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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徐特立在延安 共产党员不是做官，而是做事

王云风主编

徐特立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艰苦朴素为荣，从来不搞特殊化。每当同志们看到他老迈年高，想从生活上照顾他的时候，他总是婉言谢绝，并常常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员不是做官，而是做事。”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生活十分艰苦，60多岁的徐特立同志却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为了照顾他，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但他出门开会、讲演却很少骑马，常常一走就是几里或几十里。从杨家岭到边区参议会礼堂开会，他经常步行，并总是偏着头，悠闲自得地摆着手，走得飞快。据说他曾经一步一步地测算过从延安旧城北门到南门的距离，并准确地知道走完这段路程需要多少分钟。有一次，大雪纷飞，徐老准备给延大的学生去上课，通信员要给他备马，徐老说什么也不让。通信员不听他的，把马牵了过来，他却一转身，径直朝延大走去。通信员急忙拉着马在后面追，谁知道马是骑上走得快，拉着却拖住不走。通讯员在后面赶着马越追越急，徐老在前面却越走越快，一直到了延大，通信员牵着马还落在了徐老的后面。这时，只见徐老满身是雪，长长的眉毛和胡须上都是雪块和冰凌，通信员却拉着马累得大汗淋漓，头上热气直冒。他看着徐老，一声不吭，嘴撅得老高，好象惹了气的孩子似的。徐老这种有马不骑，坚决反对特殊化的习惯，在延安一度被传为美谈，有人曾经用打油诗歌颂他：“衣服自己缝，马儿牵着走。”续范亭同志也深为徐老的精神所感动，他在《寿徐老》一诗中写下了这样两首诗： 　　其 三 　　延安诸老唯公特， 　　生活简单如老卒。 　　粗布征衣常补绽， 　　自煮瓜果充粮食。 　　其 四 　　少骑公马多徒步， 　　不要随从来照顾。 　　携带两个冰馍馍， 　　一天开会好几处。 　　和徐特立在一起生活过的同志们都知道，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心中总是想着工作，想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组织上为了让他保养身体，给了他一只奶羊，他常常把奶送给体弱多病的同志。1936年7月3日，党中央和西北办事处迁到志丹县后，教育部只分到两、三间房子，徐老不搞个人特殊，和四个同志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里有两个土炕，他和一个“小鬼”睡一个，另外三个同志睡一个。就这样，这间房子成了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和徐老睡在一起的那个“小鬼”因年幼，经常尿床，徐老很爱护他，常常帮他晒尿被，收尿被，有时间还教他识字。人们笑着说：“这个‘小鬼’哪里是徐老的勤务员，简直徐老成了他的勤务员。”当时，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主食是黄米干饭，又缺少蔬菜。徐老经常在工作之暇去野外挖回野菜，又用公家给他补助的一点油在厨房里炒熟，拿回宿舍，同大家一起“会餐”。在出使湖南的日子里，徐老对于那些革命军烈属，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有一次，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派人送了100元钱给蔡和森烈士的母亲做生活费，并将蔡和森同志的儿子蔡博，从湘乡中学接出来送到了延安。还有一次，一位在江西新四军中工作的同志，去武汉办事处办完公事返回长沙时，徐老主动给予路费，安排他回平江老家看看。有关同志安危的事，他更是时刻记在心头。一天清晨5点左右，他得到一个紧急情况：国民党当局要破坏我地下党机关。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亲自跑到地下党所在地——五公堂，通知同志们转移，保护了党的组织。 　　徐老从不以为自己是领导，应该特殊一些，他总是和同志们同甘共苦，深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作边区教育厅长时，他身着一件破旧的灰布棉衣，头戴灰色的八角帽，清瘦的面孔上，老是浮现出愉快的微笑。当时的边区教育厅，设在延安城里天主教堂旁边的一个小院里，院后一间破旧的、狭窄的小房子就是徐老的栖身之处。房里有一个土炕，是他和警卫员睡觉的地方，炕前摆着一张旧的没有油漆的小方桌，徐老就在小桌上办公。房子的另一头放着徐老唯一的一口木箱子，这是徐老长征中经过千辛万苦带来的，里面装满了在江西苏区编写的教材和资料。木条条做成的窗棂上，糊着的纸已经发黄了，还有一些破洞洞，西北高原的寒风，一股股灌了进来，使这个简陋的、单调的房间又增添了几份寒意。然而，徐特立同志毫无怨言，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为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终日辛勤地工作着。 　　他当八路军驻湘代表期间，与普通战士一个样，房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架子床，一张条桌，两把老式椅子。他的伙食通常是一碗辣椒、一碗蔬菜，外出时手里老是拿着一把雨伞，坚持步行，照例不坐车。 　　在自然科学院，他从不以院长身份而优人一等。那时，自然科学院的宿舍和办公室都合在一处，按规定，徐老可以一个人住一孔窑洞，但他坚持要两位同志和他住在一起，以节约住房，按需要，徐老应一人用一盏油灯，但徐老坚持四个人合用一盏自制的麻油灯。他常说：“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有苦同受，有福同享，我若自己点一盏灯，学生就会少一点点灯的油啊!” 　　在大生产运动中，60多岁的徐老，也是一个劳动模范，他经常同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在一起参加学院建设性的生产劳动，打窑、砍柴、运粮、帮厨、炼铁、炼焦、制糖、制纺车、造农具，他样样都干。他还时常动手烧木炭、纺毛线、打草鞋、开荒、种菜、种粮食，甚至在三九天，他还和学生一起掏大粪。他提出要向把大粪当馍馍的劳动模范杨朝臣同志学习，结果，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口袋里钻进了一块粪块，到第二天找铅笔时才发现，但他并不感到肮脏，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徐老还带着儿媳徐乾开荒种地，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尽量节约生活费用。他还用破旧的被单做成窗帘，减少公家的开支。 　　徐特立同志这种清廉简朴、淡泊为常、怡然自乐的品德和作风在陕甘宁边区是尽人皆知的。那么，他身居高位，为什么还能如此简朴、丝毫不特殊、反而还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呢?这除过他具有甘做人民公仆的高尚情操之外，还与他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有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生平过惯了俭朴的生活，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使精神愉快。”他还说：“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对此，谢觉哉在《徐特立同志的品德与行为》一文中，不无感叹地称赞道：徐老是“超人的俭朴者。”在贺徐老70大寿的祝词中，他又满怀深情地说道：“没认识你以前，就听到你的许多的事实，当时使我感动很深的，是你的‘徐二外婆’、‘徐二叫化’外号。你对青年男女，象外婆对外孙子一样的母爱——纯真而又勇敢的母亲；你把所有及劳动所得，尽数贡献于社会，而自己却过着类似叫化的生活，这不是寻常人可能的。”① 　　1937年1月31日，是徐特立的60寿辰。这一天，党中央破例第一次发起为徐老祝寿，毛泽东主席为他这位二十年前的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对徐老60岁前人生历程作出了确切的概括，高度赞扬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光辉典范。事实就是这样，自从投身革命队伍以来，徐老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了革命事业，献给了同志，他把多做一些事情看作是自己的本份。年过半百之后，他似乎觉得来日无多，于是，工作起来更是加倍努力。在自然科学院工作期间，徐老住在杨家岭中央书记处，这时他已经67岁了，每天还要到杜甫川自然科学院上班或上课。从杨家岭到杜甫川相距近20里，徐老常常天还不亮就背上一顶草帽匆匆上路，有时到自然科学院，师生们还没有起床呢。一天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完毕后，回到杨家岭，往往已是掌灯时分。但是，中央还有一堆工作等着他，有时还有些同志聚在他的家门口，等着和他交谈或讨论问题，毛主席也不时地请他去就党和国家的一些大事情征求他的意见。 　　初到陕北时，为了发展陕甘宁边区教育，在徐老的关怀和主持下办起了鲁迅师范学校。当时，办学条件极差，缺乏师资，没有教材和图书资料。为了给学生编写政治课教材，徐老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带到了鲁迅师范。这时，十大纲领仅仅是十条口号，尚未公开公布，又无细则说明，要把它编成教材，是极其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徐老便先拟写出提纲，再去讲解，做出学生课堂讨论质疑解答记录，并将部分教师在抗大课堂老师那儿学来的新思想加以吸收，然后进行汇总分析，编写成册。为了编写这本教材，他写了改，改了写，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不避艰难，含辛茹苦，在这本教材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为把十大纲领第一条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个条目编好，就得将它分为若干节，若干课。首先得讲明为什么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能不能驱逐出去?怎样驱逐法?要回答这几个大问题，就必须从近代中国100年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讲起，由理论到具体历史事实，结合近代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进行详尽分析。徐特立同志发扬长征精神，仅用一个脑袋，两只手、一支笔、一张嘴巴，边写、边讲，使编者、讲师、学生三结合，终于编出了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内容的政治课教材。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徐特立同志具有忠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实际工作者。 　　离开自然科学院后，徐特立同志奉命来到中宣部任副部长，在编审处具体负责编写政治地理教材。这次编写的教材质量要求高，学生对象是党、政、军具有一定实践、实战工作经验能力的中级干部。编审处和鲁迅师范一样，什么读书资料也没有，只有窑洞桌子、床铺木凳、墨水纸笔、麻子油灯。不知徐老从哪里找来一本32开大的旧地图，这成了唯一的资料，就这样，一个老头子，带了两个小徒弟，自动办起了专业的知识加工厂，采用手工业的简单操作法，干了起来。地图上的字小得象菜子大，徐老没有老花镜，也没有放大镜，无法辨认查看，于是，他就吩咐小徒弟，把地图上的地形、地名、道路、数字等，用毛笔写成小胡桃大的字体，编成一张张独立的文字表格，并把水系、山脉、铁路交通要道绘成图形，注明文字，提供给自己使用。地图上的字太小，白天看还容易，夜里在麻油灯下，寻找省名也很吃力。徒弟们日日夜夜伏在地图上，找地名、县名，找山山水水，徐老也日日夜夜不停地抄抄写写，忙着给学生们制作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食粮。 　　人们通常用蜡烛来比喻哪些为光明而献身的人，徐特立同志不正是一支熊熊燃烧的蜡烛吗?是的，尤其使人们感到钦佩的是，这支从头燃到了底的蜡烛随着每一寸躯体的燃烧所发出的光和热，非但不是减弱，反而却愈益强烈。并且，它所点燃的不仅是人们心中追求真理的灯，而且是人们手里高举着的谋求解放的火炬。徐特立同志不愧为学识渊博名垂青史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也不愧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那种“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高尚品质就象源源不断的延河水，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中。 　　①见《解放日报》1947年11月10日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