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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张国焘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力还以各种形式到处猖獗，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上面这些批判之间，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后的南浔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叶挺是惟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好像这是阻拦他们行动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在这一点上当天周恩来也曾有重要的补充，他指出，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的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最先运动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曾向我说明，贺龙内心有恐惧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对我详细的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那有不翻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后来周恩来参加讨论，我们具体检查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获知暴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和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在通信联络方面也相当广泛，除南昌、九江、汉口之间每天都有函电和人员的来往外，而且还与驻在抚州的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农武装领导人余洒度等通讯，约他们按时举事。因此检查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秘密已无法保持或掩盖，甚至有些行动都来不及停止了。 　　根据上面所说过的实际情况，我曾宣告暴动计划不能改变，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的原有决定，至于不能根据国际指示办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复命，完全由我负责。叶挺也曾表示过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的干下去。我素来是责任感很浓厚的，我觉得我要严格的执行中共中央给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应当替南昌暴动找寻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视我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南昌暴动原决定在三十一日清晨举行，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而且根据这个决定，到会者部分担着紧急工作，分头活动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共的领导能力如何，而中共领导的无能与混乱，似乎是预定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要先说说谭平山；他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地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示。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浔车赶往南昌，但他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效各军事要地。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须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铤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需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土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伕和兵伕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部，脚板上都肿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像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无产阶级化”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这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地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刚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与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错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竑部，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诨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俩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熏陶，也就渐渐的布尔什维克化起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俾迅速予以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征粮，弄得老百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问的办法去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是“AB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我们这一大群人，到了这里，便已无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的对他们说：土匪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待这几个行人走过以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我们循着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引起误会。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土匪虽向我们警戒，但未引起任何冲突。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饭以后，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似是由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部的消息?”他们说：“听说过。”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支队小司令。他可以将我们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这里来和我们会面，那就说不定了。我们这样交涉完，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原来就是我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位向导在途中曾向我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我们大军为难，我们沿途如有掉队人员，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命令，还要找贺总指挥。这样，我们就走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船因为有当地的船伕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 　　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我们到达了上杭。我向他谈及我们遇险的经过。彼此不禁哈哈大笑，他向我说：“我也做了一件傻事。”他从长汀出发的时候，封了一百多条船，找了四百多个船伕，以便将他所率领的全部人员，都运到上杭来。他并未问明这条河的情况，也没有让那些船伕驾驶他们原来驾驶的船，便来一个统一分配。他心想年壮力强的船伕，总比年老船伕更为得力，因此就将那些壮年船伕驾驶的船，分载负责干部和伤病干部。老弱船伕驾驶的船，装载次要人员和病伤兵，谁知这个作法完全错了，老船伕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舵手，他们所驾驶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壮年船伕所驾驶的船，大多出了事，损毁了。不少干部，都曾落水遇险，停留在两岸待救。现在，他急须设法找船去接应他们到上杭来，还要赔偿船老板的损失。 　　这类不顾实况，任意采取行动的故事，当时是我们间意味深长的笑谈资料，也曾认为要引以为戒。可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李立三在内，并不容易从自己的过失中吸取宝贵的教训。 　　我们在上杭休息了两天，便继续向广东的大埔步行前进。谭平山等已轻装随先头部队出发了，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的责任，只得由我肩负，革命委员会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尤其是秘书处和财政委员会的先生们，没有轿子是走不动的。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那位大胖子，便要八个轿伕轮流的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员，虽只三百多人，但连伕役算在内，就将近千人了。此外，李立三的政治保卫局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一连兵在内，共有四百多人。并照料着五百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伕役，总共两千多人，李立三等因须料理未了事件，须迟一两日才能跟进，周士第所带的一营后卫部队，那时还在由长汀循陆路来上杭的途中。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到达大埔以后，曾在西山会议派要人皱鲁的乡居，留宿一宿，行时还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谢，表示我们对政敌也是很有礼貌的气概。我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竑部有一团兵已到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需两三天才能到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 　　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的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竑的密探在内。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里的地方，即与黄绍竑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长的架子，吓唬那些乡下人。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惟他的马首是瞻。根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竑、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需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径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虽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对南昌暴动已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没有着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飘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的。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像发了疯一样的拚命。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X XX(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感交集。我们走了大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做，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蹓跶，曾看见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持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 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赣东抚州端金线入东江，即暴动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吉州赣州线，即系沿赣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C．Martin Wilbur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② 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录中。 　　③ 据《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明。 　　④ 所谓AB团是那时国民党在江西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A团和B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A团，一般人则编入B团，其AB二字并无特殊之意之。不过这个团体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AB二字母，解释为Anti—Boldsheviks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团的别称，抑在AB团之外尚有所谓SM团，则不得而知了。 　　 我的回忆（下）/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