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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34岁 |
路海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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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 离开莫斯科回国。 1月7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在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举行政治局时,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提出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张国焘。① 1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② 1月中旬 回到上海。 2月7日 在中共中央刊物《实话》第9期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表示:只有坚决地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2月中旬 前往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到天津后,他主持召集顺直省委紧急会议并做出结论:以前中央各种错误指示一概无效,因不满这些文件而受到处罚的同志,除张慕陶等外,一律取消,此后工作应遵照六大和六届四中全会及这次会议决议进行;北方应致力秘密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几天后,回到上海。 2月22日 在《实话》第10期上发表《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的战斗日》纪念文章。 3月28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前去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4月1日 同陈昌浩离开上海前往武汉。4月4日抵武汉。 4月6日 离汉赴鄂豫皖苏区,于4月7日抵达黄安苏区。 4月11日 抵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 4月12日 到达新集。 4月15日 前往商南亲区红四军驻地。 4月17日 与沈泽民(鄂豫皖省委书记)在亲区会面,当即决定红四军首先去解决麻埠、独山之敌,并随军行动。 5月3日 在《实话》第13期上发表《执行党的路线与加强两条战线上的争斗》一文。 5月12日 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决定,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等八人被中央指定为委员,又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三人,候补委员15人,张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任军委委员。 5月16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第二号通知,要求各机关每天吃一顿稀饭,以支援前线。③ 5月17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第三号通知,改各机关每天吃一顿稀饭为吃两顿,以节省粮食,接济群众,支援红军。 同日 中央分局发出第四号通知,在中央分局领导下,成立党报委员会和党报编辑部。 5月18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第五号通知,需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指出它“是专一来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腐化倾向斗争的”。是“与各级苏维埃政府相并立,与苏维埃政府一同由大会选出”的“独立机关”。 同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5天内,由各县委动员2000名青年参加红军。 同日 还发出通知,要求用“极大的努力来建立”“军事侦探的工作”。规定了选择军事侦探的条件。 5月19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通告,按照中央关于红五月工作计划,作出《“五卅”纪念节工作计划》,要求把纪念“五卅”反帝运动同打破敌人“包围会剿”的宣传以及改善农民经济生活结合起来。 5月24日 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写《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主要内容有:鄂豫皖区的基本情况,红四军兵力、装备、土地分配情况,苏维埃改造运动以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向中央提出要求派来:(1)刘伯承、李特及其他军事人才,(2)医生,(3)大批工人干部,(4)做党、团工作及文化工作的人员,(5)无线电工作人员。 5月25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颁布配合红四军向南行动的口号。 5月19日 为解决粮食问题,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第二号通告《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要求两个党、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或等量的其他杂粮;党、团员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多种杂粮;一切机关在粮食运动周内切实执行节省粮食办法;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之下,各乡苏维埃政府立即募集粮食,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农群众。 6月4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联字第一号,号召各级党、团组织,领导和帮助农民,做好春耕运动,务使苏区内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 6月10日 中央分局发出《发动捐助粮食运动,建立互济会的实际工作》的通知。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互济组织,募集粮食,解决群众生活困难。 6月11日 主持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九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鄂豫皖苏区党的任务》,决定当前的工作方针是: (1)要趁敌人“包围会剿”相当松懈的时候,赶快调动一部红军的力量去打通商光路线,肃清亲区,以完成鄂豫边与皖西苏区连成一片的任务;(2)坚决执行“一寸苏区土地一不让敌人来蹂躏”的策略,加紧反敌人“包围会剿”的工作;(3)加强扩大红军,扩张地方武装,彻底改造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4)加紧反对富农工作,彻底实行土地法令。(5)加紧准备7月1日召开本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6)坚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迅速实行劳动法;(7)加紧非苏区的群众革命工作;(8)广泛发展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指出要坚决、丝毫不妥协地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主要右倾危险和“左”倾的立三路线。 6月13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第四号通知,指出定于7月 1日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有重要意义,必须动员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来做大会的准备、进行和领导,通告还对选举办法,选举的筹备以及开幕日的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布置。 6月16日 中央分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动员各机关选派坚决革命分子,去加入军阀军队,做破坏军阀军队的工作。 6月18日 中央分局发出《夺获的工业器具、军用品一律送交上级处理》的通知。 同日 发出《没收富农、反动家属的武器,清洗部队中的富农分子》的通知。 同日 发出《扩充红军的名额及条件》的通知,要求在7月1日前,要最低补充1500名红军。不得让富农及嫌疑分子混入红军。 6月28日—30日 主持召开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38名代表在会上发言,出席会议的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再次提议红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给予的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任务,表示赞同。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常委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组成。 6月28日 张国焘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报告回顾了鄂豫皖苏区过去的工作,批判了立三路线在鄂豫皖的影响,指出,目前每个同志都“应该在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正确路线下加紧自己的任务,刻苦工作”。 6月30日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全面接受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鄂豫皖苏区全面贯彻。 同日 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关于过去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总结报告。报告肯定了中央分局建立以来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缺点。指出目前党的主要任务:(1)反包围会剿,肃清亲区,打通商光路线,解决粮食问题,援助中央苏区;(2)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3)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改善红军生活,加紧政治教育;(4)继续解决粮食问题;(5)贯彻土地法令;(6)开展肃反工作;(7)坚决实行劳动法。在党内“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尤其是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7月上旬 张国焘在商城余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红四军南下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但在出击方向上发生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苏区,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因此,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块根据地,并相机出武穴,牵制敌人。但张国焘仍按个人意见作了决定。 7月8日 中央分局通过了《关于反军阀战争运动日的斗争与援助中心苏区的决议。》 7月9日 中央分局发出党团联合通知,要求5—7天内动员900名经常运输队到红军中同红军一起行动,动员临时运输队1200名。 7月14日 中央分局发布《反富农问题》通告。这个文件虽然对富农和富裕中农作了区分,但更多的内容则是从经济消灭富农,是一个贯彻“左”倾错误的重要文件。 7月16日 中央分局发出《反军阀战争运动日援助中心苏区告群众书》。 7月20日 中央分局作出《关于国际赤色纪念日的决定》。指出“八一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劳苦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日子。”中央分局决定:在“八一”前要进行很好的准备工作,加紧扩大红军,在八月一日举行群众大会,加强民众武装,努力生产,党员军事化,不让改组派、铲共团等反动组织危害苏区。 7月27日 中央分局和团中央分局发出联合通告,对党和团的关系问题作了规定。 8月1日 中央分局和团中央分局发出《加紧赤区秋收秋耕运动》的联合通知,号召加紧并保护苏区秋收秋耕运动,以争取红军主力进攻敌人要害,援助中央苏区战斗的胜利。 8月27日 以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红四军(1)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2)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红四军的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红四军与中央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最后命令见信后火速率部北上根据地。 9月10日 中央分局与团中央分局联合发出给各级党、团组织的信,号召充分利用军阀战争,扩大苏区与红军,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击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9月13日 中央分局发出《为举行追悼死难烈士纪念日及切实抚恤伤亡红色战士》的通告。决定每年8月14日(本年公历为 9月25日)为举行追悼死难烈士纪念日,切实做好抚恤伤亡战士的工作。 9月14日 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组织学习中央文件问题》的通知,指出“这些文件要领导革命走向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的武器,是解决我们实际困难中一切的有力工具。” 9月16日 中央分局发出给麻城县委的指示信,要求坚决执行:(1)迅速平分土地,(2)站在群众的利益上扩大对苏维埃税收的宣传解释工作,(3)对于反动的活动必须万分决心给以无情的镇压,(4)加紧白区群众工作与士兵运动,(5)加紧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发动,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是求得麻城工作上转变的根本问题。 9月19日 中央分局发出给陂孝北县的指示信,要求陂孝北县委:(1)按照人口劳动力混合的原则去重新平分土地,(2)在分配土地中要加紧对工会的工作,(3)加强农民武装建设,(4)特别注意肃反工作,反对专靠保卫局而不动员群众的观念,(5)坚决提拔积极最好的雇农、贫农分子,防止秘书专政,(6)加紧改造党组织。 9月20日 中央分局发出《对青红帮、小马子、流氓土匪的策略》的通告,指出对这些帮会、土匪流氓的下层群众,要积极地向他们宣传只有参加工农革命,才是其正确出路,对不接受革命政纲的土匪首领,坚决消灭之;真心改变的土匪、青红帮、流氓下层群众,有分田的权利。 9月23日 中央分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动员党团员和英勇的身体强健的雇农、贫农以及可靠的中农群众1000人加入红军,各区立即准备一百石米,来拥护红军,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0月1日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决定于11月11日召开鄂豫皖省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鄂豫皖省委,并在党代会讨论苏区在目前与军阀武装斗争形势中的一切主要问题及决定以后的主要任务。 10月6日 中央分局通知,为实行大胆提拔工农干部,培养干部分子,要求在各县征调大批工农分子参加工作,参加学习。 同日 中央分局第43次常委会作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州的决议》,号召扩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的宣传,举行群众大会,整理和扩大反帝同盟的组织,充分组织准备力量和帝国主义作最后的阶级一战。 10月9日 中央分局写了《关于鄂豫区情况给党中央的综合报告》。张国焘在病中作了附注,说中央分局7名常委(张、沈、陈、王平章、高敬亭、周纯全、郭述申)有两个经常在外面工作,很难形成集体领导,“这个报告没有充分分析分局工作的缺点”,“党内斗争发动的速度不快。” 10月上旬 张国焘在光山县波陂河主持召开高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对曾中生开展斗争。会议作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肯定红四军南下作战在军事上获得了大的胜利,同时认为红四军在政治路线上重复了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红四军领导干部的主要错误在于: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正确,对于第三次“围剿”的忽视,对于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不了解,纯粹军事观念,对援助中央苏区的意义也有错误的了解。决定了改造红四军的具体任务,撤销了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此后,他坐镇光山县白雀园主持“大肃反”。 同月 中央分局为肃反问题给各县发出指示信,要求立即准备去进行党内淘汰异己分子的工作: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肃反工作,将优秀的工农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将一切异己分子驱逐出党去。 11月7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下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兵力近3万人。 11月25日 在七里坪就白雀园肃反问题给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的原因》。 11月27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11月28日 与毛泽东、项英联名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本月 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认为:“现在红四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肃反工作“应分两方面:一面拿着刀子杀改组派的首领及其活动分子。一面是要用宣传教育工作,从政治上去夺取这些被欺骗的群众。”“改造党要组织代表团,首先要考查代表团的成份,从支部、小组中改造起,由下而上的改造,要洗刷党内反革命分子——异己分子,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反对立三路线,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巩固国际四中全会的路线。” 12月8日 中央分局发出《关于加强肃反工作问题》的通告,要求“严格根据阶级路线坚决的肃反,使受欺骗者对自首不害怕,这是各级党的组织,目前在肃反中最重要的工作。” 12月10日 中央分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鼓动群众多拿粮食,支援红军,争取红军早日完成攻克黄安县城的胜利。 注释: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7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③ 与张国焘有关的文件也适当收入一些以显历史全貌。文件出处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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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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