶手，反而莫须有的责备被杀死的女子，连读书明理的杨振铎尚且如此，唉!三姐她早不死，迟不死，恰恰在昨夜在此地被人杀死!这真是太巧合了。我不能为她伸冤，已觉抱歉，怎能忍心看她横尸街头，让野狗分食?无论如何，应当将她埋葬。」我闷闷地暗想。
于是我便向叔父请求，在此多耽半天，以便埋葬马三姐，并请他代办此事。理恒叔点头应允，铎兄却极不高兴，走进房里去睡觉。
…………………………
我坐在轿内，头晕得很，心中像塞着块石头似的苦闷。当年中国穷乡僻壤的乡村，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穷凶极恶的人，杀死个巴无依无势的女子，比杀一条狗还随便，实在可恨可叹!而杀人的凶犯，逃往他乡，逍遥法外，谁都不管。马三姐冤沉海底，看来是永远无法伸雪的了!
回到家里，妈妈叹口气对我说：「你只知道马三姐死得惨，你知道秀芝表姐和她的女儿及王大姑妈都死了吗?」我大吃一惊，这接二连三不幸的事，使我异常伤心。妈妈安慰我说：「这都是命运注定的。俗语说，阎王要你三更死，谁能留人到五更!」
「为甚么呢?妈妈!」我想驳妈妈的命运论，但仔细一想，何必同老人家顶撞。就改口问道：「表姐同大姑妈生甚么病死得这么快，死在哪里?」
「你大姑妈是患急症死在襄阳的，她家早搬往襄阳府。秀芝和她的女儿死于南京医院。是被杨某抛弃而气病死的。听说杨某在南京又同别的女人结婚。这件事给秀芝知道了，气得死去活来。她无论如何要赴南京找杨某，以为他会念夫妻结发之情，回心转意。谁知狠心的杨某，得知秀芝带着女儿来南京的清息，就往上海跑。等秀芝母女到逹南京，他早已溜走。这沉重的打击，加上旅途劳顿，秀芝立刻病倒了。当时母女孤苦，举目无亲，进南京医院后，大概又接到大姑妈的死讯，更是火上浇油。此时秀芝已万念俱灰，惟求速死!真是痴情的女子，薄幸的男人啊!」
「杨某真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坏痞子!后来怎样?」我恨得泪流满面。
「以后的事就不晓得了，李兰英知道得很清楚，她会对你讲的。」
…………………………
李兰英在女师毕业后，就回到枣阳，预备在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教书，知道我回来了，立刻来到我家，老友久别重逢，自然份外欣喜。
「秀芝死得太不值了，为甚么要死呢?杨某本来不是东西，我早就对你讲过。现在他同别的女人结婚，抛弃秀芝，我毫不感惊奇。可惜我们早不敢将杨某的坏行为告知秀芝，若果早讲，使她思想上有个准备，也许秀芝不会死。秀芝若早洞悉自己的丈夫是个不诚实的人，她也许不致对他那样痴心，至少也应早去南京跟着杨某一起，外面的朋友知道杨某已有妻室，那就可能少出岔子。听说现在同杨某结婚的女子，并没有秀芝漂亮，只因其父是个做大官的，有钱有势，杨某想依靠裙带关系往上爬；因此昧尽天良和她结婚，说甚么十余岁出外念书，并未娶妻……。」
「这简直是现代的陈世美!」
「后来秀芝到南京，杨某仓惶出走，秀芝母女死于南京医院，此事再也瞒不了人们的眼睛，该女子深悔受杨某之骗，对杨某恶言厉色，不打就骂……。」
「活该，活报应!」
「有人说秀芝是仰药自杀的，她先将毒药喂小女儿，然后自己也服毒。唉!可鄙的杨某，可怜的秀芝，未免太脆弱!太不理智了!但人已死了，谁去同杨某算账?让老天爷处罚他罢!」
「让老天爷处罚他罢!」我满腔悲愤，不久也就离开故乡上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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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气象磅礴，马路宽广，低矮而整洁的瓦房之间，间或露出一间或数间朱红漆大门，很有点古老的帝都风味。我抵达北京时，天虽有些阴沈，但没有刮风；也未下雨。那时正是初春的时节，草木已换上一片新绿，空气清新。听人说：北京下雨时满街泥泞，很讨厌!不下雨而刮风时，则尘沙飞扬，小姐太太们出外，头和脸必须披上一条白色的柔软丝巾，以遮避尘沙。
到车站接车的竟是刘子通先生，难怪在武昌时见不着刘先生，原来他早到了北京。刘先生脸色苍白，声音低哑，不断的短声咳嗽。北国的气候是不适宜于他的病体的，他正害着严重的肺病咧!
北京的人力车夫似乎都很有礼貌，当你给车钱时他总说声「多谢您啦!」很少像武汉的人力车向乘客争着索钱的恶言无礼。车停在胡鄂公先生的红色朱漆大门前。胡是湖北人，在北京做国会议员。他的太太是苏州人，说一口吴侬软语，她的态度和蔼，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相夫教子，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徐全直、陈比南比我早半个月来北京，也住在胡家。胡因不满当时的北京政府，思想倾向于新，所以来往的都是思想前进的北大学生。刘子通和胡是同乡，又是好友，因此我们都住在他家。八年后，我在上海作地下工作，在一个秘密机关里偶然遇着胡先生，这时才知道他也是位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他的太太早已病殁，儿女东流西散，言下不胜唏嘘。
我的表叔骆墨生——祖母的亲胞侄儿——也是北京的国会议员，头脑冬烘，思想腐化，除正妻外，又讨了个窑姐儿做老婆。每天左拥右抱，花天酒地，一榻横陈，走进骆公馆的大门，就可以嗅着一股浓厚的大烟味。表叔的脸孔苍白得似害三期肺结核病。我到北京的第二年，他就一命归阴，你能说这是偶然的吗?
我在胡家住了两个星期，就搬进北京女子补习学校。暑假时刘子通先生极力主张我们投考女子高等师范，可惜自湖北女子师范出来后，我们就不愿住师范学校了。我将这次回家，看见马三姐和王秀芝的惨遇请教于刘子通先生和一位社会学教授（姓名忘记）。
「这是社会问题，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制度之下，像你所讲的那两位女子的不幸遭遇，每天都可能发生，对这种事，不用悲叹，悲叹是没有用的。我们应当要从事社会改造，人心也要改造……。」那位教授未等刘先生开口他就滔滔不绝的讲。刘先生微笑点头说：「所以你们还是去考女子高等师范，多做些妇女运动。女子有了高深的知识及能力，对婚姻以及一切社会问题认识清楚，这些事件自会慢慢减少……。」
我心想：「当时女师同学，做事多半畏首畏尾，忸忸怩怩……就是表姐秀芝何尝不是自己害自己，不好好读书，贪安逸，慕虚荣，早早结婚……。」我想学法政，将来为妇女界在法律上，争自由平等的权益……这是我当时的幼稚想法；因此我不顾一切考取了北京法政大学。徐全直、陈比南、夏之栩，根本不愿再住学校（自然也因经济问题），更看不起文凭，认为在工作中，也可以自学。因此全直和之栩回武汉工作去了，比南去了上海，庄有义留在武昌一直未来北京。我一心只想读书，再求深造，决意留在北京。但是经济问题使我烦恼：父母年老多病，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怎能重累父母?因此不久便考进了北京人民艺术专门学校。我深爱话剧，更喜音乐和唱歌，以前在女子师范也演过戏，如今有这样的学校，真是太高兴了。
北京人民艺术专门学校，是北京国会议员薄伯英创办的，他借重陈大悲做教务主任兼导演。该校设备极简陋，一栋四合院，分东西两个小院，东院住女生及女工人，西院住的都是男生，中间是两间教室和练习排演的地方。食宿都不收费，每星期六在真光戏院上演话剧。若排练不及，两星期一次也不一定。每演一次，晚上除吃消夜外，每位学员尚有六七毛零用车钱可分。学生约三四十人，大都是中学生，女生仅只五人。天津女子师范学生吴如燕，生得娇小玲珑。她国语说得好，很会演戏，她是女主角，王泊生演男主角，还有个叫万簌天的同学。我现在只记得这三个人名字，其余都不记得了。戏剧学校每天上午排戏，我就抽出时间，下午到法政大学听课；若下午排戏，上午就去法大，每星期还要到北大第三院参加中共的读书会。艺术专门学校校址是在前门外和宣武门外，离北京晨报馆址很近，而法政大学校址是在西城，北大则在东城马神庙。虽然各校间距离很远，但来往乘坐人力车却极方便。此时的读书生活，真有似生龙活虎般，忙碌而愉快。
这个时候，刘子通先生已离开北京回武昌去了。因为我们不听话，不热心投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不如以前专心用功读书，所以他很不满意。他认为我们同北京大学学生来往，将来会「贻笑大方」，他悔恨女子师范的学潮搞错了。陈潭秋先生却不同意他的说法，陈先生说：「这五位女生都是意志坚强，能干，头脑清新，而且认识清楚的人。她们不愿再读女高师，也有她们的想法，只要她们努力工作，将来的成就是一样的。无论如何，在中国学生运动及妇女运动史上，将来是会写上她们一笔的。你又何必如此学究气呢?」这件事是徐全直在来信中告诉我的。
不久包惠僧先生也从武昌写信给我说：「子通先生很不满意你在北京同二张来往，将来你若是与二张中任何一位恋爱结婚，子通先生就不理你了……。」这是甚么话?我如堕五里雾中。
二张者乃是张国焘和张琨弟，他们都是狂热的爱国者，又积极干着社会改造运动。当时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参加学生读书会的人很多，最著名者如范鸿劼、高君宇、刘仁静、贺昌、何孟雄、缪伯英、李俊、李国宣等等。全直、比南、之栩、包惠僧未离开北京时也经常去参加工作。大家都只不过是同志关系而已，子通先生和包惠僧何以如此神经过敏?我越想越生气，从此我就不再写信给他们了。后来子通先生病殁于湖北黄岗家中；而王式玉先生也以病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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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往事如烟/杨子烈著；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香港：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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