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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对张敬尧,组织健学会
江来登,孙光贵
    湖南人民赶走了满清贵族,又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张敬尧,多灾多难的湖南百姓真个是赶走了恶狼,迎来了饿虎。
  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辛亥革命后长期的军阀混战,使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1918年,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爪牙张敬尧的部队像一群强盗一样进驻湖南,他们什么都要,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在湖南农村,尤其是长沙周边地区怨声载道,百姓实在苦不堪言。现在只要上了六十岁年纪的人大部分都知道“张部”“张部队”这两个词有什么特定的意义。比如说某人快来了,他贪得无厌,什么东西都要,就说“张部来了”。又比如说桌上摆了很多好吃的,被一群调皮孩子一扫光,后来的客人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主人可能无可奈何地说:“张部队刚来过,哪里会有东西剩下!”张敬尧有三个兄弟,名叫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都在湖南有恃无恐,横行霸道,鱼肉百姓,胡作非为。于是湖南城乡就有了“尧舜禹汤,虎豹豺狼”的民谚。在长沙城里,熊瑾玎撰写的于1959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人徐特立》有所记载:“除在卖鸦片烟、加重税捐之外,又开设一个什么裕湘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纸币发行多了,又不能兑现,因此一再贬值,弄到一元钱买不到五根油条。此时,又妙想天开,用抽彩的办法来收回所发行的纸币,限令持有裕湘银行钞票的人都要来购买惠民彩票。这样一做,把裕湘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差不多全都赖掉了。有人写了一首讽刺惠民彩票的对联:‘惠而不知为政,民欲与之偕亡。’读此对联,也就可见民愤之深了!张敬尧还以为没有填满自己的欲壑,连全省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来一个七折八扣,拖延不发。教员们挨饥受饿,学校不能维持。”
  他们大肆摧残湖南教育,军队强行进占学校校舍作为军营。凡被军队霸占的学校,所有教具器物损毁殆尽,士兵们还把图书当柴烧,拿了仪器玩把戏。尤其是克扣学校经费,致使许多学校断炊。学生因吃不饱而闹事,教师没有工资可领只得坐在校长办公室不走,学校实在没办法办下去了。1918年10月,湖南第一师范等五所公立学校的校长,都因为经费无着落,联合向张敬尧辞职;11月,又有九所私立学校的校长联合交印辞职。到1919年底,长沙所有中等学校都自动解散。一贯嫉恶如仇的徐特立面对湖南如此恶劣的教育局面,心中的怒火在燃烧,再也安不下心来有条不紊地、斯斯文文地每日为学生授课了。尽管他深知官场的险恶,他也要义无反顾地进行斗争,带领长沙的学生和民众冲锋在前。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在“新民学会”会员的帮助下,徐特立在湖南立即予以响应。他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熊瑾玎等人的帮助下,联合思想进步,名望较高的教育界、新闻界中不满张敬尧统治的人士,首先以倡导运用现代汉语写作、改革文风、革新思想、反对缠足、解放妇女、民族自决、改造社会等新思潮为宗旨,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团体,名叫“健学会”。六月十五日,在楚怡小学召开了“健学会”的成立大会。在健学会成立大会上,开幕词经过徐特立和何叔衡、陈夙荒、朱剑凡商定,由陈夙荒宣讲,开幕词阐述健学会命名的原由:
  过去大学生以作官为唯一目的,现在大学生的思潮大变,皆知注重人生应为之事。发生此次之救国大运动,有人误认为是由于政客所勾引,而不知实出自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我国新思潮亦甚发展,不可遏抑,我们当及时研究,引导它走正轨。健学会的组织,在于采取正确健全的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1]
  现在从健学会的会则可以更进一步看出,健学会是顺应新文化运动大潮应运而生的。“健学会”的会则主要是: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输入新思潮的方法是:一、凡最近出版的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供会员阅览;二、函托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三、介绍名人讲话。研究的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员必分认一题研究。会友学习外语的,由本会会友传授。传播的方法,主要是讲演,分定期和临时的两种。定期的每周星期天上午举行。[2]
  “健学会”虽然不像新民学会那样,有明确的改革社会、改革政治的奋斗目标,但组成人员如著名人士朱剑凡、何叔衡、杨树达[3]等人的政治倾向性决定了这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对张敬尧的社团。“健学会”成立以后,徐特立就有组织地开展驱张活动。但是这帮强盗执掌兵权,要赶走他们,颇不容易。徐特立于是利用健学会中的骨干力量,充分发动群众,向民众揭发张敬尧的斑斑劣迹,一桩桩一件件历数以张敬尧为首的尧舜禹汤四弟兄的罪恶。徐特立自己还往返于城乡,号召城里和乡下的老百姓共同起来和张敬尧进行斗争。
  徐特立认为这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和张敬尧作面对面的斗争。于是他想出了更有效的一招。由于张敬尧克扣学校经费,很多学校发不出工资,断绝了广大教师的生活来源,他们生活失去了保障,家人时刻有冻馁之虞。但是他们缺乏组织,缺乏带头人,只能够一个个在家里或者在校长办公室里垂头丧气,发发牢骚,束手无策。徐特立看到了这样一股社会力量。向他们宣传,开导他们,为了生存,不能够前怕狼后怕虎。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大家都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和张敬尧进行直接的抗争,才有摆脱困境的一丝希望。徐特立的鼓动像在一堆干柴上面点了一个火种,“嘭”地一下就燃烧起来了。于是徐特立亲自邀请陈夙荒、张孝敏、易培基[4]、赵鸿钧、朱剑凡等有社会地位的校长,带领广大教师向张敬尧讨要薪水,给张敬尧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一行动刚好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学生开展的大规模驱张运动密切配合,取得了很好的斗争效果。
  驱张运动是湖南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政治斗争,而且最终的结局是人民取得胜利,以手握枪杆子的张敬尧失败而告终。这样的胜利来之不易。在这场斗争中,徐特立的学生——一介书生毛泽东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以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和策略,领导人民大众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他的老师徐特立在这一斗争中,带领群众,冲锋陷阵,发挥了勇敢的先锋作用。
  在驱张运动期间,是健学会最活跃的时候,成员们都积极地参加游行示威,到张敬尧处索要工资等活动。后来由于主心骨徐特立出国留学,健学会因活动逐渐减少而自行消亡。
  注释:
  [1][2]转引自陈志明的《徐特立传》,原来自1919年6月23日《湖南大公报》。
  [3]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他于1898年13岁时入长沙时务学堂,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归国后一直从事古文字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相继任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对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和古代典籍有极深入的研究和造诣。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易培基,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孙中山先生顾问、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劳动大学校长等职。自1924年后任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古物馆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1932年蒙冤辞别故宫。1937年9月卒于上海。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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