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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面开花，重点突出的统战工作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回长沙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内及社会上的爱国抗日力量共同抗日。 　　统战工作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爱国将领、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1]，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两个月。徐特立高度重视对张治中的统战工作，张治中也因为徐特立在长沙名望极高、品德高尚、影响很大而礼遇有加。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聂洪钧[2]在《湖南党的工作》中写道：“张治中对于我党驻湘代表徐老表示尊敬与联络，如请徐老参加抗战统一委员会。”[3]1938年9月30日国民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并通过张治中、徐特立等64人为委员。10月5日委员会推选徐特立等为常委，6日徐特立出席了常委会。 　　徐特立与张治中的交往过程中有不少趣事。他有次应张治中的邀请，参加宴会。门卫看了看他的衣着，以为他是一个退伍兵，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他只得折回办事处取名片。张治中久候不见徐特立到来，不知什么缘故，就派副官前去催请。后来门卫知道来者是八路军的高参，人人敬佩的徐特立，大吃一惊。张治中和他周围的人无不赞叹他生活作风的朴实。张治中与徐特立讨论怎样才能延年益寿时，徐乾讲张治中开玩笑念了自嘲的四句话：“每餐少一口，饭后百步走，讨个丑老婆，活到九十九。”徐乾讲张治中夫人其实并不丑，而且风度高雅。我们从这首诗，可见徐特立与张治中的关系之密切。 　　徐特立做张治中的统战工作不是孤军奋战，他采取包围的策略。除了亲自出马与张治中直接接触，还派共产党员何寿良，利用他与张治中的主任秘书夏维海的连襟关系，通过夏维海做张治中的工作。又派共产党员黄时雨、夏康逵做张治中爱女张素我的工作。 　　徐特立以前与何键有过联系，何键此时政途失意，但这个人的影响还在，当然不能放过。当时湖南国民党内的何键派是纯封建性的，CC派则是在封建的基础上加上了法西斯的东西，故何键派容易为我所利用。徐特立与何键联系后，何键派关键人物刘岳厚与徐特立会谈，在政治上同徐特立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支持办进步刊物《观察日报》，邀请徐特立在省电台作广播演讲，刘岳厚还参加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并担任理事，而且创办《开明日报》，刘岳厚自任社长，任用共产党员黎澍[4]为总编辑。 　　赵恒惕与何键一样政途失意，徐特立和湖南省工委聂洪钧一度把统战工作的重点转到赵恒惕一家。时任湖南省参议院议长的赵恒惕欣然接受徐特立的邀请，出任实际由共产党创办的为共产党培养人才的湖南武冈“战时塘田讲学院”董事长，该院还邀请了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多名各界名流担任董事。还使赵恒惕的异母弟赵君迈(时任湖南省盐务局长)创办《时事动态》月刊，转载了周恩来《论目前抗战》一文。通过徐特立做工作，赵君迈允许了私盐买卖，成立官盐销售所，湖南盐价因此而降下来了，这是赵君迈听了徐特立的话，在长沙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徐特立为首的统战工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 　　徐特立在长沙期间，还与社会名流黄炎培[5]、张西曼[6]等人都有联系。黄炎培由上海来到长沙，到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徐特立，徐特立也到他的住处深谈过两次。当时黄炎培思想进步，徐特立反而劝他保留原来的那些旧的社会关系，以免将统一战线的桥梁割断了。黄炎培后来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工作中果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西曼路过长沙时，也邀请徐特立作过多次长谈。徐特立和他们以诚相见，坦率交谈，团结他们一起抗日，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共产党很好的朋友。 　　徐特立为了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在湖南广交朋友，例如学术界的薛暮桥、李仲融、杨东莼；文化界的张天翼、邵荃麟、曹昂；妇女界的罗琼、王庚玖、梁淑德、孟素等，徐特立常邀请他们参加各界的小型座谈会，他们也曾经邀请徐特立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座谈会[7]。长沙的“文抗会”定期举办“战时常识训练班”，徐特立经常到那里去讲课，还授意“文抗会”组织文化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型座谈会、读书会，对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动员各界人士投入抗日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宗教界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巨赞法师[8]是中国有名的佛教领袖之一，同时也是佛教界有名的学者。1937年，八年抗日战争开始，他辗转经由厦门、香港到了广东。未几，由广东转赴湖南衡阳的南岳。南岳寺庙林立，是佛教胜地。他先在“南岳佛学习所”任教，以此为掩护，参加抗战救亡行列，从事基层民运工作。后来通过田汉的介绍，和徐特立交往，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南岳成立“佛教抗战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等机构，从事组织群众的活动。1940年春，巨赞因办“佛教青年服务团”，自南岳来长沙会见了徐特立。当时巨赞还很年轻，徐特立对他十分的关心和爱护，曾多次去巨赞的住处上林寺，与他谈团结抗日工作，并建议他去延安，然后从延安去五台山(后因种种原因巨赞未能成行)。国民党特务发现徐特立多次与巨赞交往，乃对巨赞予以密切注意。特务质问巨赞：“你和徐特立谈了些什么?”巨赞机智地回答道：“他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唯心的和唯物的搞在一起，还不是争个面红耳赤。”特务警告巨赞，今后与徐特立交往，要向他们汇报。加上上林寺的住持和尚了凡，对巨赞的监视也日益严密，他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返回南岳。临走时，徐特立以刚劲稳健的隶书，写了元人刘秉忠[9]的一首词赠巨赞，表达了对巨赞的厚望[10]。 　　被徐特立在驻湘办事处工作时做过工作的名人，留下了文字记载的还有郭沫若和茅盾。徐特立听说大作家茅盾到长沙来了，认为正是做统战工作的好机会。《新文学史料》第四期记载了茅盾的回忆录：“我正在楼上子通的书房里准备讲演的提纲，忽听楼下的女仆在叫：‘沈先生有客!’我走下楼，看见一位皓首老人，两眼炯炯有神。我不认识他，正想发问，他已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徐特立。噢，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教育家!我紧握他的手问：听说你在陕北呀?他说，才回湖南几天，在这里筹备中共驻长沙的办事处。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我们一见如故地畅谈起来：国共合作问题，战争形势，以及到长沙的观感……徐老还谈到文学，极力称赞我的短篇小说《大鼻子的故事》。” 　　徐特立向一切可以做思想工作的人做工作，从不放弃任何一个，而且效果很好。前面所说徐特立从长沙途经湘潭去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湘潭十三总长丰公油盐号小住一晚，油盐号的几个学徒有幸与之长谈。其中一个叫王汉秋的青年一辈子按照徐特立的教导做人行事，从青春年少到垂暮之年，终生不改。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徐特立的嘉言懿行，在他居住的社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由于他经常到少先队、青年团里作报告，号召大家向徐特立学习，使得青年犯罪率大大低于别的社区。上个世纪末，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研究室的金杰主任为他的事迹所感动，派人慰问采访，有采访记《一蓑烟雨任平生》，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王汉秋终生以宣传、弘扬徐特立的高风亮节为己任的事迹。 　　统战工作还包括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徐特立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期间曾经会见过法国、美国、菲律宾记者，向他们阐明我党的立场。1938年秋，徐特立在长沙会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李蒙夫妇，花了一整天时间回答李蒙提出的关于抗战的许多问题。徐特立趁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八路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和我党的抗战立场和政策。会见完毕，徐特立还破例花了5块银元在一家小酒馆用湖南菜招待了他们夫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38年3月9日到长沙访问，徐特立等人和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1938年4月25日在长沙旅行社会见以克白雷为团长的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使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的记者们明白了中国的胜利就是菲律宾的胜利。徐特立的这些外事活动，对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初长沙大火，八路军办事处迁往邵阳。他来到邵阳后，参加了湖南省委在邵阳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当选为湖南省委委员，此后曾一度担任过省委统战部部长。 　　注释： 　　[1]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克，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陆军二级上将。爱国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当时任第五军军长，毅然开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并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8年抗战期间，他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他力主和平建国，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解救过大批被监禁的党员。建国以后，他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时刻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2]聂洪钧，曾用名聂鸿钧，湖北咸宁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是咸宁县共产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创始人之一。1927年9月，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1月回国后，历任中央农委秘书长、鄂北特委书记、红十军政委、西北军委主席、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湖南省委军事部长兼统战部长、抗日南下支队秘书长、湘鄂赣边区行署主任、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平军事调停处副处长、东北粮食总局局长。解放后历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1964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8月12日因病去世。 　　[3]引自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文章《抗战初期徐特立同志》。该文收入《万世师表徐特立》一书，第284页。 　　[4]黎澍，中国历史学家。湖南醴陵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战争，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曾任成都《华西晚报》主笔、上海《文萃》周刊主编、香港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和《华商报》编辑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出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等。 　　[5]黄炎培(1878-1965)，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早年从事平民教育，以后参加抗战和民主运动，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召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6]张西曼，湖南长沙人。清末首批留俄学生之一。任大学教授多年，翻译有普希金著作。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7]引自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文章《抗战初期徐特立同志》。该文收入《万世师表徐特立》一书，第281页。 　　[8]巨赞法师，是20世纪后叶，中国有名的佛教领袖之一，同时也是佛教界有名的学者。他俗家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苏省江阴县人，18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出生。巨赞幼读私塾，及长就读江阴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同年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他在校时就参加了爱国活动，与当时的前进人士相往还。他大学没有毕业就退了学，返回江阴后，在地方上担任小学校长，主要是从事地方上的民运活动。1930年，他以领导中小学教师罢课游行，遭到治安机关的通缉，是年秋间逃亡到杭州，匿居在西湖的灵隐寺。 　　[9]刘秉忠，元初邢州人，自幼好学，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使，后弃官隐武安山中为僧。元世祖即位后，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以天下为己任，建树较多。 　　[10]引自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文章《抗战初期徐特立同志》。该文收入《万世师表徐特立》一书，第286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