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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哥哥王兆卿

王兆相

一九三三年春夏之际，我们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商洛失败了。我在突围出山后，一边给人干零活，一边要饭，回到照金根据地。 后经中共陕甘特委习仲勋、张秀山同意，我和高照、牛岗三人回陕北工作。 　　我们刚到安边，听说敌人在米脂县城枪杀了六名共产党员。当时虽然不知道遇难同志的姓名，但我很替哥哥王兆卿的安危担心。当我们赶到温家川，找到神木县南区党的负责人乔钟灵同志时，他沉痛地告诉我，王兆卿同志已于八月三日在米脂县英勇就义了。他一面安慰我，一面讲述兆卿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刑场上，他大骂敌人，高喊：“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兆卿生前曾数次回神木开展建党工作，组织武装斗争，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工作帮助很大，他坚定的党性，高尚的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听了这些，我的心像撕裂开一样，悲痛得难以自己。  　　我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回到家里，一进门父亲就问我：“你哥哥在外面怎么样?听说米脂杀了六个学生，我很担心。”我忍痛宽慰父亲说：“没有事，哥哥到红二十六军去了。”第二天，我把哥哥的照片，信函、文件、书刊都收起来。父亲问我：“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我连忙回答说：“我们要组织游击队，收起来好一些。”所以，我父亲在世时，一直不知道兆卿牺牲的消息。 　　(一) 　　王兆卿，字子禄，奶名考试，一九○八年阴历二月十四日生于陕西省神木县王家后坬村。因他脸上有麻子，地下党的同志们都习惯地叫他“王麻子”。在人吃人的社会里，他和自己的家庭一样，遭受着贪官污吏、军阀兵匪的蹂躏和地主恶霸的盘剥，特别是我们村里的—个小土豪，经常欺负我家，所有这些，都在兆卿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兆卿幼年时，体弱多病，父亲听说盘塘镇有个教私塾的尚老先生，精通中医，就让兆卿跟尚老先生一边读书，一边治病。他聪颖敏捷，学习成绩很好。大约在一九二二年春，兆卿考入神木县高小，一九二四年冬，高小毕业后，他听说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办得好，校长、教员都很进步，便于一九二五年春考入了这个学校。在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等同志的关怀帮助下，兆卿进步很快。于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他经常利用假期，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办“平民补习学校”，讲授“平民千字课”。有时以讲故事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唤醒农民的觉悟。兆卿非常关心农民疾苦，乐于为百姓办事，遇到不平之事，他就挺身而出，仗义勇为。假期中，他看到农村赌博盛行，就动员村里乡亲讨论赌博的危害，制定禁赌公约，逐步杜绝了村里的赌博现象。记得一九二九年冬天，我们村有一户人家的谷子被人偷了，兆卿知道后，先到丢谷子的人家里了解被盗情况，又找偷谷子的人进行耐心开导，偷谷子的人悔悟了，把谷子全数送还原主。双方对兆卿都非常感激。不料邻村阎家堡的地主阎万林却勾结我村的小土豪，反诬兆卿是小偷的窝主，企图打击兆卿在农民中的威信。兆卿一点也不害怕，在沙峁镇镇公所，他据理揭穿了阎万林的阴谋，使其狼狈不堪。类似这些民事纠纷，兆卿处理得很多。群众信赖他，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 　　(二)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后，向陕西进军。当国民军一部路过绥德时，该部的共产党员钱清泉到绥德师范动员进步学生参军，兆卿便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军，在甘肃天水受训后，被任命为国民军联军第十三路总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这时，家里接到了兆卿的一封信，因为父母不识字，就让村里一个教冬学的老先生看。因为信中有“束缚”二字，老先生说，兆卿在晚上被绑缚着押走了。父母亲一听可吓坏了，父亲又拿着信到菜园沟，找到兆卿的同学刘锦文去看。刘说，那意思是甘肃人民受着黑暗社会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家里人才放心了。一九二七年，兆卿随部队来到西安。在这里，他与国民革命军驻陕总部政治部保卫部长史可轩交往甚密，史是我党党员，精通军事，给兆卿的教益很深。大革命失败后，兆卿几经辗转，于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间脱险回到家乡，经神木县党组织协助，找到了一个区教育委员的职务。这时，他积极在神木南乡开展建党工作，曾介绍贾怀光和贾怀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神木南乡第一个党的小组。他每年薪奉是一百二十元白洋，但他很少拿回家，多数都用作党的宣传教育费了。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党派兆卿先后到宁夏、内蒙古、山西搞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都在院内吃饭，兆卿突然回来了，这可把我们全家高兴坏了。刚刚坐下，他就说第二天早上要走，父母听后心里很难过。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奉陕北特委指示去寻找红二十四军的，当他赶到神木县城以北时，红二十四军已在府谷县清水河、黄甫一带被敌人打散，只找回几个突围出来的党员。其中的梁子秀、老牛等同志就住在我家。兆卿、老梁和老牛在我村隐蔽期间，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宣传教育群众，组织人民武装——特务队，为开辟神(木)府(谷)地区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二年春，兆卿曾在甘肃搞兵运工作，参加了“靖远兵变”。失败后，他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工作。不久，谢子长同志派他到陕北找特委的关系，他顺便回到家里。我想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父亲不同意，经兆卿耐心劝说，终于说服了父亲。我们临走时，父亲亲自把我们兄弟俩送到了贾家后沟，才含泪依依不舍地回去了。我们到了安塞某地，兆卿见到了陕北特委的马文瑞同志。文瑞同志告诉兆卿，特委决定留他在陕北工作，兆卿服从组织决定，便给我和王兆贤、王金泉交代了行走路线，鼓励我们继续前去寻找红军。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兄弟俩的永别啊! 　　我们和兆卿分别以后，找到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见到了谢子长总指挥。当他知道我是兆卿的弟弟时，向我说：“王麻子这个人很好，我们是在靖远认识的，他很勇敢，敢说敢做，搞兵运工作很有经验。” 　　(三) 　　我之所以能走上革命道路，同哥哥兆卿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年幼时，他是我的保护人，只要有他在，其他的孩子就不敢欺负我；长大以后，他是我的引路人。兆卿知识渊博，说出的话很有道理，使人信服。我羡慕哥哥的才智，敬仰哥哥的为人，向往哥哥所走的革命道路。 　　一次我和兆卿哥哥一路回家，他说：“你早念几年书就好了，那样你就可以当一名小学教员，照顾家里，我出外活动也就放心了。”我说：“那我才不干呢!”他问我：“那你干什么?”我说：“干革命!”他惊愕地问：“你懂得什么是革命?”我说：“你不是经常说打倒军阀，打倒豪绅就是革命吗?”他说：“你要读点书，多懂点社会知识，再说，在家里也可以革命嘛!”后来，哥哥兆卿还告诉我革命斗争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说：“我们这些青年人，做革命工作没有经验，做过不少蠢事，如在大革命中，一方面敌人力量强大，另一方面我们和军阀搞统战时，只知道动员人民拥护他，不太懂得掌握兵权的重要，只知道给人家做政治工作，不太懂得人家还会翻脸。结果人家一翻脸，就一脚把我们踢开，甚至杀头。有时，我们又当着军阀的面，喊打倒军阀，抗捐、抗粮，那些军阀听了就不高兴。”他谆谆嘱咐我，在红军里要好好干，要能吃苦耐劳，打仗要勇敢顽强，机智灵活，要随时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他还说，走路时，要注意随时应付突然碰到的敌人；休息时，既不能在低洼地方，也不要到太突出的地方，既要隐蔽，又要便于观察。问路一定要找农民，不要找流里流气的人。问话要客气，问完要道谢。他还说，干革命，就要一心想革命。他说在天水时，一次要他去当县长，他想自己要革命，不去做官，就毅然拒绝了。哥哥兆卿给我讲的许多革命道理，以及他的革命行动，对我的影响很深。如今回想起来，哥哥的言谈笑语，犹如昨天一样。 　　兆卿哥哥为革命已经牺牲五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过去曾激励我为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而斗争，现在仍激励着我为四化建设而献出余生!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