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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李鼎铭

王天丹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建立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抗日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建立“三三制”政权，为党与党外人士进入政权机构提供了可行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证。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适时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不仅使李鼎铭能够作为中间势力和开明绅士的代表进入边区政权机关担任要职，而且也带动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被选入边区各级民意机关，与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发挥了进步、积极的作用，为整个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研究毛泽东与李鼎铭的交往活动，探寻“三三制”政权的历史意义，总结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成功经验，为现阶段实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一、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为李鼎铭进入边区政权组织创造了政治条件 　　关于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率先倡导的，该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也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抗日战争的初期，边区的政权实现了从工农民主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转变，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由工农民主政权脱胎而来，几乎都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没有党外人士参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逐步完善。特别是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纲领性的论著，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特点和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了科学、准确的分析，从理论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基本的问题作了科学明确的回答，阐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随之，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使我党又进一步了解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基本政治态度。值此期间，毛泽东又于1940年3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指示，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正确政策，采取了有斗争有团结的策略，达到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了斗争胜利；明确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原则是：在人员构成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个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实际上是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的具体实施。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斗争策略，敢于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诚然，实行这个策略，尤其对中间势力的认识，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是在逐渐深化和明晰，共产党是察觉到在统一战线内部，由于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因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采取的立场就不同，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势力。但究竟如何来正确地对待他们，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党内同志的看法却不十分一致，甚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党内一度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一部分同志还错误地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或将要破裂，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已投降日本，忽略团结中小地主，甚至把中间势力也看成顽固派。他们主张在政治上还要实行工农民主政权，反对实行抗日民主政权。所以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①他认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人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对上述三部分力量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同于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他强调：“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②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方针和政策，反复强调：对于党外人士，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③从此，以“三三制”政权为特点的组织形式，具体实现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心理和设想。其结果，毛泽东在1941年5月8日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所总结到：“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正是由于党中央制定了这种正确政策，也就为李鼎铭等一大批党外人士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先决条件。 　　二、毛泽东与李鼎铭先生的交往情谊 　　李鼎铭先生原来对共产党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持怀疑态度。抗战初期，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战力量，我党通过各种渠道尽力争取李鼎铭这位被人称为“东区一卧龙”、“银州一圣人”的在陕北有影响的人士。特别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县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爱护人民，令他赞叹不已，他称“这是天下少有的军队。”我军深入敌后，抗击日寇，平型关一仗，大败日军威风，大长我中国人的士气。相反，国民党丧师失地。先生从思想上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革命政党，彻底改变了过去对共产党的怀疑，并且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8年夏，李鼎铭父子一致认为八路军纪律严明，仗打得好。李先生认为共产党做事得人心，尤其佩服我党的领导人，说他们治国有本领，毛泽东等领导人比历史上那些人更有远见、更有本领，而国民党差之很远。1939年，他的二儿子李力果(我党早期党员，时任山西新军四纵队副司令员)由山西返延安途中回家探亲，又给他讲了我党自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如何由胜利走向胜利。他还鼓励父亲多学一些马列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这使他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毛泽东更加敬佩。此时，李先生虽未与毛泽东谋面，但可谓深交已久，且从思想上做好了与我党合作的准备。 　　基于理论上的成熟与实际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得到实施。1941年边区举行第二次民主选举，这次选举称为“三三制”的选举。李先生在这次选举中被推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和边区参议会议员。1941年11月6日，李先生在延安参加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第一次见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三十分钟的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党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位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开动脑筋，贡献抗日救国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毛泽东的胸怀也深深地打动了李鼎铭先生，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和边区面临的经济困难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案。“精兵简政”议案提出以后，在当时还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的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非常重视，他不顾陕北隆冬的严寒，在灯下反翻阅审这个提案，用红笔圈划重要段落，又一字一句地抄写了自己的本子上，在其旁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④由于该议案引起了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重视，他还亲自看望李先生，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中共中央将对“精兵简政”进行研究，作为一项政策，在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议案在参议会上终于通过，并交政府实施。随后，中共中央专门讨论和制定了相关政策落实和执行。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的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⑤此后，“精兵简政”作为共产党的十大政策，在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1942年9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都进行了这项工作，但仍有若干根据地认识不足。他警告说：“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⑥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根本理由及其实行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为深入推进此项工作扫除了思想障碍，使此项政策得到进一步推广和落实。正是由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使毛泽东与李鼎铭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 　　经毛泽东亲自提名，李鼎铭先生在第二届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由此公务繁忙，无暇回家，于1942年1月8日回米脂故乡，同年3月20日携眷返任。这次回乡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了当地政府，把家属全部接到延安，以专心理政。毛泽东闻知，即派专车将他接到杨家岭驻地，问他搬家情况，他说把财产全部交给当地政府了，毛泽东说留一点吧!他说一点不留，毛泽东高兴地称他为开明绅士。22日晚边区举行盛大晚会，欢迎从绥米归来的李副主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出席了晚会，李副主席讲了话，按着鲁艺评剧院演出全本《四郎探母》，晚会圆满成功。 　　李鼎铭任副主席后，毛泽东与李鼎铭先生的交往日益密切，对李鼎铭关怀也日益增多，李鼎铭每次来杨家岭，毛泽东即从百忙中抽时间接见他，给他讲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他总是认真听。毛泽东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副主席，并指示有关部门在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统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继承自己的医术。经毛泽东同意，党派地下工作人员将大儿子李振三全家接回延安与其家人团聚，随后安排李振三到延安农具厂(兵工厂)担任副厂长。李鼎铭高兴地说：“共产党真行!我感谢毛主席，感谢边区政府。” 　　李鼎铭也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其他病症，发作时病得胳膊都抬不起来，经西医多方治疗仍不见效。李先生精通中医，为陕北名医，他主动到杨家岭为毛泽东看病。切脉后，他说吃几副中药就好了。那时中西医矛盾很大，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同意毛泽东用李鼎铭开的中药。但毛泽东相信李鼎铭和他的医术，坚持把中药吃完。果然见效，疼痛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以后主席有病，就让李鼎铭来诊治。有一次毛泽东胃病和关节炎同时发作，李鼎铭就用中药加按摩的办法加以治疗。为加强效果，毛泽东欣然同意在阳光下按摩。在治疗过程中，他们深入地谈到了中医治病的道理和边区医学的发展问题。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赞到：“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毛泽东身体慢慢康复，同时也学到了很好的中医保健知识。因此毛泽东不仅自己相信李鼎铭，而且还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看病，他还到处讲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爱护中医、扶持中医，要求西医要学习中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医研究会和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药社。毛泽东还支持李鼎铭开展医疗工作，还将友人送他用于滋补身体的人参送给李鼎铭让其配药使用。 　　除了医术，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学识也很赞赏。一次在延安的中央党校为一个哲学问题发生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古老哲学是玄学、哲中学，没有辩证唯物论。范明将军坚决反对这个看法，谁都不能说服对方，因而，双方产生矛盾冲突，无法解决。中央党校安子文主任忙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为此找范明谈话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不无独到之处，但论证还不够充分。李鼎铭先生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中医内经中的阴阳五行气远等学说，颇有新意，你不妨拜他为师，学学中医理论，可能对你有所补益。”还亲自为李鼎铭写了一张条子，让范明去拜老先生为师。李鼎铭和他亲切交谈后，又拿出几本中医经典让他学习。范明很感激，认真读了这些书，从而不仅在哲学上有所收获，而且在医学上受益匪浅，成为一个会看病的军官，人称“郎中将军”。 　　李鼎铭非常关心共产党的前途，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1944年3月下旬，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指示把郭沫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论李自成得失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印成册子，人手一份学习。他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一个流血流汗18年打下的政权，居然没几天就土崩瓦解，这个错误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犯不起的!同志们更要引以为戒……”⑦为深刻研究和借鉴李自成的历史和成败，李鼎铭先生将米脂县知名绅士和学者李健侯自1926年动笔撰写的35万字的《永昌演义》推荐给毛泽东，请其阅评。毛泽东接书后，很重视，不仅读了，“并且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⑧1944年4月29日，他又给李鼎铭先生亲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热情溢深地赞扬这部宏篇巨著，充分肯定了《永昌演义》作者李健侯先生的功劳，同时又赞颂了农民革命运动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建议作者运用历史唯物史观对该书加以修改，毛泽东还请李健侯来延安观光，并送李健侯边币200元以资鼓励。这也是毛泽东同李鼎铭关系密切的有力见证。该书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已于1984年公开出版发行。 　　李鼎铭很敬重毛泽东，毛泽东也很尊重李鼎铭。在1942年至1943年春节，群众闹秧歌时，举的肖像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还有李鼎铭的像。在延安很少有为领导祝寿的活动，但毛泽东却为李鼎铭先生祝寿。1944年9月28日李鼎铭生日时，毛泽东和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同志到家为他祝寿且一同用宴，餐后同李家的亲属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走后，炊事员王之福站在门口望着远去的毛泽东激动地说：“共产党一定能胜利，毛泽东这样大的官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握手，真了不起，革命一定能成功⑨”。1947年李鼎铭随军在转战陕北和晋绥途中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马文瑞代表组织到病榻前探望，问他还有什么愿望，在弥留之际的李老先生，没有别的要求，他只说：“我想见毛主席，那怕不说话，看上一眼……”⑩他临死都想见一眼毛泽东!转战途中，毛泽东路过米脂时也曾询问李鼎铭先生的情况，足见他们互相的感情之深。 　　三、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鼎铭对陕甘宁边区的贡献 　　李鼎铭先生幼年聪明好学，知识渊博，早年在家乡办学行医，拥护三民主义，提倡放足、剪发、禁赌、防匪、破除封建迷信，曾任教榆林中学，在桃镇创办区立桃花峁初高级小学，并担任校长。为我党培养了高岗、刘澜涛、郭洪涛、李力果等一批高级干部，在米脂县城创办“常春医馆”为家乡人救命送药，成绩卓著，甚得当地乡亲赞许。他还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救人危难，为人刚直不阿，为民请命，造福乡里，在米脂有口皆碑。1925年，当地百姓敬赠他“造福桑梓”和后来送的“济世神医”的巨匾称颂其功德。 　　李鼎铭先生深明大义，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于救国的热诚，毅然走上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的道路。进入边区政府，担任副主席后，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关怀下，其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政治上更加成熟。李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为党中央视为重要政策，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他身体力行担任边区总整编委员会委员，并同林伯渠一起主持会务，领导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从1941年至1944年，边区先后经过三次精减冗员，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抗日战争的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对边区乃至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李鼎铭对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做出了贡献。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后，除襄理边府政务外，对医疗卫生卫生事业尤为重视，一方面坚持发挥自己擅长本草方剂之术为边区军民看病，另一方面则全力加强边区卫生事业建设，提出了“救病第一”的理论主张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卫生方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响应“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他打破传统习惯，亲自举办中医训练班，将数十年积累的行医经验和全部中医良方悉数贡献公开于社会，并请中医世家公开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为广大群众服务。他努力推进边区医疗工作，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铭鼎先生为边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他全身心地投入边区的建设，深入乡间调查研究、进入机关部队了解情况，提出和推行精耕细作、推广养蚕、种棉造林、纺毛织布、安置难民移民、开荒种田、动员全区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持部队开荒生产，促进了边区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他还重视文化建设，支持各级政府办学，实行民办公助办学政策，扫除文盲培养人才，普及卫生科普知识，推动了边区经济和文化建设。 　　李铭鼎公正直言，衷心支持党和政府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 　　1942年5月下旬，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抵达延安。参观团中不少人对共产党心存疑虑，所以在一次毛主席出席的座谈会上，他们特别要求李鼎铭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诚恳地对他们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任何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是副主席，但同时也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是为人民着想，二是为政府着想，三是为共产党着想。从这次整顿三风可以看出，共产党已是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11)他激动地说：“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12)士绅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边区采访，问李鼎铭先生：你一个地方人士，在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李鼎铭笑着回答：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议案，毛主席同意了，议会也通过了，并且表示“我继续在政府尽力工作，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前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进步。”(13)事后，外国记者对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14)由于李鼎铭的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荣誉。 　　1943年在李鼎铭62岁生日晚宴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赠诗：三祝华封非偶然，连绵福泽岭梅先。寿身仁术兼国医，道德胸藏字五千。赞扬先生德高望众，知识渊博，医术高超，能治国安邦，贡献非凡，为人敬仰。 　　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恩德同志的大会上讲《为人民服务》时，又一次评价了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他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948年2月25日，为纪念不幸病逝的李鼎铭先生，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上，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李鼎铭先生对边区建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亲自为李鼎铭先生写了挽词：“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15) 　　毛泽东通过与李鼎铭先生的亲密交往，明察到爱国民主人士的真心和情怀，总结到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经验，认识到我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再一次充分肯定且明确指出：“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同时，李鼎铭在与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了解到领袖的思想和愿望，与党肝胆相照，敢为人先，为党献计献策，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交往情谊已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且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研究和纪念，将永远铭记史册。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④惠金义：《毛主席和李鼎铭先生》，《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 　　⑤《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的提出和实施》，《文献与研究》，1983年第2期。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1页。 　　⑦《党史信息报》，2001年9月5日第480期。 　　⑧常银山、常龙编著：《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⑨常银山、常龙编著：《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⑩常银山、常龙编著：《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11)《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2)常银山、常龙编著：《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78页。 　　(13)[英]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转引自《李鼎铭研究资料选》第171—172页。 　　(14)李维汉：《同李鼎铭合作共事的回忆》，摘自《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 　　(15)常银山、常龙编著：《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