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杨明轩 > 其他资料

在“五四”的日子里*

杨明轩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在北京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我正在北京上学，荣幸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四十年后的今天，特别是在我国正在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是有深远的意义的。现在，就我记忆所及，把当时目击身受情况扼要叙述如下，一以供青年参考，一以鞭策自己。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我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所以，五四的前夕，我们的国家实在到了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境地。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更是明目张胆，步步紧迫。那时的北京政府，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他和窃国大盗袁世凯一样是依靠出卖国家主权来维持其统治的。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维命是从，实际上把我国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全国人民对卖国政府的反动措施恨入骨髓，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维护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国人民方自庆幸我国以战胜国身份可以收回德国在山东所侵占的权利，不料巴黎和会上日本以与北洋反动政府所签订的秘密条约为借口，攫取山东权利。群情愤激，要求收回我国在山东的权利并惩办参与签订条约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这就形成了五四运动的斗争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北京大学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北京大学自从蔡元培先生长校以后，学校里出现了学术自由的新气象。当时正处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李大钊同志等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倡导，这样，教职员、学生对过问政治，关心国事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很多进步学术杂志办起来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和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也在《新青年》杂志上树立起来；北京大学的这种政治上的活跃，给予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以强烈的影响，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空气淡薄的现象。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就在北京大学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如“工学会”、“同言社”、“少年中国会”等；“工学会”还出刊了《工读》期刊。我还记得，《新青年》上刊出的李大钊同志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我们部分同学中争相传阅，大家对政治开始有了兴趣，从死书本里钻出来。就这样，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影响下，在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北京学生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动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革命运动。 　　* * * 　　五四前夕，我国人民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二十一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我青岛，攫取德国在我国山东所掠夺的一切权利，更引起全国人民的痛恨，反日之声日益高涨。五四运动正是反映了全国人民这一反帝反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要求。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五月三日晚，各校先进分子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五月七日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料巴黎和会上我国失败的消息传来，群情愤激，当即改定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 　　五月四日的下午一、两点钟，国立八校和一部分中学学生约四五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大队出发游行的时候，很多市民也自动走进了学生的行列。游行队伍原准备去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基地的租界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的大使馆递交关于山东问题的抗议书，但是英美使馆借口不平等的“辛丑条约”阻止通行，群众愤怒地奔向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 　　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宅的时候，大门紧闭，戒备森严，无法进入，后由北京高师匡互生同学，破窗而入，跟着又进去了几个同学。这样从里边打开了曹宅大门，群众一拥而入。 　　这时曹汝霖已经吓得越墙而逃。大家分头搜寻。忽然有人喊“卖国贼章宗祥在这里!”群众即速围拢起来，发现里面还有一个日本人，他狰狞傲慢，手执纸烟，若无其事。我们一拥而上，抓住章宗祥痛打一顿，并且质问他为什么卖国借款?直打得章贼抱头屈膝，躺在地上装死，正在这个时候，愤怒的群众在曹宅放起火来，那个日本坏蛋慌忙奋力掩护章宗祥脱逃。 　　曹宅火起后，约在下午四时左右，游行队伍开始散去。我们正经由一个走廊退出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叫“章宗祥在隔壁!”我们即随之而去，但见一个做豆腐的房子，那个日本坏蛋恶狠狠地站在门首，但是并没有章宗祥的踪影，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看见房内炕上的被子动了一下，同学们进去一挑，原来正是章宗祥躲在里边，大家把他拉了出来，拳打脚踢。那个日本坏蛋尽力掩护章贼，甚至用他的身子挡住我们的拳脚。我们恨这个日本坏蛋入骨，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和认识水平之下，还不便直接狠狠地揍他，怕引起所谓外交事件，于是有些同学用在这个豆腐房找到的鸡蛋向他打去。只打得那个坏家伙满身是蛋黄，犹如刚从粪坑里爬出来一样。就是这样，他仍然不离开章贼，我实在恼恨已极，忍无可忍，就上前扯开他，并且和他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这时反动军警已经赶来，逮捕了我们几十个在场的同学。 　　被捕的同学，一部分送警察总监部，一部分送到步军统领衙门。我是被直接送往警察总监部的。这次被捕同学中，北大约二十人，北京高师有七、八人，此外还有高工、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三、四人。我们被关在一所三间大的房子里，挤在两三个土炕上，虽然原来互不相识，但共同的事业把我们团结起来，大家意志坚强，表现乐观，在铁窗生活的折磨下，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种爱国热情和乐观精神，实在可贵，它表现了青年的旺盛情绪，为国为民，不惜一切。 　　我们被捕后，各校成立学生联合会，继续展开对反动政府的抗议，实行总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很多教职员也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北京学联决定五月七日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非法逮捕学生。反动政府鉴于五月四日的情况，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被迫宣布释放学生。五月七日一早，便由各校的负责人分别领回被捕学生。我们回到高师门前的时候，两旁已挤满了人群，一下汽车，便被同学们抬了起来，戴了红花，表示了深切的欢迎和慰问。 　　* * * 　　反动政府对学生爱国活动的镇压，丝毫没有动摇学生的爱国意志。整个五月，真是红色的五月。我们天天出动讲演，宣传国难当头，国人必须全力以赴，挽救民族危亡。那时，北京的街头，左一摊，右一摊，有喊口号的，有散传单的，也有讲演的，到后来还有以贩卖国货为名进行宣传的，爱国的情绪，高涨极了。由于反动政府对“五四”提出的要求不仅没有明确表示态度，而且继续镇压学生的活动，并审讯此次被捕学生，于是更大的火山爆发了!震动了全国各地，唤醒了各界人民，使学生运动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行动密切地结合起来。 　　六月三日，数千学生分组四出讲演，并且计划如果军警逮捕我们，我们就派更多的人去讲演。我们出动以后，大批军警也跟着来了，到处戒严，到处驱散群众，并且逮捕学生。那一天，我被分配去西城讲演，尚未到达指定地点就听说沙滩至南池子一带已经戒严。我急忙走到指定地点开始宣传，但时间没有多久，就被警察押送北大法科校舍——临时监狱，路过北河沿时，看见军警已在北大法科校舍周围，搭下了帐棚，严加防范。这一天，被看守在北大法科的学生约有二百人上下；六月四日、五日又逮捕了几百人，前后被关在北大法科和理科的同学共约有千人左右。也有学生为了表示抗议，自动进入这个临时监狱的。 　　反动政府以为大批逮捕，可以震慑广大学生不再闹事，但是，这一极其反动的措施，不仅没有挫伤学生的爱国意志，反而引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抗议逮捕学生，要求还我青岛，废止“二十一条”。六月五日，上海首先罢市，商店关门，连租界区的中国商店也一概停止营业。继之，武汉、南京、天津和其他各大城市也相继罢市；到了六月六日和七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举行了政治性的大罢工，这就使得五四运动更加深入。反动政府惊慌起来，遂于六月七日释放了被捕同学，撤退了驻扎在北河沿的军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巨大力量，我们在临时监狱听到这些消息后，非常振奋。认识到我们丝毫也不孤单，有全国人民特别有工人阶级在支持我们，斗争的意志也更加坚强了，因而在反动政府释放我们，甚至派人来劝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即时走去，要求政府必须对学生的要求有完满的明确的答复。至此，五四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主力已由学生转移为我国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核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规模也超出了知识界，成为全国工、商、报、学各界的群众运动了。总之，工人罢工，在五四运动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威力，它迫使反动政府不能不答应学生的要求——释放学生和撤免卖国贼的职务，并且影响我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尤其重要的，工人罢工的胜利，给予我们一个伟大的启示：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我们学生、知识分子不与他们结合，不依靠他们，“则将一事无成”。 　　* * * 　　六月十日，反动政府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情势下，终于明令撤免了卖国贼曹、章、陆的职务。以后，运动的目标就集中在巴黎和会关于我国山东问题的处理上。那时，北京有些学校的学生因提前放假(这是反动政府削弱革命力量的一种阴谋)已纷纷回家，只有少数同学和在学联担负责任的同学还留在北京。我当时没有回去，在北京高师的学生会担任一些工作，如和各校联系，欢迎山东等地来京请愿的代表等。各省来北京请愿的代表和北京的学生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在巴黎和约签字的前夕——六月二十七日，为了迫使政府争回青岛，拒绝签字，我们便组织了联合请愿。参加请愿的有：北京的学生代表，山东的代表，北京商界的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和天津、陕西等省市的学生代表，共约五、六百人。下午一时左右齐集新华门前，要求总统徐世昌接见，表示明确态度，徐关闭总统府大门不敢接见，我们就一直守候在那里，在新华门前东西辕门以内露宿一宵。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左右，徐世昌接见了请愿队伍的代表，宣称学生所要求的三件事(拒绝和约签字，赎回高徐、顺济两铁路和恢复南北和会)，政府决心竭力进行。学生代表要求给予更切实的答复，直到下午，反动政府明确表示，已经电告我国巴黎代表拒绝签字以后，代表们始在欢呼声中散去。五四运动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现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四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千辛万苦，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奴役我国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扩张主义分子，还想干涉我国的内政，甚至侵略我们，他们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现在我们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充满幸福的今天，回忆四十年前遭受国破家亡危机的时候，我们，尤其青年一代想到今天的幸福得来不易，应该振奋惕励，继承五四革命精神，加倍爱护我们的祖国；各族人民应该紧密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向富强康乐的大道迈进。 　　*本文按《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刊印。本书编者略有删节。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