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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范对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性贡献

郝 琦① 张春海②

【内容提要】刘景范为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积极解决边区党政军民的生存问题；考察运销食盐路线，解决运盐问题，有效增加了边区的经济收入；对解决边区的金融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并被采纳，保证了边区经济的正常发展；刘景范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建设厅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刺激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中，组织疏散，保存了用于反攻的实力；动员群众运送军粮，搞好后勤工作，有力地支援了西北野战军的解放战争。 　　【关键词】刘景范；建设；保卫；陕甘宁边区；贡献 　　刘景范是陕北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和杰出领导人，是一个很有领导和组织才能的“多面手”，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参议会秘书长、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司法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前委委员、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为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积极解决边区党政军民的生存问题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落后的穷苦地区。土地革命前，由于军阀的蹂躏，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广大民众生活极端困苦，农村经济几乎处于枯竭状态。经过土地革命，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减少了数十种苛捐杂税，但仍然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因为地主军阀的反革命武装，不断地对革命人民实行围剿，大肆烧杀掠夺，使农村经济继续遭到破坏。所以，在边区政府成立前，陕北农业生产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一是荒地较多，二是牲畜大量减少，三是纺织、驮盐各项副业被严重破坏，尤其是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一切工业用品全靠外来。③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发展国防经济，充实抗战力量，团结广大民众，推动民主政治，以刘景范为主要领导的边区政府建设厅采取多种措施，带领人民积极开展生产活动，解决边区党政军民的生存问题。 　　(一)制定刺激农业生产的政策 　　抗战时期，边区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从法律上确立了边区土地在私有制原则下，所有权和支配权的统一，建立起自己的土地政策，这是边区经济顺利发展的制度保障。④同时，政府采用“互助合作”和树立劳动英雄的方法，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推动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 　　(二)移民边区，鼓励开荒 　　边区的土地资源是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不足，边区政府和建设厅发展农业的主要政策是移民边区，开发和利用可耕地资源，通过大量的移民和开垦荒地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三)发展农贷事业 　　1941年1月，边区政府决定废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发行边币。边币成为在边区流通的货币本位后，边区银行开始采取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办理农贷业务，这种灵活的农贷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贷的效率，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边区政府和建设厅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技术。首先，兴修水利工程。1939年4、5月间，陕北地区天旱少雨，建设厅为预防旱灾，拨款二万元，倡导各县兴修水利，派水利专家到县里，筹划、协助群众建造水井，挖掘水沟。并在各县设立水利委员会，管理、研究水利问题，防旱灾于未然，边区在靖边成立了靖边水利建设局。其次，改进农业耕作方法。提倡多耕、深耕、细耕，提倡利用多种途径积肥，用黑豆油、老麻油搅拌籽种制造人造肥料，提高土壤肥力。最后，通过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等方法来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措施得当，1939年秋后收入折合细粮9，872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生存问题。 　　通过包括刘景范领导的建设厅在内的边区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成功地解决了近200万军民的吃饭和轻工业的原料问题。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62．6万亩，扩大到1945年的1425．6万亩，8年时间几乎翻了一番。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37年126万石，1944年达到175万石，增长39％，1945年遇到自然灾害，收获量仍达到160万石⑤。1941年达到自给有余，1945年则基本实现“耕三余一”的目标。 　　二、考察运销食盐路线，解决运盐问题，努力增加边区的经济收入 　　盐是边区“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之一，盐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指出：“盐是边区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维持生产，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⑥。” 　　为了增加边区的经济收入，1941年5月，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边区政府动员运盐，计划1941年全年运盐30万驮(每驮150市斤)。5月底，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派刘景范赴陇东巡视，了解并敦促运盐计划的实行。 　　当时的陇东，被敌人重重包围，封锁得很严，特别是粮食封锁得更厉害，也使得边区的盐运不出去。刘景范一到庆阳就和陇东专员马锡五等同志一起做运盐的动员工作。他了解到陇东敌人的封锁、土匪的抢劫、运盐发生的亏损、干部群众的疲劳等具体困难，将运盐的路线、路况及老百姓牲畜力量不够、缺少本钱等实际困难，一一作了详细地研究。经过动员安排，刘景范与陇东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解决，要求在不妨碍农时的情况下，于年底运完20万驮盐。同时他了解到陇东当时正处于旱灾，环县、曲子、华池等地群众没有本钱，要按时完成运盐任务，光有热情和干部的辛苦是不行的，必需有相当的政策支持。刘景范向西北局书记高岗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汇报，他请边区政府配合，发动党政军民特别是商民多设盐店，在贸易局领导下有计划地收买，代集散，代运销，防止市面拥挤而发生跌价，影响再运。同时他请示边区政府，要求为陇东运盐放无息贷款，流水账贷，多发运盐代价券，从驮盐时开给运户，销后收款，可不算利息，刺激其多运。为节约运盐成本，他们动员运户自带粮食与草料。给各家客店做出规定制度，不得过于剥削脚户。 　　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巡视与调查工作，与陇东专署配合，有效地解决了运盐中的各种问题，陇东能够完成运盐任务，使边区政府的运盐工作完成了三分之二，保证和增加了边区的经济收入。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边区的食盐生产年均近40万驮(每驮150斤，每斤24两)，有的年份达到60万驮左右，成为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1943年出境的盐占出口总值47．4％⑦。 　　三、对解决边区的金融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并被采纳，保证了边区经济的正常发展 　　1939年1月起，刘景范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他在实际工作中及时发现有关财经问题，正确把握政策，与有关部门共同解决问题，保证了边区经济的正常发展。1941年刘景范在陇东动员、调查运盐的过程中，了解到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对边币(边区政府发行的货币)扰乱非常厉害，致使边币贬值，是造成市场混乱，物资匮乏的重要原因。为此他向边区政府建议： 　　(一)边府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布告边区党、政、军、民，严格执行金融法令。并命党政军当局经常派大员赴各地检查，如有违犯，严加惩办，特别是公营企业，决不能宽容。 　　(二)政、军、民所取得法币均交银行调剂周转。银行在各食盐、土产进出口地方设立兑换处，便利入边区买卖商人兑换边币。银行亦可以吸收大量法币。法币除在边区内禁止使用外，兑换自由，进出自由，任何人不得强迫兑换或没收等。这样便能提高边币，巩固边区金融。他的建议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1941年10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巩固边币稳定金融颁发的训令(秘密)》中规定：“允许外币的自由买卖”，“边区银行总分行、贸易局总分局可于各重要口岸进行调剂”。1941年12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布告。 　　刘景范的建议被采纳后，边区的金融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稳定了边区的财政经济秩序，保证了边区经济的正常发展。 　　四、刘景范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建设厅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刺激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为了发展农业、工商业，必须同时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以沟通边区内部的物资交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边区重视兴修道路和发展运输业。在边区建设厅之下设立了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局“在三边、陇东、绥德及关中四个分区，设立交通运输分局，督促该分区的组织动员工作，指导运输事业，使其有计划地完成运输公私盐的任务：在定延、庆定及消靖三条主要道路上，各组织一管理局，将全边区的运输工业，有机地联系起来”。从1937年开始，边区政府有计划地每年投入资金和动员民工修筑公路⑧。1940年修通延安至沟槽渠的土平路50公里，定庆路及至西华池支线330公里；1941年完成庆定、庆临、延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1000公里大车路的交通网；1942年修通和改善了定延、庆定、清靖等交通最为繁忙的干线。新筑公路长度128．5公里⑨。各交通要点，还设立了运载站、骡马店和草料店等，保证了运输的畅通⑩。 　　在修筑养护道路的同时，政府鼓励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投入，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譬如对私人投资交通运输业的政策就相当优惠。私人投资范围可以“包括骡马店、大车、鞍架、毛口袋、制造厂、兽医院以及其他一切交通运输工业”。私人企业“欲发展若无资金周转者”，政府给予贷款，“交通运输局对所投资之私人企业，不取分文利息”。“接受投资之企业，如遇天灾人祸及其他人力所不能预防之损失，交通运输局可酌情再给予相当数目的资金以继续其业务(11)。” 　　在政府的鼓励下，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组织活跃在边区的公路、土车道和驮道上，计有：个体群众运输队、合作社运输队、部队和机关运输队。当时的运输动力和工具主要为牲口。个体群众运输队共拥有49，237头，边区运输合作社共拥有牲口6，267头，部队运输队拥有牲口l，208头。边区政府拥有205头，四类运输队拥有牲口合计56，900余头。其运输能力，按每头畜力一驮平均220斤计算，为6．5万吨，折合成4吨载重汽车，相当l．63万辆，相当可观。1943年边区仅食盐运输即达4．46万吨(12)。 　　边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 　　五、刘景范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刘景范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46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刘景范担任了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常委、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彭德怀领导下负责西北野战军的后勤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转战陕北、消灭国民党胡宗南匪军，解放大西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之前组织疏散，保存了用于反攻的实力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6年11月1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任命刘景范为主任，并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战争动员、粮秣被服筹措、医疗救护、后方勤务及组织坚壁消野、疏散人员物资等任务。“总动委”成立后，边区的疏散工作迅速展开。 　　首先，疏散粮食。边区军民经过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实现了丰衣足食，边府在延安屯粮不少，刘景范等动员群众把粮食疏散到离延安百十余里的农村，到年底就疏散了443万余斤，其他县城的粮食也进行了疏散。 　　其次，疏散物资。把延安的棉花向安塞、子长、志丹县农村疏散，黄金、银元、布匹、纸张、印刷厂与机器设备向晋绥疏散，药材、皮革、肥皂、火柴就地掩埋保藏或运走。这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刘景范直接领导把陕甘宁边区几年内积累的200多驮重要物资(包括10万两黄金)，转移到清涧县紧靠黄河的双庙河村，后来将这些物资的大部分运过黄河，秘密安置起来(13)。 　　最后，疏散人员。开始群众大都不相信国民党能占领延安，普遍不愿离开，仅部分单位的人员和家属向紧靠晋绥比较安全的几个县疏散(14)。1947年初，形势更趋紧张。3月初，胡宗南主力集结于宜川地区准备进攻延安。8日，延安各界再次召开动员大会，中央和边府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和附近各乡农民及自卫军队员1万余人参加，林伯渠主持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粉碎蒋介石、胡宗南对延安和边区的进攻。之后，又疏散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6684人。延安的工厂、商店、医院也都迅速撤离。边区政府召开专属及县领导会议，布置群众“坚壁清野”，要对敌人进攻边区和延安保持高度警惕，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搞好拥军优属和深入战争动员，从长远考虑加强战备。各县也做好疏散工作，县城周围及大道两旁都搞“坚壁清野”。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封闭水井，把粮食、棉花、农具等物资都埋藏起来。 　　反复深入的战争动员和人员物资疏散，对日后西北野战军反击敌胡宗南部的胜利作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为保障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供给起了重要作用。 　　(二)动员群众运送军粮，有力地支援了西北野战军的解放战争 　　我军撤离榆林后，集中8个旅的兵力，预设在沙家店地区准备歼灭孤军南下之敌。毛泽东主席很关心后勤工作，在参加野战军总指挥部研究沙家店作战部署会议时，专门询问刘景范部队吃粮有无问题?刘景范报告毛泽东：困难可以克服。会后，刘景范等即动员米脂、镇川等地的数千民工和上千头毛驴，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把附近粮站的粮食迅速集中到沙家店一带。在镇川堡粮站抢运粮食时，遇到敌人包围，在群众的帮助下，脱离危险平安转移出去。沙家店地区的群众，挖出自家地窖的粮食，摘回地里未熟的瓜菜，一穗一穗地剪下谷子，连夜炒干磨面，送给部队食用。这次战役转运伤员和处理战场善后任务较重，轻伤员送往就近野战医院救治，重伤员用担架民工送晋西北治疗，由于后勤供给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所以直接支援了解放战争。此战役解放军共歼敌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作战转入反攻作战的开始，也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由于后勤工作的出色完成，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主力的作战，“使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不仅收复了边区绝大部分失地，而且解放了黄龙，巩固了晋南，使我们有了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块根据地和人力物力较丰富的晋南及黄龙地区，作为支持战争的主要基础(14)”。 　　(三)动员群众支援前线 　　为了保障后勤供给，刘景范以边区政府副主席兼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的身份，协调军队和地方干部作了大量工作，动员干部群众踊跃支援前线，仅1948年一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人民为前线部队提供了240万石粮食，军草1亿多斤，军鞋15万双。边区广大群众组成随军担架6，633副(两月一换)，临时担架15，582副，随军运输牲口5，541头。每个劳动力和畜力平均为战争服务两个月。同时后勤部与后方联系，组织支援前方大量的弹药，炮弹、手榴弹、子弹和炸药。医药用品主要也是靠后方支援，大量的西药、中药、纱布、棉花、绷带，保障了救治伤员的需要。后勤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支持，刘景范在总结边区支前的报告中说：“我们有三百多万人民的援助(陕甘宁边区一百多万，晋绥边区二百多万)。”后勤工作的雷厉风行，为整个西北战场的胜利提供了极为可靠的物质保证。 　　(四)筹集药品救治伤员 　　在1947年内线作战的一年中，以刘景范为领导的后勤人员在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后勤部的大力帮助下，筹集了大批药品，其中药水15，592磅，针剂57，500余支，器械28，990件，药棉19000磅，纱布4，500余丈。尽管战斗与转移频繁，伤员救治任务繁重，但医务人员不怕牺牲，奋勇抢救，精心护理，全年救治伤员21，694人。部队防病治病工作成绩突出，我军撤离延安后，大兵团聚集山区，连续作战，人员疲劳，物质条件差，缺粮少菜，营养缺乏，加之山区寒冷，指战员多裹衣露宿，致使疾病增多，发病12，674人，占70．4％。为减少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直接影响，野战军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对防病治病十分重视，病员入院后都能得到良好医治，治愈率达83．8％(16)。 　　1948年我军转入了外线作战以后，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在供给方面，贯彻中央“我们的后方在前线”的指示，实行以战养战、就地供给和统筹统支的方针，为做好后勤保障创造了前提条件；采取措施保障军械弹药；医疗卫生工作克服了人员、药材与装备不足的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在卫生防疫、战场救护与干部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此外，刘景范协助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权，执行精兵简政工作中，坚决落实了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原则，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总之，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刘景范从一名普通的革命者，成长为陕甘宁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为边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西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郝奇：延安大学马列学院党委书记。 　　②张春海：陕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会员。 　　③齐心、张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④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⑤边区建设厅：《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1页。 　　⑥毛泽东：《关于边区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⑦资料来源：《关于盐务问题的报告》(1942年)等，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313页。 　　⑧李智勇著：《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4页。 　　⑨《三十一(1942)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陕西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713—724页。 　　⑩张建儒、杨健主编：《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11)《三十一(1942)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0—712页。 　　(12)《三十一(1942)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0—797页资料综合。 　　(13)姜安：《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传奇》，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 　　(14)刘景范：《回忆解放大西北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15)刘景范：《在西北野战军纵旅供给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8日)》，《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16)刘景范：《回忆解放大西北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第一卷，第329页。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