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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徐特立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成功策反姜济寰，对南昌起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很好地掩护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部队在起义前浩繁的准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在准备阶段没有发现地方政府所属各机关人员的破坏。除了史料介绍的贺龙手下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告密，起义被迫提前外，一切都很安全顺利。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事实上暗中保护甚至支持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假设有人告发部队有非常的行为，起义不一定能够按时举行，甚至有流产的可能。 　　另一方面，没有当局的掩护，起义战斗还没有打响，南昌也不可能有众多的群众组织如此之活跃： 　　江西省总工会、江西省农民协会、南昌县农民协会，以及省、市学生会、妇女会和商人协会等人民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组织了运输队、招待站、慰问队等，工人还组织了纠察队。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张灯结彩，革命气氛笼罩着南昌城。1927年7月31日的《大公报》，在谈到这种情景时，无可奈何地说：铁军“陆续入城，过激分子齐集南昌，农工运动又复抬头。”[1] 　　这些组织不可能一两天内成立机构并马上开展如此轰轰烈烈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开展得好像在后来的延安那样自由自在，当局如果不暗中掩护或支持，活动是不能够这样开展的。 　　南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代省长姜济寰的重要影响和暗中保护不可忽视。例如上文提到的1927年7月30日傍晚，朱培德派徐虚舟通知姜济寰共产党即将在南昌起义，要他马上离开南昌，假设姜济寰不继续周旋，麻痹敌人，拖延时间，反而下令全城戒严，电告国民政府救急，起义完全有可能胎死腹中。 　　第二，江西省地方武装力量放弃抵抗，甚至默许与支持，使起义顺利而迅速成功，大大减少了起义军的战斗减员。 　　上文提到周恩来曾经说过：“国共双方都在力争省政府的地方武装力量，因此，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对起义至关重要。”在军事方面，姜济寰对南昌起义的影响有如下几点事实： 　　1．在记叙“八一”南昌起义的众多文章书籍中，至今没有发现关于起义军战士遇到南昌国民政府警察、民团等地方武装有组织的反抗。 　　这方面有人完全归功于朱德，这是片面的。朱德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时间并不长，充其量不到五个月，大约1927年2月下旬才担任此职务，6月份就去职离开南昌到了武汉[2]。7月21日，朱德同志才又在党的指示下秘密返回南昌，任务是利用滇军中的老关系掩护起义的准备工作[3]。朱德的影响主要在滇军。 　　姜济寰不同，他在江西曾任多种职务，关系盘根错节： 　　“我父亲姜济寰1926年随北伐军由广州出发，初任江西财政处长，北伐军到达南昌后，转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嗣后江西省政府成立，他任建设厅长，继而又兼任民政厅长。此外，也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并兼农民部长。当时江西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都由我父亲直接任免。1927年6、7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离开南京时，其职又由我父亲兼代。”[4] 　　就职位、资历以及在地方武装力量中的影响面而言，在江西，当时的朱德是难以和代省长姜济寰相提并论的，何况他回南昌的主要任务是在军阀部队里掩护起义和准备起义。 　　“(8月1日)凌晨，省警备司令部值班室打电话告急。姜指示：情况不明，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开枪。这样一来，就拖住了省警备部队，待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被起义军包围，姜命令：‘一律放下武器。’”[5]要不是姜济寰拖住省警备部队并迫使他们放下武器，起义军难免一场恶战。 　　2．从起义领导人朱德的传记中找到了南昌警士参加了起义的记载： 　　“南昌市的公安人员大部分参加了“八一”起义和随军南征。”[6] 　　3．从南昌八一纪念馆的展品中找到了南昌公安部队参加了起义的事实： 　　“敌军抵挡不住，爬上围墙，想要逃跑。墙上早已布置好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警士，他们奋勇阻击。”[7] 　　4．从南昌八一纪念馆的展品中找到了南昌的警察和消防队成建制地加入起义军的史实。 　　“南昌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人员，整队整队编入起义军。”[8] 　　据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起义军对抗的是张发奎、朱培德和王均的部队，起义战斗中由省政府管辖的地方武装力量不但没有抵抗，反而协同起义军作战。假设对当地情况烂熟于胸的地方武装没有得到通知或暗示而负隅顽抗，起义不可能从早上两点开始到当天下午两点就宣布南昌的武装起义活动胜利结束，也不可能第二天在全城举行大规模的隆重的庆祝活动；而势必拉长起义的战斗过程，使江西反动军阀张发奎、朱培德和湖南军阀唐生智等前来镇压赢得时间。如果那样，起义完全有可能难产，在南昌就失败了。 　　第三，安定社会秩序，使南昌人民免受兵燹之苦。 　　一般地说，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兵荒马乱，苦不堪言。可是“八一”起义那几天，南昌各街道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起义后通常要受到顽固分子的疯狂骚扰，使起义军穷于应付。可是南昌起义的第二天各种有关会议、军事活动就能够很顺利地进行。关于这方面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实物颇多，如《工商报》、《民国日报》等报纸，标题有“南昌市军民联欢大会”“革命委员会委员就职盛典记”“姜代主席之维持市面”等等。文献资料也特别多，例如： 　　“商店照常营业，社会秩序井然，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9] 　　“8月2日下午，南昌贡院侧的公共体育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在这里隆重集会，参加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会场上，人山人海，花团锦簇。革命委员会成员、南昌起义领导人、地方党政负责人和群众一起庆祝这一人民胜利的盛大节日……”[10] 　　无须分析，没有姜济寰出面维持，战后绝对没有如此之好的形式。诸如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刁民聚众闹事、坏人趁火打劫、散兵游勇杀人放火之类在战争当中通常是屡见不鲜的。 　　第四，起义军虽然南征失败，但南征开始时途经的五县和后来的少数县城得以顺利通过，没有发生战事，功劳簿上应该有姜济寰的重要一笔。 　　中央档案馆编写的《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一书附有起义军“由南昌到广东军事简要表”[11]。 　　从表上可以看出，起义军南征自壬田县开始，战事不断，记事部分基本上都注“攻破”“克”等字，而从南昌出发经过的临川县、宜黄县、广昌县、宁都县、石城等五县以及后来的少数县，都用的“取道”，没有战斗的记录。即使有战争记录的县份，和军阀部队作战的多，与地方守军作战的较少。 　　为什么一连五县畅通无阻，从起义军仍旧以姜济寰为江西省新政府代省长，后任命为省长来看，应该与他有关。姜济寰曾经告诉儿子姜治芳： 　　“江西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驻防区，王均军长曾明确地表示过，有十个县只能由他荐人当县长。这十个县，都是比较富裕的县。除此之外，其他六十多个县的县长任免，第三军都不插手……这十个县长中肯定不会有共产党。”[12] 　　以上是南昌八一纪念馆所编《南昌起义》一书中姜治芳的回忆文章。姜治芳的书籍文章记载，江西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除十县外，其余六十几县均由姜济寰直接任命，而且从起义军当时对姜济寰的任命来分析，姜治芳应该所言不虚。 　　临川是南征的重要一站，没有临川的休整，起义军可能败得更早更惨。这也与姜济寰有很大的关系。 　　从南昌到临川的路上，起义部队身负重装，艰难行进。由于反动派的宣传，沿途农民闻风而逃，吃的喝的都找不到，有的部队甚至一天喝不上一碗稀饭。一路上，饿死、病死的士兵极多。有一些人员动摇离队，还有人叛逃。8月6日至8日，起义部队相继到达临川。前委决定停留一周，整休部队。在此期间，各部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加强了军纪教育，开展了对内对外的宣传鼓动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意志。第二十军第三师在这里正式组建(徐特立任党代表，笔者注)。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写的《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南昌起义展览巡礼》记载：“中共临川县委和临川人民热情欢迎起义军。”[13] 　　在临川，第二十军第三师得以正式组建，各部得以初步的整顿，归功于姜济寰一人是不对的，临川的顺利占领应该归功于朱德和姜济寰两人： 　　“至抚州(即临川，笔者注)后，为整编部队进行了短暂的停留。抚州曾经是朱德同志的教育团驻防之地，这里的党政军民各团体大都受过朱德同志的扶持和培育，朱德同志在当地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起义部队在这里整编时，抚州城内到处张贴着“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的醒目标语。”[14] 　　“(8月，笔者注)3日朱德派人送信给驻防临川的国民党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希望他拉起队伍参加革命。杨如轩接信后不作答复，但他摄于革命声威，为了保全实力，同时考虑到与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通路。朱德率部顺利通过临川。”[15] 　　“……到达的第一个县城是抚州(即临川，笔者注)。抚州原任县长汤武，系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与我父亲有师生之谊，与我也是同学，他率其县政府人员出城数里欢迎我们。我们就驻扎在县政府，县长也未撤换，让汤武继续干下去，但大概也只干了三几天。”[16] 　　如果南征开始时途经的五县和后来的少数县城都发生激战，已经疲惫不堪的起义部队能否承受那样的打击就是一个未知数。即使能够侥幸脱身，起义军的失败肯定要提前，那么朱德能否保留一部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就更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周恩来讲争取姜济寰至关重要，真有先见之明。 　　第五，协助起义军筹粮筹款。 　　起义军筹粮筹款的任务相当艰巨。1927年10月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文章里引用了身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谭平山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于是平山(谭平山，笔者注)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17] 　　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谭平山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起义军已经饥不择食了。综合史料发现，南征途中多次因为经费困难而延误行军，贻误战机，导致屡屡遭遇挫折。 　　起义前姜济寰是江西省代省长，起义后仍旧以他为代省长和省长，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他的名义和影响委任地方官吏，摊派粮饷。特别是起义军南征途中。起义军常用的方法是，每到一县，马上就以江西省国民政府姜济寰代主席的名义任命县长，紧接着就是筹粮筹款。占领一个县城的时间一般只有三天，接着就到下一个县用老办法筹粮筹款，一直到走出江西地界。 　　姜济寰在起义军内部曾经兼任财委会委员、东江盐处处长，他的儿子和侄儿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财务方面的。以下是在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写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中收录的姜治芳回忆录的几个片段： 　　“(南征路上，笔者注)省政府的任务，是协助财委会在各县筹款。 　　“罗(罗石冰，笔者注)继续说：‘部队即将取道福建进驻汕头。一离开江西，江西省政府这个机关就不存在了。你父亲本是财委会委员，就到财委会协助林伯渠工作。孙石候改任革委会副长官，你、姜襄(姜济寰侄子，笔者注)则到闽南财政处任金库主任。’ 　　“在上杭停留了十天左右，然后坐民船沿韩江而下到达潮州。再搭火车到汕头时，已是十月初了，东江盐处设在汕头邮局对面的一栋洋楼里，我父亲任处长，蔡鸿于任副处长，我任总务科长。 　　“我这金库主任每天与大洋和银小角打交道，税收机关向我缴款，总指挥部的军需人员向我领款。”[18] 　　姜济寰和他儿子、侄儿三人同为起义军筹粮筹款，所作贡献无从了解，但从上述文字可以知道，他们是立了汗马功劳的。再从逃命时是起义军的领导人谭平山给了他们300元港币才有了活路来看，他们是清廉的，对得起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 　　参加南昌起义，是姜济寰政治生涯中的一件意义重大的大事。尽管在起义失败后，他被迫与中共分离，但他是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共革命统一战线坚持到最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参与南昌起义的历史，有力地证明姜济寰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国民党左派。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照下，姜济寰的妻子姜黄族英女士被安排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注释： 　　[1]魏宏运．南昌起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4-25页。 　　[2][3][6]胡依马．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年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407页、72页、72页。 　　[4]南昌八一纪念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407页。 　　[5]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538页。 　　[7][8][9][10][13][15]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军旗升起的地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37页、52页、49页、53页、57页、145-160页。附录：南昌起义大事记。 　　[11][17]中央档案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413页、110页。附：由南昌到广东军事简要表，第39页。 　　[12][16][18]南昌八一纪念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407-413页、407-413页、410-412页。 　　[14]胡依马．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年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74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